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钱学森带走了他的时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9:53:33
钱学森带走了他的时代数月前季羡林离去，人文界痛失大贤。这一回，是钱学森。不同的领域，一样的是大师头衔。巧的是，季羡林与钱学森同是1911年生人，在学界成名也是差不多的时间。只是，各自影响的时代有些不同，钱学森的影响自毛时代就开始了，季的影响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
北大校园里的季羡林与中科院红色小楼里的钱学森生活中似乎谈不上有何瓜葛，但他们在主流表述中的身份却很接近，一个被认为是“北大的旗帜”，一个是科学家的楷模。新华社为建国60周年拍摄了的《感动中国人物志》，钱学森那一集中有一句话说得很煽情，“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轨迹，光耀祖国的天空”。这是后人送给钱老的墓志铭，只是这句话政治色彩过浓，钱老未必喜欢。也许，钱老更希望后人也能注意他在学术领域的贡献。
关于钱老回国的话题在坊间版本里与主流叙述有不一致。大致上，这也是一个规律，大凡政治模范的故事总要有另一个版本流传。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其实不必过于苛刻，斯人已去，身后论其短长颇不厚道，还有人把文革中钱老的表现拿来说事，就更不厚道了。科学家身处在时代的漩涡中，本来就是时代的问题，与科学家本人有什么关系？试想，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连爱因斯坦都遭到监控，科学家在政治面前的尊严还有几何。政治的冷酷在于，他需要科学家有国籍，也需要科学家有政治信仰，所以科学家对政治向来不是躲就是避。至于因为形势所迫，科学家作出一点点政治表态，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因为否定过去的政治而否定与过去的政治有关联的科学家的表现。因此，我们无需计较他本人是否申请过美国国籍，也无需再追问他回国的真正动机。钱学森能回国就已经够了，不是吗，况且他还带回来一位漂亮多才的太太。
在属于钱学森的时代里，科学家是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象征，因为与政治的天然绝缘，科学家是国家的宠儿。与此相对的则是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命运的波谲云诡，比如季老，坐过牛棚、挨过批斗，平反后重新获得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季羡林和钱学森代表了各自领域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而钱老则是他那群人中最后的谢幕者。这群人有李四光、茅以升、童第周、竺可桢，再远的还有詹天佑。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偶像，至少80后之前的数代人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因为他们，“长大要做科学家”成为几代人儿时的梦想，那些梦想背后的支撑，正是这些教科书上熟悉的名字。
钱老的离去，让当下中国学术界更显尴尬。几十年了，科学界拿得出手的还是这几个人。航空领域虽然一贯成就斐然，与此相对的却是基础自然科学领域大师难寻。10月12号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坦陈为教育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而“内疚”。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个可笑的对比。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每年出去的才几十个人，回来却是大把的大师。而如今，海归每年一大把，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更为吊诡的是，钱学森的时代，国家一穷二白，科学家们愿意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学术环境，回国建功立业，如今大学生、研究生、院士、教授多如牛毛，多数人却向往着到国外去。人们于是把钱学森们称为“中国的脊梁”“民族英雄”，以此来表达对当下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而之前高锟获得诺贝尔奖，更是引来舆论对中国教育一片质疑，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人们发现，得诺奖的几个华侨都是国外教育背景，其实钱学森这一代的顶级科学家不也都是清一色的国外教育背景么。
如果我们深究一些，就会发现其中的要害之处，学术获得大众的认可很少是因为学术本身，政治角度考量的学术价值似乎才是主要标准。人们一方面谴责中国没有大师，另一方面，从来不会给予大师们成长的环境。对于科学家，人们的评价过于功利，对学者本身的成绩往往缺乏足够耐心的考量，多数情况下还是跟着政治风作墙头草。钱老逝世前两天，贝时璋老先生去世，舆论和媒体呈现出“重钱轻贝”格局，这并不出人意料，不少人可能都不知道贝时璋，与钱学森同时去世，估计也是贝老不愿意看到的。学术界的乱象横生与这种大氛围极有关系，某些配不上院士的成了院士，配不上大师的成了大师，与此相比，一些皓首穷经枯灯黄卷的人却被人们遗忘在角落里，某一天，因为某些需要，人们突然发现了他们的价值，于是，一个被遗忘的大师又产生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谓不多，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总是寻常。
