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到医院治病，你敢讨价还价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5:58:32
到医院治病，你敢讨价还价吗？ 卫生部长陈竺指责一些医院在大病治疗中天价收费，提出医院按病种定价收费。
今天，恐怕没有哪一个专业，像医学专业这样，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知识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
医学能定义你是否健康，决定是否安放某个病名，能判断人的生死，能确认人是否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能提出关于你身体某一部位是否应该去掉的建议……这些都基于科学，我们只是但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能够更加确当地掌握了科学而已。
至于医疗的价格，这是一个既有伦理也涉及医学权力的问题。人不会在医院讲价，如果治疗费用太高，你会想办法，也可能怅然而去，但不会跟医院讨价还价，医院开出的医疗价格总是权威的。它涉及伦理的方面是，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人面对健康与生命问题，应当想尽办法去治疗，在费用上考虑是否值得是不行的。很多病都有明确的不良预后，但我们仍然可能为之支付巨大费用，仅仅是因为，唯此病人和亲友才能够心安。
医疗费用高昂，既有支付能力方面的问题，也有医疗价格方面的问题。支付能力与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政府的医疗保障水平有关，医疗价格与医院定价和政府的卫生投入状况有关。说医院大病开天价，显然不是说医疗费用高昂，责任全在医院，而只是把目光关注到这个方面而已。
医院有没有开天价的现象？小病，例如感冒，早几年武汉就报道过小孩咳嗽一单开出1500元的事。大病费用，更是弹性极大的空间。例如癌症，以我日常听到的情况，治疗费用相差十倍以上是经常的。在我的老家，农村人用于治疗癌症的费用，大概是2万元左右。在我工作的城市，癌症治疗费用大概在30万元到50万元之间，这些人都算是中产阶层吧。不同费用的治疗，是否带来不同疗效呢？至少从存活期来看，我没有看到明显相关。但因为疗效涉及到生存质量以及不同人抗病的个体差异，所以我不能简单判断治疗费用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大病治疗几乎总有一个讨论方案的过程。对于预后不良的来说，讨论方案，我看无非是讨论病人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治疗，人总是要油干灯尽，钱也要花到枯竭为止。我的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肺癌，医院给出几种方案，朋友接受的方案是1年20万左右，最后是超出大约一倍，治疗时间大约一年半后去世。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存在着权利的不对等。培根说“知识就是权力”，托夫勒说“信息就是权力”，汉语都译作“就是力量”。餐馆一个菜卖多少钱，这个比较透明；而医院治一个病得多少钱，这不够透明。不是有费用清单就透明了，而是医疗是很专业的问题，这个专业是由医生和医院掌握的，病人不可能明了价格，你最多知道药价，但你还是不知道那个药是否必须要用，你并不明了哪些治疗是适当的，哪些是过度或者不够的。
可以说，医疗机构与病人之间的不对称，是注定的。陈竺提出“给一个病种定一个价格，医生在治好的前提下合理用药”，这就是借助国家力量来实现病人权利。陈竺说这在发达国家已经采用，也谈到他在成都开会，进行某病种的案例分析时，这种平均治疗费用为八万元的病，某地医院的费用达到几十万。
以病种定价来控制天价，也会产生一定问题。不同医院甚至不同的医生，医疗水平不一，医疗服务不一，怎么体现？不过，比起医院以开天价为基本选择来，病种定价还是现实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可能是没有的，只存在“最不坏”的选择。至少在公立医院，应该是这样。
“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是一种生命伦理，人们往往以治疗表现仁至义尽，越是重大疾病，越是重在“尽人事”而不是治好；医院以治疗实现利益。这是双方目的不对称。医院掌握着知识权力，这是双方知识不对称。这两种不对称大概都是天然的，而且不可消除。现在，这使得人们一旦有了大病，就可能不惜一切地将财产输送到医院，这大概是一种最坏的交易。病种定价，可能使这种不对称略略有所控制。
附注：还得说明一下，我病了还是要到医院去的，对医生还是要万分感谢的。
