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菊红：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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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
陈菊红
2002年6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阳晃眼。在《南方周末》临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
桌子一下子变得干净而不真实，与我无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明天来上班的人，可以有一张没有记忆的办公桌。
我最早见到这样的空桌子大约是1997年。那时候和陈朝华同一个办公室，他拖着箱子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编稿的编稿，写字的写字，就像他只是去出差一样。可他从此就去了《南方都市报》，办公室的书柜里还有他的诗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的反应其实很平和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收拾东西。陈微尘，她调去出版社的那天，突然就把桌子清干净了。办公桌旁边的柜子上留下了一个从交广会上弄来的雕花小木房，只有半人高，但有着很多小小的门。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沈颢，在任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有一阵子坐在一个玻璃墙隔出来的屋里。虽然玻璃上贴着一些画，但他在干什么或者同志们在干什么，仍然一目了然。有一天，玻璃屋空了，只有门上库尼科娃的背影还贴在那里，其中一个角松了，弯成了个三角形，库娃的大辫子只剩下一个尾梢。
记得江艺平离开《南方周末》的时候，有一阵子她的办公室总锁着门，一天我路过那里，发现门开着，里头只有桌子和椅子，什么私人印迹也没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很空旷地站着。
我把两条腿盘在一起，像个老农民一样坐在凳子上，检点我七年来临临总总的杂物。有些要交回的东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那是一串电脑排版室的钥匙，一把七平方米宿舍的钥匙，两本空白的采访本，一张印着我年轻笑脸的工作证（那时候真的年轻啊，大学毕业）……
我要带走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纸箱子里。那无非是一叠报纸大样的缩印张（有的已经发黄了），一些采访笔记，一些想做没有做的题目素材，一些写得有趣的读者来信。那叠大样和那些“未遂”的材料差不多一样厚。在读者来信的下面，卧着几本1998年新闻部的内部刊物《马后炮》。那时候，我们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轮流做一期主编，从组稿到上版到出样到复印，一手搞掂。我翻了翻，找出自己编的那期来，想起那天复印到半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后来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1995年5月，我毕业分配单位已经清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以我闲着没事，借写论文的空去广州实习。《南方周末》当时的主编游雁凌看了我的材料，把我从《南方日报》人事处直接带到了12楼。
在广州大道中的这幢24层高的楼里，《南方周末》就位于这二分之一的高度位置。而我去的时候，《南方周末》出世11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年头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不是其主打，记者只有一个，叫朱德付。大部分稿件靠编辑约。所以读者熟悉的名字都是诸如徐列、沈颢、马莉、谭庭浩、陈朝华、李晖、陈微尘、蒋才虎、苏丽容、章梅这样的编辑，当然还有美编张向春，外面流传着他如何一笔粗线，就可以让该期发行上个十来万份这样的神话。当时的《南方日报》集团，跟我很认真地说，请你问一下《南方周末》美编，他们报纸的头条到底在哪儿？然而张向春并不是想象留着长发的那种人，他寸头，戴副眼镜，很安静一个人，只有笑或者唱粤剧的时候声音挺高。
同样安静的是这里的楼道，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这张报纸还是以副刊为主有关。似乎每个编辑都有一块田，辛勤地耕着，在开周会的时候，顺便看看其它的田长得如何。都可以发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别的版面。被批了的人也会反驳，但并不见谁谁跟谁因此伤了和气。每周一次的例会定在星期五的上午9点，大家围坐在很大的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周围，手里一杯水或者茶，杯底自觉地拿会议室抽屉里的杯碟垫着，以防水渍或者茶渍流到桌上。刘洲伟，比我早一年毕业，跟蒋才虎一起轮流编“经济与人”兼作一些采访。因为实习是要有指定记者的，游雁凌把我交给了刘洲伟。刘曾经学过气象，广州的夏天经常下阵雨。他有时会站在窗边说，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儿就下雨了。然后他手一挥，一个风雨欲来的姿式。
我在《南方周末》实习了一个月就回校了，两个月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游雁凌离开了《南方周末》，前任主编左方回到他不足八平方的小办公室，轮流跟我们三个新来的人握手。他的眼睛非常亮而且专注。
老左是个严厉的人，陈微尘对我说，如果稿子编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撤，如果备稿还是不好，他接着撤。“实在没稿，你就从12楼跳下去！”我特地去窗口看了看12楼的高度。发现从我的办公室下去，正好跳在二楼平台上，如果跳的不好，就会一头撞上《南方日报》四个大红字中的一个，引起围观是很肯定的。
当时的编辑，压力大是肯定的。因为《南方周末》一直有从《南方日报》集团挑人的权利（包括在历届分来的毕业生中具有优先选择权）。这许是为着这张处再上升期，声誉和利润都为集团所看重的报纸更好的发展，而对于个人来说，处于期中就像进了一些学校的实验班；固然你是因为优秀被选进来的，但被认为优秀的人通常都有个心理，怕从这样的团体中淘汰出局。
