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3: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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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建中国的“大学精神”?

傅国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经就“重建中国大学的精神”提出四点看法:一、大学应具备开放性;二、大学要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授予学生各种学问与能力;三、一所大学应当有自己的专业,自己的理念,不为权势所束缚,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四、大学应当服务于整个人类,为国家的进步作贡献,大学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面临的不仅是为权势所束缚,而是完全被权势所笼罩的问题。在中国,神圣的学府被权势的意志所强奸,求真、求知的本来目的被熏心的利欲所取代,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当胡长清之类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形形色色的脑满肠肥的腐败分子都攥着烫金的大学文凭、学位证书,乃至堂皇地挂上了“兼职教授”的头衔之后,斯文扫地,尊严丧尽,还有什么“大学精神”可言?大学被办成企业,学府俨然衙门,教授成了老板,校长是官阶、品级的象征,政工人员的队伍比教研人员还要庞大、还要神气,那是什么大学?不客气的说,今日之大学与其说是学术的圣地,不如说是趋名逐利之处、藏污纳垢之所。惟利是图变成了中国大学的第一选择,追求真理几乎已成笑柄。自一百多年前中国有大学以来,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不单来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势力量对大学的全方位控制,而且来自普遍的逐利倾向对大学的全面渗透、侵蚀,你可以说道德沦丧是全社会普遍的问题,不独大学如此,但你千万别忘了大学本应该是社会的最后一块净土,最后一个坚守真理的堡垒。

圈地面积的大小、广厦华屋的数量、硬件设施的档次、博士点、硕士点的多少……,这一切已成为衡量一所大学的唯一指标,在这样的天平上是不可能有纪宝成校长所说的“大学精神”的容身之地的。本来,一所大学尤其是校长对学生的态度最能反映其精神风骨,遥想当年,蔡元培在北大、梅贻琦在清华、竺可桢在浙大都曾无私地保护过遭当局迫害的学生,许多的教授也都是那样做的,尽管他们完全可能不认同学生的思想、观点,但保护学生是一个师长、校长的天职,也是衡量一个大学有无“大学精神”的试金石之一。大学可以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先进的设备,但不能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不能缺少有学问、有人格的教授,以及有担当、有骨气的校长。想一想安徽大校长刘文典是怎样拒绝蒋介石的巡幸的,想一想抗战烽火中偏处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大、浙大曾经的辉煌吧,那是什么样的物质贫困,又是怎样的精神富足啊。这些都不过是常识。

一旦利益的驱动超越了一切是非,臣服在权势脚下,以献媚为荣,视坚持真理、追求真知为畏途就是必然的,这也是大学精神沦丧之后可想而知的结果。我想起了傅斯年,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在危难之际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其坚定的道德担当和出色的才干愣是将混乱不堪的台大引上了正轨。他的教育理念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维护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他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国民党当局企图推行一人政治思想“不纯正”、其他人要连坐的“联保制度”,他公开发表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有问题,他一个人负责,并不准军警随意进学校捕人。面对有关台大优容共产党之类的流言攻击,他两次发表声明,郑重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听来,他在黑暗的孤岛上发出的那些声音仍有着金石般的回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想写一本《大学精神》,最终没有完成。但有了他的这些言行在,便胜却了万语千言。

有人称傅斯年为“台大之父”,我要说,他更是名副其实的“北大之子”、“五四之子”,在他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人身上我们能看到“大学精神”在个体生命身上的体现。“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的工具”,正是他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今天,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席主要是工具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如果教授只把自己的职业看作捞取世俗利益的手段,学生也把上学当作以后谋生的阶梯,校长只以当官晋升为荣,大学除了沦为职业训练所还会有其他的选择吗?纪宝成校长提出要重建大学精神,那恐怕还得从批判、否定工具主义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