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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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中国的希望
［ 作者：佚名 来源：红网 点击数：1420 时间：2006-11-8 录入：万重山 ］
“在中国河南一个既像郊区住宅开发区又像工业园区的小村庄里，每个人都能终身获得就业机会和一套免费装修的公寓。街道干净整洁，治安良好。邻居们都热心公益。教育和医疗保健不同于中国的其它地方，这里都是免费的。公用设施，食品甚至连啤酒都是免费的。也许有一天，衣服也会免费。
南街村成功地将中国革命者的理想与改革派的理想结合了起来。用在新的市场经济下获取的利润，创建了一个带有小镇价值观的终生制公社。
49岁的王宏彬穿着一件开襟羊毛衫，很难想象他就是当地共产党支部的“一把手”，他微笑着说：“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建设共产主义、共同劳动、共同致富、共同享乐。”他每月挣30美元，是当地居民中收入最高的。他满意地说，“南街村是一个大家庭，这里每个人都有福同享”，就更不用说共用村里的汽车和自行车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村的人都唱着共产主义歌曲排队去上班，他们还背诵其它地方的人早已忘记的毛泽东语录。如果他们被认为懒惰，不整洁或不合作，就有失去应得利益的危险。生意和财产都不能被私人占有，不提倡个人银行帐户。工厂和学校负责对村民进行素质教育。
而且，几乎没有人批评这种制度。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思想道德高尚，公社精神在这里得以生动地体现。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里， 人们还没有弄明白如何在不产生贫富差距的情况下创造财富；或如何赋予其政治观念以新的活力，使居民有一种目的感--南街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在改革中的中国，南街村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工业利润用于公社生活的村庄。但它可能是第一个在尝试并放弃了私有化后这样做的村子。而且它是在泼掉洗澡水后，又把孩子找回来的最成功的例子。。。一座两层楼高的、白色大理石毛泽东像矗立于南街村环岛的中心，晚上有耀眼的灯光照明，还有民兵志愿者24小时守卫。1993年，南街村树立这座毛主席雕像，以纪念这位中国的共产主义之父。”［美］英迪拉•拉克什马南的一篇“共产主义盛行于中国农村”轰动了世界。南街村成了明星。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临颍县城南隅，毗临107国道(京深公路)，紧靠京广铁路、京九高速公路，距郑州国际机场80公里，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05户，3130人，目前有1000亩耕地，面积1.78平方公里。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属村办集体企业。公司创建于1980年，形成于1984年，是一个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大型集团实业公司，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总公司下属26个企业(其中中外合资企业5个)产品有11大类、100余种，现有职工11000多名，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48 名。占地面积87.6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53.75万平方米，拥有各种设备2980多台(套)，现有资产总值10.28亿元。被列为“河南省科技巨星试点企业”和“河南省552211工程企业”之一，是农业部全面质量管理达标先进单位，河南省“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南街村的发展，亲临南街村视察指导工作，对南街村艰苦创业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誉。集团董事长王宏斌是中共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被评选为河南省五届、七届人代会代表，中共河南省五次、六次党代会代表，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党代表。
南街村是当代中国乡村最耀眼的明星村之一，被誉为“中原第一村”。1980─2001年短短的二十一年间，南街村社会经济增长了2100多倍。村民富裕的生活,村内宽阔的道路，高大的厂房，高标准的住宅，现代化的学校，一流的幼儿园令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南街村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务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办法：如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反对承包制；强调共同富裕，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反对分发奖金，提倡“八小时之内拚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他们提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致力于首先在南街村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如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彬所说，“南街的作法和提法可以说轰动海内外，惊动上层。众说不一，争论不已。”
南街村的独到做法和显著成就已有大量的宣传和报道，近些年来，前来参观、取经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有增无减。据了解，每年约有30万人访问南街村。南街村的做法被一些人视为一种独特的和成功的发展模式“南街模式”在一些乡村地区得到推广。作为“一个影响广泛，信息丰富的社会存在”，南街村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些学者已经对南街村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其内在的生命力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南街村的独特性和影响力不是或不仅仅是超常的经济发展速度，更不是其现代化的设施，而是南街村独特的村治方式。正如村党办雷德全主任所说，“在当代中国乡村，经济上比南街村发达的村多得很，但并没有南街影响大。南街真正的影响并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那么，这条大河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河南省在黄河边上，这里曾对塑造华夏文明起过无法估量的作用。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在这里，中国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也在这里，中原大地也许在向华夏民族昭示着什么？！
南街作为相对独立的乡村社区历史颇为久远。史称南街在“清属岔曲保，1921年属中区为南街；1934年属第一区的城镇联保；1941年属颍川镇第二、三、四保。”1948年初临颍县解放后，南街设立街政府，隶属于县城关区政府。1950年改为南街乡，1955年撤乡与西街合并为西南集体农庄。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后，改西南集体农庄为城关人民公社中管理区，1959年春从中管理区析出，成立南街生产大队。1984年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后，南街生产大队改建为南街村民委员会并一直沿续至今。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南街和王宏斌就是当地的先进典型。50年代南街积极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70年代曾创造过粮食、烟叶亩产超千斤的记录，曾受到上级政府的表彰。但是，直到70年代末，南街并没有真正摆脱贫穷与落后。1978年全村人均收入仅72元，部分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街村也实行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至1989年，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1981年至1984年企业也实行了个人承包，与此同时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发展起来。到1991年底，全村个体经商的种类约有29种，糖、烟、酒、食品批发站有4个，代销店有18个，个体餐馆有12个，百货布匹摊点11个，修理业有12个。80年代初至中期，南街家庭经营、个体经营及私人企业一度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1988年，临颍县和漯河市在开展“学南街”的活动中宣传南街是“村办联办户办一齐上，农工商各业协调发展”的典型。
从1984年开始，南街村走上了再次集体化的道路。1984年南街村中断了企业个人承包，收归支部集体承包；从1986年夏季至1990年，村逐步收回了家庭承包土地，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村个体工商业者也在1990年前后至1994年底陆续将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从而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咱们目前的南街，一草一木，一张镰、一张锄、一把钳子、板子，都是姓公，更不用说设备了。可以说，生产资料已全部公有化了。”不仅如此，从90年代初开始，南街村逐步推行生活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迄今为止，村民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已归集体所有，如村民最主要的生活资料房产、家俱、主要电器等等已收归村集体所有，村民现在所住房子、所有家俱、电器及生活所需的粮、油、菜、电、气(燃气)等等都由村集体统一配给。1992年，南街村提出“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不仅不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也将消灭村民全部的私有财产。按照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咱们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南街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部实行公有制，不存在私有的问题。”“目前的生活资料还有部分是私有制。”“小件东西像被子、衣服、鞋子、袜子等还姓私。这些要随着南街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把现在群众姓私的东西都变为姓公。”目前的南街村正加快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的步伐。1958年秋南街大队曾兴办5个大食堂，于1961年春季解散。现在村民重又自愿吃“大食堂”、“大锅饭”，这无疑是南街村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又一个步骤。按照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要让南街村人富得在银行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在重新集体化的同时，南街村依托本地资源，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实现了社区工业化。1980年以前，南街村的“工商业”仅有“一炉两组”，即一台烘炉，打些镰刀耙齿，一个缝纽组，一个修配组，几乎称不上是企业。1980年南街兴建了一个小面粉厂和一座6门的砖瓦厂。在1981年的联产承包中，两个厂承包给个人，1984年村党支部收回承包权，由支部承包经营。此后，南街依靠“玩泥蛋”(烧砖瓦)和“玩面蛋”(面粉和食品加工)，村集体经济如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村办企业现已发展到26个，形成一个拥有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包装材料厂、胶印厂，啤酒厂等企业的“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130多万元，1986年320多万元，1987年730多万元，1988年1400多万元，1989年2100多万元，1990年4100多万元，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6亿，1993年4.2亿，1994年8.02亿，1995年达11.78亿元，1998年达16亿元、2001年达20亿元。1984年利税仅为7万多元，1994年达6000多万元，其中上交税收1600多万元，占临颍县每年财政收入的1/3强。二十年南街村产值增长了2100多倍。