所以那些编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认真的。交到审样编委手里的大样干净很少错别字不说，对于一篇文章的出炉的沟通也是不敢有丝毫马虎。那时候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出现的名家不少，文章质量也不错。所以老左经常说，我们是三流的人，要办一流的报纸。是不是认为自己三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不狂妄却张扬的办报态度。他还亲自出动，到北京和武汉等地纳贤，其中包括著名的杂文家鄢烈山。
我想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一些很有个性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本来并不容易。
这两点我都有，他们既然没有从楼上跳下去，我觉得自己也不会。但我不幸被分去和陈微尘一起做时尚版的编辑。我说不幸，是因为当时扩充的主要内容已经显露出向新闻方面靠近的趋势，经济版增加了世界经济，又有了人物、体育、社会观察这样的版面，随便哪个都叫学了科班新闻的我有点欲望。我因有着年轻，想当然地被认为跟时尚契合，但事实上那并不是我的真爱。
我们找了一帮广州做时尚和娱乐的各报各编各记和一些另类人物们开了个点子会。来的人倒是颇有点代表性。无论穿着到思想，但神仙会开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周末办时尚版，一个字，难。然后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有南方周末LOGO的瓷杯回家了，剩下不得其解的陈微尘和我。
于是出差。到北京和上海。讨点子加约稿。1995年以前，大家出差只能坐火车，但老左当时网开一面，说你可以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回来我们还要抓紧定盘子。
我回来的时候眼神还是灰的，但在办公室见到了江艺平。陈微尘说，你去跟她汇报一下吧，她是新任的主编。
跟游雁凌的精明能干不同，跟老左的睿智果断不同。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将来会把《南方周末》带入一个发展高峰的女人。
报社关于扩版的基本框架已定，决定在第二年年初，1996年将报纸由八版扩大到十六版。这次扩版，并没有更新旧版，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售价定在1元。
那时候《南方周末》还没有自己的拼版员。所有的版面要拿到日报四楼去排。所以有时候你在这里急得跳脚，排版小姐大可以慢条斯理磨洋工。有一次我们新来的体育版编辑赵牧为此气不可遏，跟一个排版员大吵了一架，才算是按时拿到了大样。《南方周末》狠下心，自己建立了电脑室，从日报调了两个很好的排版员，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南方日报》在全国日报系统激光照排和彩印都领先一步。以前铅字印刷的厂房隔出很多间成了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宿舍。因为是厂房，所以非常高。我住的那间高四米，宽却只有三米，感觉是横过来更加宽敞。夜里睡在床上，房顶距离自己太远，发一个呆好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那批跟我一起分配来《南方日报》集团的一共有25个人。1995年，《南方日报》除了《南方周末》以外，还有好几张系列报。我们被分在日报和那些不同的子报里，厂房改成宿舍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空地，被叫做大堂，我们常在那里玩，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甚至把电视搬出来放VCD，那一批年轻人里，包括《南方周末》的两个现任副主编向熹和毛哲，包括《南方都市报》的现任副主编庄慎之和宋繁银。
那断日子，我在南方周末的工作是很忙的，但这里的同事玩心都很重，经常在一起打球，爬山。
星期三交完版后的中午，大家就去报社旁边吃一顿饭，那个叫东江美的小馆子被我们称为小东江，小东江有个很拽的女服务员，你怎么跟她开玩笑她都不买你的帐，埋单的时候一文不少。或者去那个叫做枫木廊的西餐厅叫点东西喝，枫木廊一进门可以看玻璃窗外雨中奔跑的车子和没有带伞打的人们。
有时候我们也去马莉和她先生开的七星书舍，书舍位于一个水沟旁边，跟江南黎果的酒吧为邻。江南黎果在那里卖他的茴香豆，诗人马莉在书舍举行读书会。书香酒香里，华灯初上，朦胧的很。
所有这一切都舒缓了工作的压力。我刚去《南方周末》的时候，那里没有专职校对，也没有版式编辑（张向春一只负责一版和艺林的设计），很多编辑才刚刚接受试用电脑培训，用电脑编稿写稿刚刚开始。两个电脑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编辑就干脆一手包到底，从录入，到照排，到校对，全部是自己做，累是肯定的。因此我很快就会用超思组版了。后来连画版纸也不用，凭着对简洁舒服版面的直觉认识，直接到电脑上开工，弄出自己满意的版面来。
分工细会提高效率是自然的，但是鱿鱼客观条件，初期这段全方位的训练对以后非常有帮助。
周一周二照例是嘴忙的，电脑室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一个版晚交了，就会影响起码四个版的印刷。在没有用卫星传版以前，胶片要通过托人坐飞机送到几大城市。错过了航班，直接就会推迟当地报纸上摊的时间，读者到时候买不到报纸，声誉自然是受损的。《南方周末》办公室主任李益伦，工作非常细致。会盯着流程表来催我们交版。他总是在电脑室看谁交了谁还没交，眼睛滑在鼻头上，眼睛会越过镜框上面，焦急地询问正在忙碌的你。很像那种负责任且不厌其烦的大宅管家。后来他忙不过来，就把这事交给了副主任，医药保健的编辑苏丽容，我们唤作苏大姐的。苏大姐人很和气，催你只催一遍，但如果交晚了，你就会出现在她的笔记本上，到周会上公布。她的记录有时候会和编辑的记忆力发生冲突，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较真，最后不了了之。大家对苏大姐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因此也没有形成什么奖励制度，似乎谁都知道，有点拖拖拉拉但是愉快地干着活，是这帮年轻人的特点，他们主观上是没有任何跟报纸付印开玩笑的意思。偶尔有推迟印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绝对是大件事。最有可能是因故换了头条。
我有幸在毕业以后，一头就扎进这样的快乐氛围。管理学上非常重视一个企业内部员工积极性的培养，对于《南方周末》来讲，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
我曾开玩笑地对我的同事说，，咱们应该在一出电梯那里协商革命语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最能体现严肃活泼的是《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年会。我们叫作业务研讨会，通常开两天半。开会自然选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但不管山水如何秀美，都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开会通常是从早上8点开到中午12点，再从下午两点开到6点。吃完晚饭，从7点30开到10点，等你有空的时候，山水已经睡了。
