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熊培云：法之初，性本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4 17:52:44
法之初，性本善
早报欧洲特约撰稿人 熊培云 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2005-10-11 1:48:5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万鄂湘日前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增设三个刑事审判庭，以应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但是死刑的存废问题，在当下几乎无法讨论，因为“杀人偿命”这个千年古训在国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丢掉。
有一次我和几位法国学生讨论，引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八字俗语概括中国的刑法和民法，立即引起了他们不小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好的法律应该是“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
不难看出，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中式偶句真理”里，“欠债还钱”四字深植于契约精神，而“杀人偿命”仍不过是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性立法。当今世界昌明，人道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显然，“杀人偿命”一说是对法的精神的深刻误解。
在我看来，法律为人所信仰，并不止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法有慈悲心。二十世纪以来，法之精神有所进步，至少体现在人们对法律强制力的正本清源———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意识到强制并非法的本质。就此而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在各国规制并严格推行，并不是因为法律神圣，而是生活神圣，人追求并捍卫幸福自由之神圣。换言之，法律之形成并非以制裁违法者为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公民，包括每一位违法者以及潜在违法者。
人处于社会之中，必须直面两种东西：一曰人性，二曰社会性。
所谓人性，指人的本性。或许我们可以说，人性本无善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对善恶的抉择，人性在路上，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与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访谈时曾深受教诲，“人性永在不断形成之中”。如法国电影《Letempsduloup》（中译《恶狼时代》）所揭示，在未来资源极度匮乏的年月，公民社会势必土崩瓦解，人的兽性从此大行其道。
所谓社会性，指社会的本性。在此，我们区别以往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解释，意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亦有其本性———“社会性”，善恶博弈，此消彼长。在一个没有宪政保障的时代，比如清朝的“文字狱”，“社会性”同样暴露出穷凶极恶的一面。
人性恶或相对性恶，以及社会自我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制度或秩序的破坏者。换句话说，在人性与社会性的相互作用下，人人都只能是“目前清白”。人为生存或理想而有欲望，而性恶，这与其说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不如说是有生之年可能发生的“未来之罪”。
基于上述“未来之罪”的可能，我们相信，保卫违法者甚至杀人者应有的权益，同样是保卫所有“目前清白者”。在此意义上说，在积极推进制度与社会改造的前提下，对死刑犯的宽囿，胜出的将是社会，而不仅是死刑犯本人。它不是鼓励犯罪，而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与救赎我们的生活。
笔者相信法律向善，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法律的首要也是主要的目的是“公共幸福的安排”。阿奎那相信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公共生活才是完整的生活。换句话说，法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公共幸福”，在于规诫，而非惩罚。
进一步说，无论是立足于性恶论的法律，还是性善论的道德，其目的都莫过于保障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基于性恶论的法律从创建伊始，本质上和道德上是同等向善的，都是关于人性与“社会性”的救赎。恰恰是这种向善的共性使法律和道德精神互通，并在一定条件下使道德上升为法律，法律形成新的道德，逐步完善对人性的指引和对“社会性”的改造。
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Nibur)对人性与民主有经典描述：“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可能。”
此即所谓暴君当道，民主无以诞生；暴民当道，民主生不如死。应该说尼布尔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法律：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可能。倘使人人皆以践踏法律为乐，法律将毫无意义；倘使立法以不公正为前提，自然无人遵守它。
法的来源及精神取向因此可概括为“人之初，性本恶；法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使法律成为必要；法之初，性本善，使法律成为可能。对于社会而言，法律可被信仰是因为它有向善之心，可以增进并保障民众的幸福自由。在制度甚至所谓的民意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谁能想到，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初，罗伯斯庇尔曾是个坚定的主张废除死刑的战士？
死刑是一种灭绝希望的惩罚，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略论其一，“死刑之下，必有勇夫”。历史学家慨叹秦朝末年的那场大雨改写了中国历史，是因为它浇灭了陈胜、吴广活命的希望，所谓“失期，法皆斩”。在此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废除死刑，给死刑犯留存希望，同样也会给社会增添希望，使死刑犯在押上断头台之前不至于因为绝望走得太远。况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多一分绝望，社会就多一分绝望。
早在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这样评价死刑：“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可叹这200年前的惊世绝响，至今依旧绕梁。