随着社区集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南街村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裕生活。2001年南街村人均纯收入达7000元(含各项福利)，村集体免费向村民供给住房、家具、家电、空调、暖气、水、电、燃气、食用油、肉、蛋、各类食品甚至连啤酒、糕点都是免费的。免交入学、入托、防疫、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业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建造高标准的村民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92平方米，小套两室一厅，74平方米，家具、炊具、家用电器、24小时制冷、取暧设备由村统一配备，1995上半年开始全体村民陆续迁入高等级村民楼。南街村大力兴办公益事业，公共设施日趋完备：各类学校、食堂、旅社、宾馆、敬老院、幼儿园、卫生所、图书馆、文艺厅、篮球场、门球场一应俱全。全村街道均已硬化，高楼大厦错落有致，村庄建设井然有序，宛如一幅现代化的乡村都市。目前，南街村人的生活中只有买衣服和蔬菜要用钱。南街人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实现社区集体化的同时实现了社区工业化，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被称为“豫中一枝花”，享誉国内外。
南街村社区公共权力表现为一种党委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的民主权力结构。目前，南街村党、政、经组织分别是南街党委、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和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不过，按照南街党委办公室负责人的说法，“目前南街村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南街村党委、村委会、公司三个组织其实是合一的，党委办事机构也是公司办事机构，说是村委会办事机构也行，这仅仅是名称的不同而已。”
南街村社区组织与管理的功能实际上已被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所取代。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南街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始建于1985年，现已成为国家一级企业。公司下辖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包装厂、养鸡场和中外合资彩印厂、胶印厂、奶油酥条厂、啤洒厂、冷面厂等26个企业，职工12000多人。公司作为社区唯一的企业，南街村全体劳动力均在公司各企业和部门工作，企业是村民收入和福利的唯一来源,社区政策也不允许村民从事其它个体和私营经营及其它兼业和嬴利活动。村民由此也被全部纳入社区公司和企业组织与管理之中。村民原有的基于地域划分的村民小组已丧失其意义，村民开始按照企业、厂队及车间重新划分。社区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及群团组织的组织与活动方式随之发生重大的改变。党团组织的设置已不再按传统的地域划分，而主要以企业单位设置，党团组织的活动也以企业为单位。村社区妇联、治保、民兵等组织也作为村公司的一个部门，而不是象其他乡村地区作为村委会下辖组织看待的。南街村社区还设有工商所、派出所，它们也是作为公司的下辖部门而存在。总之，目前南街村民实际上是按企业来组织，村民活动以企业为单位进行，一切村务和国家政策也通过企业组织系统贯彻执行，社区已经实行了企业化管理。
中共南街村委员会是南街村社区党组织，也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和社区的权力中心。早在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南街政府就设有“政府党支部”，1950年南街实行乡建制，政府党支部也随之撤销，成立了“乡党支部”。1955年南街与西街合并，南街乡党支部撤销，设立南街党小组，1958年更名为中管理区党支部。1959年春南街生产大队成立，设立大队党支部，1984年又更名为南街村党支部。1988年12月30日，南街村党支部升格为南街村总支部委员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总支”由书记1人、副书记3人、组织和宣传委员1人、纪检委员1人共6人组成。1993年，南街村总支部委员会又上升为中共南街村委员会(南街村党委)。目前，南街村有党员219人，其中包括部分非南街村籍党员。南街村党委成员共7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4人、党委委员2人。在此前南街村党委成员曾为9人，有两位女性成员，但在1994—1995年度全村整风活动中因“工作飘浮”等原因被撤职。现存7位成员均为男性。党委下设宣教办、党委办、政法办、政工办、顾问办5个办公室，下辖26个支部，37个党小组。最大的支部为农村支部，共有29名党员，其余支部均在20人以下，最少的支部为7人。大的支部由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纪检委员、青工委员5人组成，小的支部则由书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3人组成。从支部设置方式来看，除农村支部外，都是按照企业及部门为单位设立。在党组织设置上要求做到“大厂有党支部、小厂有党小组，没有党小组的单位则设党员责任区，由所在单位的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以发挥先锋模范和监督作用。”目前共设有37个党小组和42个党员责任区。据政工办负责人介绍，“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在各企业一般实行支部书记兼厂长，重大问题由支部成员参与讨论。当几个厂合建一个支部时，重大问题也由党支部讨论决定，各厂长实施。”“各厂还专门配备政工厂长，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南街村有发达的群团组织，但这些组织已被纳入社区整个管理体系之中：共青团及妇联会等人民团体作为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其功能已大部行政化；民兵、治保和调解组织本身就是社区公共权力组织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组织都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活动。从制度上看，南街村决策机构是“三大班子”。“三大班子”是由南街党委、村委会及公司主要负责人共20人组成。南街村重大事务都由“三大班子”决定，或以“三大班子”决定的名义贯彻执行。但是，“三大班子”的活动是在南街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目前，南街党委成员共7人，其中党委书记1人，副书记4人，委员2人。从年龄结构上看，党委成员多为50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有2名，平均年龄为43岁，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从知识结构上看，党委7名成员中，除2位是初中毕业外，其余均为高中文化程度，在乡村组织中属文化程度较高的领导集体。党委7名成员同时兼任村公司及村委会主要职务，从而使南街村党委、公司及村民委员会组织与领导处于“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状态，由此也保证了党委对社区事务的“一元化领导”。不过，在南街党委“一班人”之中，“班长”王洪彬无容置疑地居于领导的核心地位。从王洪彬个人职务来看，他是村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村公司总经理、村合资公司董事长，按照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金安的说法，“村长名义上是王金忠，实际上是班长，班长也就是村长。”王洪彬实际上是社区党(党委)、政(村委会)、经(公司)三个组织的负责人，这显示南街村权力结构的高度集中性。南街村重大决策都是由王洪彬这个班长最终决断。
在南街村“三大班子”及党委制度化的权力安排之外，存在一个由党委书记王洪彬、副书记郭全忠和王金忠三人相以稳定的权力核心，党委副书记兼民兵营长贾忠仁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一领导核心，不过其地位稍弱。可以肯定地说，王洪彬、郭全忠、王金忠分别处于“南街村一、二、三把手”的地位，贾忠仁则次之。从历史上看，王洪彬等四人都是70年代末相继成为南街社区领导。1976年，年仅24岁的王洪彬担任当时南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任一队队长，一年之后出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与王洪彬年龄不相上下的郭全忠和王金忠则分别担任村会计和治保主任，贾忠仁担任民兵连长。20多年后的今天，郭全忠从过去的大队会计变成南街公司的财务主管；王金忠从治保主任变成村委会主任，负责后勤工作；贾忠仁从过去的民兵连长变为现在的民兵营长，他们四人的权力地位及社区职责事实上没有变化，王洪彬依然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在南街村的发展历程中，郭全忠、王金忠及贾忠仁与王洪彬可以说是患难与共，一直是王洪彬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郭全忠精于理财，王金忠则长期负责村务行政及后勤工作，“两人直到现在，还是洪彬的左膀右臂。”贾忠仁则专司社区治安管理，成为王洪彬的坚强后盾。正因如此，他们四人事实上执掌着社区“行政”、财政及“司法”和党务大权，他们的资历、地位及权力明显高于党委其他3名成员，成为社区实际的权力核心，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社区决策并左右着社区发展的方向。也许正因如此，在南街村决策中存在“书记办公会议”的决策形式，按照党办主任王金安的说法，“书记办公会议”负责南街的“一号决策”即最重大的决策。王洪彬一直居于领导和支配的地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洪彬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在今日的南街，王洪彬的威望如日中天，其地位、权力及其影响是党委其他成员无法企及的。目前的南街已形成了“班长挂帅”、党委领导、党政经“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南街村人公认的“班长”党委书记王洪彬无容置疑地居于权力中枢的核心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权力体系的运转。
