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流感对中国人威胁也许不会大

今年4月H1N1流感刚在墨西哥和美国流行时，贫道曾写了个帖子——猪流感对中国人威胁也许不会大。理由当然听起来很荒诞：

——中华民族生活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连续的冲积平原上，种植业条件比最早农业文明的半月地区（两河流域加叙利亚、土耳其）好得多；
——因此中国人有条件并最早驯养了主要吃粮食的猪、鸡子。而半月地区主早并大量驯化了主要食草的牛、山羊、绵羊、马和吃小鱼水草的鸭子和鹅；
——人和其他动物的传染病在接触过于频繁时会变异并交互感染，如现在呼吸道传染病和肠胃传染病很多是在以前由家畜传染变异为人的瘟疫。
——由于鸡子、猪等吃粮食的家畜往往与人生活在一个院子里甚至一个屋子里（家字的猪就在房子里），接触要比与食草或水里动植物的牛、马、羊、鸭、鹅等频繁的多，因此大部分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是来自猪和鸡子，少量来自马（马流感）和牛（天花）。
——因此中国先民时期就应该比其他民族受瘟疫侵害更为严重，与瘟疫对抗成为中国先民生存的主要任务。
——于是中国最早成为系统理论的学科是医学。两河流域和后来埃及最早成为系统理论的学科是几何学和天文学（几何学和天文学与两河流域和埃及泛滥区农业的关系早有人说过）。
——由于医学涉及人体这个超级复杂系统，又与环境、气候等关联关系很大，不可能分割看待，因此中国人在中医理论发展的同时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影响了中国人整体思考的习惯。而天文学、几何学系统单纯，关联因素很少，但要依赖观察和推理，这就形成西方人的思维习惯。
——由于中国早在8千年前就不断与猪流感、禽流感、霍乱、痢疾甚至天花打交道，因此抗体就强，感染后生存能力就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4亿美国人100万人得H1N1，患病率百分之0.0025%，1000人死亡，死亡率千分之一。中国大陆13亿人患病4万人，患病率0.000031%，4人死亡，死亡率万分之一的原因。

以上关系是那篇文章的颠倒过来的叙述。

当然，贫道这完全是瞎推理的，是因为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法有那么大差异瞎胡推论的，是无法验证的。

但是确实中国人对猪流感无论是感染率还是重症率、死亡率都低于西方人。

附4月29日文章
猪流感对中国人威胁也许不会大

看到一个关于猪流感的帖子，认为这个病名冤枉了猪，这让贫道想起前一段的一个看法。当然这个看法属于胡思乱想，漏洞和无法证实的很多，这里就随便说说。

贫道一直对中国与西方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不同感觉奇怪。中国很早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就是整体的，长于归纳而疏于分析的。西方很早就唯物主义，观察事物方法是局部的机械的，长于分析而疏于归纳。这在希腊哲学的产生，和中国春秋时期系统哲学的产生期就可以看出来。由于这属于不可再重复的状态，没法复原实验，因为只能做些推测。

首先，贫道觉得有一点很多人会赞同，就是哲学与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关，是各种门类的认识的最后抽象。因此，任何民族很难在其他所有学科都没形成系统前，首先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哲学理论。更可能的是，一个民族首先在一个领域或几个领域里的认识先成为系统，建立了大致的理论体系，然后哲学才会产生。而人类并不可能开始就在很多领域里建立系统理论的，一定有先后。因此，最早形成理论的领域的观察方法，也就是认识了和方法论，会对这个民族的哲学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不同民族如果在认识方法上有很大差异的领域里先后形成系统理论，那么哲学就可以差异很大。

比如，西方哲学大多来自希腊哲学。而希腊形成哲学概念时，所有的所谓哲学家都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往往是在埃及或巴比伦学历天文学和数学（主要是几何学）后，逐步演绎出哲学观念的。这一点也反证了贫道前面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几何学和天文学会很早就比较成熟了呢？原因只能与生存有关。也就是生存中必须发现并运用一定的天文学和几何学知识。

我们知道，最早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概念并不是希腊人的，而是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是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早期居民研究了这方面问题。他们为什么会研究这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早就有人大致说过：

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早在8000年前已经有很发达的农业文明，也进入了私有制社会。这两个地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住在大河三角洲中下游地区发展农业。地中海地区的气候是夏季干旱，秋冬雨水相对丰富。而且这两个流域上游都是大山。因此，每年他们都分别在相同时间有一个洪水泛滥期。但是人治理洪水的力量很小，洪水下来田埂都冲毁了，需要重新划定。划定面积需要有个参照物，比如山岗，巨大的石头等是最好的，这东西冲不走。但是，无论两河流域还是尼罗河三角洲周围都是戈壁，什么参照也没有。那么怎么办呢？显然，一定季节的星辰是不变的，因此这就给了观察星辰并以此做参照物提供了条件。而土地肯定不都是方方正正的，因此就必须产生和总结一定几何学知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首先成熟的学科是天文学和几何学。