会虽然开得长，也有一两个重要的议题，比如发行量下降，比如报纸内容的更新，比如版面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中心思想，大家通常是有什么说什么，自由发言。有时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新主意。即使这样，开一天会也是很累的，想疏疏筋骨就得等到晚上的会结束以后，一起去附近吃点宵夜或者在周围走走，这样以来，睡觉时间自然保证不了。终于有一天开会，过了8点30还陆续有人进场，气得老左说：要是在部队，早把你们拉出去毙了！
我至今还记得他生气的样子，记得他讲《南方周末》历史的样子，记得他每天中午在食堂打饭，看到我们时，绽放的笑容竟如一个孩子般的纯净和灿烂。他选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离开《南方周末》，报纸已经完成扩版，发行量朝着他期望的120万的目标迈进。
在扩版半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新闻部，时尚版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编辑兼记者蔡菁，各得其所，都舒了一口气：差点水掺威士忌，毁了两样好东西。
这一年，我22岁。
这一年开始，因为这张报纸的起伏，因为由此而生的变故，因为来来往往却坚守同一理想的朋友们，我的魂彻底地迷失其中，或喜或悲，都无法自拔。
1996年9月以前，我们每个编辑包括记者朱德付都是有正式编制的。但是扩版，给了稿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新闻性强一些的稿件。约稿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报纸竞争态势明显起来，头版和一些其它版面的采访需求量增大了。而《南方周末》也从外报物色了一些优秀的编辑来做新的内容，以招聘的形式将他们收归旗下。郭国松很瘦一个人，夹着个公文包，像个干部似的，外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写过的大案要案不在少数，经历的生命危险也可以说上半夜。孙保罗，来之前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现已因贪污受贿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西弘，从商汇报过来成了消费广场的编辑。他的加盟，使消费广场从简单的消费服务变成了后来的消费维权，在业内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工作之勤奋，在《南方周末》数一数二，我经常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背心去篮球场打一阵篮球，然后回来吃个盒饭再干活。当然他打球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本报曾参加集团篮球赛，不慎将其列为队员，只见他手和脚向着不同方式运动着，彼此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还未杀敌，先踩伤了自己同事的脚。
前面几个人都是报社的人拿着小锄头挖来的，而记者余刘文是自己拿着简历找上门来的。他个子不高，非常谦虚，见了我喊我一声老师弄得我挺不好意思。但就是这个人来了没多久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搞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怕孙小果的弟兄杀上门来，接到找他的电话就说不在。而余刘文本人也从此患上了选择性耳聋的毛病，不愿意听见的东西绝对听不见。
1998年5月，我编第一期《马后炮》，约了新闻部各大虾的稿，余刘文交来的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说昆明，心有余悸，在介入孙小果案的第三天，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我当时一听，大惊失色，心想孙小果的父母都是公安，且正在为此案频繁活动，耳目多多无疑。我立即向个别人士放风：“这个案子我不追了。”且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对方也非常“失望”。当天，提供消息的人请我小酌一杯，是“压惊”还是“鼓励”，天知道，人心隔肚皮嘛。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我给昆明的同学打电话，问这伙恶势力到底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这一来我就更加紧张了，坐卧不安，满腹狐疑，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甚至已有人在门外恭候多时了，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了，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我很高兴自己保存着为数不多的几期《马后炮》，新闻部业务交流的氛围很好。出一趟差回来，总有好稿子上版，总有人击节相赞。记者们甚至讨论得很细，比如觉得开头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但都是在办公室里吃午饭的间隙，或者在过道里遇上的时候。但夸人的话总是有点糙，夹杂着国骂。但国骂的口头禅本身是没有恶意的，像赵世龙，报一条线索也要夹几个口头禅，但一边说一边就可以背上包直接去机场。几年后我在美国跟好几个相熟的美国记者聊天，发现他们说起业务来话也很糙。想来这是新闻界的通病。
慢慢地，不同的记者有了不同的写作分格，甚至你一读文章就知道是谁写的。在一张报里多元化的写作风格让人读来非常过瘾。后来大家为了共享采访中的一些有趣或者奇怪的事，为了找个地方说说场面上不好说的话（我们称为“放跑”），决定弄出这么个东西来玩。
新闻部主任沈颢在开张第一期上写了《我心目中的新闻部的样子》，简而言之是六个字：务实，开放，独立。开头的一句话：关注现实，以民为本，只求传真，不求高深。
为了“传真”，记者们总是你来了，我走了，来了就拿回来让编辑兴奋的东西放到版上去，要走，背起包就只奔了飞机场。有时候，刚采访完一条新闻的记者会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赶往临近的另一现场。往往会十天半个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广州。回来的那天，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他（她），然后一堆人去吃晚饭，喝酒，为久别的朋友洗尘，或者压惊。