南街村务决策方式因决策内容轻重缓急的不同分为三级决策。“一号问题，如三大班子成员的调整和分工问题，这由党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决定；二号问题，如各厂队中层干部的任免、重大投资项目及涉及全村利益的重大问题，由党委会议研究；三号问题，主要是上项目，各厂队人员调动等由‘三大班子’会议研究。”南街村重大决策通常都经过了集体讨论，具有民主决策的特点，但作为社区领袖的“班长”王洪彬对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社区公共决策的民主程度取决于“班长”王洪彬个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集中民主制”，带有明显的“班长民主”和“班子民主”的色彩。
南街“三大班子”是南街村的集体领导机构，也是重要的决策机构。南街村不少重大问题都是以“三大班子”研究决定和贯彻实施的。按照规定，“三大班子”例会是每月逢2号、12号和22号召开，其时间安排比党委会晚一天，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与党委会议衔接，即有关问题首先由党委会或党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达成初步的意见，再提交“三大班子”会议进行讨论通过，最后以“三大班子”决定的名义予以公布并贯彻实施。因此，“三大班子”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凡村务重大问题都可以讨论。由于“三大班子”成员大都是村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工作任务繁重，为了不致于影响工作，也便于人员集中，南街“三大班子”会议通常是安排在晚上进行。南街村党委还特别要求“三大班子”成员除特殊情况外均必须在村办公楼住宿，以便随时汇报和安排工作，交换意见和讨论决策问题。因此，“三大班子”成员开会远比规定的三次例会要频繁得多。
南街村决策中多种形式的集体议事和会议决策无疑是决策民主化的表现。但是，严格地说，民主决策虽然必然伴随一定的集体讨论和会议决策的形式，但决策民主化的程度并不决定于召开会议的多少，更取决于参与决策人员的广泛性及参与决策人员权力平等与自由讨论的程度。从南街村来看，重大决策首先是在最高领导层讨论进而提交更大范围的人员进行讨论，且问题愈是重要，首先参与讨论的人员愈少，这显示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虽然“三大班子”人员众多，但领导和决策的核心是党委，尤其党委书记王洪彬对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南街村重大投资项目经过了搜集信息、市场调查、投资分析、集体讨论和反复论证，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南街村重大投资决策最终的决断人是书记王洪彬，投资决策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他直接指导和领导下进行的；由于南街投资决策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参与决策的人员主要是村级领导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员，表现为一种“专家决策”的特点，普通村民一般没有直接参与和影响。
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共产党员来说，整党整风运动并不陌生，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员政治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方式。整风运动始行于延安时期，建国后也多次开展全党整风。但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党员教育方式逐渐转变为经常性的制度化的党员教育，全国性的整党整风业已停止。然而，从1994年10月初开始，南街村在全村党员干部、全体职工村民及教师和学生中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只不过此时将“运动”改为“活动”。在1994年10月3日一万余人参加的全村整风活动动员大会上，党委书记王洪彬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职工“人人参与、人人揭发、人人批判”，“揭发南街的坏人坏事、揭发南街村党员、干部、职工每个人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批判错误思想，查挖消极因素，及反以权谋私、反官僚主义、反弄虚作假、反无所作为。”“目的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把全体党员、干部身上的灰，通过‘洗澡’都要洗干净”，“通过这次活动，让职工、群众都要受到一次‘爱国、爱党、爱集体、爱南街、爱自己’的思想教育，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在整风活动中，南街村召开各级各类型的会议近百场，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写自查报告1500多份，揭发坏人坏事线索200多起。
1995年2月。一些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检查甚至停职反省；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和有劣迹的村民被送进“学习班”，个别违法人员受到法律的惩处。显然，整风活动是涉及南街全体党员干部、村民职工的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整风活动的决策动议是党委书记王洪彬首先提出来，在征得顾问办领导干部的同意后确定下来的。南街党委召开会议时经常邀请顾问办老领导出席，听取其意见，这表明顾问办成员直接参与南街重大决策活动，在南街村权力结构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到过南街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南街村在村务管理上采取的独特管理方式和办法。王洪彬曾经说过：“南街是个什么样的村子?南街村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村子。”“外圆内方”被视为南街村基本的治村之道，正如南街村街头巨幅标语所写的那样，南街村“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其实，“外圆内方”也集中反映了王洪彬个人的村治艺术，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洪彬不同寻常的治理才能。 按照王洪彬的解释，“所谓外圆，就是与市场经济接轨。所谓内方，就是与本村的民意接轨。”在我看来，南街村的“外圆”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采取灵活的营销策略，“内方”则是对内部实行方方正正、一丝不苟的毛泽东式严格管理。
在社区管理上，南街村实行内外有别的“外圆”策略。如在村内明令禁止兴办歌舞厅、卡拉OK厅、桑拿浴、夜总会，更不允许打麻将、赌博活动。但是，为了适应日方合资人员的需求，南街村特意为日本董事长和总经理修建了一座300多平方米的豪华别墅，内部除按日本的风格装饰之外，还设有舞厅、卡拉OK厅、健身房、酒巴间等，并用了3万多元购置了一张由电脑控制，能自动洗牌、翻牌的高级麻将桌，南街村班子成员轮流陪他们打麻将。南街村在村内要求大公无私、灭私兴公，要求村民严于律已，但是，在对外交往中“也搞请客送礼，既给人家回扣也拿人家的回扣。”不过，南街村要求所收回扣必须交公，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查处。按照王洪彬的说法，南街村实行“外圆”就是适应市场经济，“咱们南街要发展集体经济，在这市场经济大潮里，不与市场经济接轨，集体经济就难发展。”
在“外圆”的同时，南街村对社区内部事务实行高度集中的严格的“内方”管理。在经济管理上，南街村农业已实现了集体集中统一的规模经营，被纳入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的统一管理的范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一级法人，拥有计划、投资、人事、财务和购销等职权。各工厂只是生产单位，只拥有生产管理、设备维修和职工教育等职权。在总公司内部，人员统一安排，资金统一调拨，物资统一采购，产品统一销售，财务统一核算，福利统一分配。各工厂没有银行帐户(合资企业除外)，一般也没有购销业务人员(合资企业和个别工厂除外)。总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生产计划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决策，由“三大班子”根据市场行情和生产能力决定，月度生产计划由生产处根据年度生产计划制订，各工厂执行。生产计划属于指令性计划，必须完成。为了完成生产计划，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总公司制定了“六定一赔损”的管理办法，即定设备、定人员、定产量、定质量、定时间、定消耗，完不成计划任务者就要赔损。生产指标由各工厂提出，经企管办汇总，报“三大班子”批准，然后由企管办监督、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生产指标属于硬性指标，必须完成。如果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确实无法完成，各工厂必须及时提出调整建议，经“三大班子”批准后方可修改。
南街村严格的“内方”管理不仅表现在社区集体经济的组织与管理上，也突出地表现在社区社会政治生活及意识形态诸方面的管理及一系列特殊而严格的措施上。南街村一直以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以突出思想政治工作而著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南街村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倡导“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的精神风格，并以此来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职工，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为社区集体作奉献。南街村人提出的“外圆内方”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一种发展！
南街村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并大张旗鼓地展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始于80年代初。为什么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党委书记王洪彬有过多次说明：“因为南街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想使南街的集体经济长期得到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永远走下去，我们认为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他讲到，“这个提法是84年我们实行集体承包以后提出来的。当时大家在探讨南街为什么要办企业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为了挣钱。挣钱为什么?大家说，为了让南街人富起来。钱怎么才能挣到?有的说，得选好项目；有的说，得选好设备；有的说，得出好产品；有的说，得选择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有开拓精神的人管企业。不管什么性质的企业，要搞好企业必须具有以上几个条件，如果不具备以上几个条件，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都搞不好。南街企业是集体性质，光具备以上几个条件还不行。我们认为要把南街集体性质的企业搞好，还缺一个人，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很深，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84年，社会上有一种潮流，说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毛泽东思想是极左。咱们又怕戴上极左的帽子，就把毛泽东思想先放一边，再找找是不是有其它的能代替毛泽东思想。在当时找来找去找不到，“中特”理论当时没出来，小平同志的三卷也没有印出来。尽管中央一直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下发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文件和辅导材料，村这一级根本就没有收到。”“新内容找不到，有人说再往前找找，是不是把孔孟那一套端出来教育人。这也讨论过，孔孟那一套尽管有些东西是正确的，但也有一部分东西是不正确的，有一部分是封建迷信的，还有些是不结合现实的，要全盘端出来，在南街用孔孟之道来教育人，这不结合实际，只能借鉴一些正确的东西，对这种提法否定了。也有的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发展中国，咱是不是也利用西方的信佛信教来统治人，这种说法马上就被否定了。咱们共产党员具有一种信仰，不信佛，不信教，只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外的不适应咱中国，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学习材料没出来，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所以，在当时南街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们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这也是寓教于乐的形式。”
