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种部队内幕

美国特种部队内幕  

    《影子武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是美国著名军事作家汤姆·克兰西和美国前特种部队司令卡尔·斯廷纳合著的一本纪实性著作。该书详细介绍了美国特种部队的诞生、发展，以及它所参与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其中，美国特种部队以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为准则的做法颇耐人寻味。

    ——编者

    绿色贝雷帽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标志

    1961年10月1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麦凯勒池塘附近的棒与枪俱乐部里，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在到来。那天到场的有刚被提升为陆军准将的新任特种部队司令比尔·亚伯勒、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切斯特·V·特德·克利夫顿少将、肯尼迪总统本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从表面上看，肯尼迪到布拉格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阅一个陆军师——第82空降师。在旗帜招展的西蒙斯机场上，展示的是这支部队及其所有的武器装备。然而，另一个目的才是肯尼迪此行的真正意图，因为克利夫顿、肯尼迪和比尔·亚伯勒都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总统体验一下特种部队能干些什么。

    肯尼迪对特种作战早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特种作战具有很大的魅力，而他对有魅力的东西总是情有独钟。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特种部队有能力做他极想做的事情。

    当时，肯尼迪的观点在美国的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知音。他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身已陷入一种新的冲突，从而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战争。它对我们通常的作战形式提出了挑战，“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它的起源却又非常古老——由游击队、破坏者、叛乱者、暗杀者所挑起的战争；通过伏击而不是通过对垒进行的战争；通过渗透而不是通过侵略，通过瓦解敌人、拖垮敌人而不是与之正面交锋而赢得胜利。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新战略，还要有一支全新的军队”。

    克利夫顿和亚伯勒认为，一场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安排得恰到好处的演习，肯定能够向他们的总司令展示：陆军早就具备了在这一新的舞台上所必需的士兵和力量。它还远远没有完全形成和发展起来，但是亚伯勒认为，这可以说明他已经有了组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

    那一天的另一个亮点是，特种部队首次在这样的正式场合戴上了绿色贝雷帽。这种帽子虽然不正规，但却很受人喜爱。当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把戴绿色贝雷帽作为统一着装。60年代的陆军不允许像特种兵和伞兵这类“精英”部队有与众不同的着装，其理由是为了整齐划一。即便如此，所有特种部队都藏着绿色贝雷帽，在偏远地区演习或者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戴上它。

    比尔·亚伯勒和特德·克利夫顿在西点军校就是同窗好友，而且成了终生莫逆。在肯尼迪到布拉格堡去之前，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就讨论过部队在接受总统视察的时候要不要戴贝雷帽的问题。从不利的方面来看，他们是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从有利的方面来说，他们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的军中同行和公众承认，特种部队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亚伯勒是一个对象征符号特别敏感的人，他认为贝雷帽不只是一件与众不同的衣物，而是一种象征。

    “我认为总统看见你的人戴绿色贝雷帽会喜欢的。”克利夫顿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也这样想，”亚伯勒回答说。“当然，它们还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可。”

    “唔，”克利夫顿说，“你就告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戴上它。”

    “下面怎么办呢？”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对付。”

    到10月12日那天，各种不同色调和面料的绿色贝雷帽一下子从隐藏转为公开，有些贝雷帽已经经历过数十次野外训练。那一天，头戴贝雷帽的官兵们自豪地站在那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允许的。年轻的总统满面笑容，非常高兴。

    后来，就在陆军服装委员会为这件事非常恼火的时候，白宫给亚伯勒准将发来一份电报，说总统已同意把贝雷帽作为优秀表现的象征。从那时起，绿色贝雷帽被正式认可。

    从那时候起，各种式样的贝雷帽就成了美国陆军各部队正式的行头——首先是那些得到认可的精英部队，比如突击队（黑色贝雷帽）、空降兵（栗红色贝雷帽）。近来——尽管还有许多争论——整个陆军都获准戴黑色贝雷帽（突击队员将换戴褐色的）。

    绿色贝雷帽清除“老油子突击队员”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种部队之后不久，亚伯勒逐渐意识到特种部队的原有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达不到他的新型作战部队的标准。这些人都很厉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军人，可是在政治和心理比较敏感的形势下，他不能指望他们个个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亚伯勒说：“在绿色贝雷帽部队中，我特别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击队员’，也就是老式突击队中的那种人。坦率地说，在特种部队中这样的人还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曾经和突击队并肩战斗，我了解他们，也很钦佩他们的优点：他们是勇敢的‘放血者’。他们是作战的机器。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规劝。对于我们所说的比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他们几乎从不放在心上。

    “不过，我在陆军中的一些同事从来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非要清除那么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们后来为什么在资格课程中有那么高的淘汰率。他们无法理解在判断力问题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认识人性问题上的淘汰率。……一个不愿和山民一起卧倒在地，向他作瞄准示范的人，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由于高淘汰率问题，我们不断受到指责。但是只要我决意处理的事，我们就寸步不让。我会坚持对从那个大锅炉、那个体制中出来的每个人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由于种种原因，特种部队的优秀士官的前途比较光明，所以士官的质量就比较高，他们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亚伯勒在训练新来者的时候，想充分利用这些士官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权很大似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与比他们年轻的士兵一起行动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不少野性。

    对他们必须加以管束。

    不过，更大的问题还是军官问题。尽管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很多军官都把分配到特种部队看成是一个暂时的栖息，是一个有男子乐趣的地方——酗酒、胡闹、搞女人、勾搭别人的妻子。