几乎每个记者都遇到过险情。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长平和周浩在内蒙古采访时，在沙漠里翻了车，据说当时长平回过头就找不到周浩了，原来他已经被摔出了车外，找到他时该同志已经有些人事不省，但长平好歹在夜幕下的沙漠里拦住一辆过路车时，周浩居然睁开眼睛跟司机讨价还价。此事后来被广而告之，当然有外人的时候大家都说他为了报社省钱已经成了本能。他被运回了广州，方三文则在前一天就赶到内蒙，接着走下去，完成穿越风沙线的报道。
孙保罗在采访一个造假全国劳模事件回来的途中也翻了车，那是山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由于捆了安全带，他没有伤到什么，坐在后排的两个人撞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已经娶了我。但这事他回到广州以后才告诉我，他说，车是翻到了左边，要是翻到右边，你就没有老公了。
1999年底，克拉玛依大火五周年，我和方迎忠到新疆采访，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要七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还在《新疆日报》后来成了《南方周末》名记者的南香红为我们找了个哈萨克司机，七个小时的路，基本全是戈壁滩，大雪飞扬，笔直的路几乎成了冰道，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但过了一阵子就能见到一辆翻到沟里的车，有小车，也有卡车，最多见的是油罐车，长长地横在那里，我们的车只是在前面一辆车遇到危险的时候打了个出溜，滑出几米，终于停住，又接着开。我俩这才在心里觉得哈萨克技术好。车里头很暖，我们很快就困了，一贯擅长讲段子的方迎忠也顶不住打起了呼噜。依稀听到哈萨克不停地放一盘磁带，唱着：杜十娘，努沉白宝箱……回到乌鲁木齐，南香红说，那条路，他们叫做死亡流水线。
在死亡流水线上回生，我们很开心，和一帮新疆朋友吃大盘鸡，喝伊力特，喝完方迎忠一个猛字扎进了门外的雪堆里。这是一个总能寻开心的人，采访深圳空难，能从凌晨趴在那里，就等一个好镜头；采访朔州假酒，能不吃饭在雪地里为文字记者把风放哨……但是要回到广州，一定先到馆子里好好犒劳自己的肠胃。只有采访烟台海难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江艺平说，我采访不下去了，没见过这么多苹果，没见过这么多人死。江艺平告诉我说，他在电话那头哭了。
靠着编辑部的信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禀性。因为没有邀请，没有接待，没有红包，有的只是艰苦的调查，和无休止的奔波。有的是对于这张报纸的热爱和对于新闻的热爱。
1999年的年末，经副主编钱钢提议，大部分记者参与了年末报道《记者回家乡》。二十来个记者奔赴各地，虽然“近乡情怯”，但也是第一次以主角的方式切入一个地方一群人的生活。年仅22的迟宇宙当时正在山东济南赶稿。他原本打算采访完这篇关于私家列车的稿子传回总部再回莱州老家，完成记者回家乡的报道。但就在他写稿的夜里，他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出了事。他无法继续下去。“我把稿子的事情委托给了《齐鲁晚报》的胡劲东，所有的采访工具也扔在了他那里，出了门，花1200元租了一辆出租车，我开始了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一次悲伤的探亲。”
他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石匠，死于一次事故。
他还是完成了“记者回家乡”的报道，在那篇《父亲的去世和之后的两个月》里，写下了一句话：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在周末的大部分记者看来，他仍然还是个孩子，是他们的兄弟。大姐江艺平在他的桌面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玩具考拉。没过多久，江离开了《南方周末》。
过了大半年，迟宇宙离开了《南方周末》。
到了2001年，曾经为这张报纸流过汗，流过泪的记者开始大批离开。
有的记者也并没有下一站，他们只是暂时待在家里，待在一种回忆里。
我从来没有做过《南方周末》的专职记者，但在这里当编辑，没有太多的死规定，出去采访也是常事。我写过的稿件都是作新闻部编辑期间抽空完成的。
第一次出动，是接到一个福建母亲的电话，她的儿子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进刑侦队，第二天早上已经死了，这个叫文湘莉的母亲从此开始了为儿子讨说法的历程。而她儿子的尸体被强行火化，骨灰被遗弃在殡仪馆角落里的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她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关于儿子是否因刑讯逼供而死终于得到了个开庭的机会。
这是1997年底，《南方周末》新创的版面记者观察即将出世。这个版面的版头上清楚地写着：用你的行动告诉众人，你是个记者。记者观察一开始强调的是现场性，即记者在事发现场。第一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2月18日，首都机场浓雾下的惰性》和《一个死囚犯的最后十六小时》。后来记者观察成了《南方周末》新闻写作文本的一块实验田，这样说，其实只是强调了它的最后形式，它首先是一个记者以不同方式和角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实验田。
我跟踪这件事有三年。三年后这个福建母亲拿出几本边角卷着毛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她听我的话几年来记的日记。我接过来，那是一本流水帐，写着几月几日她去哪里找谁谁问进展，几月几日谁谁打电话跟她说私了，几月几日被电话告知要开庭，等去了又说改日子了……令我吃惊的是，她其实记下了这几年来福州的一些重要变化，一些与此案或多或少有着关联的人员命运的变化，其中含着腐败分子的惩罚，无序与对无序的重新格式化。那是一个小人物和她背后的整个时代。
那是一个民众对知情和个人权利进行强烈要求的时代，《南方周末》给予读
者的新闻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易碎的。
但是人们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包括我们自己，离真相越近，对社会的开发就是越犀利。
1997－1998年两年内，以如此犀利的方式报道社会新闻，成为《南方周末》的一个特征。但事实上，它的内容要宽泛得多，它关注民生，同样从经济，文化甚至对新生活方式的记录完成着一张报纸的责任。只是由于其中社会新闻的冲击力过于强劲，使它的表征被单一化了。
