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代课教师(南方周末 2008-1-10)

　　图：甘肃省渭源县张家堡小学的代课教师在校门口的最后一次合影。　　
　　
　　图：本报2005年11月3日的报道

　　图：会川镇被辞退的代课老师想到自己的前途，表情各异，心情复杂。　　
　　
　　图：解职回家的王政明就像一盏被拧暗了的灯。　　
　　
　　图：2005年，王政明带着学生回家，像骄傲的母鸡护翼着小鸡仔。　　
　　
　　图：刘秉章在土豆收购站帮工，还是光棍一条。　　
　　
　　图：站在曾经工作过的小学门口，再看一眼放学的孩子们。

　　图：再回首望一眼曾经任教的学校。　
　　
　　图：2005年，王政明在给学生上课

　
　　编者按　　

　　2005年11月，南方周末报道西部代课教师的艰难处境，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但是，从2006年开始，按教育部的要求，全国44.8万代课教师被大量清退。这些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青春的编外老师们，不得不放下教鞭，离开讲台。

　　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国家有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两年后，本报再次将目光投向代课老师，关注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的生存境况，记录他们离开学校后的命运。　　
　　
　　2006年夏天，那把陪伴了王政明四十多年的二胡断了一根弦。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这个夏天，王政明和其他三名同校的代课教师被通知，“接到上面的精神，你们明天不用来了。”

　　王政明是南方周末两年前《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详见2005年11月3日头版)的主人公。这位“中国最老的代课教师”是张家堡小学的创建者，几十年来拿着不超出40元／月的工资，最后被以“清退”之名离开了这所与他血脉相连的学校。

　　南方周末的报道受到甘肃省主要领导批示，代课教师境遇曾一度好转，政府承诺转聘条件优秀的代课教师，补偿将被清退的代课教师。渭源县不少代课教师工资，终于由几十年来的40元／月涨至80元／月。

　　但这样的转机只是回光返照。

　　2006年，教育部提出，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对于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通过考试取得正式教师资格。

　　渭源县自2006年开始大规模清退全县五百多名代课教师。王政明老师被清退后，他所在的甘肃渭源县数百名代课教师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县还留在工作岗位的代课教师仅有100人左右。

　　被清退的数百名代课教师，经由他们争取，今年县上给他们发放了300至800元不等的清退费——这类似于下岗工人的买断费，但只是后者零头的零头。而王政明被清退时，一分钱都没给。

　　甘肃乃至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在像渭源县那样清退代课教师。除了重庆等少数地区，代课教师的不少优秀代表并没有被转为公办教师。他们有的被以微薄的清退费打发走，有的依旧以“临时工”身份坚守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
　　
　　代课一生，清贫一生

　　王政明的办公室没有多余的什物，他收拾起那把断了弦的二胡，回到了离学校只有一箭之地的家中。这一方斑驳的木头被置于衣柜顶，从此尘封。

　　以前，每当课余，学前班的尕娃娃围坐在王政明周围，他用二胡拉奏起《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样的旋律于今绝矣。

　　他前后教书近半个世纪。他说：“村子里孙子辈的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爷爷辈的也是我的学生。”他一共培养了八十多名大学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1958年，王政明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创建张家堡小学，一人撑起一个学校。“文革”期间，为了护校而屡遭生产队长报复。1982年，他尽管被鉴定为“教学效果显著，是我校的教学骨干”，但却被人在造册材料上作了手脚，与转正失之交臂。他黯然离校。

　　1985年，学校教员奇缺，王政明再次被召回。他的工龄也只能从这一年起算，再无缘转正公办教师。

　　国家开始给乡村教师发工资的时候，他一月拿13元，公办教师拿32元；公办教师工资涨到40元时，他拿17元；等到他的工资涨到40元时，比他小几茬的公办教师工资都1200、1300元了，是他的二十多倍。每次发工资，会计总是偷偷地把40元钱塞到他的口袋里。

