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李敖和余秋雨一起说相声(作者：新浪博客 我爱我师 泉水)

如今中国文化界，只有两个人敢自称“大师”，一个是站左边捧哏的余秋雨；另一个，是站在右边逗哏的李敖，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靠李敖和余秋雨找到自己的定位、思想和原则，我想这就是他们两位老人对时代的积极作用.

当代中国文化，大师成双了
在如今的华语文化世界，真正向公众明言自己是“大师”的，只有两个老人，一个是海峡那边的李敖，今年73岁；另一个就是海峡这厢的余秋雨，今年62岁。

　　李敖这么夸自己：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

　　余秋雨这么夸自己：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一个是“百世师”，一个是“大师”，李敖之狂，底气十足，霸气飞扬，荒原野地里，仿佛野马脱缰，豪气冲天；余秋雨呢，身段曼妙，莲花绕指，小桥流水下，判若金鱼戏游，珠珠泡泡。今天的中国文化终于有两个人敢称自己是“大师”了！独木不成林，如今好事终成双。我想起来，两个大师能干什么呢？能说相声，中秋夜，郭德纲于谦忙得很，把压箱底的段子整出来，演相声。可是，他们不知道，如果李敖和余秋雨，在中秋夜，一起说相声，我们似乎更加有兴趣。

　　李敖站在右边，他是逗哏的；

　　余秋雨站在左边，他是捧哏的；

　　站在右边的李敖，他是逗人的，逗者，嘲笑，讥讽，批判，斗争，放催泪瓦斯；他或是金刚怒目，或是菩萨低眉，或是尼姑思凡。他在北大放胆怒骂，在清华虚情假意，在复旦油头滑脑，在大陆绕了一圈，长城玩得爽，秦城没得进，全程来报道，演讲却没播，弄得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搞好团结，只有自鸣得意。

　　站在左边的余秋雨，他是捧人的，捧着，抱着，举着，搂着，微笑着，哭泣着。他在埃及畅游，在波斯感叹，在希腊沉思，在巴比伦徒步，在世界绕了一圈，弄得个唉声叹气，泪水千年，结果挤出一两本小书。

　　两个老人，一位73，一位62，一位已过古稀，一位年逾花甲，我们对这两位自称大师的大师，几十年来耳濡目染，不可谓不熟悉，不可谓不浸染，但是，他们俩人在一起说段相声，你会发现我们当代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逗哏的人，说学逗唱，无不精通，李敖才华横溢，文学、史学、校勘等学术本领都好生了得，我曾在内地大力推荐过他的小说艺术，他的神思泉涌，一部《李敖大全集》，洋洋洒洒千万字，的确不一般。他和余秋雨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也有所交集，交集之处，不乏精彩的思想对撞。

　　1.文明比较的意义有多大？

　　余秋雨：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李敖：研究人类真相，最忌不能鸟瞰全局，而去管中窥豹。所以，渊博的知识、灵活的思路，是一切求真的基础。今天以“融会中西”为号召的人，以吸收并兼有中西文化长处的人，其实只是管中窥豹的无知之徒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文化是不能随意选择的，选择的结果就是不伦不类，就是“半吊子西化”。

　　这边，余秋雨说自己“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是自己的文化使命，那厢李敖就哈哈大笑，“今天以“融会中西”为号召的人，以吸收并兼有中西文化长处的人”，是无知之徒。不伦不类的“半吊子西化”。

2.老祖宗的功劳有多大？

　　余秋雨:我们的祖先非常非常不容易，他们怎么会想出那么多，把这个家业留下来的那么多的点子，怎么想出来的，老祖先还是不容易，我们不能站在今天老骂他们。我们认认真真地思考他们走过的路。

　　李敖：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

　　中国农耕文明对今天的中国工业化的意义，余秋雨和李敖的态度区别巨大，基本上是大相径庭的。恋旧的秋雨，主张“认认真真地思考他们（老祖宗）走过的路”求新的李敖，则主张：“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余秋雨对中国文化在工业化今天的没落处境，颇多忧思，不过，李敖的思想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农耕文明在工业化的社会环境里，自然会没落，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哀叹和伤感，中国文化需要重建，民族文化需要一个大的转型，一切的价值体系都要“转型”，不是西化，而是现代化。
说到捧哏的，苏文茂老先生曾经在自己的名段《论捧逗》里，借着逗哏的人嘲讽捧哏的人，上台就是三句话：嗯、啊、就是。捧人的余秋雨，做得就是极致。大家看看下面：

