中国忧思录

我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定有不少人说我危言耸听。他们会说现在形势多好啊，安定繁荣，一派祥和。但我们现在遇到的危险，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危险往往都是来自外部。那种危险往往伴随着刀光剑影，伴随着冲天的烈焰和隆隆的炮声，是明显的，它能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失去家园的痛苦，感受到泪水和鲜血相伴的死亡，感受到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现在不同，我们都处在和平的氛围之中，我们的各种媒体都在宣扬太平盛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中国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是不容质疑的。但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积累的各种问题也开始凸显，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只是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讲成绩，不愿谈问题。天天形势大好，处处吉祥如意。只到有一天，问题大了，爆了，无法掩饰，才手忙脚乱起来。比如近一阶段频频发生的杀童案、灭门案，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你单纯把他理解成一小撮坏分子的丧心病狂，未免就太过于简单化了。这是社会深层矛盾爆发的一个征兆。动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动荡只是社会溃败的一个表象，更可怕的是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就近期校园被袭事件采访时说：“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总理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其表达的决心和信心也让人刮目。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却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里，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矛盾产生背景作一个分析，同时也给我们每个国民特别是执政者一个提醒。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明显地滞后了。比如权力的过度集中，这是我们几十年来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权力的集中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保障社会的有序和稳定，可以使社会的运作变得迅速和高效。但另一方面，权力又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被西方政治家提出也被东西方的社会行政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腐败也日益严重。我们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腐败问题又不是单纯的吏治问题，它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溃败。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的民族，但几千来一直没有解决好官员的腐败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官吏的选用问题。我不赞成中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却每每让我们失望，他们至今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曾经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经济模式，我们也应该能创造出让世界钦佩的政治模式。我从不怀疑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我们在政体改革上举步维艰，是因为我们的顾虑太多。但这种迟缓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对称，使得政治体制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桎梏。二者的矛盾日益突出，并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显现出来。我们的官员、政府和普通民众的矛盾，企业、资本和员工的矛盾，以及贫富矛盾、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矛盾等等，都能在体制上找到根源。因而政治体制不是要改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和什么时间改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民族对处理这一问题有着足够的耐心，我们同时也有理由相信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也一定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去处理好这一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后续进程，更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二、信仰的缺失与教育的苍白
西方人信奉上帝，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信奉真主。他们都有着普遍的宗教心理。尽管马克思把宗教称作麻醉人民的鸦片，但换一个角度想一想，人类是需要一个精神偶像的。他让人能够在追求的过程中拥有目标，同时也有了某些禁忌。虚无缥缈的神灵代表了道德的规范，也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监督。虽然就其实际情形而言，虔诚的宗教徒毕竟是少数，他们更多的是从上帝那里去寻找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安慰，这对于调节人类的行为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呢？我们没有全体信奉的宗教。这使得我们在探讨外部世界和加速发展方面可能少了一些禁锢。但另一方面，缺失宗教情怀，人们也会变得大胆，变得没有敬畏之心。建国以后，我们的政府曾经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也曾产生出类似宗教信仰那样的效果，甚至于在饥饿的年代里我们的国民都没有怀疑过崇高的理想。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支配之下，我们渐渐忽视了对民众精神的关注。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我们迅速的、毫无悬念地进入了“以金钱论英雄”的时代。我们更多的关注物质利益，我们精神的旗帜已经渐渐褪去它昔日的鲜红。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理想，甚至于丧失了最基本的善恶观念，变得自私、冷酷、虚伪、浮躁、和贪婪。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生前也曾对此忧心忡忡，他一再敲响警钟“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但我们的整个国家就象一个脱缰的烈马，它也许听到了这个老人的提醒，但它已经停不下狂奔的脚步了。
这是一个全民逐利的时代，大家都相信金钱，于是一些人用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方式完成了原始积累，而一夜暴富的人成了大家争相效仿的明星。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金钱成了唯一的目标，道德、理想统统被踩在脚下。在物质的摩天大厦旁边，精神就如一间低矮的茅庐。不单如此，它甚至于还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和嘲笑。而拥有金钱的人，似乎也拥有了对道德的评判权，他们纷纷抢占道德的高地，然后对芸芸众生指手画脚品头评足。
信仰缺失的另一面就是教育的苍白与软弱。
邓小平生前曾经为教育问题忧虑，这个忧虑不是杞人忧天。现在看来，现在的教育确实到了大病缠身的时期了。我说的教育，不是狭隘的学校教育，它包括了对整个国民的精神塑造和道德培育。我们一直鼓励大家挣钱，却没有教会他们生活，这是教育最大的失误。而这个失误的代价将会使我们整个国家陷入文明的低谷之中，我们所有的建设成果都将变得苍白变得无足轻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不尊重道德和法律，将成为我们社会群体的顽症。他们只相信金钱，相信权力。这是一个“金钱通吃”的时代。只要你永远足够的金钱，你也就占据了社会的高台，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甚至于政府都会围绕你旋转。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那些劣迹斑斑的富翁老板，老是出现在报刊屏幕上，被许多记者追捧。这一点甚至连中央的媒体也不能免俗。其实在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也绝对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无限风光。比如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打击豪强，不让他们做大。还有他们的房屋、服饰也都有诸多的讲究。比如商人再有钱，也不许穿大红大绿的颜色。这实际上是不提倡大家都去发财。我不主张对富豪实行权力上的限制，但我们绝不能让其因为有钱而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更不能让其成为大众膜拜的偶像。