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中国青年报 2009-10-28)

    今年9月，哈佛大学在新学期开学之初宣布，对在本科教育中施行了30年的“核心课程”进行重大调整，出台了最新的通识教育方案，并且在2009级本科生中推广实行。哈佛（本科生）学院院长称之为“适应新世纪的一个崭新的培养方案”。

    哈佛最新的通识教育分为8个大的学术类别：“美学与阐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的科学”、“物质宇宙的科学”、“国际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每个大的类别提供数门乃至数十门课程供学生选修。

    一般来说，通识教育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从每一个类别中至少选择一门课。他们既可以每学期选修一门（8个学期选修8门课），也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在毕业之前修完8门课，达到学校对通识教育所提出的毕业要求就行。

    “通识教育”并非只有人文学科，但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在强调此次改革的重要性时，却单单点出了人文学科：“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实际上，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应，其背后藏着两年间美国知识界的一场重要争论。

    人文学科，“有用”还是“无用”？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除宗教的因素外，最初应缘起于人文学科。欧美高等教育最初的发展，注重的是学习和研究文学、哲学、历史与艺术。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对于很多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特别是对于众多四年制的人文学院来说，已经沿袭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趋发达，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作用乃至人文教育本身，一再受到大学内外人士的质疑。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及日后勃兴的社会科学存在的理由可以使人一目了然，那么往往被视为高雅、思辨、智慧的艺术与人文学科，有无正当的生存理由却仿佛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在人们越来越喜欢用“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一切之标准的语境下，人文学科的课程以及研究已经从过去大学的主体地位明显退居二线，甚至其生存的理由都需要加以解释和说明。如此一来，反对人文学科与为人文学科辩护这样两种声音，凸显的就不仅是两种教育态度，而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长期以来，两种声音彼长此消，争议不断。

    最近的一次争论，源自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此公何许人也？费什现年71岁，一生都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成就卓著，不仅是在整个西方人文学术界具有崇高声誉的文学批评家、人文学者，还是一位法学教授和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任教于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

    近年来，费什在《纽约时报》网站开办的博客，成为浏览人数最多的学者博客之一，在美国民众中有较大影响。费什著述很多，最近的著作就是论述高等教育的《在你的时代拯救世界》。

    2008年1月6日，费什在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Will the Humanities Save Us？）的文章，针对一份报告和一本新书，着重谈了人文学科的作用与价值问题。

    文章中提到的报告，是当时纽约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刚刚出台的一份涉猎广泛的报告。费什注意到，这份论述高等教育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艺术与人文学科。而在随后对这个报告的众多评论中，人们有一个几乎一致同意的观点：“艺术与人文学科总是最不容易得到资助的。”

    对这样一个令人文学者不悦的事实，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有人指责说，现在缺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学问的优先目的是要提升个体成为“一个人”。有人抨击当下的大学，一心只想“筹措资金”，而忘记了其责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有人则谁也不抱怨，但却幸灾乐祸地说，报告就该如此，因为“如果诗人能够发明一种疫苗或者发明一种全球500强的企业愿意生产的有形物质，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评论”。

    接着，费什谈到了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科隆曼声称，过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而现如今，科学、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了种种障碍，妨碍人们去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科隆曼提出，如果“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力量的时代寻找意义”，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我们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总是呈现给学生“一系列的文本，它们以无以伦比的力量，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强有力的答案”。

    一言以蔽之，科隆曼的观点非常明确，只有人文学科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费什对科隆曼所提出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说，科隆曼的观点“听上去很棒，但我还是有疑问。它（人文学科）是否真就是那样起作用的？人文学科真的就高贵吗？就此而言，人文学科，或者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否有责任拯救我们？”

    费什的观点同样非常明确：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现世的人文主义（或者说，也就是过时的人文主义）的前提是，那些经久不衰的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中所描绘的行动与思维的例子，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努力赶超的欲望。”因此，人们在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后，会钦佩卡尔顿代朋友去死的无私行为，在受到感动之余，愿意在未来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当读者在惊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卖灵魂的故事后，再也不会愿意去出卖自己的灵魂了。

    然而在费什看来，“上述观念很好，但却鲜见有证据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证据在反对它。”

    他认为，“上述观点如果属实，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为诚实的人必定是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成员，因为他们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在阅读伟大的书籍与伟大的思想，但作为一直待在那里（长达45年）的一员，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与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

    费什指出：“科隆曼说，他所推荐的文本都与人生的意义有关，然而，那些学习了这些文本的人们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全新意义的人生，而不过是具有了一种新近扩充了的学科知识而已。”