　　1.李敖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别以为都是假的，当我们努力就是真的；别以为他们在骗我们，当我们认真，他们就不是骗子。政治真的是一时的，可是文化是永久的。”

　　余秋雨似乎毫无这方面的言论，用一个捧哏的常用语“嗯”代替吧。

　　2.李敖借用胡适的话，来阐述自由主义：“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

　　余秋雨，还是沉默。

　　3.李敖批评“中华民国”：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

　　余秋雨：……

　　在文化舞台上，李敖说得神采飞扬，口沫纷飞，而余秋雨则是哼、哈、这是，把自己高高挂起。逗哏有逗哏的辛苦，捧哏有捧哏的角色，但是，需要我们烦死的是：文化其实古已有之，但现代文化和中世纪的文化，到底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现代中国需要中世纪的文化，还是需要现代转型后的文化？

　　回答当然是后者。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关注，中世纪的文化关注的是“文”的问题，是知识主导型的价值体系，而现代文化关注的是“人”的问题，是民生主导型的价值体系，

20世纪初，美国有个劳工领袖叫戴布兹（eugenevictor debs），因为反抗政治不公，结果身陷囹圄，后来在1921年，蒙总统哈定特赦，出狱后，朋友们都为他庆祝重获自由，而戴布兹则说了这样的话：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底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戴布兹（eugenevictor debs）的第一句话，是说贫富差距问题，文化要关注贫困阶层的民生问题；第二句话，是说道德问题，文化要对社会道德有着引领和纠偏的功能；第三句话，是说公正公平问题，对于司法、权利等等方面的不公正不公平，文化必须感同深受，心以系之。有贫困，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有邪恶，知识分子就有愧疚；有不公，知识分子也就不自由。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人文文化。

　　所以，我们看李敖东奔西走，上串下跳，在社会公众中，异常活跃，发文章，揭黑幕，打官司，救弱民，批两蒋，坐大牢，呼呼啦啦，李敖在书中，这么描写自己的坐牢生涯，“我被关在一件小房间内，一个人关。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会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之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

　　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胶碗，塑胶筷，塑胶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象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膊，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象是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于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有不过八分种，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我身上。

　　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与我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

　　李敖最后一句话，说得英雄低头，柔肠满怀，“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与我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

　　而余秋雨，则基本上讲课办班，东游西逛，天南海北，上央视，走海外，宏大叙事，文明比较，他比年长自己11岁的李敖，活得幸福，混得滋润，整得风光，可是对民生话题，对贫困问题，道德问题，公平公正问题，建树甚少，基本上是捧哏的态度，嗯、啊、这是……这种逗哏和捧哏的对比，让我们真的明白，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是内地文化，从空谈务虚到民生务实，从孤立的文化视野，到全面的人文视野，从中世纪的精英文化，到现代社会的民生人文，多么需要一个根本的文化转型，一个巨大的价值转变。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而是为了民生而人文，有两个极端，为了文化而文化的极端，就是捧哏的余秋雨；为了民生而人文的极端，就是逗哏的李敖，我们未必成为极端，但我们一定要理清这两位老先生的文化坐标。

　　李敖，余秋雨，都自称是“大师”，问题是如今没有大师的时代，还能自称大师，看在勇气可嘉的份上，我们也不妨权且当作两个大师的样本。中国没有把李敖和余秋雨相比较的，因为毫无可比之处，但是，我从相声艺术的角度，也许大家就明白了，原来他们一个是逗哏的，站在文化舞台的右边；一个是捧哏的，站在文化舞台的左边。他们俩提供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两个极致边缘的坐标，批李敖者众，批余秋雨者更众，两位老人人生坎坷，是非不断，纷纷纭纭，惹得海峡两岸风生水起。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靠李敖和余秋雨找到自己的定位、思想和原则，我想这就是他们两位老人对时代的积极作用：

　　你当捧哏，还是当逗哏？

　　你是中世纪的文化视野，还是现代社会的人文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