　　直到2006年，他和渭源其他代课教师的事迹被报道后，他拿了半年120元的工资。

　　因为同工不同酬，同为教师，却和月工资一两千块的公办教师地位迥异，代课教师已习惯被村人歧视和嘲笑了。“这些年最难受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从小跟着自己被人看不起。”为了保两个儿子读书，这个经常苦劝村民一视同仁让女娃娃读书的老教师，忍痛让自己的女儿辍学在家务农，至今他都觉得愧对后来远嫁陕西的女儿。

　　与王政明同校的代课教师刘炳章，一年后同样被清退。南方周末记者再见他时，他正在全村最破烂的土房中混猪饲料，灰头土脸，全然没有过去为人师表的样子。

　　王政明一谈到刘炳章就觉得“造孽”。这个34岁的大龄青年，到现在连女孩的手都没拉过。几年前，他曾经爱上学校的一位女教师，但对方是公办教师，工资是他几十倍，“难道让她养我？”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本地已经没有姑娘愿意嫁给这个曾经的代课教师、现在的全职农民，他盘算着在将来当进城民工的时候能找到一个民工媳妇。

　　他家里仅有的一些新摆设和家电，是两年前一些南方周末的读者资助他的。这些好心人让他把家里拾掇一下，将来对象到家里来了至少不会觉得太寒酸。院子里，铺满了不久前从地里挖出来的党参。

　　今年9月被清退后，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些党参一样慢慢风干了。把这些党参卖了后勉强熬过年关，他就准备外出打工，带着心中隐秘的爱情远走他乡。

　　曾挂职渭源县当县委副书记的西北师大教师李迎新，曾在调研中总结，“走进(渭源)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代课教师还可能遭遇到一般农民不会犯愁的口粮问题。秦祁乡杨川小学代课教师毛谦2003年时家里的地因为大旱歉收，一进2004年的腊月，家中存粮就基本告罄。快过年时，他远嫁武威的姐姐回娘家住了几天。他每天都会为口粮头疼，碍于情面，他没有向姐姐张口要口粮。

　　姐姐走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五了，眼看要过年了，孩子却在挨饿，他开始四处奔波借粮食。多方求告，终于在腊月二十七借到了200斤粮食，他甚至顾不上干净与否，直接将粮食送到磨坊磨成了面。

　　陪同记者采访的渭源民间作家寇倏茜，已经和毛老师熟识了。当一次毛老师说到痛处落泪的时候，寇倏茜无言以对，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拥抱他。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两个五大三粗的西北汉子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最优秀的校长”也被清退

　　在渭源县，连最好的代课教师都难免被清退。陈宏文是学区公认最优秀的小学校长，却因为是代课教师，也将被清退。

　　最早的清退消息是他亲口告诉他妻子的。他的妻子也是五泉寺小学的代课教师。

　　陈宏文回忆一生中夫妻间最沉痛的那一次对话：“她听到我告诉她这个消息，直勾勾地看着我，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她说那我就走。”

　　陈宏文一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陈其正也是一名口碑极佳的小学校长。他妻子罗茹红、妻妹罗茹萍、妻姐罗茹琴三姐妹都是教师，只有罗茹琴是公办教师，而他自己的弟弟陈宏斌也是代课教师，这次清退，全家少了三位老师。

　　“按照渭源的政策，我只能呆一年，明年7月我也会被清退。”陈宏文说。

　　学区校长找他谈话，说他作为校长，是支撑学校的灵魂，请他再多坚持一年以作缓冲。一年之后，学区再派一个校长来。

　　陈宏文冷静地想了一下，留一年也没啥意思，转正已没有任何希望。但责任心驱使他留了下来。“现在我拼命干活使自己非常充实，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敢多想，好在每天累得一躺下就睡着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逃避：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中有六十多岁患病的父母，下有两个孩子，这一切都要由他以及同样是代课教师的妻子来承担。他除了平日教书、管理学校之外，还要利用双休日下地干农活才能勉强维持全家人最基本的温饱生活。