    “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拯救我们不关人文学科的事，它们不过是给一个州或者一所大学带来收益罢了。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做，如果‘做’点什么就意味着要在世界上带来一些效果的话。如果他们不给世界带来任何效果的话，那么，除了他们能够给欣赏他们的人带来的那分愉悦之外，就没有别的正当理由了。”

    “至于‘人文学科有何用处？’的问题，唯一诚实的答案就是，怎么看都是毫无用处。而这样的答案带给这门科目的是一分荣耀。合法性赋予某种行为的价值，毕竟是来自行为表现之外的视角。人文学科的益处就在自身。”费什最后写道。

    数天后，费什又发表了长文《人文学科的用途》，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他首先修正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他在前文中，讨论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而非人文学科的“产品”本身，即他想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本身有无价值，而是文学、哲学与历史的研究分析有无价值”的问题。“当我说人文学科怎么看都毫无用处的时候，我讨论的是人文学科的系部，而不是在说诗人、哲学家以及他们能否对这个世界以及读者产生影响。”费什说。

    其次，通常人们在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做辩护的时候会说，学习文学、哲学与历史能够锻炼人们的批评式思维能力。费什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他声称，这话无异于一个空洞的口号，批评式思维与思维有何区别？“批评式”思维中的这个形容词是否是多余的？什么是“非批评式”的思维？如果说批评式思维需要通过文学课、哲学课以及历史课获得，那么，在别的地方不是同样可以获得这种能力吗？比如，谁说听广播、看电视、听布道就不能获得批评式思维的能力呢？

    费什的两篇评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除了他代表了现实生活中更为流行的一类观点之外，更在于他对人文学科的质疑具有极大的反讽意味：作为终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文学者质疑人文学科的价值，这种“反戈一击”不仅从一个方面否定了自己的一生，更是在人文学科内部搅乱了一池春水，“杀伤力”巨大。

    来自斯坦福的回答

    时间跨过了一年。2009年2月11日，斯坦福大学的10位著名人文学者，应校报《斯坦福报道》的记者之约，不仅专门针对费什的观点做出正面回应，而且他们还谈了：如何看待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未来、21世纪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在大学的语境中——该如何进行革新等问题。

    接受采访的这些斯坦福学者的研究领域大都是英语、文学、音乐、艺术与历史等。总体而言，这些人文学者的回应虽然是片段式的，但都旗帜鲜明，大体可以综述为如下方面：

    第一，所有学者都对费什的观点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费什的观点是“狭隘的”和“有局限性的”，其立场来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的世界观——而他是在那个时期接受的教育，并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音乐教授斯蒂芬·辛顿说，若是超越费什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学术圈去回顾世界，“不难看到人文学科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历史”。他特别强调：“人文学科或许不能拯救我们，一如费什所说，但若没有人文学科，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

    第二，针对人文学科少有社会价值、只有愉悦的问题，一些学者明确指出，人文学科的确赋予人以愉悦感，但认为人文学科只有愉悦，则显然低估了人文学科的价值。美国艺术与文化学教授、斯坦福艺术创新研究院院长布莱恩·沃尔夫说：“人文学科鼓励各种思维方式，这不是那些硬性的规定所能界定的……它是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而这一点，应该置于一所一流大学的教育的中心地带。”历史学教授戈登·张表示：“人文学科不能被降低到唯有我们直观所能看到与理解的是否有用、是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的地步。”

    第三，费什在文章中实际上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即人文学科要么意味着“拯救我们”，要么就意味着“怎么看都毫无用处”，而他持后一种观点。英语教授安德烈·朗斯福德认为，这样对立的两分法并无必要，或者说也不够聪慧。她认为，“人文学科既‘有益于自身’，也能给‘世界上带来效果’，比如费什本人就谈到了人文学科的效果之一——来自出众之美的那分完全的愉悦感。”针对人文学科能否“拯救我们”的问题，比较文学教授罗素·伯曼强调指出，人文学科无疑教给我们的是“各种能力——理解与阐释，评价与欣赏，辩论与同意，言说与写作，当然还有思想的愉悦”，“人文学科中的这些课程设置能够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而你很难说这是世界上一种无足轻重的效果”。

    有关人文学科的争论，可能一时、也许永远都无法取得共识。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针对通识教育改革方案所作的讲话中称，教育不是一个把各种事实塞满大脑的过程，对于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冲破头脑中现实的束缚”至关重要。

    哈佛重新诠释通识教育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或许是一种启示。是的，人文学科可能无法拯救我们，但至少我们应该确信：

    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