现在有一种逻辑，谁说学校的问题，就有人说你孩子不送学校吧；说警察的问题，就有人说你被暴徒欺压了不要找警察；说医院的问题，就有人说你有病别上医院了。如果当官的照方抓药，就可以说你说政府做得不好，就不要指望政府给你做事了。我看这不是把社会往好里去弄的逻辑，而是让大家一起朝污泥里面滚。
今天，恐怕没有哪一个专业，像医学专业这样，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知识作为一种权力而存在。
医学能定义你是否健康，决定是否安放某个病名，能判断人的生死，能确认人是否有能力承担法律责任，能提出关于你身体某一部位是否应该去掉的建议……这些都基于科学，我们只是但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能够更加确当地掌握了科学而已。
至于医疗的价格，这是一个既有伦理也涉及医学权力的问题。人不会在医院讲价，如果治疗费用太高，你会想办法，也可能怅然而去，但不会跟医院讨价还价，医院开出的医疗价格总是权威的。它涉及伦理的方面是，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人面对健康与生命问题，应当想尽办法去治疗，在费用上考虑是否值得是不行的。很多病都有明确的不良预后，但我们仍然可能为之支付巨大费用，仅仅是因为，唯此病人和亲友才能够心安。
医疗费用高昂，既有支付能力方面的问题，也有医疗价格方面的问题。支付能力与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政府的医疗保障水平有关，医疗价格与医院定价和政府的卫生投入状况有关。说医院大病开天价，显然不是说医疗费用高昂，责任全在医院，而只是把目光关注到这个方面而已。
医院有没有开天价的现象？小病，例如感冒，早几年武汉就报道过小孩咳嗽一单开出1500元的事。大病费用，更是弹性极大的空间。例如癌症，以我日常听到的情况，治疗费用相差十倍以上是经常的。在我的老家，农村人用于治疗癌症的费用，大概是2万元左右。在我工作的城市，癌症治疗费用大概在30万元到50万元之间，这些人都算是中产阶层吧。不同费用的治疗，是否带来不同疗效呢？至少从存活期来看，我没有看到明显相关。但因为疗效涉及到生存质量以及不同人抗病的个体差异，所以我不能简单判断治疗费用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大病治疗几乎总有一个讨论方案的过程。对于预后不良的来说，讨论方案，我看无非是讨论病人能够拿出多少钱来治疗，人总是要油干灯尽，钱也要花到枯竭为止。我的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肺癌，医院给出几种方案，朋友接受的方案是1年20万左右，最后是超出大约一倍，治疗时间大约一年半后去世。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存在着权利的不对等。培根说“知识就是权力”，托夫勒说“信息就是权力”，汉语都译作“就是力量”。餐馆一个菜卖多少钱，这个比较透明；而医院治一个病得多少钱，这不够透明。不是有费用清单就透明了，而是医疗是很专业的问题，这个专业是由医生和医院掌握的，病人不可能明了价格，你最多知道药价，但你还是不知道那个药是否必须要用，你并不明了哪些治疗是适当的，哪些是过度或者不够的。
可以说，医疗机构与病人之间的不对称，是注定的。陈竺提出“给一个病种定一个价格，医生在治好的前提下合理用药”，这就是借助国家力量来实现病人权利。陈竺说这在发达国家已经采用，也谈到他在成都开会，进行某病种的案例分析时，这种平均治疗费用为八万元的病，某地医院的费用达到几十万。
以病种定价来控制天价，也会产生一定问题。不同医院甚至不同的医生，医疗水平不一，医疗服务不一，怎么体现？不过，比起医院以开天价为基本选择来，病种定价还是现实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可能是没有的，只存在“最不坏”的选择。至少在公立医院，应该是这样。
“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是一种生命伦理，人们往往以治疗表现仁至义尽，越是重大疾病，越是重在“尽人事”而不是治好；医院以治疗实现利益。这是双方目的不对称。医院掌握着知识权力，这是双方知识不对称。这两种不对称大概都是天然的，而且不可消除。现在，这使得人们一旦有了大病，就可能不惜一切地将财产输送到医院，这大概是一种最坏的交易。病种定价，可能使这种不对称略略有所控制。
附注：还得说明一下，我病了还是要到医院去的，对医生还是要万分感谢的。
现在有一种逻辑，谁说学校的问题，就有人说你孩子不送学校吧；说警察的问题，就有人说你被暴徒欺压了不要找警察；说医院的问题，就有人说你有病别上医院了。如果当官的照方抓药，就可以说你说政府做得不好，就不要指望政府给你做事了。我看这不是把社会往好里去弄的逻辑，而是让大家一起朝污泥里面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