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南街村于1992年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提出在一个村范围内首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对此，王洪彬也有自己的解释，“为啥要把南街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我们南街这一百多名党员，尽管说水平不高，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誓言，没有忘记宗旨，没有忘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按农民朴素的语言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实际做一套，不能说话不算数。再说，‘共产党’这三个字没有变，尤其是前面两个字‘共产’，共产党没有变成私产党、自由党，还是共产党，从字义上讲，还是搞共产主义。党的基本路线还没有变，宗旨还没有变。根据这几方面的因素，南街提出来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当时北京有一位理论工作者亲自找到我说，你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结合实际的，甚至说是错误的。我说，先不说科学不科学，结合不结合实际，正确与否，要想正确评价南街这个提法，首先要转变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过去咱们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世界大同。关于世界大同的问题，世界上前五千年没有出这样的人，恐怕后五千年还不好出这么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即使能出现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他也不可能一小时之内把世界大同起来，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实现。中国每一个村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中国不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了吗!全世界每个村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世界不就大同了吗?”王洪彬认为，把南街村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小社区是南街村的“总路线”，“咱们南街每开展一项活动，每制定一个规章制度，每采取的一种措施，都是围绕把南街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个总目标去制订的，都是与此挂钩的。”“实现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这就是咱的总路线。”“就象过去主席说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南街村尤其强调对村民世界观的改造，致力于破私立公，“用破私立公塑造人”。按照他们的说法：“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腐败堕落、违法乱纪的产生都来源于一个‘私’字。如果人们没有私心，有权的人就不会以权谋私，就不会产生堕落腐败；没有私心，无权的人就不会损公肥私，或违法乱纪。所以私心是万恶之源。”与此相反，“公心是集体事业成功之本。”“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催化剂，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内在动力。假如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者都能够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以南街整体利益为重，摆正大家和小家的辩证关系，真正把南街这个大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则众人捧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共产主义小社区建成就为期不远。”因此，“南街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用破私立公塑造人已成为当务之急。私心不除，公心难立；公心不立，共产主义无望。”
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破私立公塑造人”，以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南街村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方式和办法。如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从1984年起，南街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大唱革命歌曲、大学雷锋精神、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三大活动”。他们重新编印《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毛泽东著作，发至每个党员干部和职工村民手中，要求人人学习；要求凡是进入南街企业的人都要会讲几条毛主席语录；各厂队组织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各单位举行班前会、班后会、互帮会、辅导会、竞赛会、研讨会、交流会等多种形式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活动。每阶段的学习还要求人人写出心得体会。全村大规模的政治学习和教育活动不断。如“整风活动”，“三讲活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五献一留活动”(把忠心献给祖国，把爱心献给社会，把关心献给别人，把奉献献给企业，把孝心献给老人，把信心留给自己)。总之，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破私立公塑造人”、“用远大理想教育人”。树立人们的理想和信念，重塑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由此实现人们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为集体事业和社区发展作出贡献。
如果说教育旨在通过对人们进行理想信念、道德规范、法规制度的宣传和教育以形成一种自觉遵从的责任和观念，而报偿则通过一定的利益回报来诱导人们的行为。大体上说，报偿可分为物质的回报和精神的回报两大方面。物质回报主要表现为提供职业、工资、福利及多种形式的物质奖励，精神上的回报则是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和奖励。在南街村，社区集体经济是村民唯一的就业渠道，社区政策不允许村民从事个体和私营生产，也不允许村民从事其他旨在谋取个人收益的兼职，提出“八小时之内拚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事实上也没有其他兼职的可能。个人的营利活动也被视为思想不健康，“私心重”的表现受到批评甚至批判。因而，村民生活收入的唯一来源是集体分配。
在分配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加供给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办法，工资仅占收入的40%左右，各种福利占60%，不发奖金。在工资发放上同时实行四个倾斜：一是集体与个人相比，向集体倾斜，不断扩大公共积累，增加公益福利，不搞高收入、高分配；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向脑力劳动倾斜；三是外工与内工相比，向外工倾斜，外工工资比南街村籍工人工资高20-30%；其四是农业工人与企业工人相比，向农业工人倾斜，农业工人比企业工人的工资一般高出30%左右。我们所调查的南街村职工工资收入大多为180元左右，有的月工资仅100—120元，但是，南街村享受大量的公共福利。免费提供村民个人生活所需的“一切”。正是由于村民收入的唯一来源是集体分配，并以福利为主，使村民之间收入基本均等，差别极小。这也是南街村追求“共同富裕”的表现。
对于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办法，王洪彬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工资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供给制体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工资制与供给制的结合“可以让人们享受到社会主义的甜头，又感受到共产主义的美好”；另一方面，“私心是万恶之源”，私心的根源是私有制，要铲除私心，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要实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南街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并逐步减少工资分配，扩大供给比例，就是逐步缩减和消灭村民生活水平的差别及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最终让每个南街人富得个人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消灭私心，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为此，南街村也基本不搞“物质刺激”，反对分发奖金。按照王洪彬的说法，“在南街奖金越发，人的私心越大；奖金越发，人的觉悟越低；奖金越发，人与人的关系越淡薄；奖金越发，党组织的形象越坏，党群关系越紧张。”因此，虽然村民职工在工作时间之外经常加班加点，或参加社区其他工作，但这一切都是尽义务，作奉献，不发一分钱加班费和奖金。各企业生产任务都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完不成将受罚，超额完成任务也不奖。