我们读者非常杂，每次做读者调查都发现读者群的庞大和难以定性。而对于这张报纸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有从中获取信息的，有从中燃起希望的，也有如下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从中读到了其它滋味的：
我已经从冬天失业到了春天。在这暮春十分，我用一整天走在这个城市纷繁的街道，一整天的暖暖阳光和黑丝袜的女人。我正在春天里失着业。
当街道向晚，我在纷乱的环岛驻足，转瞬间就灯火通亮，所有的方向都热闹非凡。我突然异常倦累。我必须回家了。
路过报摊，带走一份《南方周末》。
我看到了中国的同性恋，和他们没有阳光的生活；
我又看到了一个标价13.22亿元的便宜教训；
我看到了荒诞的爆炸和死亡，以及稚子泪眼中宿命般的疑惑不解……
陈菊红
2002年6月的最后一个中午，太阳晃眼。在《南方周末》临街的这间办公室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装在一个纸箱子里。
桌子一下子变得干净而不真实，与我无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明天来上班的人，可以有一张没有记忆的办公桌。
我最早见到这样的空桌子大约是1997年。那时候和陈朝华同一个办公室，他拖着箱子走出去的时候，大家编稿的编稿，写字的写字，就像他只是去出差一样。可他从此就去了《南方都市报》，办公室的书柜里还有他的诗集。现在回想起来，大家的反应其实很平和很正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从这里离开的人有意无意地选择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收拾东西。陈微尘，她调去出版社的那天，突然就把桌子清干净了。办公桌旁边的柜子上留下了一个从交广会上弄来的雕花小木房，只有半人高，但有着很多小小的门。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沈颢，在任新闻部主任的时候，有一阵子坐在一个玻璃墙隔出来的屋里。虽然玻璃上贴着一些画，但他在干什么或者同志们在干什么，仍然一目了然。有一天，玻璃屋空了，只有门上库尼科娃的背影还贴在那里，其中一个角松了，弯成了个三角形，库娃的大辫子只剩下一个尾梢。
记得江艺平离开《南方周末》的时候，有一阵子她的办公室总锁着门，一天我路过那里，发现门开着，里头只有桌子和椅子，什么私人印迹也没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很空旷地站着。
我把两条腿盘在一起，像个老农民一样坐在凳子上，检点我七年来临临总总的杂物。有些要交回的东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那是一串电脑排版室的钥匙，一把七平方米宿舍的钥匙，两本空白的采访本，一张印着我年轻笑脸的工作证（那时候真的年轻啊，大学毕业）……
我要带走的东西，就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纸箱子里。那无非是一叠报纸大样的缩印张（有的已经发黄了），一些采访笔记，一些想做没有做的题目素材，一些写得有趣的读者来信。那叠大样和那些“未遂”的材料差不多一样厚。在读者来信的下面，卧着几本1998年新闻部的内部刊物《马后炮》。那时候，我们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轮流做一期主编，从组稿到上版到出样到复印，一手搞掂。我翻了翻，找出自己编的那期来，想起那天复印到半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后来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1995年5月，我毕业分配单位已经清楚：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所以我闲着没事，借写论文的空去广州实习。《南方周末》当时的主编游雁凌看了我的材料，把我从《南方日报》人事处直接带到了12楼。
在广州大道中的这幢24层高的楼里，《南方周末》就位于这二分之一的高度位置。而我去的时候，《南方周末》出世11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年头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不是其主打，记者只有一个，叫朱德付。大部分稿件靠编辑约。所以读者熟悉的名字都是诸如徐列、沈颢、马莉、谭庭浩、陈朝华、李晖、陈微尘、蒋才虎、苏丽容、章梅这样的编辑，当然还有美编张向春，外面流传着他如何一笔粗线，就可以让该期发行上个十来万份这样的神话。当时的《南方日报》集团，跟我很认真地说，请你问一下《南方周末》美编，他们报纸的头条到底在哪儿？然而张向春并不是想象留着长发的那种人，他寸头，戴副眼镜，很安静一个人，只有笑或者唱粤剧的时候声音挺高。
同样安静的是这里的楼道，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这张报纸还是以副刊为主有关。似乎每个编辑都有一块田，辛勤地耕着，在开周会的时候，顺便看看其它的田长得如何。都可以发议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别的版面。被批了的人也会反驳，但并不见谁谁跟谁因此伤了和气。每周一次的例会定在星期五的上午9点，大家围坐在很大的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周围，手里一杯水或者茶，杯底自觉地拿会议室抽屉里的杯碟垫着，以防水渍或者茶渍流到桌上。刘洲伟，比我早一年毕业，跟蒋才虎一起轮流编“经济与人”兼作一些采访。因为实习是要有指定记者的，游雁凌把我交给了刘洲伟。刘曾经学过气象，广州的夏天经常下阵雨。他有时会站在窗边说，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儿就下雨了。然后他手一挥，一个风雨欲来的姿式。
我在《南方周末》实习了一个月就回校了，两个月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游雁凌离开了《南方周末》，前任主编左方回到他不足八平方的小办公室，轮流跟我们三个新来的人握手。他的眼睛非常亮而且专注。
老左是个严厉的人，陈微尘对我说，如果稿子编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撤，如果备稿还是不好，他接着撤。“实在没稿，你就从12楼跳下去！”我特地去窗口看了看12楼的高度。发现从我的办公室下去，正好跳在二楼平台上，如果跳的不好，就会一头撞上《南方日报》四个大红字中的一个，引起围观是很肯定的。
当时的编辑，压力大是肯定的。因为《南方周末》一直有从《南方日报》集团挑人的权利（包括在历届分来的毕业生中具有优先选择权）。这许是为着这张处再上升期，声誉和利润都为集团所看重的报纸更好的发展，而对于个人来说，处于期中就像进了一些学校的实验班；固然你是因为优秀被选进来的，但被认为优秀的人通常都有个心理，怕从这样的团体中淘汰出局。
