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中俄导弹协议奠定了军事盟国关系2

奥斯特罗姆研究独辟蹊径

何亮亮：《时事亮亮点》今天的第二幕“推心置腹”，我们的人物对象是上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得主之一的奥斯特罗姆教授。

首位经济学奖女得主：奥斯特罗姆

解说：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是经济学奖1968年设立以来，首位得奖女性，同时也是今年第五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得知获奖消息之后，奥斯特罗姆在任教的印地安纳大学召开记者会。今年76岁的她表示，当年求学时许多人劝她身为女人不需要高学历。但是秉持对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热情，奥斯特罗姆一路念到博士，她又鼓励后进女性同胞再接再励。

奥斯特罗姆生于1933年，1965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众多学术协会和顾问委员会担任职务，目前是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政治学以及公共和环境事物学教授。她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诸多领域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她首创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已经被公认为美国公共选择的三大学派之一。

奥斯特罗姆因为对经济管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管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委员会的肯定。她在研究中证实，使用雨林、油田、养殖场以及牧场等资源的老百姓，比政府或私人企业能更好管理这些资源。

奥斯特罗姆著作甚多，代表作是1990出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这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奥斯特罗姆曾多次访问中国，她的中文名叫欧琳。

何亮亮：奥斯特罗姆教授她的中文名字叫欧玲，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先生文森特，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欧文森，虽然名字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的名字，其实不是的，她的先生是一个美国的教授，曾经在香港教书，所以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欧文森，所以他的太太根据中国的传统也就有了一个姓欧，叫做欧玲这样一个中文名字，只是不为人熟知而已。

她的研究独辟蹊径

何亮亮：奥斯特罗姆实际上她是一个政治学家，所以她的理论我们普通人看起来，就比经济学家的那些艰深的理论更容易理解。奥斯特罗姆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这个当然是她的光荣。就人来说，我们看她的照片，看电视新闻片上，她就像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奶奶，在73岁的年龄，作为学者来说也算一个高龄的。她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精神也非常的好，能够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就说明她获得了国际上的肯定，但是我想对于这个奖项，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确实是名至实归，因为她确实应该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金。

奥斯特罗姆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她的研究实际上是跨学域的，既是政治学的领域，又是经济学的领域。她多年来研究的方向，侧重于在公共政策，或者说公地，公共用地方面的这种她的经济的成果，或者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一块土地，如果它是公有的，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它最好的效能？因为过去传统的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既然是公地，只有让政府，让公权力来主导，就能够发挥它最好的效益。另一种观点就认为不对，只要是政府有形的手在那里干预，它的效果就不好，一定要无形的手，要让市场来参与这样一块土地的运作，才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但是奥斯特罗姆的观点是超越政府主导，或者是市场主导这两者的，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也可以说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她认为政府未必能够最好的发挥这样一个公地的最大效能，市场也未必能够。最好的效能是在这样一块儿公地里面，公民自治的形式往往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能。为此她这样一个结论，不是空口的得来的，不是一个象牙塔的结果。她曾经走访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做了大量田野的实验，有第一手的材料。包括在中国，她曾经多次到中国，做这种研究，她有中国的学生。

按我的理解来看，依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在改革前后发生的公共政策也好，经济现象来说，我觉得用奥斯特罗姆这个理论来分析的话，也会是很有意思的。比方我们说中国农村的用地，它是国有的，农民不具有所有权。如果在这个人民公社时期，也就是一个公权力，因为人民公社本身等于是代表了国家，农民在里面实际上没有任何自治的成份。人民公社在中国经营的情况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人民公社在它的兴起，1959年兴起，实际上到了70年的末期，它就可以说完全解体了。它的全盛时代，全中国的公社化的时期也就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但是正是在六七十年代，正好是中国农业生产停顿的时期。

非常明显的，农村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农村的公有地没有使它的生产力能够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农民他以自治的形式，无论是在60年代初，因为当时中国产生了大饥荒，中央的政策不能不改变，特别是像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邓子恢这些人，他们是在支持中国的农村可以采用所谓包产到户的办法，这个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一种很有限度的自治，让人民作为主体在公地里面，来实现他们自己耕种的自由，非常见效。

当时，从1960、1961年开始实行这个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生产很快的就恢复起来了，但是那只是作为一个短期的，作为局部的措施，等到全国农业生产走到正规以后，这个制度就被取消了。但是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当人民公社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公权力的代表，完全剥夺了农民自治权利的时候，所有的公地就了无生机了。这也就是奥斯特罗姆在她的理论当中，想要阐述的一个道理，我觉得她的这个理论，用在中国经济变革过程当中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

切合金融危机后的研究成果

何亮亮：后来我们都能熟知的，从1977年开始，从安徽小康农民又开始了，实际上是一种自治，因为公权力并不答应它。但是在公权力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农民在公地，我们说公地是公有的土地上面，他们开始了自治。后来公权力，政府就支持了农民的做法，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理。

当然她这个理论倒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民公社的范畴里面，她也特别研究了内蒙古，以及像外蒙古一些公有的牧地，以及这种无主的，像外蒙古它有一些牧地，本身产权也不明确。但是她发现这些牧民们都能够用自治的方法，当他们在拥有这块牧地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会以最好的方式来维护这块牧地的。所以奥斯特罗姆这套理论，完全不是一套象牙塔的理论，她是根据很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活生生的这种现实，提取大量的案例里面，总结出她规律性的东西。

因为她是一个政治学家，所以她能够从公共政策，为什么在公有的土地，公共土地上不同运作的形式，无论是市场主导的形式，政府主导的形式，还是公民自治的形式，她通过对比的研究，得出了她的结论，所以是写了好几本书。我相信读这样的书，对于政府的官员肯定有启示的作用，对于所有那些关心世界上，首先是关心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最蓬勃的国家。实际上奥斯特罗姆所有的这些理论，它对我们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公共政策也好，公民自治也好。

从这里其实也想到了，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怎么样的努力。我们看到像奥斯特罗姆这样的很典型美国的大学教授，学校对她没有这种任何数量的压力，完全是根据她学术的成就来评定她职称。她不需要去行贿，她不需要去伪造什么理论，她也不需要她的助手为她来捉刀代笔，来完成一些数量型的论文。她是根据自己的学术良心，同时她也有她创新的这一面，你们都说是市场主导，或者是政府主导，但是她恰恰是在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之外，找到一种新的形式，而且有大量的数据可能来证实她的理论，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学术的研究。

而这样的一种学术研究，无论是她的学术研究的这种风格，还是这种学术研究的中品质，我觉得都是非常足以让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也包括大学的这些教授们是值得借鉴。看一看美国的这些教授，是如何在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而像那种真正的学术研究，它又如何的能够揭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