　　陈老师说，前些年妻子大病一场，而自己为获取的大专文凭和各种教师资格证书以期有朝一日能转正，已经欠下了一万多元债务。这就相当于他不吃不喝十多年全部的工资。

　　无奈之下他一咬牙，通过关系让父亲去县城的工地看门，这样可以挣点钱来还债。父亲身体不好，陈老师实在不忍心。但他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69岁的父亲陈其正，看到听从自己执起教鞭的两个儿子都会被清退，“他心里最难受”。陈宏文记得父亲对他的安慰：“你们退下来之后就好好务农，一辈子平平安安就行了。”
　　
　　“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但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王政明，这个一辈子教书育人的代课教师，被清退后至今无一分钱补偿。

　　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背，语含悲凉：“以前国家困难，咱无怨无悔，现在国家慢慢富强了，咱老了，被清退了。”

　　刘炳章比王政明略微幸运。一个月前，他拿到了这辈子由政府发给他的最大一笔钱，500元——那是他的清退费。

　　几百元的清退费还是这些代课教师讨说法争取来的。一次性清退费按照教龄长短——15年以上的800元，10－15年的600元，5－10年500元，5年以内300元。

　　由于害怕代课教师继续上访，县上要求让每位代课教师都接受清退费，可是很多代课教师坚辞不受：“县教育局的局长、镇委书记、学区领导，村干部，七八个人个来做我们工作，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是给国家干事的。可为什么，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最后县上要求，有公职的代课教师家人、亲戚帮助完成安抚劝解的政治任务，事件才慢慢平息。

　　王政明对上门的人说，“我想得通呢，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四十多年没给国家添麻烦了，现在也不会。”然后他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面对现实”。

　　刘炳章一次一次去学区讨的却不是说法，而是奖状。他上学期带的五年级毕业班和一个三年级班像往年一样都是全区第一。

　　32岁的罗茹萍则是上课时被清退的。那天下午，校长推开教室的门说，“你出来一下”……之后两个星期，罗茹萍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怕别人问起来，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人都是有自尊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有什么面目见人啊。”

　　她是会川镇河里庄小学的老师。这学期开学之后，她开摩托车骑山路时跌了一跤，心脏病复发。但是代课教师没有工伤保障，也没有病假。躺了两天之后她就坚持返校上课。

　　现在，她终于有时间去兰州治病了，只是一直睡不好，“每天做梦都是给孩子们上课的画面”。
　　
　　他们走了，谁来接替

　　如此多的代课教师离开岗位，那么多的师资骤然流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那些等待知识哺育的山村孩子由谁来给予“食粮”？

　　会川镇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有六名代课教师。刚辞退代课教师时，学校出现了教师严重短缺现象，正常教育面临半瘫痪，学前班儿童就要失学，很多学生家长为此围了镇政府。

　　代课教师张清水因此成了靠民间力量留下来的最后的代课教师。

　　他同样因为做代课教师成了村里最穷的人。面对着在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记者，他抱歉：“对不起，全村就我们家没有围墙，冬天不能挡风。”

　　但问他为什么希望破灭后还那么留恋三尺讲台，他说，那是一种心里说不出的感觉，上课时候的陶醉感，学生都考出好成绩后的成就感。

　　这位数学老师最享受的是在黑板上写数字的时候，“那既是教师又是艺术家的感觉”。内向孤僻的他每每上起课来口若悬河。

　　在会川镇多个学校任教整整20年的陈宏文对镇上的教师情况非常了解，他认为，这次被清退的四十多名代课教师，其中有二十多名是绝对的教学骨干，任何一方面都不比公办教师差。

