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读周实的 《刀俎之间》

读周实的 《刀俎之间》

傅国涌

这年头，一部小说竟感动了无数读书人，的确是一件稀罕的事。几次读到周实的《刀俎之间》（发表在《芙蓉》2001年第3期、《创作》2001年第6期、2002年第5期）。20篇系列小说仿佛打开了历史的一扇小窗，让人看见其中最残酷、最可怕、最无人道的一幕幕，从孙膑被膑、司马迁受宫刑、华佗披枷到蒋钦、左光斗遭笞杖、拶夹之刑，从斩首、绞刑、腰斩、沉江、炮烙到剥皮、烹煮、五马分尸、千刀万剐……，让人一次次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在四大发明之外，中国最发达的恐怕就是酷刑和杀戮文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在无限权力的主宰下，几乎没有人能幸免“人为刀，我为俎”的命运，上至帝王贵胄，中至重臣名将，更不必说普通文人，周实的二十则故事，是小说，更是诗，是对发展到极至的酷刑与杀戮文化的无情控诉，他以诗人的语言，诗的叙事，将罪恶的酷刑与杀戮文化表现得那么精致、细腻，甚至不无审美的“美感”，他的文字写得越美，我们就越是感到毛骨悚然。他将数千年中国文明浓缩在一组短篇小说中，从鲧、屈原、商鞅、李斯、司马迁、嵇康到方孝儒、左光斗、袁崇焕……各种花样的杀人手法，凸现了中国政治文明中最阴暗的一面，从而将人性的恶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刀俎之间”，屈原、司马迁、方孝儒、袁崇焕他们不过是统治者案板上的“鱼肉”，连俎也算不上，在他们悲惨的命运面前，我们实在看不到人性中最后一线光亮，哪怕是若隐若现。

吕雉将美丽绝伦的情敌、更是政敌戚夫人变成人彘，先以哑药使她哑、以聋药使她聋，接着，挖双目，割乳房，剁四肢，只剩下一段肉身，放入猪圈，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名为“人猪”，其实比猪还不如。后世的人们可能会惊讶何以会发明出这样折磨人、污辱人的刑罚，在宫廷之争、权力交接的黑幕中没有人性可言，“人面兽心”这样的成语才常常不无用武之处，其实，兽也想不出这么多以虐杀同类为乐的法子。胜者为王，赢家通吃，换个位置，照样换汤不换药，雉的后面是一种无所不在的酷刑与杀戮文化及建立在这一文化之上的制度。

司马迁，一个小小的太史令，人微言轻，却因为替战败的将军李陵讲了一句公道话，被汉武帝打入了地牢，而他和李陵并不相识，没说过一句话，没碰过一杯酒，只是神交而已。“皇恩浩荡”，才免一死，改为宫刑。为了一句话，司马迁付出了失去男性象征的代价，巨大的屈辱几乎使他失去了生的勇气，千古不灭的《史记》将不可一世的帝王永远钉死在片片竹简上。

能征惯战的朱高煦试图重演他父亲朱棣曾演过的一幕：叔夺侄位。刀光剑影，宫廷从来都弥漫着血腥味，创造了“贞观之治”的李世民也是在杀了两个哥哥的政变中登场的。可惜的是，他不是他父亲，此侄儿也不是彼侄儿，一旦失败，他面临的就是“炮烙”之刑，是在铜缸中化为灰烬，只不过为一部成王败寇的中国史增添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横穿几千年的历史，从传说中的鲧被尧遣送到远离故土、亲人的地方杀害到李斯被腰斩、商鞅被车裂……，周实为我们奉献出了惊心动魄的人肉盛宴。他在答复七月派诗人朱健的信中说：“我的心里面，千百年来的皇权统治，就像一个大厨房，专制之刀的锋利，愚民之俎的厚大，人肉之宴的丰盛，恰如流水席一般，……”（《随笔》2001年第6期，87页）

他所感叹的不仅是 “专制之刀的锋利”，还有“愚民之俎的厚大”，“刀俎之间”，我们仿佛看见了杀人如草不闻声，看见了刀下的冤魂至死不悟的愚忠、愚昧，诗人屈原、嵇康如此，文臣方孝儒、蒋钦、左光斗如此，武将袁崇焕同样如此，悲剧的一再上演，千百年来总是原地踏步，不可能没有原因，这块土壤上最容易繁殖厚大的“愚民之俎”，繁殖看客、旁观者，生长不出个人的权利意识，自主的生命意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从肉体到灵魂，只能任由“专制之刀”的宰割，从而不断地制造出无比丰盛的“人肉之宴”。

屈原至死怀抱对楚怀王的耿耿忠心，从《离骚》到《怀沙》，汨罗江畔，他一再感叹的无非是自己怀才不遇，呼天抢天诉说自己的冤屈，“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无论是自沉还是“定杀”，他都心存魏阙。他的“第二种忠诚”人格影响后世何止二千年。

方孝儒凭着他“台州式的迂和硬气”，以瘦弱之躯傲然面对已然君临天下的“燕王”朱棣，不怕诛灭十族，他的迂也许不足道，他的硬气张扬的是一种人格。当王室操戈、鲜血为皇权重新进行了洗牌，多少“识时务者”纷纷选择新主，退而求其次，少数人选择了隐逸，只有他这样的“迂”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帝王权势既以血得来，自然以血来捍卫，不容任何的质疑，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连亲生母亲都可以改变，何况杀人，873条无辜生命只能以他们的血染红没有“浆声灯影”的秦淮河。