所以那些编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认真的。交到审样编委手里的大样干净很少错别字不说，对于一篇文章的出炉的沟通也是不敢有丝毫马虎。那时候在《南方周末》的版面上出现的名家不少，文章质量也不错。所以老左经常说，我们是三流的人，要办一流的报纸。是不是认为自己三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不狂妄却张扬的办报态度。他还亲自出动，到北京和武汉等地纳贤，其中包括著名的杂文家鄢烈山。
我想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一些很有个性有能力的人在一起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本来并不容易。
这两点我都有，他们既然没有从楼上跳下去，我觉得自己也不会。但我不幸被分去和陈微尘一起做时尚版的编辑。我说不幸，是因为当时扩充的主要内容已经显露出向新闻方面靠近的趋势，经济版增加了世界经济，又有了人物、体育、社会观察这样的版面，随便哪个都叫学了科班新闻的我有点欲望。我因有着年轻，想当然地被认为跟时尚契合，但事实上那并不是我的真爱。
我们找了一帮广州做时尚和娱乐的各报各编各记和一些另类人物们开了个点子会。来的人倒是颇有点代表性。无论穿着到思想，但神仙会开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周末办时尚版，一个字，难。然后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有南方周末LOGO的瓷杯回家了，剩下不得其解的陈微尘和我。
于是出差。到北京和上海。讨点子加约稿。1995年以前，大家出差只能坐火车，但老左当时网开一面，说你可以坐火车去，坐飞机回来。回来我们还要抓紧定盘子。
我回来的时候眼神还是灰的，但在办公室见到了江艺平。陈微尘说，你去跟她汇报一下吧，她是新任的主编。
跟游雁凌的精明能干不同，跟老左的睿智果断不同。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将来会把《南方周末》带入一个发展高峰的女人。
报社关于扩版的基本框架已定，决定在第二年年初，1996年将报纸由八版扩大到十六版。这次扩版，并没有更新旧版，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售价定在1元。
那时候《南方周末》还没有自己的拼版员。所有的版面要拿到日报四楼去排。所以有时候你在这里急得跳脚，排版小姐大可以慢条斯理磨洋工。有一次我们新来的体育版编辑赵牧为此气不可遏，跟一个排版员大吵了一架，才算是按时拿到了大样。《南方周末》狠下心，自己建立了电脑室，从日报调了两个很好的排版员，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南方日报》在全国日报系统激光照排和彩印都领先一步。以前铅字印刷的厂房隔出很多间成了我们那一届毕业生的宿舍。因为是厂房，所以非常高。我住的那间高四米，宽却只有三米，感觉是横过来更加宽敞。夜里睡在床上，房顶距离自己太远，发一个呆好半天才能回过神来。
那批跟我一起分配来《南方日报》集团的一共有25个人。1995年，《南方日报》除了《南方周末》以外，还有好几张系列报。我们被分在日报和那些不同的子报里，厂房改成宿舍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空地，被叫做大堂，我们常在那里玩，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甚至把电视搬出来放VCD，那一批年轻人里，包括《南方周末》的两个现任副主编向熹和毛哲，包括《南方都市报》的现任副主编庄慎之和宋繁银。
那断日子，我在南方周末的工作是很忙的，但这里的同事玩心都很重，经常在一起打球，爬山。
星期三交完版后的中午，大家就去报社旁边吃一顿饭，那个叫东江美的小馆子被我们称为小东江，小东江有个很拽的女服务员，你怎么跟她开玩笑她都不买你的帐，埋单的时候一文不少。或者去那个叫做枫木廊的西餐厅叫点东西喝，枫木廊一进门可以看玻璃窗外雨中奔跑的车子和没有带伞打的人们。
有时候我们也去马莉和她先生开的七星书舍，书舍位于一个水沟旁边，跟江南黎果的酒吧为邻。江南黎果在那里卖他的茴香豆，诗人马莉在书舍举行读书会。书香酒香里，华灯初上，朦胧的很。
所有这一切都舒缓了工作的压力。我刚去《南方周末》的时候，那里没有专职校对，也没有版式编辑（张向春一只负责一版和艺林的设计），很多编辑才刚刚接受试用电脑培训，用电脑编稿写稿刚刚开始。两个电脑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编辑就干脆一手包到底，从录入，到照排，到校对，全部是自己做，累是肯定的。因此我很快就会用超思组版了。后来连画版纸也不用，凭着对简洁舒服版面的直觉认识，直接到电脑上开工，弄出自己满意的版面来。
分工细会提高效率是自然的，但是鱿鱼客观条件，初期这段全方位的训练对以后非常有帮助。
周一周二照例是嘴忙的，电脑室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一个版晚交了，就会影响起码四个版的印刷。在没有用卫星传版以前，胶片要通过托人坐飞机送到几大城市。错过了航班，直接就会推迟当地报纸上摊的时间，读者到时候买不到报纸，声誉自然是受损的。《南方周末》办公室主任李益伦，工作非常细致。会盯着流程表来催我们交版。他总是在电脑室看谁交了谁还没交，眼睛滑在鼻头上，眼睛会越过镜框上面，焦急地询问正在忙碌的你。很像那种负责任且不厌其烦的大宅管家。后来他忙不过来，就把这事交给了副主任，医药保健的编辑苏丽容，我们唤作苏大姐的。苏大姐人很和气，催你只催一遍，但如果交晚了，你就会出现在她的笔记本上，到周会上公布。她的记录有时候会和编辑的记忆力发生冲突，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较真，最后不了了之。大家对苏大姐的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因此也没有形成什么奖励制度，似乎谁都知道，有点拖拖拉拉但是愉快地干着活，是这帮年轻人的特点，他们主观上是没有任何跟报纸付印开玩笑的意思。偶尔有推迟印刷的事情发生，在当时绝对是大件事。最有可能是因故换了头条。
我有幸在毕业以后，一头就扎进这样的快乐氛围。管理学上非常重视一个企业内部员工积极性的培养，对于《南方周末》来讲，这一切显得非常自然。
我曾开玩笑地对我的同事说，，咱们应该在一出电梯那里协商革命语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最能体现严肃活泼的是《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年会。我们叫作业务研讨会，通常开两天半。开会自然选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但不管山水如何秀美，都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因为，我们开会通常是从早上8点开到中午12点，再从下午两点开到6点。吃完晚饭，从7点30开到10点，等你有空的时候，山水已经睡了。