　　“我们退下来没有关系，关键是新补充的公办教师，他们能否接过这副担子，一是他们能否安心教学，二是教学质量能否达到要求，这两年新下来的非师范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了农村学校连小学一年级的a、o、e都教不好，机械执行清退政策的结果堪忧。”陈宏文说。

　　王政明一手创办的张家堡小学现在成了公办教师客栈。过去9个教师，4个是代课教师，都是本大队的。而新来的公办教师几乎都想着往城里调。

　　李家崖小学辞退了三名代课教师后，一下子增加的教学量几乎要把校长侯军权压垮。候军权也是代课教师，只不过是因为身为校长而暂时未辞退。

　　侯军权一人要带14门课，新派来的两名公办教师每人只带4门。此外，他还为学校的农村远程教育项目垫资4000元，这是卖了家里的老黄牛后垫上的。按照经验，这笔钱发还可能遥遥无期。而他坚持代最后一年课的工资是1920元。

　　一位渭源县城的学校领导沉痛地说，真正的活雷锋就在我们身边，不相信的话就去对比一下代课教师的课表和公办教师的课表，然后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工资单。

　　侯军权听闻后惨淡地笑笑：“其实代课教师课越多越高兴，这样就避免参加一些课余活动带来的尴尬，本来我们就是异类，到哪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对此，陈宏文校长感同身受。学区校长说，陈宏文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很强，学区所以就决定由他来当校长。但有一次陈宏文对一个公办教师的教学提意见，对方回话把他呛住了：“你一个月才拿多少钱，你有编制吗，你凭什么管我？”

　　但真正的教师之心都是连在一起的。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的一位公办教师指着办公室几位教师说，“你看看，代课教师再这么一走，课程压力都承受不过来了。”

　　由于代课教师被清退，一些学校教师缺乏，只好采用“复式教学”，几个年级的课一起上。仅在会川一镇，南方周末记者便了解到4所面临这样困局的学校。

　　张家堡小学刘校长说，教师队伍不稳定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代课教师一清退，流动性过于频繁的现状毕竟会影响教学，上学期派下来的老师这学期都走了，而县上的中学老师下来支教小学也不一定适应。

　　杨川小学的秦校长则心疼他手下的那些代课教师，“那些人都是一离开学校就开不了学的骨干啊”。

　　陈宏文说：“代课教师清退后，现在整个会川镇学区缺53名老师，全县缺五百多名老师。为什么在农村教育严重缺员的情况下，不运用国家将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而机械地执行‘一刀切’的清退呢？”

　　他说：“领导为什么不下来做一下调查，以为代课教师就是水平差、临时工，觉得代课教师给地方丢脸了呢？”

　　渭源民间作家寇倏茜一直关注着代课教师的命运。几年来，他骑着摩托车自费遍访了渭源的代课教师，写出了一本《乡村代课教师》的报告文学。

　　书中引述了一首渭源山区的花儿(一种流行于甘、宁、青的西北民歌，比秦腔更为苍凉沉郁)，用淳朴的语言传唱代课教师的工作：

　　蓝天下的太阳花，代课教师最伟大，汗马功劳他立下(音同“哈”)名利不图不为啥，心上牵着山里娃。

　　“中国最后的代课教师，他们的教育生命即将终结，但他们的精神不死。我必须把他们记录下来，交给历史，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群人，就像饿死在渭源首阳山上的伯夷和叔齐，代表着渭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寇倏茜说。

　　王政明是这本书的主角。在被清退后，寇倏茜问王政明：“这辈子后悔吗？”王政明说：“从来没有后悔！”

　　这个老人，这个群体，他们的一生像他手中的二胡，绷住的琴弦把自己勒紧，奏出生命的强音。然后，弦断音绝。　　

　　解决代课教师问题需要冲破权力制约和身份限制
　　
　　各地近年来都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采取了相关的措施，重庆的做法最值得借鉴。

　　对这些清退的代课教师，教育部门尚未为他们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县级财政往往难以支付清退代课教师的相关费用。　　
　　
　　2006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宣布，教育部将在短期内“清退”代课教师。