南街村的“高福利”及“共同富裕”主要享受者是南街村本土村民，他们是社区集体经济产权的拥有者，并因此享有一切福利待遇。事实上，随着南街村的发展，大批外地民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纷纷进入南街企业工作，这些被称之为“外工”的人员目前已约9000人，远远超过南街本村村民，他们并不完全享受南街村民的福利待遇，主要获取工资收入。1995年10月20日南街村制定了“48号文件”(《关于职工福利待遇的有关规定》)，决定调整“外工”福利待遇，将根据“外工”的工作年限和个人表现给予相应的福利待遇，如参加企业连续工作不满3年者，享受主、副食免费就餐；参加企业连续工作3年以上者，除享受上述规定外，享受免费居住职工公寓(公寓内一切用品由公司统一配备)，并享受与南街村民同等医疗福利待遇；参加企业连续工作6年以上，免费配给的住房为两室一厅居室，其子女入托、上学与南街村民子女享受同等福利待遇；参加企业连续工作10年以上者，除上述福利，住房调整为二室一厅一卫生间居室，并享受与南街村民同等待遇；参加企业连续工作20年以上者，还可带一方父母随其生活，其父母与职工享受同等待遇。这些规定表明随着外工工作年限的增加可以逐步享受南街村民的福利待遇，这也意味有些外工将逐步融入南街社区之中。在中国“打工仔”宿舍中有暖气和空调的大概南街村属头一份。即便如此，“外工”与村民在经济及社会政治地位上仍将存在相当的差距，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南街村民是社区集体经济产权的拥有者，外工则不拥有产权，由此也造成一系列社会政治差别。多数外来工反映“南街村什么都好，就是工资太低。”
南街村除向村民提供物质报偿之外，也采取种种精神奖励措施。南街村对社区好人好事经常采取办黑板报、广播宣传以及各种形式的评优奖先进行表彰。在评先表模活动中不仅评出了许多先进集体、优秀党员、模范干部、劳动模范、积极分子，还评选“三八”红旗手、好婆婆、好媳妇、好丈夫、好内助、好夫妻、五好家庭等等。每两月一次的“十星级文明户”初始的功能也是对优秀家庭予以表彰。对一些先进人员主要采取精神奖励的方式，每年组织先进人员到北京、韶山、延安、等地参观，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既是一种表彰，也是到革命圣地或先进地区进行学习和受教育。实际上，这种重精神奖励轻物质回报也是南街村突出精神作用，强调“思想领先”、“攻心治人”的体现。
南街村以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且极富特色的作法而闻名全国，其实，南街村对社区严格的管理及对“违规人员”严厉的制裁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一方面通过经常不断的思想教育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制订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运用多种强制和半强制的手段督促人们，对违反社区规范的人员给予“重处严惩”，并将此视为思想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按照他们的说法：“提高思想觉悟和积极性，有两种有效的办法，一是‘调’(调动积极性)。二是‘压’(给予一定的压力)。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 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破私立公”，他们强调“一靠政治攻心破私立公。政治攻心就是要做好小社区建设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尤其要树立建设者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二凭务实效应破私立公。……尽一切办法给群众、职工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且改善工作环境。生活与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解决好了，建设者就更能以事业为重，事业心强了，私心就会相对减少，公心就会随着增加。”“三靠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破私立公。”他们认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政治攻心固然是破私立公的有效方法，物质变精神固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调动建设者积极性的手段和措施，但是，只靠这两方面的工作，要想使私心销声匿迹，还是不够的。要想彻底破私立公，还必须有一套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在村里要形成一种限制私有制的氛围，使人人以私为臭，见私喊打，‘谈私变色’。如此，‘私’字便没有了它滋生、蔓延的土壤，缺少了它生长所需要的空气，‘私’字在社区里就没有了市场。这就必须设立一套管私、治私的机构，制订一套规章制度，让群众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南街村时常被人们看成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方净土。南街村连续十几年基本没有刑事案件发生。村民楼普便没有防盗窗、防盗门。但与此同时，村内却保存着一支有力的治安队伍，有专门的安保处和治安室；有130多人的全脱产半军事化的民兵连站岗放哨；还有“到处转悠的义务巡逻队”。有的村干部就直言不讳地说“南街是管出来的”。王洪彬也曾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治国之本。我们没有对人采取专政手段，但一直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对个别坏人坏事一直在进行孤立打击。”
在南街村诸多的惩处措施中有几个鲜明的地方特点：其一是一切处罚都直接与扣除或取消的福利待遇挂钩；其二是不少惩罚实行连带责任，一人犯错，全家受罚，甚至有亲友及邻居也受影响。有关干部介绍，在计划生育中一户超生，不仅全家及亲属受罚，而且左邻右舍也要同时受罚，被停止福利供应，“因为他们作为邻居监督不力，没有及时反映情况。”其三，利用社会公众舆论及乡土观念给犯错误的人员以心理压力，使之“丢人现眼”。如要求犯错误人员穿黄马褂扫大街，要求犯错误的人员自费演电影，“在演电影之前，犯错误的人必须站在台前说明原因，作出检查。这种形式对人的压力很大，既损财，又丢人，连自己的小孩也会因此而几天不理你。” 显然，南街村的社区管理中采取的措施是极其严厉，其村治之道也极富特色的。对此，王洪彬曾深有体会地说：“治村如治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靠某一种办法。靠思想工作能调动积极性，单靠此也不行，还要靠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同时注意执行方法和艺术。通俗地说就是看客下菜，吃啥端啥。”
南街村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明显的社区特点，这些不同的特征可以从公共参与的原因及其方式和方法等不同方面来考察。首先，从村民公共参与的动机及其原因来看，南街村鼓励和支持村民公共参与，但是，由于社区政策导向是“兴公灭私”、“大公无私”，对一切旨在谋取自己私利的参与行为都将予以限制和打击。因而我们看到南街村存在大规模的“整风活动”、“提合理化建议”及持续不断的政治问题大讨论及多种形式的参与活动，但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旨在维护集体的利益，发展集体事业，村民职工参与的目的也是为集体，为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献计献策，作出自己的贡献，可视之为一种“公益性参与”，而不是村民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私人”的参与活动，或“私人性参与”。事实上也很少见到村民为自己的利益而试图参与和影响决策。
南街村是一个“外圆内方”的高度组织化的村社区，村民的生产、生活及其行为都受到严格的制导，这种高度的组织化也促成村民公共参与的组织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南街村高水平的动员式参与本身就是透过各种制度规范、依托健全的组织系统实现的，这也是公共参与制度化的表现。
在现代的中国乡村，南街村治显示出明显的独特性，社区社会经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南街村特殊的经济模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在完全集体化的社区及社区企业化的管理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存在形式及其经营管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区治理方式。当然，从南街村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高积累，低分配，高福利，低工资，集中管理以及不断的政治教育、“兴公灭私”等等作法来看，无疑是“老办法”，并不是新的创造，这一切在人民公社时期已经存在和出现过，不过，虽然今日的南街村正在努力维护和重现“传统”，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及环境的改变，南街村的管理体制和方法及社区发展道路和行为方式已发生诸多的改变，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作法，也具有新的功能和意义。南街村在严格的“内方”管理的同时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采取“外圆”的策略；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集中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工业企业管理的特点和优点。这使传统的管理方式具有全新的内容和意义。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村社区的组织形式，也使社区组织与管理方式及权力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行企业化管理；此外，南街村已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缺乏独立性的组织单位，而且成为拥有独立的产权和利益边界的法人集体。这些都意味南街村存在的形式、生存的环境及其行为方式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说南街村依然表现出较强烈的“传统”色彩的话，那么，这些传统已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是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一条光明道路。
当然，南街村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的南街村也是不完善的，依然存在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难题，影响和制约着南街村的发展，其中包括：第一，人才问题。按照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南街最缺的就是人才”。这是因为南街村实行的一些管理措施“有的人不适应”。尤其是“外工”难以享受村民所能享受的高福利，较低的工资水平难以吸引人才，而过高的工资水平和奖励又是南街村社区政策所不允许和鼓励的。以致于南街村工人流动性较大，难以稳住熟练工人。随着集体企业的迅速发展，技术装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人才的匮乏制约着南街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第二，资金问题。虽然南街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也争取到大量的贷款及一些外资，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匮乏仍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贷款需要偿还，另一方面也由于经营不善造成亏损，高福利政策及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也使资金变得更加紧张，尤其是南街村为了稳定“外工”，吸引人才，正着手改善“外工”的福利待遇，并制定相关政策，使“外工”逐渐享受南街村同样的福利，这势必大大增加福利开支，有可能超越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第三，激励问题。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多重激励机制。高福利、按需分配及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以及严厉的惩处措施虽然可以发挥激励的功效，但是，这种激励是建立在否定个人利益追求之上的，也是依靠一些外在的动员和制约来维护，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行为者自身的奉献精神和思想境界。