也就是天文学和几何学因为特殊的生存需要被最早总结出来，而这些知识形成的要点在于观察和推理，这就对希腊哲学思想的形成给予很大影响。

接着说中国。中国最早形成系统科学的是什么学科呢？是医学。现在的中医理论早在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奠定了。在医学成为系统理论前，中国其他学科基本没形成理论。

那么医学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最早系统理论呢？可解释的只能是中国人早期面临害病的事情比较严重，先民们要生存就必须解决治病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是中国人面连的害病问题比西方人，起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人厉害。

什么病会影响一个族群生存呢？只能是传染病，也就是瘟疫。往往是呼吸道或者肠胃传染病。农业社会人类聚集生活，生活垃圾到处都是，因此瘟疫恐怕是最有威胁的疾病。外伤等疾病大家都会一样，但传染病的厉害程度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应该在几千年前，中国人面临的瘟疫机会比西方人多。

瘟疫主要是从哪里来的呢？往往是人畜各自病毒或者什么的东西在接触多了后发生变异，成为人畜共生的病源。现在说第一例猪流感是1918年在美国发现的，那只是在传染病学发达后，通过观察证实的一例。早期瘟疫谁也没显微镜，没个说法的。但现在看，大多数流感是从动物经过变异传给人的，可以推测早期也会是这样。包括肠道传染病。

如果细心点，会发现很多传染病与猪、牛和鸡子有关，与羊、马、鸭子、鹅等关系不大。禽流感看起来什么禽都得，但至今也没发现这种病体会形成人之间传染。但是痢疾、霍乱等鸡子有点病人也有，虽然现在鸡痢疾和霍乱与人的痢疾和霍乱不一样了，但难说早年没关系。同时猪流感，甚至马流感都可能发生，但羊就很安全。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动物自身有的传染病，要与人经常很紧密的接触才容易形成人畜共染，并且有充分的接触才可能形成人之间传播。因此，一种牲畜如果与人接触的比另一种多得多，那么就会有不同结果。

猪和鸡子在饲养过程中显然是各种牲畜中与人最容易发生紧密接触的两种。中国的“家”字就是房子里面有头猪。贫道下乡的时候，猪和鸡子甚至有住在有些农民的床下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猪和鸡子吃粮食，不吃草。而羊、牛、马、鹅吃草，鸭子要睡在水里。因此，这些牲畜在大面积喂养时候往往会在家外面。牛和马特殊些，所有有马流感和天花。

显然，中国人与猪和鸡子接触最早并且最多。猪和鸡子是中国人驯化为家畜的，当然还有牛和水牛。但是山羊、绵羊、马、鸭子、鹅等都是两河流域和中亚地区人驯化为家畜的。当然，猪、牛、鸡子也早就传到了西方，但就在先民时期，他们喂养猪和鸡子比中国少。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猪和鸡子吃粮食，中国种植谷物条件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好。二是已经有了足以替代的肉类，因此不必要把猪和鸡子作为主要家畜。从中国甲骨文中记载的祭祀牲畜中，猪的比例很大。虽然同时期西方也有了猪，但无论从楔形文字还是从埃及莎纸的祭祀记载中，猪的比例很低，多数是羊和牛。

正因为中国这块地方种植谷物条件好，猪和鸡子最早被驯化并成为主要家畜。而这两种家畜与人接触要比其他家畜频繁得多得多，因此中国人在先民时期发生瘟疫比较厉害。正是瘟疫影响力中国人生存，所以最难发明的医学被中国人发明了出来。而瘟疫属于复杂系统，根本不可能通过观察到具体病毒才医治，而且瘟疫确实与时令、气候、环境等天和地点因素关联很大，于是中国就将这些事物符号化并形成疾病形成与治疗原理。于是，一种天人合一，重归纳轻分析的思想方法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战后所谓西班牙流感死了三千万人（实际传染源在广州），但中国人很少死的事例。注意到天花在西方流传死亡数字和中国人死亡数字（包括种牛痘是中国人发明的），注意到黑死病在欧洲能使四分之一欧洲人死亡的例子。虽然不能说中国人老祖宗已经得过这些病，抗体多，但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死亡一半人口的瘟疫。因为中医恰好对各种来历不明的病进行医治。

非典是从广州开始的，而且流行时间长，患者数量多。但是时候统计，广州是所有发病区死亡率最低，愈后情况最好的城市。北京比广州死亡率高一倍。案例说，北京治疗时期，由于已经风声鹤唳，有病发现和确诊早，医疗条件好，为什么会死亡率高呢？因为广州发现时不知道是什么病，于是中西医都允许治疗。对于中医来讲，辨症无非就是一种“春瘟”，该用什么药祖宗都总结过。因此，中医一参与，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不是都能治，但西医也不都能治）。到了所谓衣原体还是什么东西的争论出来后，北京发病出来，就没中医的事情了，于是北京治非典没中医的份。

贫道觉得，大家不用对猪流感害怕，那东西中国老祖宗早替你试验过了。轮西方人受了。

当然，贫道说的不算数，完全是瞎说。传到中国，该带口罩还要带。没带口罩得了病，贫道不因为这个帖子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