　　按照甘肃省宕昌县教育局副局长王翔的保守估计，一位代课老师要教20名学生；按照教育部的官方数字，全国一共有44.8万代课教师——同样是保守估计。这意味着，代课老师的清退政策将与至少900万中小学生的教育问题息息相关。

　　“代课老师是清退不掉的。代课教师的离去，并不等于公办教师的补入。如果硬性清退，我们县三分之一的教育就垮了。”王翔认为。

　　在甘肃，因为陇南地区和庆阳地区代课教师的人数太多，当地教育局给与了特殊政策，减弱了清退的力度。而甘肃的天水地区，“代课教师已被基本清退。”王翔说。

　　实际上，教育部除了表明这一态度外，并没有出台其他具体政策，也没有给出清退的时间表。“各个地方只能按照自己对这一‘原则’的理解来处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

　　对这些清退的代课教师，教育部门尚未为他们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如何打破权力制约和身份限制，让社会公正的阳光洒到他们身上？
　　
　　代课教师各地都有

　　代课教师现象的存在并非西部地区所独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调研发现，代课教师在广东与广西两省份的数量最多，均在5万以上。仅深圳市的代课老师数量就达到一万多人。一部分没有深圳户口的优秀教师，甚至特级教师从内地省份流向深圳，他们每月所得工资仅是深圳市正式教师的一半，但依然高于大多数内地省份。他们已经成为维持、提高深圳教育质量的重要力量。

　　在浙江，许多教师从中部地区流入，在浙江边代课边等待转正的机会，一些人期待由正式教师考入公务员系统。“我认识的一些浙江基层的处级官员，过去就是由中部地区来此的代课教师。”储朝晖说。

　　即便是一个省，产生代课教师现象的原因也不同。安徽的北部是平原地区，学校规模较大，教师编制与其南部山区相比较为宽裕。但因为北部部分地区经济贫困，即便有空余编制，也难以负担更多的教师。

　　在东北三省地区，因为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好，前20年对教育的投入较多，因此代课教师的问题并不突出。

　　而代课教师问题最为严重的，还是西部的贫困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代课老师是指那些毕业于比较规范的师范院校，因为在任课当地没有正式编制，暂为代课的老师。“而西部的代课教师已经远非此类含义。”储朝晖说。

　　据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嘉毅的研究数据，甘肃省代课教师数量达到4.2万人。在甘肃省会宁县汉家岔乡中学校长刘仁看来，农村学校的教学骨干几乎全被抽调进县城中小学，好教师在农村大面积流失，代课教师便成为维持西部教育延续性的重要力量。
　　
　　代课教师如何清退

　　如何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看来，重庆的做法最值得借鉴。

　　重庆市采取公开招考的方式。今年8月，全市1万余名代课教师中有8000名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为此，政府每年将增加2亿元的教育支出。在这次代课招考中，代课老师按照教龄和工作成绩，给予5分、10分和15分不等的加分。不合格的教师被解聘时，按照国家政策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

　　“重庆有其特殊性，一是代课教师的基数不大，二是重庆市的财力状况允许其实施这样的举措。”杨东平说。而在代课教师数量达到3万的云南省，对代课教师的去留问题采取了按不同年龄分别对待的方式。年龄在50岁以上的代课教师，由当地教育局想办法安置。年龄在二十多岁的基本全部清退，因为考虑到他们还有另谋生计的可能。而中间30到50岁的人，鼓励他们通过培训和考试转为公办教师。

　　对于最为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部从2006年开始推行“特岗教师”方案，以期填补农村的教师缺口。此项政策主要针对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最后5％人口覆盖地区，“特岗教师”聘期内工资由中央财政支出，教师的平均年薪可达到1.5万元。“大多数特岗教师比较安心目前的工作，希望能够留下来长期执教。”杨东平分析说。