否则我们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就会彻底崩溃，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三、贫富的悬殊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跃进，但是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利益的不均衡，使社会成员由原来的共同贫穷而逐渐走向了两极分化。资料显示：在目前的中国，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社会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也就是说，中国的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２００４）》指出:“最高收入１０%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４５%，而最低收入１０%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１.４%。”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差距达到了３２.１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内需不足，居民消费不断下降，产能相对过剩。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税收逆向调节，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比重由10年前的49%增加到60%。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5以上，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超过0.4为警戒状态，如果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眼下的中国正处在危险的边缘。
社会学家指出，社会的稳定依靠的是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太少了，这个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改革开放，造就了数以万计的超级富豪，却没有培育出亿万计的百万富翁。这是改革开放最不成功的地方，也为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为官不善，为富不仁，则进一步加剧了贫富矛盾。
国家的富民政策几乎年年都出台许多，这表现了中央政府对多数民众利益的关切。但这种关切往往比百姓的要求滞后，在加上地方政府不能很好的贯彻中央政策，甚至于在很多时候不是让利于民，而是与民争利。比如在税收上，在房地产上等等。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国家贫穷，而是因为国家太富了，国富而民穷，于是社会就滋生不满情绪，瓦岗一闹，天下遂亡。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的国家现在也与此相仿，藏富于国，尽管少数人也是家有万贯，但绝大多数人还仅仅停留在温饱线上。他们生不起（大医院生孩子动辄数千）、活不起（物价太高）、病不起（负担不了医药费）、死不起（买不起墓地）。有些官吏老是抱怨现在的百姓不知道满足，说他们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恕我直言，这是因为你不是百姓，你也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骂娘自有骂娘的理由，他们拥有的太少，他们没有理由为目前的生活而感激涕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心生怨气，而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出来。目前频发的“灭门案”“杀官案”“袭警案”“杀童案”就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这些都不是独立的个案，而是社会深层矛盾激化的征兆。我们注意到，为了遏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中央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维稳”举措，包括加强防范措施，对犯罪分子从重从严惩处等等。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的稳定靠的是大多数人安居乐业，让他们活得体面而有尊严，有归属感和幸福感。如果他们不认同目前的利益格局，不认同自己的生存处境，那么他们就会烦躁不安，甚至于铤而走险。“稳定”不是维护出来的，“严打”也打不出一个和谐社会。
经验证明：社会的稳定不可能单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调控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对自身地位的认可，取决于公民诉求渠道的通畅和利益平衡能力的提升。
四、民众诉求的通道不畅
古语说，不平则鸣。但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则没有为“不平者”提供一个可以宣泄的平台。普通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求告无路，而在面临来自公权的侵害时更是告状无门。现在由于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关系紧张而引发的各种纠纷与冲突不断，但普通民众一直处于弱势的一方。恕我直言，我们的信访部门往往是勤于接待疏于处理，大量的求诉信件基本上都如泥牛入海。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运用各种手段去阻滞民众上传意愿的通道。比如，他们专门安排人员在省会京城对上访者进行围追堵截，进行恐吓欺骗和强行遣返。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上访、静坐等都成了社会不安的征兆。而上级对下面的考评往往也是把治安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参照，多数情况下甚至于就是“一票否决”。所以各地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淤积的问题无法及时处理的情况下，他们只好用围追堵截的方法，用欺瞒哄骗的方法，用拖延敷衍的方法，尽量避免集体上访等事件的发生，极力维护一种表面上的“安定祥和”的局面。但如果问题得不到处理，这个虚假的稳定肯定是不能长久地维系下去的。民众的负面情绪总得有一个倾泄的地方。过去的公民有“四大”自由，有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从历史上来看，“四大”曾经给中国带来动乱不安，取消其是理所当然。但取消罢工则是让劳动者失去了跟资本或企业抗衡的筹码，使其在相互关系中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境地。再者，尽管我们的法律上也有游行示威的条款，但就目前现状而言，民众要想通过这样的途径去争取自身利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当所有申诉的途径都不通畅，当所有发泄的出口都被封死，那些不良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最终就会因为不能承受而彻底爆发。现在社会上频发的自杀案、袭警案、杀官案、杀童案等等，都应该看作是这些负面情绪的变态的和极端的表现方式。
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想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调节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必须从体制上保障所有的公民都有顺畅表达自己诉求的通道。我们的各种媒体不能老是一天到晚跟着少数的权贵旋转，也要更多的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客观地传达他们的声音，表现他们的愿望和诉求。让媒体真正成为大众的口舌，而不是少数人愚弄大众的工具。我们应该更公正地、理性地和善意地去关注底层民众，特别是要关注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我们能听得进他们的赞美，也要能听得进他们的怨恨。这不单单是一个胸襟和气度的问题，这也是评判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总之，我们要保持清醒和理性，不断攀升的GDP数字，并不表示百姓生活水平也节节高升了。而靠卖地盖楼拉动的GDP，靠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出口换来的GDP，靠大量消耗能源大量制造污染得来的GDP，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进步。相反，它只能代表我们国家所走的弯路，代表我们民族在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巨大而无谓的牺牲。而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不能从高涨的GDP数字中分得属于自己的比值，那么这个GDP所传递的可能就是一种躁动不安的信号了。风平浪静的海面下是潜藏的涡流，一马平川的地表下是涌动的火山。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一种麻木，而老是闭着眼睛大唱赞歌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一定是在自欺欺人。
作为结论我想说，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已经到了又一个危险时期，而且最危险的时期。我想强调的是，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的迟钝和麻木。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应对问题，不能顺利地化解危机，那么中国将会跌入一个可怕的深渊之中，而我们所有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将会彻底葬送。
2010。5。25于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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