会虽然开得长，也有一两个重要的议题，比如发行量下降，比如报纸内容的更新，比如版面的调整，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中心思想，大家通常是有什么说什么，自由发言。有时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新主意。即使这样，开一天会也是很累的，想疏疏筋骨就得等到晚上的会结束以后，一起去附近吃点宵夜或者在周围走走，这样以来，睡觉时间自然保证不了。终于有一天开会，过了8点30还陆续有人进场，气得老左说：要是在部队，早把你们拉出去毙了！
我至今还记得他生气的样子，记得他讲《南方周末》历史的样子，记得他每天中午在食堂打饭，看到我们时，绽放的笑容竟如一个孩子般的纯净和灿烂。他选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时期离开《南方周末》，报纸已经完成扩版，发行量朝着他期望的120万的目标迈进。
在扩版半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到了新闻部，时尚版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编辑兼记者蔡菁，各得其所，都舒了一口气：差点水掺威士忌，毁了两样好东西。
这一年，我22岁。
这一年开始，因为这张报纸的起伏，因为由此而生的变故，因为来来往往却坚守同一理想的朋友们，我的魂彻底地迷失其中，或喜或悲，都无法自拔。
1996年9月以前，我们每个编辑包括记者朱德付都是有正式编制的。但是扩版，给了稿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新闻性强一些的稿件。约稿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报纸竞争态势明显起来，头版和一些其它版面的采访需求量增大了。而《南方周末》也从外报物色了一些优秀的编辑来做新的内容，以招聘的形式将他们收归旗下。郭国松很瘦一个人，夹着个公文包，像个干部似的，外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写过的大案要案不在少数，经历的生命危险也可以说上半夜。孙保罗，来之前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现已因贪污受贿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西弘，从商汇报过来成了消费广场的编辑。他的加盟，使消费广场从简单的消费服务变成了后来的消费维权，在业内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工作之勤奋，在《南方周末》数一数二，我经常看到他下班后穿着背心去篮球场打一阵篮球，然后回来吃个盒饭再干活。当然他打球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本报曾参加集团篮球赛，不慎将其列为队员，只见他手和脚向着不同方式运动着，彼此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还未杀敌，先踩伤了自己同事的脚。
前面几个人都是报社的人拿着小锄头挖来的，而记者余刘文是自己拿着简历找上门来的。他个子不高，非常谦虚，见了我喊我一声老师弄得我挺不好意思。但就是这个人来了没多久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搞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怕孙小果的弟兄杀上门来，接到找他的电话就说不在。而余刘文本人也从此患上了选择性耳聋的毛病，不愿意听见的东西绝对听不见。
1998年5月，我编第一期《马后炮》，约了新闻部各大虾的稿，余刘文交来的就是下面这段文字：
说昆明，心有余悸，在介入孙小果案的第三天，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我当时一听，大惊失色，心想孙小果的父母都是公安，且正在为此案频繁活动，耳目多多无疑。我立即向个别人士放风：“这个案子我不追了。”且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对方也非常“失望”。当天，提供消息的人请我小酌一杯，是“压惊”还是“鼓励”，天知道，人心隔肚皮嘛。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我给昆明的同学打电话，问这伙恶势力到底有多大的势力范围。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这一来我就更加紧张了，坐卧不安，满腹狐疑，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甚至已有人在门外恭候多时了，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了，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我很高兴自己保存着为数不多的几期《马后炮》，新闻部业务交流的氛围很好。出一趟差回来，总有好稿子上版，总有人击节相赞。记者们甚至讨论得很细，比如觉得开头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但都是在办公室里吃午饭的间隙，或者在过道里遇上的时候。但夸人的话总是有点糙，夹杂着国骂。但国骂的口头禅本身是没有恶意的，像赵世龙，报一条线索也要夹几个口头禅，但一边说一边就可以背上包直接去机场。几年后我在美国跟好几个相熟的美国记者聊天，发现他们说起业务来话也很糙。想来这是新闻界的通病。
慢慢地，不同的记者有了不同的写作分格，甚至你一读文章就知道是谁写的。在一张报里多元化的写作风格让人读来非常过瘾。后来大家为了共享采访中的一些有趣或者奇怪的事，为了找个地方说说场面上不好说的话（我们称为“放跑”），决定弄出这么个东西来玩。
新闻部主任沈颢在开张第一期上写了《我心目中的新闻部的样子》，简而言之是六个字：务实，开放，独立。开头的一句话：关注现实，以民为本，只求传真，不求高深。
为了“传真”，记者们总是你来了，我走了，来了就拿回来让编辑兴奋的东西放到版上去，要走，背起包就只奔了飞机场。有时候，刚采访完一条新闻的记者会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赶往临近的另一现场。往往会十天半个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广州。回来的那天，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他（她），然后一堆人去吃晚饭，喝酒，为久别的朋友洗尘，或者压惊。
几乎每个记者都遇到过险情。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长平和周浩在内蒙古采访时，在沙漠里翻了车，据说当时长平回过头就找不到周浩了，原来他已经被摔出了车外，找到他时该同志已经有些人事不省，但长平好歹在夜幕下的沙漠里拦住一辆过路车时，周浩居然睁开眼睛跟司机讨价还价。此事后来被广而告之，当然有外人的时候大家都说他为了报社省钱已经成了本能。他被运回了广州，方三文则在前一天就赶到内蒙，接着走下去，完成穿越风沙线的报道。