　　在甘肃省宕昌县去年补充的309名教师中，有132名为特岗教师。“特岗教师被一轮轮地下放到乡里、村里，是希望能在不打断农村教学的情况下，逐步地取代代课教师。”王翔说。

　　农村的生源也在减少。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新生人口下降的同时，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一起流向城市。甘肃省景泰县最大的一个乡2006年时的上学适龄儿童不到5个。

　　内蒙古的一位校长发问：“2002年，我们这里没有增加一名新生，两个教一年级的老师没有课代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多，多余的老师该走向何处啊？”“无论施行的是何种政策，代课教师退出舞台将是趋势，虽然过程会非常漫长。”王翔说。
　　
　　国家补偿何时到位？

　　“代课老师的保障问题，没有任何政策可以依据。”储朝晖说，“这不是教育部门能独力解决的，应由国家的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合力完成。”

　　当前，各地基层政府在“自由裁量”的时候差别甚大。一些地方“一刀切”，对于辖区内代课教师全部清退，不仅没有把其中的优秀者转为公办教师，在清退过程中更忽视了对他们的利益保障。本报记者采访的几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公开的转正名额。

　　在代课教师清退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级地方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担都应该有清楚的界定。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县级财政往往难以支付清退代课教师的相关费用。例如甘肃省庆阳市采取了有偿清退，对2000年以前聘用的代课教师每人每年补偿300元，对2001年1月1日以后聘用的每人每年补偿100元。标准并不高，甘肃省政府也专项补贴了五百万元，但是庆阳市财政仍然有一千多万元的专项资金缺口。

　　而更多的地方则不给任何补偿。
　　
　　冲破权力和身份限制

　　“大部分的地方教育部门还在等中央的具体政策。”王翔说。“代课教师群体的流动性非常大，教育部门还没有对其动态的监控。”储朝晖说，“县聘、乡聘、校聘，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认定代课教师身份很麻烦，44.8万是某一时间节点的代课教师数量，但若将代课老师统一考虑，44.8万背后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产生这么多的代课教师，根本原因不是西部地区交通不便或信息闭塞，而是现行的教师管理制度和实际情况不能吻合。”储朝晖说，“中国公办教师的设置方式，是按照中央到地方层层授权，各地很难因地制宜进行调整。今天要是给谁正式的教师身份，意味着要把他的终身包下来，贫困地区的财政会很吃力。”

　　而若跳出教育系统来看，优秀的代课教师无法进入正式教师编制，也牵涉到地方的行政问题。“教师编制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被行政人员占用。”杨东平说。

　　“在安徽北部某县，有一次清理行政人员编制，一次性将五百多行政人员转为教师，中间只经过两三个月的培训。”储朝晖说，“一些地方对教师编制卡得很紧，是因为教师编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

　　有些地方的代课教师问题，就是由当地政府造成的。杨东平说：“这些地方在编造公办教师名单的同时，雇佣大量代课教师，他们只拿正式教师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工资，剩余的钱全在政府的暗箱操作之中。”

　　为了冲破权力控制编制的阻力，储朝晖提出定岗招人的模式。“新政策应当把教育经费计划在所需求的岗位上，而非人头上，按各地不同的岗位需求来灵活安排教师人数。国家人事体制的改革思路都在向这个方向转变。”

　　“教育部门要将把代课教师的问题放入整个教师管理体制里进行调节。政策的重点在如何解决不同地区的差异性，而非不同种类教师的身份。”储朝晖说。　

　　南方周末专访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必须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积极稳妥解决农村代课人员问题，是提高中国农村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所谓积极稳妥，就是要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要考虑到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要求，也要考虑农村代课人员的合理诉求，充分肯定他们对我国农村教育所作出的贡献。

　　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很多措施，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比如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联合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2006年共有1.6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应聘到中西部农村中小学任教。在上岗前，对他们免费进行教师资格认定，发放教师资格证书。中央和有关部门文件中规定：各地县级以上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其新录用的教师必须去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3年，服务期满后才可回原聘用的学校执教。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具有教师资格的大学生补充农村教师，将有力提高义务教育教学质量。