在明王朝走向没落、衰亡之际，袁崇焕仍一心想着尽忠皇上，鞠躬尽瘁，在辽东前线，他让盘马弯弓、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洲人感到畏惧，正是这一点为他打开了死神之门。一代名将，一条微不足道的反间计就让皇帝对他起了疑心，只落得凌迟的下场。在绝对权力之下，君臣的信任是何等脆弱。千刀万剐或许算不上什么，令袁崇焕至死难以接受的恐怕还是加在他头上的三顶大帽子——“大内奸”、“大反贼”、“大骗子”。

他们的悲剧不是孤立的，流水席一般的“人肉之宴”从来没有中断过，生活在21世纪的周实以他对人性的感悟、历史的理解，写出了“专制之刀是如何花样百出地扼杀生来自由的灵魂”，写出了“我们人类这个自视极高的物种这个要统治地球的物种这个要走向宇宙的物种这个创造出那么多音乐那么多名画那么多舞蹈的物种是如何自以为是地将同类悲惨地置于死地。”正是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命运的感喟，《刀俎之间》才引起了无数灵魂的共鸣。人为什么要如此花样百出地残杀同类？周实提出了这一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命题。如果说莫言的《檀香刑》是对酷刑的抚摸、礼赞和膜拜，《刀俎之间》正好相反，它不仅是对酷刑、杀戮文化的否定，更是对一个酷刑、杀戮文化空前繁荣的民族一次的深切反省，是血淋淋的控诉，是无情的鞭挞。“花样百出”的酷刑、杀戮如一面铜镜照出了无限权力任意妄为、无法无天的影子，这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缩影。周实以一支诗人的笔写下《刀俎之间》，与其说这是小说，倒不如说这是史诗，是活的历史，是血的真相，更是他“心”的见证——

“我感叹皇权统治的稳定，惊讶人生的变幻莫测，痛惜个体生命的脆弱。这种感叹、惊讶、痛惜，我身边的许多人大都是不往心里去的，顶多也就是哎呀一声，然后又继续匆匆忙忙过着自己习惯的生活，而我却很往心里去。

我写的只是我的心。

我不写故事，也不写人物，如果我写了，那是我的心。

善也罢，恶也罢，都是我的心。” （同上，88页）

我深信，这是作者的心里话，他的“感叹、惊讶、痛惜”贯穿全篇，所有的读者都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的心，一句“很往心里去”就足以让我感动，这样的“感叹、”“惊讶”和“痛惜”已越来越少见，也越来越珍贵了。在这三个普通的词语背后，潜藏着的是人性的因子。我是文学的门外人，对那些与我们的生活、灵魂、痛痒毫无关系的所谓“文学”完全不懂，编辑要我为《刀俎之间》写点什么，动笔之前，我曾有过犹豫，但周实的这番话打消了我的过虑。既然他写的只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我就不揣冒昧写下我的一点粗浅感受，我写的，也只是“我的心”，从他的“心”到我的“心”，与小说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我无意对《刀俎之间》文学价值的高下作出判断，也不想判断。透过密密麻麻的文字，透过周实的“感叹”、“惊讶”和“痛惜”，我的“心”分明感受到了另一个颗“心”的跳动，这是他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人的价值高于一切文学价值，没有现实感、没有“心”的作品只是垃圾而已。在这个高歌前行的时代，如果读不懂他的“心”，他所献出的人肉的宴席仿佛是那样不合时宜。他的“心”贯穿古今，他的“心”包容历史，一个“心”字，一字道破天机。他的“心”为人类的痛苦、中国的不幸，为那些惨死在“刀俎之间”的生命，为所有呻吟于“刀俎之间”的灵魂，为千百万匍匐在大地上、佝偻在“刀俎之间”的同类而跳动，他的“心”也因此而散发出人性的光芒。在我眼里，他是诗人，是小说家，是编辑家，是“士不可不弘毅”的“士”，是有担当、有责任感、有大关怀、大悲悯的知识分子，但他更是一个有“心”的人，一个没有丧失“感叹、”“惊讶”和“痛惜”能力，并且“很往心里去”的普通人，做人要比做诗人、做小说家、做编辑家、做知识分子重要一万倍。在这里，人向来不被当作人对待，人往往被看作是其他职业、名誉等的附属物，人只是刀下之俎，哪怕朱高煦以皇子、皇叔之尊，戚以刘邦“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身份，商鞅、李斯位极人臣，转眼即为阶下囚，或为炮烙，或为人猪，或被车裂，或遭腰斩。至于甄皇后，不过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眼中的玩物罢了，空有绝世的容颜，说弃之就弃之，是鸠还是绫，怎么死并无多大差别。从司马迁被宫到袁崇焕遭凌迟，虽时光相隔上千年，历史竟毫无改动，还是“人为刀，我为俎”。不要说没有争得做人权利，连做人的自觉都没有。没有人，只有杀人者和被杀者，只有刀和俎，只有“刀俎之间”的鱼肉、羔羊。所有的“感叹、”“惊讶”、“痛惜”或许都因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