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论文曾为大跃进做伪证造势 - 社会聚焦 - ShowChina[秀中国社区] - P...

科学论证”大放“卫星”
　　
　　故事发生在1958年。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因粮食的短缺，农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这一切，距今刚刚50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此次，凤凰卫视举办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进行网民调查，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月6日），有326票同意，反对票为零，所有跟帖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但是我总觉得，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这个道歉。
钱学森先生在五十年代经过长期争取才辗转从美国回到中国，在1957年当选为中国第二批学部委员，并在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先生回国的目的不外是报效祖国，那么他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干这种今天看来如此愚蠢的事情呢？即使是五谷不分的公子哥，也应该知道把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从数百斤提高到数万斤应该是多么的不可能吧？更何况，从“前年卖粮用萝挑” 猛升到“今年汽车装不下” ，恐怕连小孩子都骗不了吧？在“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一文中，曾写到：“政治标准在院士选举中的实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良心”。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受到麦卡锡反共狂潮的迫害，回到中国后，又耳闻目睹反右运动的残酷激烈，这些，对他不可能毫无影响。把个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之前，是院士社会良心丧失的主因。

       除了钱学森，另一个在“大跃进” 运动中丧失了社会良心的是第一届学部委员、经济学家薛暮桥。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

      “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中国老百姓死于饥饿，无法在此计算其中有多少是亩产万斤理论的牺牲品。今天看来，“大跃进”运动的实质就是愚昧，而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人，也就是那些学部委员们，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承担起“社会的良心” 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来使这种愚昧的行为变本加厉，使愚昧行为穿上“科学”的外衣。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主动抛弃自己社会良心的学部委员还是极少数的。但绝大多数的学部委员却通过沉默，被动地支持了这些丧失良心的人。钱学森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却选择了说假话。其他学部委员应该说真话（当然要冒风险，否则还叫什么社会的良心），但他们却几乎全都选择了沉默。可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们，你们为什么会全部做出错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