　　据我了解，广西、湖北、重庆等地在解决农村代课人员问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湖北省从2004年起启动了“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每年从高校中遴选出一批应届本科毕业生到乡镇学校任教。该计划由于制度设计科学合理，加之各有关部门操作精细，几年来，湖北省已有近7000名大学生活跃在农村教育一线。此外，从2005年起湖北省教育厅出资每年组织2万名农村乡镇中小学教师、校长到武汉高校免费集中培训。除这两个工程外，湖北省还实施了“城镇教师援助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我在《中国教师报》上撰文，呼吁更多的媒体、更多人们为良好的制度设计与精细的施工操作鼓与呼。

　　我还曾经率团到重庆采访，重庆市用积极、创造性的做法破解了许多教育难题，如解决“普九”债务和农村代课人员等在内的难题。重庆市提供一万个教学岗位，通过考试的方式对代课人员进行考核，把他们当中具备教学知识和教育能力的人员全部转为公办教师。对没有通过考试、不具备教学能力的人员，他们也给予了适当的经济补偿。

　　根据我国现行教育管理体制，解决农村代课人员问题必须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加大地方政府统筹力度。广西、重庆、湖北都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在解决农村代课人员问题上借鉴。

　　除了教书，我们什么也不会干
　　
　　一杯酒呡下去，王政明的眼眶马上红了，泪花跟着泛出来。几分钟前，我在村里人的指引下在打谷场上找到他时，他是一个正在尘土中挥舞着耙犁忙碌的干瘪老人。走近后我简直认不出来，他瘦了很多，背驼了，整个人佝偻着。两年前，记者到甘肃渭源县张家堡小学采访代课教师王政明，那时他的生活和现在一样困顿，但老人是坦然的，谈到待遇微薄也只是憨笑两声。只要上课，他整个人就像被点亮了一样，兴起时手舞足蹈。而现在，被解职回家的王政明，是一盏拧暗的灯，提起往事，长叹一声，望着天花板，半晌无语。

　　有近一年的时间，王政明再没去过学校，走路都绕得远远的。为了采访，他和同时被解职的刘秉章老师慢慢挪到学校门前。刘秉章现在还打着光棍，2005年本报报道后，曾有北京的热心人寄过万余元让他收拾下房子娶个媳妇。我想起当年刘秉章说的：“没法在地里干活，听到学校小孩的声音心里就急。”放学时分，一群孩子从校门涌了出来，他们似乎也都明白些什么，竟没有主动来打招呼。学生们逐渐远去，二人笨拙地站在尘土中。两年前，就是在这个校门口前，王政明带着他班上的学生回家，像骄傲的母鸡护翼着一群小鸡仔。此刻二人都急于要回家，王政明说地里的活没干完，刘秉章说还有土豆要卖，于是都匆匆离去。

　　十余年的教师生涯，就这样永远结束了。记者后来和会川镇的一群代课教师聊了一晚，他们先是自怜，然后自嘲：除了教书，我们什么也不会干。像是赌输了，现在我们成了村里人的笑柄。

　　■记者手记

　　命若琴弦

　　在去渭源之前，我像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性人”一样，自以为能客观看待代课教师——在那段连城市发展都要用“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输血的年代，代课教师为全民基础教育贡献不小，现在到了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都提倡全民素质教育了，老师能不讲点素质？

　　然后，我遇到第一个采访对象王政明。采访结束时，偶然谈起他那把断了弦的二胡，让我想到了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想到了代课教师这个群体的宿命。