    这些现象必须制止。

    在到任初期，亚伯勒把他的军官带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对他们的期望。

    这就是令人难忘的亚伯勒“林中训话”。

    “只要由我来负责特种部队，”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的规矩就要变。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闹，不准通奸。不能有调皮捣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从现在起，所有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变通。我们要有道德标准，纪律标准，仪表标准。

    “第二，所有军官都必须通过资格课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么军衔。

    “第三，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军衔的人。没有例外。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话跟你们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后，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有两种方式来处理。你们可以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你们也可以到我办公室提出调动到其他单位的要求。否则，你们就必须来个脱胎换骨，如果你们还想留在这支部队的话。”

    那些最差劲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特种部队的军官和士官开始觉得有了奔头。如果你到了特种部队，能够干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愿意，就有可能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它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成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绿色贝雷帽执行的是美国版毛泽东“行为规范”

    肯尼迪政府明确表示，“对付叛乱”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后不久，对付叛乱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统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它们必须联系与行为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各种资源——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学——一起打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学科和比较直接的军事功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在对付叛乱的恶劣实战环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种战争中心必须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比尔·亚伯勒本人就是学者。他在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方面的经验使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了解敌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知识和灵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寻找。

    他所咨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比如有传奇色彩的空军上校爱德华·兰斯代尔。虽然他在越南的行为值得怀疑——但却是真实的。在20世纪50年代，兰斯代尔被借调到中央情报局，而后被分配到菲律宾。他使得中央情报局在对付菲律宾的共产党游击队（被称为“胡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兰斯代尔采取了好几种办法。首先，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影响，他推出了一个无疑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拉蒙·麦格赛赛，麦格赛赛在二战期间是菲律宾吕宋岛游击队队长，战后曾任该国国防部长，进行了长期的反游击战。他后来成为菲律宾总统。第二，兰斯代尔后来被人们说成是在“黑色”心理战方面有超群才华的人——散布能够伤人的谣言。例如，他在农村散布谣言说，内心邪恶的人将成为当地吸血鬼的盘中餐。接着他让手下人把一个死胡克的血抽干，然后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尸体仍到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谣言不胫而走，说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点也是比尔·亚伯勒研究非正规战和政治战时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亚伯勒写道：“埃德·兰斯代尔使我认识到，我们所说的民事行为与正规军在民众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对菲律宾的游击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众觉得，军队不是压迫者，穿军装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们热情地支持并帮助民众，那么政府肯定也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军人所做的好事证明了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诚信。

    “在后来的研究中，”亚伯勒写道，“我发现这个概念的发明者不是埃德·兰斯代尔……而是毛泽东。毛泽东是这种思想在当代最伟大的推动者。

    “我研究了毛泽东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行动。我发现，在开始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是，当毛泽东沿长征的道路一路退却的时候，他领导的军队对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热爱，也非常尊重。所以老百姓和共产党军队的关系不是通常那种军民关系，老百姓不是躲避他们，而是欢迎他们。

    “这样的行为要追溯到毛泽东的九项规定。他要求红军记住这些规定（它们甚至被谱成歌曲天天唱）。这些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将受到严厉惩处，也许被处死。”

    这里有一个例子：

    ●不拿贫苦农民一针一线。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买东西要付钱。

    ●买卖公平。

    ●对老百姓有礼貌，尽可能帮助他们。

    亚伯勒继续写道，这实际上意味着“军人所熟悉的战场上的那些普通规定已经用不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碍了军队，也不能把他们赶走。鼓励军人把自己的最后一份口粮与农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块门板睡觉（这是中国的一种习惯），那么部队在离开之前要把门板还回去。一个最佳的阵地也许就在一个墓穴上。即便如此，红军也会尊重老百姓，把枪架到其他地方。

    “结果，红军的力量壮大了，蒋介石的部队越来越不得人心。”

    亚伯勒研究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长征等人，对多维战争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有了这些研究作为指导，特种部队新的发展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

    没有过多久，贯彻执行美国版毛泽东“行为规范”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开始对生活在偏远地区、往往是丛林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小人物”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先前，这些人在整个军事行动计划中并不起多大作用。这些“小人物”往往对在他们中间的外国军人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些军人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军事技术，他们很快就得到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谊。

    绿色贝雷帽部队关注其他军人很少关注的各种小事情。例如，他们帮助某个村民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状况。他们和他并肩劳动，建起一座小木桥，这样他到那块原始的土地上干活时，就不必再在沼泽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半英里了。他们教会他如何挖灌溉渠。他们给他种子，这些种子长出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好蔬菜。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温暖的是，他们是把这个村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他们可以用当地语言与他交谈。他们和村里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一旦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保卫村庄的军事任务就开始了。绿色贝雷帽部队规划了村子的防御工事轮廓，村民们把一根根尖桩埋在地上，尖头对着通向村子的道路。他们在村子里挖了防护掩体。他们还建立了报警系统，所使用的是旧轮胎的轮毂和空炮弹壳，遇到情况就发出警报。在这段时间里，绿色贝雷帽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在遇到袭击的时候，他们就与村民们并肩战斗。

    为完成这些任务所进行的训练是强化的、高难度的，而且是尽可能接近实际的。他们让从国外完成任务归来的绿色贝雷帽提供充分的信息，并让他们帮助培训前去接替他们的人。此外他们还建立起一些模拟的村庄，连细节方面都很像。他们的生活就像在实地一样，包括吃饭、住宿、作业、语言以及其他的一切。

    为了有助于训练，亚伯勒还在布拉格堡建了部分模拟越南游击队居住的村庄，从使用的器具、饲养的家畜和逃离用的通道，应有尽有。亚伯勒后来去越南的时候发现，在越南人的步兵训练中心有一个模拟村庄就模仿了他的模型。他感到很有趣，也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