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碍公务罪”不应是金箍棒

“妨碍公务罪”不应是金箍棒

    上海“钓鱼执法案”终于有了一个令社会各界解郁纾闷的结果，浦东区政府公开道歉，并表示要追究交通执法人的责任，断指自誓清白的司机孙中界对此表示“非常满意”。举一反三，闵行区人民法院决定撤销对被“钓”遭罚万元的市民张晖的行政处罚。这本是舆论监督的一次重大胜利，我读相关报道，看到闵行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江在张晖工作单位的言行，却高兴不起来。

    黄江一行三人到张晖所在公司送达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时还想让张晖撤回对交通执法部门的起诉。依照法律，行政处罚被撤销后，原告可以撤诉，也可以不撤诉，想动员张晖撤诉就该对人家客气点，有求于人嘛。然而威风惯了的法官大人，虽然降尊纡贵前来，却不顾公司和张晖意愿坚持要在公司的房间里谈话。张晖提议到院子里谈，走出大门，黄江追了过来，站在台阶上，用手指着张晖的鼻子大声呵斥：“张晖，你要听话，给我回来”；黄江对张晖的律师郝劲松说话也是指头点到人鼻头，一副颐指气使的做派。不难想像，如果不是置身满城风雨的舆论高压，而是平常的办案，黄法官与当事公民之间很可能不仅是激烈的语言冲突，而要使出“妨碍公务”的杀手锏教训张郝之辈。

    我这样说当然只是猜测之词，但有相当充分的现实经验支撑。今年6月下旬，《新京报》披露一则新闻：湖北省枣阳市小区业主杨燕林，因为拍摄市法院、公安局、城管等单位在“财富小区”为确保开发商开工而维持秩序，被法警铐去拘留；法院签发的拘留决定书上写的案由是：“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执行活动，干扰法院执行公务。”面对“妨碍公务”有何法律依据的质疑，枣阳市法院院长田玉斌说：“我们习惯了这样，当地法院一直都这么把握。”这个回答完全继承了千百年的“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古老“执法”传统。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近日公众关注的山西白家峁护矿队血洗村庄案件。官商勾结、黑白合流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人们清楚地记起：2007年10月9日，白家峁村原村委主任成运强和几个司机到附近的虎山煤矿拉煤，却因卷入一起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冲突而遭到殴打，成运强的弟弟成维秀被杀害；2008年2月2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主办的《情况专报》内参上，以《山西吕梁一黑恶团伙罪行累累逍遥法外》为题进行报道，上级部门曾派人调查该起涉嫌“黑社会”犯罪案；而随后，采写该报道的记者景剑峰被捕，并于2008年12月4日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和受贿罪等在临县法院被提起公诉，获刑1年。你看，虽然要判一个人1年的徒刑，有窝藏罪、受贿罪就足够，但人家硬要挂上一条“妨碍公务罪”，警示群众“畏大人”，少给我“说三道四”。

    再如，10月17日晚间，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北大街发生三车连撞事故，路过的洛阳广播电视报记者张金星掏出相机现场采访拍照，遭到警察的围殴，一个叫“火箭”的网民也被警察戴上手铐，限制人身自由长达八九个小时。当地警方回应网民谴责的“初步”调查报告，称二人是酒后寻衅滋事，“阻止民警正常执行公务……”

    不必多列举，可以看出，“妨碍公务”这个法宝真是太顺手好使了，神通广大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小大由之，不用时藏在耳朵里，想用了拿出来，一下就能把人打趴下！

    查刑法罪名大全，“妨碍公务罪”是对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概括，属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具体内容有4款，主要是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第二款与人大代表履职有关，第三款与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履职有关，都是“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它们的犯罪构成要件都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而第四款专用于“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即特别保护反间谍反颠覆工作进行，罪名成立的要件是“故意阻碍”及“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造成严重后果的”。

    现在，滥用“妨碍公务”的罪名屡见不鲜，除了某些国家机关包括执法人员存在传统的官贵民贱的管治意识、阶级斗争年代延续的专政意识，而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权的意识还亟待加强，还有一条，就是“妨碍公务罪”在立法上的确很不严谨。有法律工作者说，从妨碍公务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并没有明确细致的情节和后果要求，比如个人妨碍不等于组织妨碍；空手妨碍不等于持器械妨碍；用一般工具妨碍又不等于使用武器妨碍等等，我国现行的“妨碍公务罪”对这些就规定得过于简单。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除了故意阻碍反间谍反颠覆的安全工作，“妨碍公务罪”必须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争辩和抗议，在公开场所拍照，显然不可能构成“妨碍公务罪”，除非法律规定公民必须“听(官人的)话”而不许“犯上”，除非法律规定公民和记者监督国家工作人员是违法，而且记者和公民“立此存照”之类行为是以收集监督证据相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