　　小说里的老瞎子将弹断琴弦视为一种神秘的仪式，如同王政明48年来把每天走上讲台作为一种命定的仪式。他相信只要这个仪式一直持续下去，他的转正就有希望。

　　事实上，转正对于早过了退休年龄的他只是个名分，没有多少实际利益了。他用一生去换那个“光明”，却等来了“清退”二字。老人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他48年前亲手建立起来的学校，他说感情上接受不了，好像是一个历史罪人一样被扫地出门。

　　王政明被渭源作家寇倏茜称作“张家堡小学的守护神”。曾含泪为代课教师直言教育部的挂职县委副书记李迎新说王可能是中国最老的代课教师。他就这么轻叹一口气，走了。

　　李迎新曾经让在绝望中坚持的他们看到一线光明。当他挂冠离开渭源的时候，一切希望都消逝了。但穷困潦倒的代课教师们集体凑钱，一定要“欢送”他。代课教师说，李书记为代课教师说话，一度被排挤无法正常工作，他替我们受委屈了。

　　采访结束前一天晚上，我请一些代课教师吃饭。结果这也成了他们对我的“欢送”。结账时，四五位老师架着我，死活不让我来付账。那顿饭，是一个代课教师一个月的工资。

　　那晚上大家喝了酒，他们说，我们直到今天要被清退了，才彻底明白那句经常挂在师者嘴边的话：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举座都是大专文凭以上的人，他们多是教学骨干。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的残酷不期然地造就了代课教师队伍的先进性——微薄的工资为我们萃取了那些真正有爱心和事业心的师者；不断的清退则在淘汰素质较低的代课教师同时，驱使剩下的人不惜大举外债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11月25日一早，我离开渭源，赶到位于秦岭腹地的陕西蓝田，采访两年前南方周末报道的另一个主人公李小锋。我以为蓝田不会再让我有更深的感动了，然而我又错了。

　　11月29日下午四时，我像个不速之客，来到代课教师李小锋一个人坚守了15年的柿园子小学。实际上，它甚至不是“学校”，学生只有17人——按照规定，少于23人的只能叫做“教学点”。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他上这天的最后一课。这是一节典型的复试教学——五个年级17个孩子在一起上课。他先教一年级学生生字读写，然后让他们练习；然后为二年级温习昨天的课《假如》，并留思考题：假如你有一支神笔，你会为爸爸妈妈做什么；之后是为四年级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李小锋用我在蓝田听到的最标准的普通话提问：你们像周总理那样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么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四年级的同学一个个回答，“当医生”、“当军人”，这时一个叫穆茜的女孩站起来说，“当老师！”李小锋问，“那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穆茜说，“要当一个和您一样的老师。”

　　曾经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是这样理解教育的：“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这种教育在很多地方不在了，没想到，我在西北大山里发现了它。

　　晚上我执意带李小锋到县城改善伙食。我还请了另一个代课教师李小棚。我们在县城等他直到晚上9点半。他没手机，一直联系不上。饥肠辘辘的我对此抱怨不已。后来才知道，下午放学他出发时，已经没有班车了。他为了不食言，骑了几个小时山路的自行车来见我。

　　那顿饭吃得很香。李小锋和李小棚名字像兄弟一样，他们并不熟识，但都记得在县城培训时见过对方。当时他们住不起公办教师住的招待所，都睡2块钱一天的县城边农民房。

　　李小棚一生可能都没吃过那天晚上那么好的饭菜，他甚至不会使用抽水马桶；李小锋两年前接受南方周末的邀请到广州参加活动时，在飞机上喝饮料给空姐付费而被笑话。

　　当天晚上，我们一起住在县城招待所的标间里。他俩执意不让记者多开一间房，甚至也不让多加张铺位。李小锋和李小棚，两个长期营养不良的关中男子像兄弟一样依偎在一起，在我的打字声中安详睡去。

　　这对我只是西部县城宾馆的旅途一夜，而对他们是难得的安逸。想起平日里他们住在漆黑寒冷的屋里，领着微不足道的薪水，生命如蝼蚁，尊严似微尘。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衣冠楚楚，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