特别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并没有消除一些“思想不好，觉悟不高”的人“搭便车”的问题，一些人工作中的不求进取、得过且过，敷衍应付现象依然存在。如何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第四，“能人”的成功和局限。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社区领导人王洪彬过人的胆识和才能及率先垂范分不开。他以自己的才能和权威卓有成效地推动并维系着社区整个权力体系的运转，引导着南街村的发展方向。然而，“能人”的成功之处往往就是其局限所在。南街村的发展离不开王洪彬个人的推动，但是，一个村的发展和命运完全依赖某个人显然是危险的。在南街，集体经济复合激励效率潜力的充分发挥，除了相关背景的作用以外，关键在于有了一个好班长，带出一个好班子。他们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村民和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保证了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而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又进一步强化了广大村民和职工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但同时也看到，“如果我们改动某个背景因素及领导班子的状态，那么整个流程就会面貌全非。也显示出南街村现存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和危险性。这一切都表明南街村的发展也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问题与南街村赖以存在的基本制度、管理方式以及社会大环境直接相关，能否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对南街村现任领导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这一独特的发展模式生存的考验。
许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其实是很重的，而许多家庭，有大的有小的，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集体，也是一个集体所有制。而家庭成员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努力为自己的家创造财富，而且并不打算记住自已对家庭的贡献，挣来的钱也统一管理，统一在家庭内部按照需要和合理程序进行分配。但这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或者说在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却美名其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的眼中，这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要将帐算清楚，这家产中多少是丈夫挣来的，多少是妻子挣来的，一分一毫都要算清。问题是，算清本身是一种艰深的脑力劳动，在这方面花的时间过多也是低效率的表现，而一个家庭本来都把对方视为自己，都是兄弟姐妹，在内部懒得算清，主动地不算清。比如大家努力上山围猎，最后打死了一只老虎，那么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就必须搞清楚是谁开的枪，这只老虎就归谁所有，其它人当然没有份。而如果大家都是兄弟，打着了老虎的人也就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而已，老虎还是归大家所有大家一起吃肉。那么，这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吗？其实，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就一定会降低效率是不对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共产党闹革命的过程中，也有干多干少，但并没有影响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有很多帐本来就是算不清的，硬要去算也是一种挑拨离间产生矛盾的方式。这里还是牵涉到一个人的本性问题，这和后天的教育有关，如果教育他成为一个无私的人，他就是一个无私的人，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是存在的。如果教育他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南街村这种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一个特大的大家庭制，在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成员都努力为家庭做贡献，挣来的钱都归这个大家庭所有，并不把帐算那么细，而一旦有了难，这个大家庭一定负责到底，有病治病，退休了养起来。而在每个人怎样挣钱方面，是不拘形式的，完全可以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办事，也许这个人是出外打工挣钱，那个人是办了一个企业，有的人就在村里的企业工作，和任何其它的经济实体也可以签订任何经济合同，资金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都不成问题。总之，一个小家庭怎么运作，这个大家庭也怎么运作。外来人口要加入南街村这个大家庭怎么办？那确实难。但并不影响外来人口和南街村这个大家庭签订各种经济合同。当然也可以合资。总之，就是分清楚大家庭的内部和外部，外部按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内部则不分你我，大家相亲相爱。因为家庭的成员根据需要也可以出外打工，也可以到外面投资，什么都能够做，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挣来的钱是大家的，在内部不分你我。当然，要维持这么一个大家庭需要大家有这种共识，就是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如果南街村的大多数人民都喜欢自私自利，不喜欢现在这种生存方式，南街村当然一定维持不下去。而且，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或者后天的训练使人们愿意这么做，心甘情愿这么做。正如资本主义培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规则一样。对中国人来讲，家的感觉，亲情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国建立起许多大的家庭。这种管理方式建立起亲情关系，犯罪率当然大大下降。而这些个亲情关系一旦受到破坏，面对一个残酷的社会，犯罪率必然迅速增加。比如说深圳报纸上，一些阔佬们经常投书报社抱怨街上的乱摆卖，将那些乱摆卖的人看作是坏蛋，骗子，于是市政府出动大量警力去镇压乱摆卖。可是社会主义的处理方式就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要将所有这些人，包括乱摆卖的人，都看作阶级弟兄，因此要关心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是靠什么谋生呢？如果禁止他们乱摆卖，能不能将他们组织起来，搞一些象样的商业活动呢？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呢？可是现在不是这样，而是指责他们都是坏人，那么这坏人总存在怎么办？抓进监狱？如果不是无期徒刑总还是要放出来的吧？那么放出来后他不还是坏蛋么？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就必须让这个社会的成员都感到一种亲情，一种置身于大家庭中的感觉，不会想到对自己的亲人犯罪，这个社会就必须有教育人和改造人的能力。这就是毛泽东式的管理方法。通俗一点说，也许一个人人都是好人，很少坏人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
集体化方式与农民的主观愿望和传统有距离，但是只要是坚持努力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农民是能够接受和支持的。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做了几十年的义务劳动的，是“吃了大亏的”但是农民认为建设国家是应该尽的义务，并没有任何怨恨，这和“吃了小亏”（失去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对毛主席的极端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今天农民对毛主席的感情来看，只要是从根本上为农民利益作想的人，一定能够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
［ 作者：佚名 来源：红网 点击数：1420 时间：2006-11-8 录入：万重山 ］
“在中国河南一个既像郊区住宅开发区又像工业园区的小村庄里，每个人都能终身获得就业机会和一套免费装修的公寓。街道干净整洁，治安良好。邻居们都热心公益。教育和医疗保健不同于中国的其它地方，这里都是免费的。公用设施，食品甚至连啤酒都是免费的。也许有一天，衣服也会免费。
南街村成功地将中国革命者的理想与改革派的理想结合了起来。用在新的市场经济下获取的利润，创建了一个带有小镇价值观的终生制公社。
49岁的王宏彬穿着一件开襟羊毛衫，很难想象他就是当地共产党支部的“一把手”，他微笑着说：“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建设共产主义、共同劳动、共同致富、共同享乐。”他每月挣30美元，是当地居民中收入最高的。他满意地说，“南街村是一个大家庭，这里每个人都有福同享”，就更不用说共用村里的汽车和自行车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村的人都唱着共产主义歌曲排队去上班，他们还背诵其它地方的人早已忘记的毛泽东语录。如果他们被认为懒惰，不整洁或不合作，就有失去应得利益的危险。生意和财产都不能被私人占有，不提倡个人银行帐户。工厂和学校负责对村民进行素质教育。
而且，几乎没有人批评这种制度。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思想道德高尚，公社精神在这里得以生动地体现。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里， 人们还没有弄明白如何在不产生贫富差距的情况下创造财富；或如何赋予其政治观念以新的活力，使居民有一种目的感--南街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在改革中的中国，南街村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工业利润用于公社生活的村庄。但它可能是第一个在尝试并放弃了私有化后这样做的村子。而且它是在泼掉洗澡水后，又把孩子找回来的最成功的例子。。。一座两层楼高的、白色大理石毛泽东像矗立于南街村环岛的中心，晚上有耀眼的灯光照明，还有民兵志愿者24小时守卫。1993年，南街村树立这座毛主席雕像，以纪念这位中国的共产主义之父。”［美］英迪拉•拉克什马南的一篇“共产主义盛行于中国农村”轰动了世界。南街村成了明星。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临颍县城南隅，毗临107国道(京深公路)，紧靠京广铁路、京九高速公路，距郑州国际机场80公里，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05户，3130人，目前有1000亩耕地，面积1.78平方公里。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属村办集体企业。公司创建于1980年，形成于1984年，是一个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大型集团实业公司，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总公司下属26个企业(其中中外合资企业5个)产品有11大类、100余种，现有职工11000多名，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48 名。占地面积87.6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53.75万平方米，拥有各种设备2980多台(套)，现有资产总值10.28亿元。被列为“河南省科技巨星试点企业”和“河南省552211工程企业”之一，是农业部全面质量管理达标先进单位，河南省“重合同、守信用”先进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南街村的发展，亲临南街村视察指导工作，对南街村艰苦创业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誉。集团董事长王宏斌是中共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被评选为河南省五届、七届人代会代表，中共河南省五次、六次党代会代表，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党代表。