孙保罗在采访一个造假全国劳模事件回来的途中也翻了车，那是山路，左边是深沟，右边是悬崖。由于捆了安全带，他没有伤到什么，坐在后排的两个人撞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已经娶了我。但这事他回到广州以后才告诉我，他说，车是翻到了左边，要是翻到右边，你就没有老公了。
1999年底，克拉玛依大火五周年，我和方迎忠到新疆采访，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要七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时还在《新疆日报》后来成了《南方周末》名记者的南香红为我们找了个哈萨克司机，七个小时的路，基本全是戈壁滩，大雪飞扬，笔直的路几乎成了冰道，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但过了一阵子就能见到一辆翻到沟里的车，有小车，也有卡车，最多见的是油罐车，长长地横在那里，我们的车只是在前面一辆车遇到危险的时候打了个出溜，滑出几米，终于停住，又接着开。我俩这才在心里觉得哈萨克技术好。车里头很暖，我们很快就困了，一贯擅长讲段子的方迎忠也顶不住打起了呼噜。依稀听到哈萨克不停地放一盘磁带，唱着：杜十娘，努沉白宝箱……回到乌鲁木齐，南香红说，那条路，他们叫做死亡流水线。
在死亡流水线上回生，我们很开心，和一帮新疆朋友吃大盘鸡，喝伊力特，喝完方迎忠一个猛字扎进了门外的雪堆里。这是一个总能寻开心的人，采访深圳空难，能从凌晨趴在那里，就等一个好镜头；采访朔州假酒，能不吃饭在雪地里为文字记者把风放哨……但是要回到广州，一定先到馆子里好好犒劳自己的肠胃。只有采访烟台海难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江艺平说，我采访不下去了，没见过这么多苹果，没见过这么多人死。江艺平告诉我说，他在电话那头哭了。
靠着编辑部的信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强大的经济支持，《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禀性。因为没有邀请，没有接待，没有红包，有的只是艰苦的调查，和无休止的奔波。有的是对于这张报纸的热爱和对于新闻的热爱。
1999年的年末，经副主编钱钢提议，大部分记者参与了年末报道《记者回家乡》。二十来个记者奔赴各地，虽然“近乡情怯”，但也是第一次以主角的方式切入一个地方一群人的生活。年仅22的迟宇宙当时正在山东济南赶稿。他原本打算采访完这篇关于私家列车的稿子传回总部再回莱州老家，完成记者回家乡的报道。但就在他写稿的夜里，他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出了事。他无法继续下去。“我把稿子的事情委托给了《齐鲁晚报》的胡劲东，所有的采访工具也扔在了他那里，出了门，花1200元租了一辆出租车，我开始了工作后的第一次回家，一次悲伤的探亲。”
他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石匠，死于一次事故。
他还是完成了“记者回家乡”的报道，在那篇《父亲的去世和之后的两个月》里，写下了一句话：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带着点苍老。
在周末的大部分记者看来，他仍然还是个孩子，是他们的兄弟。大姐江艺平在他的桌面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玩具考拉。没过多久，江离开了《南方周末》。
过了大半年，迟宇宙离开了《南方周末》。
到了2001年，曾经为这张报纸流过汗，流过泪的记者开始大批离开。
有的记者也并没有下一站，他们只是暂时待在家里，待在一种回忆里。
我从来没有做过《南方周末》的专职记者，但在这里当编辑，没有太多的死规定，出去采访也是常事。我写过的稿件都是作新闻部编辑期间抽空完成的。
第一次出动，是接到一个福建母亲的电话，她的儿子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抓进刑侦队，第二天早上已经死了，这个叫文湘莉的母亲从此开始了为儿子讨说法的历程。而她儿子的尸体被强行火化，骨灰被遗弃在殡仪馆角落里的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她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关于儿子是否因刑讯逼供而死终于得到了个开庭的机会。
这是1997年底，《南方周末》新创的版面记者观察即将出世。这个版面的版头上清楚地写着：用你的行动告诉众人，你是个记者。记者观察一开始强调的是现场性，即记者在事发现场。第一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2月18日，首都机场浓雾下的惰性》和《一个死囚犯的最后十六小时》。后来记者观察成了《南方周末》新闻写作文本的一块实验田，这样说，其实只是强调了它的最后形式，它首先是一个记者以不同方式和角度介入新闻事件的实验田。
我跟踪这件事有三年。三年后这个福建母亲拿出几本边角卷着毛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她听我的话几年来记的日记。我接过来，那是一本流水帐，写着几月几日她去哪里找谁谁问进展，几月几日谁谁打电话跟她说私了，几月几日被电话告知要开庭，等去了又说改日子了……令我吃惊的是，她其实记下了这几年来福州的一些重要变化，一些与此案或多或少有着关联的人员命运的变化，其中含着腐败分子的惩罚，无序与对无序的重新格式化。那是一个小人物和她背后的整个时代。
那是一个民众对知情和个人权利进行强烈要求的时代，《南方周末》给予读
者的新闻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易碎的。
但是人们似乎一下子接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包括我们自己，离真相越近，对社会的开发就是越犀利。
1997－1998年两年内，以如此犀利的方式报道社会新闻，成为《南方周末》的一个特征。但事实上，它的内容要宽泛得多，它关注民生，同样从经济，文化甚至对新生活方式的记录完成着一张报纸的责任。只是由于其中社会新闻的冲击力过于强劲，使它的表征被单一化了。
我们读者非常杂，每次做读者调查都发现读者群的庞大和难以定性。而对于这张报纸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有从中获取信息的，有从中燃起希望的，也有如下这样一封读者来信，从中读到了其它滋味的：
我已经从冬天失业到了春天。在这暮春十分，我用一整天走在这个城市纷繁的街道，一整天的暖暖阳光和黑丝袜的女人。我正在春天里失着业。
当街道向晚，我在纷乱的环岛驻足，转瞬间就灯火通亮，所有的方向都热闹非凡。我突然异常倦累。我必须回家了。
路过报摊，带走一份《南方周末》。
我看到了中国的同性恋，和他们没有阳光的生活；
我又看到了一个标价13.22亿元的便宜教训；
我看到了荒诞的爆炸和死亡，以及稚子泪眼中宿命般的疑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