季羡林与钱学森，在09年结束了他们各自生命的乐章，如果他们留下的空谷余音还能激起一些回响，那也是老人们最后的贡献吧。（文/朱迅垚，有删节）
北大校园里的季羡林与中科院红色小楼里的钱学森生活中似乎谈不上有何瓜葛，但他们在主流表述中的身份却很接近，一个被认为是“北大的旗帜”，一个是科学家的楷模。新华社为建国60周年拍摄了的《感动中国人物志》，钱学森那一集中有一句话说得很煽情，“与祖国共命运的人生轨迹，光耀祖国的天空”。这是后人送给钱老的墓志铭，只是这句话政治色彩过浓，钱老未必喜欢。也许，钱老更希望后人也能注意他在学术领域的贡献。
关于钱老回国的话题在坊间版本里与主流叙述有不一致。大致上，这也是一个规律，大凡政治模范的故事总要有另一个版本流传。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其实不必过于苛刻，斯人已去，身后论其短长颇不厚道，还有人把文革中钱老的表现拿来说事，就更不厚道了。科学家身处在时代的漩涡中，本来就是时代的问题，与科学家本人有什么关系？试想，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连爱因斯坦都遭到监控，科学家在政治面前的尊严还有几何。政治的冷酷在于，他需要科学家有国籍，也需要科学家有政治信仰，所以科学家对政治向来不是躲就是避。至于因为形势所迫，科学家作出一点点政治表态，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因为否定过去的政治而否定与过去的政治有关联的科学家的表现。因此，我们无需计较他本人是否申请过美国国籍，也无需再追问他回国的真正动机。钱学森能回国就已经够了，不是吗，况且他还带回来一位漂亮多才的太太。
在属于钱学森的时代里，科学家是国家现代化理想的象征，因为与政治的天然绝缘，科学家是国家的宠儿。与此相对的则是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命运的波谲云诡，比如季老，坐过牛棚、挨过批斗，平反后重新获得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季羡林和钱学森代表了各自领域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而钱老则是他那群人中最后的谢幕者。这群人有李四光、茅以升、童第周、竺可桢，再远的还有詹天佑。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偶像，至少80后之前的数代人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因为他们，“长大要做科学家”成为几代人儿时的梦想，那些梦想背后的支撑，正是这些教科书上熟悉的名字。
钱老的离去，让当下中国学术界更显尴尬。几十年了，科学界拿得出手的还是这几个人。航空领域虽然一贯成就斐然，与此相对的却是基础自然科学领域大师难寻。10月12号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坦陈为教育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而“内疚”。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个可笑的对比。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每年出去的才几十个人，回来却是大把的大师。而如今，海归每年一大把，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更为吊诡的是，钱学森的时代，国家一穷二白，科学家们愿意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和学术环境，回国建功立业，如今大学生、研究生、院士、教授多如牛毛，多数人却向往着到国外去。人们于是把钱学森们称为“中国的脊梁”“民族英雄”，以此来表达对当下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而之前高锟获得诺贝尔奖，更是引来舆论对中国教育一片质疑，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人们发现，得诺奖的几个华侨都是国外教育背景，其实钱学森这一代的顶级科学家不也都是清一色的国外教育背景么。
如果我们深究一些，就会发现其中的要害之处，学术获得大众的认可很少是因为学术本身，政治角度考量的学术价值似乎才是主要标准。人们一方面谴责中国没有大师，另一方面，从来不会给予大师们成长的环境。对于科学家，人们的评价过于功利，对学者本身的成绩往往缺乏足够耐心的考量，多数情况下还是跟着政治风作墙头草。钱老逝世前两天，贝时璋老先生去世，舆论和媒体呈现出“重钱轻贝”格局，这并不出人意料，不少人可能都不知道贝时璋，与钱学森同时去世，估计也是贝老不愿意看到的。学术界的乱象横生与这种大氛围极有关系，某些配不上院士的成了院士，配不上大师的成了大师，与此相比，一些皓首穷经枯灯黄卷的人却被人们遗忘在角落里，某一天，因为某些需要，人们突然发现了他们的价值，于是，一个被遗忘的大师又产生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谓不多，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总是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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