南街村是当代中国乡村最耀眼的明星村之一，被誉为“中原第一村”。1980─2001年短短的二十一年间，南街村社会经济增长了2100多倍。村民富裕的生活,村内宽阔的道路，高大的厂房，高标准的住宅，现代化的学校，一流的幼儿园令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南街村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务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办法：如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反对承包制；强调共同富裕，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反对分发奖金，提倡“八小时之内拚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他们提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致力于首先在南街村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如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彬所说，“南街的作法和提法可以说轰动海内外，惊动上层。众说不一，争论不已。”
南街村的独到做法和显著成就已有大量的宣传和报道，近些年来，前来参观、取经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有增无减。据了解，每年约有30万人访问南街村。南街村的做法被一些人视为一种独特的和成功的发展模式“南街模式”在一些乡村地区得到推广。作为“一个影响广泛，信息丰富的社会存在”，南街村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些学者已经对南街村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其内在的生命力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南街村的独特性和影响力不是或不仅仅是超常的经济发展速度，更不是其现代化的设施，而是南街村独特的村治方式。正如村党办雷德全主任所说，“在当代中国乡村，经济上比南街村发达的村多得很，但并没有南街影响大。南街真正的影响并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
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那么，这条大河怎样塑造我们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样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命运的呢？这恐怕就不是每个人都认真思考过的了。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河南省在黄河边上，这里曾对塑造华夏文明起过无法估量的作用。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在这里，中国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也在这里，中原大地也许在向华夏民族昭示着什么？！
南街作为相对独立的乡村社区历史颇为久远。史称南街在“清属岔曲保，1921年属中区为南街；1934年属第一区的城镇联保；1941年属颍川镇第二、三、四保。”1948年初临颍县解放后，南街设立街政府，隶属于县城关区政府。1950年改为南街乡，1955年撤乡与西街合并为西南集体农庄。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后，改西南集体农庄为城关人民公社中管理区，1959年春从中管理区析出，成立南街生产大队。1984年家庭联产责任制实行后，南街生产大队改建为南街村民委员会并一直沿续至今。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南街和王宏斌就是当地的先进典型。50年代南街积极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70年代曾创造过粮食、烟叶亩产超千斤的记录，曾受到上级政府的表彰。但是，直到70年代末，南街并没有真正摆脱贫穷与落后。1978年全村人均收入仅72元，部分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街村也实行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至1989年，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1981年至1984年企业也实行了个人承包，与此同时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也发展起来。到1991年底，全村个体经商的种类约有29种，糖、烟、酒、食品批发站有4个，代销店有18个，个体餐馆有12个，百货布匹摊点11个，修理业有12个。80年代初至中期，南街家庭经营、个体经营及私人企业一度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1988年，临颍县和漯河市在开展“学南街”的活动中宣传南街是“村办联办户办一齐上，农工商各业协调发展”的典型。
从1984年开始，南街村走上了再次集体化的道路。1984年南街村中断了企业个人承包，收归支部集体承包；从1986年夏季至1990年，村逐步收回了家庭承包土地，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村个体工商业者也在1990年前后至1994年底陆续将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从而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咱们目前的南街，一草一木，一张镰、一张锄、一把钳子、板子，都是姓公，更不用说设备了。可以说，生产资料已全部公有化了。”不仅如此，从90年代初开始，南街村逐步推行生活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迄今为止，村民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已归集体所有，如村民最主要的生活资料房产、家俱、主要电器等等已收归村集体所有，村民现在所住房子、所有家俱、电器及生活所需的粮、油、菜、电、气(燃气)等等都由村集体统一配给。1992年，南街村提出“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不仅不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也将消灭村民全部的私有财产。按照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咱们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南街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部实行公有制，不存在私有的问题。”“目前的生活资料还有部分是私有制。”“小件东西像被子、衣服、鞋子、袜子等还姓私。这些要随着南街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把现在群众姓私的东西都变为姓公。”目前的南街村正加快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的步伐。1958年秋南街大队曾兴办5个大食堂，于1961年春季解散。现在村民重又自愿吃“大食堂”、“大锅饭”，这无疑是南街村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又一个步骤。按照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要让南街村人富得在银行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在重新集体化的同时，南街村依托本地资源，大力发展集体企业，实现了社区工业化。1980年以前，南街村的“工商业”仅有“一炉两组”，即一台烘炉，打些镰刀耙齿，一个缝纽组，一个修配组，几乎称不上是企业。1980年南街兴建了一个小面粉厂和一座6门的砖瓦厂。在1981年的联产承包中，两个厂承包给个人，1984年村党支部收回承包权，由支部承包经营。此后，南街依靠“玩泥蛋”(烧砖瓦)和“玩面蛋”(面粉和食品加工)，村集体经济如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村办企业现已发展到26个，形成一个拥有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包装材料厂、胶印厂，啤酒厂等企业的“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130多万元，1986年320多万元，1987年730多万元，1988年1400多万元，1989年2100多万元，1990年4100多万元，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6亿，1993年4.2亿，1994年8.02亿，1995年达11.78亿元，1998年达16亿元、2001年达20亿元。1984年利税仅为7万多元，1994年达6000多万元，其中上交税收1600多万元，占临颍县每年财政收入的1/3强。二十年南街村产值增长了2100多倍。
随着社区集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南街村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裕生活。2001年南街村人均纯收入达7000元(含各项福利)，村集体免费向村民供给住房、家具、家电、空调、暖气、水、电、燃气、食用油、肉、蛋、各类食品甚至连啤酒、糕点都是免费的。免交入学、入托、防疫、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业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建造高标准的村民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使用面积92平方米，小套两室一厅，74平方米，家具、炊具、家用电器、24小时制冷、取暧设备由村统一配备，1995上半年开始全体村民陆续迁入高等级村民楼。南街村大力兴办公益事业，公共设施日趋完备：各类学校、食堂、旅社、宾馆、敬老院、幼儿园、卫生所、图书馆、文艺厅、篮球场、门球场一应俱全。全村街道均已硬化，高楼大厦错落有致，村庄建设井然有序，宛如一幅现代化的乡村都市。目前，南街村人的生活中只有买衣服和蔬菜要用钱。南街人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实现社区集体化的同时实现了社区工业化，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被称为“豫中一枝花”，享誉国内外。
南街村社区公共权力表现为一种党委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的民主权力结构。目前，南街村党、政、经组织分别是南街党委、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和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不过，按照南街党委办公室负责人的说法，“目前南街村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南街村党委、村委会、公司三个组织其实是合一的，党委办事机构也是公司办事机构，说是村委会办事机构也行，这仅仅是名称的不同而已。”
