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当官术：吃屎、喝尿、捧屁、献妻

不是访民疯了，而是权力疯狂

                     王利平

近期，北京大学精神病专家孙东东教授（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因其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番言论“闻名全国”，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东东教授的言论惹恼了上访者，他们来到北大，来到东东教授的家，找东东教授论理，为此，东东教授的夫人只好出面“接访”，并破财“劝访”。面对汹涌而来的访民，东东教授再也不坚持自己的“负责任”的结论，出面向访民致歉。这回东东教授终于尝到了自己结出的恶果。

当今，访民遍布中国大地，公民上访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各级政府为应对公民上访问题，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术，由接访到截访到劝访再到信访销号。许多地方政府为阻止公民不断上访，以办学习班为名变相限制访民人身自由，甚至将部分访民当作精神病患者强行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据2008年12月8日《新京报》报道，2008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相应医院承认许多“病人”是上访者。而当地政府表示信访压力巨大，若出现越级上访，会受上级处分。不知有多少上访者正在遭受此苦？

其实，上访者持续不断地上访，并非是疯了，而更多的是为了讨得公道，真正疯狂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只有在一个权力疯狂的社会，才会将正常公民当作疯子送入精神病院。而疯狂的权力正需要象东东这样的学者投怀送抱，为其疯狂的举动注释论证。东东教授可知，有了你这番“负责任”的言论，掌权者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将正常公民当作疯子送入精神病院，权力将愈加疯狂。

访民“上访”孙东东与大多人的暴政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4月4日、5日，北京南站访民聚集多的地方不断有访民在发揭露抗议北大教授孙东东的单张。据一位来自深圳的访民今天透露，4日有近十位北京的老访民终于展转了解到了孙东东在北京站附近的另一处住宅，于是他们前往要求孙东东作出解释，结果孙东东的妻子出来接待了这几位访民，向访民深表谦意，并当场从家中拿出了5000元钱送给了前去的几名访民。有不少访民表示将继续寻找孙东东，直到孙东东给他们一个说法为止。

近日孙东东也虚情假意地道了歉。发表道歉声明后，周二仍有约两百访民前往北大示威。与此同时，互联网上也不断有各地的访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要求与孙东东公开辩论。有约两百访民陆续到北京大学西门外，继续抗议法学教授孙东东关于老访民99%是精神病的言论，以及不接受他的道歉声明。

实质正义离不开程序正义。当我们处于被伤害被侮辱被毁谤的时候，要采取反击的时候，首要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我们采取的手段，是否与对方一样是，是邪恶的，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会扩大罪恶的，是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维权的方法过于剧烈，要置人于死地，则会伤害自己。如果孙东东真的被开除，那么舆论就会转向。可以把访民去北大，作为施加压力，凸显上访问题的行为艺术，而不能追求这种结果。只能示威吓唬吓唬孙东东，而孙东东千万不能被北大开除，不能动真。

我觉得访民示威讨要一个说法是合理的，但是要求北大开除孙东东,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法，我皱一下眉头，觉得也是可以忍受的。但是不能忍受的是，北大真的因为言论，而开除孙东东，那是不行的。或者访民非让北大开除不可，或者呼吁者非达到目的不罢休，那么是我不能接受的。

从来都是玩火的，死于火中，玩刀的，死于刀下。听说第一个发明铁笼作为刑具的，结果是发明者成为第一铁笼刑徒。北大莫让孙东东也上访，让他也成为自己口中的精神病患者，然后去精神病院，对他进行最好的人权保障。

 即使别人有罪，然而去发明惩罚罪恶的刑具，或者执行刑法的人，也会沾染罪性，而不是伟大光辉的。我们从来对侩子手，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厌恶。所以报复和惩罚，并不是美好的，而是不得不的。

应该有一种强者和胜利者的宽容，当大刀砍到恶人的头上，恶人已经忏悔，或者吓得屁滚尿流浑身哆嗦，这时候，就应该收起大刀，拍一下他的肩膀，扬长而去。而弱者出于恐惧，非要置于死地，那么将是世代复仇。这不一定是正义，而是恐惧。 

孙东东有说错话，说坏说的言论自由。而自由与权利，往往就是道德不正确或者政治不正确时候，才凸现出来很重要，需要保护的。如果道德正确或者政治正确，几乎不用为之辩护。法权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并不对其所说的话，进行价值判断。言论自由保护之下的错话、坏话，并不能用言论自由来抗辩，从而免于道德谴责，但是必须免于法律惩罚。言论自由仅仅是免于法律惩罚。道德与法律分立，往往并不在同一事件上达成一致。道德谴责不能上升为法律责任。

 消极自由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最主要的强制是，来自“合法的”我们无从抗拒的政治权威的强制。弱者与弱者之间的互相伤害，如果没有政治强制因素加入，仅仅是道德上的，人格上的，只要用批评或者说理，就可以解决。当政治强制因素加入，批评和说理很容易成为屠宰场或者绞肉机的帮助工具，应该谨慎，再也不应该那样怒火中烧。

 弱者主要都是政府和强者的强制造成的，而不是弱者与弱者之间的互相伤害造成的。自然意义上的，而不是人为或政治的弱者，不会卷入舆论批判。如果北大真的开除孙东东，我可能就会为其说话，但是我不会把矛头指向呼吁和施加压力的访民，也不指责访民与北大的一种共谋，而是只针对政治强制。因为最后决定权在于北大。

访民要求北大开除孙东东的示威，同样是一种政治自由，并不构成大多数人的暴政。如果构成，那么政治自由，将在这种强大的道德判断面前，被取消正当性。弱者一说话，一为自己的弱势主张应有的权利，只要采取了示威等政治办法，就肯定被视同“大多数人的暴政”。

我来举司法判决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法院判错案子，责任不可能是当事人的。因为决定权操于法院之手，当事人只能提出请求。即使采取很极端的方式，例如控制舆论方向有利于自己，责任还是法院的。所以访民只要没超越宪法法律，那么就不是“大多数人的暴政”。

大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词其实名不副实，本质上是利用大多数人的暴政。以人民的名义实施罪恶行为，那么人民也是受害者。 大多数人的暴政，是指来自政治暴力集团的，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上的侵权行为。也就是精英主导的，而不是民众的主导的。责任顶多要二八开，八归精英，二归民众。一个狮子领导的一群羊，要比一个羊领导的狮子，更有杀伤力。可见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从刑法中，可以读到这个一个词“刑事责任能力”，有的人有，有人没有。有的人很大，例如官员故意犯罪，就应该罪加一等；有的人很小，例如无知平民偶犯，就可以从轻处理。

访民有一点意外收获。那就是反面人物孙东东，帮助长期得不到重视的上访问题，在政治空间和公共舆论当中，得到大规模和正面的重视，显现与脱敏。孙东东凭空制造了一个对垒的拳坛，一个对阵的平台，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政治事务从来不受道德的支配，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