早报欧洲特约撰稿人 熊培云 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2005-10-11 1:48:5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万鄂湘日前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增设三个刑事审判庭，以应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但是死刑的存废问题，在当下几乎无法讨论，因为“杀人偿命”这个千年古训在国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丢掉。
有一次我和几位法国学生讨论，引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八字俗语概括中国的刑法和民法，立即引起了他们不小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好的法律应该是“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
不难看出，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中式偶句真理”里，“欠债还钱”四字深植于契约精神，而“杀人偿命”仍不过是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性立法。当今世界昌明，人道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显然，“杀人偿命”一说是对法的精神的深刻误解。
在我看来，法律为人所信仰，并不止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法有慈悲心。二十世纪以来，法之精神有所进步，至少体现在人们对法律强制力的正本清源———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意识到强制并非法的本质。就此而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在各国规制并严格推行，并不是因为法律神圣，而是生活神圣，人追求并捍卫幸福自由之神圣。换言之，法律之形成并非以制裁违法者为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公民，包括每一位违法者以及潜在违法者。
人处于社会之中，必须直面两种东西：一曰人性，二曰社会性。
所谓人性，指人的本性。或许我们可以说，人性本无善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对善恶的抉择，人性在路上，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与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访谈时曾深受教诲，“人性永在不断形成之中”。如法国电影《Letempsduloup》（中译《恶狼时代》）所揭示，在未来资源极度匮乏的年月，公民社会势必土崩瓦解，人的兽性从此大行其道。
所谓社会性，指社会的本性。在此，我们区别以往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解释，意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亦有其本性———“社会性”，善恶博弈，此消彼长。在一个没有宪政保障的时代，比如清朝的“文字狱”，“社会性”同样暴露出穷凶极恶的一面。
人性恶或相对性恶，以及社会自我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制度或秩序的破坏者。换句话说，在人性与社会性的相互作用下，人人都只能是“目前清白”。人为生存或理想而有欲望，而性恶，这与其说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不如说是有生之年可能发生的“未来之罪”。
基于上述“未来之罪”的可能，我们相信，保卫违法者甚至杀人者应有的权益，同样是保卫所有“目前清白者”。在此意义上说，在积极推进制度与社会改造的前提下，对死刑犯的宽囿，胜出的将是社会，而不仅是死刑犯本人。它不是鼓励犯罪，而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与救赎我们的生活。
笔者相信法律向善，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法律的首要也是主要的目的是“公共幸福的安排”。阿奎那相信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公共生活才是完整的生活。换句话说，法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公共幸福”，在于规诫，而非惩罚。
进一步说，无论是立足于性恶论的法律，还是性善论的道德，其目的都莫过于保障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基于性恶论的法律从创建伊始，本质上和道德上是同等向善的，都是关于人性与“社会性”的救赎。恰恰是这种向善的共性使法律和道德精神互通，并在一定条件下使道德上升为法律，法律形成新的道德，逐步完善对人性的指引和对“社会性”的改造。
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Nibur)对人性与民主有经典描述：“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可能。”
此即所谓暴君当道，民主无以诞生；暴民当道，民主生不如死。应该说尼布尔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法律：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可能。倘使人人皆以践踏法律为乐，法律将毫无意义；倘使立法以不公正为前提，自然无人遵守它。
法的来源及精神取向因此可概括为“人之初，性本恶；法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使法律成为必要；法之初，性本善，使法律成为可能。对于社会而言，法律可被信仰是因为它有向善之心，可以增进并保障民众的幸福自由。在制度甚至所谓的民意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谁能想到，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初，罗伯斯庇尔曾是个坚定的主张废除死刑的战士？
死刑是一种灭绝希望的惩罚，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略论其一，“死刑之下，必有勇夫”。历史学家慨叹秦朝末年的那场大雨改写了中国历史，是因为它浇灭了陈胜、吴广活命的希望，所谓“失期，法皆斩”。在此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废除死刑，给死刑犯留存希望，同样也会给社会增添希望，使死刑犯在押上断头台之前不至于因为绝望走得太远。况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多一分绝望，社会就多一分绝望。
早在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这样评价死刑：“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可叹这200年前的惊世绝响，至今依旧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