南街村社区组织与管理的功能实际上已被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所取代。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南街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始建于1985年，现已成为国家一级企业。公司下辖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包装厂、养鸡场和中外合资彩印厂、胶印厂、奶油酥条厂、啤洒厂、冷面厂等26个企业，职工12000多人。公司作为社区唯一的企业，南街村全体劳动力均在公司各企业和部门工作，企业是村民收入和福利的唯一来源,社区政策也不允许村民从事其它个体和私营经营及其它兼业和嬴利活动。村民由此也被全部纳入社区公司和企业组织与管理之中。村民原有的基于地域划分的村民小组已丧失其意义，村民开始按照企业、厂队及车间重新划分。社区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及群团组织的组织与活动方式随之发生重大的改变。党团组织的设置已不再按传统的地域划分，而主要以企业单位设置，党团组织的活动也以企业为单位。村社区妇联、治保、民兵等组织也作为村公司的一个部门，而不是象其他乡村地区作为村委会下辖组织看待的。南街村社区还设有工商所、派出所，它们也是作为公司的下辖部门而存在。总之，目前南街村民实际上是按企业来组织，村民活动以企业为单位进行，一切村务和国家政策也通过企业组织系统贯彻执行，社区已经实行了企业化管理。
中共南街村委员会是南街村社区党组织，也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和社区的权力中心。早在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南街政府就设有“政府党支部”，1950年南街实行乡建制，政府党支部也随之撤销，成立了“乡党支部”。1955年南街与西街合并，南街乡党支部撤销，设立南街党小组，1958年更名为中管理区党支部。1959年春南街生产大队成立，设立大队党支部，1984年又更名为南街村党支部。1988年12月30日，南街村党支部升格为南街村总支部委员会(“总支”)，下设5个党支部。“总支”由书记1人、副书记3人、组织和宣传委员1人、纪检委员1人共6人组成。1993年，南街村总支部委员会又上升为中共南街村委员会(南街村党委)。目前，南街村有党员219人，其中包括部分非南街村籍党员。南街村党委成员共7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4人、党委委员2人。在此前南街村党委成员曾为9人，有两位女性成员，但在1994—1995年度全村整风活动中因“工作飘浮”等原因被撤职。现存7位成员均为男性。党委下设宣教办、党委办、政法办、政工办、顾问办5个办公室，下辖26个支部，37个党小组。最大的支部为农村支部，共有29名党员，其余支部均在20人以下，最少的支部为7人。大的支部由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纪检委员、青工委员5人组成，小的支部则由书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3人组成。从支部设置方式来看，除农村支部外，都是按照企业及部门为单位设立。在党组织设置上要求做到“大厂有党支部、小厂有党小组，没有党小组的单位则设党员责任区，由所在单位的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以发挥先锋模范和监督作用。”目前共设有37个党小组和42个党员责任区。据政工办负责人介绍，“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在各企业一般实行支部书记兼厂长，重大问题由支部成员参与讨论。当几个厂合建一个支部时，重大问题也由党支部讨论决定，各厂长实施。”“各厂还专门配备政工厂长，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南街村有发达的群团组织，但这些组织已被纳入社区整个管理体系之中：共青团及妇联会等人民团体作为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其功能已大部行政化；民兵、治保和调解组织本身就是社区公共权力组织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组织都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活动。从制度上看，南街村决策机构是“三大班子”。“三大班子”是由南街党委、村委会及公司主要负责人共20人组成。南街村重大事务都由“三大班子”决定，或以“三大班子”决定的名义贯彻执行。但是，“三大班子”的活动是在南街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目前，南街党委成员共7人，其中党委书记1人，副书记4人，委员2人。从年龄结构上看，党委成员多为50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有2名，平均年龄为43岁，是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从知识结构上看，党委7名成员中，除2位是初中毕业外，其余均为高中文化程度，在乡村组织中属文化程度较高的领导集体。党委7名成员同时兼任村公司及村委会主要职务，从而使南街村党委、公司及村民委员会组织与领导处于“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状态，由此也保证了党委对社区事务的“一元化领导”。不过，在南街党委“一班人”之中，“班长”王洪彬无容置疑地居于领导的核心地位。从王洪彬个人职务来看，他是村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村公司总经理、村合资公司董事长，按照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金安的说法，“村长名义上是王金忠，实际上是班长，班长也就是村长。”王洪彬实际上是社区党(党委)、政(村委会)、经(公司)三个组织的负责人，这显示南街村权力结构的高度集中性。南街村重大决策都是由王洪彬这个班长最终决断。
在南街村“三大班子”及党委制度化的权力安排之外，存在一个由党委书记王洪彬、副书记郭全忠和王金忠三人相以稳定的权力核心，党委副书记兼民兵营长贾忠仁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一领导核心，不过其地位稍弱。可以肯定地说，王洪彬、郭全忠、王金忠分别处于“南街村一、二、三把手”的地位，贾忠仁则次之。从历史上看，王洪彬等四人都是70年代末相继成为南街社区领导。1976年，年仅24岁的王洪彬担任当时南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任一队队长，一年之后出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与王洪彬年龄不相上下的郭全忠和王金忠则分别担任村会计和治保主任，贾忠仁担任民兵连长。20多年后的今天，郭全忠从过去的大队会计变成南街公司的财务主管；王金忠从治保主任变成村委会主任，负责后勤工作；贾忠仁从过去的民兵连长变为现在的民兵营长，他们四人的权力地位及社区职责事实上没有变化，王洪彬依然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在南街村的发展历程中，郭全忠、王金忠及贾忠仁与王洪彬可以说是患难与共，一直是王洪彬坚定的支持者。尤其是郭全忠精于理财，王金忠则长期负责村务行政及后勤工作，“两人直到现在，还是洪彬的左膀右臂。”贾忠仁则专司社区治安管理，成为王洪彬的坚强后盾。正因如此，他们四人事实上执掌着社区“行政”、财政及“司法”和党务大权，他们的资历、地位及权力明显高于党委其他3名成员，成为社区实际的权力核心，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社区决策并左右着社区发展的方向。也许正因如此，在南街村决策中存在“书记办公会议”的决策形式，按照党办主任王金安的说法，“书记办公会议”负责南街的“一号决策”即最重大的决策。王洪彬一直居于领导和支配的地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洪彬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在今日的南街，王洪彬的威望如日中天，其地位、权力及其影响是党委其他成员无法企及的。目前的南街已形成了“班长挂帅”、党委领导、党政经“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南街村人公认的“班长”党委书记王洪彬无容置疑地居于权力中枢的核心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权力体系的运转。
南街村务决策方式因决策内容轻重缓急的不同分为三级决策。“一号问题，如三大班子成员的调整和分工问题，这由党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决定；二号问题，如各厂队中层干部的任免、重大投资项目及涉及全村利益的重大问题，由党委会议研究；三号问题，主要是上项目，各厂队人员调动等由‘三大班子’会议研究。”南街村重大决策通常都经过了集体讨论，具有民主决策的特点，但作为社区领袖的“班长”王洪彬对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社区公共决策的民主程度取决于“班长”王洪彬个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集中民主制”，带有明显的“班长民主”和“班子民主”的色彩。
南街“三大班子”是南街村的集体领导机构，也是重要的决策机构。南街村不少重大问题都是以“三大班子”研究决定和贯彻实施的。按照规定，“三大班子”例会是每月逢2号、12号和22号召开，其时间安排比党委会晚一天，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与党委会议衔接，即有关问题首先由党委会或党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达成初步的意见，再提交“三大班子”会议进行讨论通过，最后以“三大班子”决定的名义予以公布并贯彻实施。因此，“三大班子”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凡村务重大问题都可以讨论。由于“三大班子”成员大都是村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工作任务繁重，为了不致于影响工作，也便于人员集中，南街“三大班子”会议通常是安排在晚上进行。南街村党委还特别要求“三大班子”成员除特殊情况外均必须在村办公楼住宿，以便随时汇报和安排工作，交换意见和讨论决策问题。因此，“三大班子”成员开会远比规定的三次例会要频繁得多。
南街村决策中多种形式的集体议事和会议决策无疑是决策民主化的表现。但是，严格地说，民主决策虽然必然伴随一定的集体讨论和会议决策的形式，但决策民主化的程度并不决定于召开会议的多少，更取决于参与决策人员的广泛性及参与决策人员权力平等与自由讨论的程度。从南街村来看，重大决策首先是在最高领导层讨论进而提交更大范围的人员进行讨论，且问题愈是重要，首先参与讨论的人员愈少，这显示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虽然“三大班子”人员众多，但领导和决策的核心是党委，尤其党委书记王洪彬对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南街村重大投资项目经过了搜集信息、市场调查、投资分析、集体讨论和反复论证，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南街村重大投资决策最终的决断人是书记王洪彬，投资决策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他直接指导和领导下进行的；由于南街投资决策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参与决策的人员主要是村级领导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员，表现为一种“专家决策”的特点，普通村民一般没有直接参与和影响。
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共产党员来说，整党整风运动并不陌生，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员政治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方式。整风运动始行于延安时期，建国后也多次开展全党整风。但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党员教育方式逐渐转变为经常性的制度化的党员教育，全国性的整党整风业已停止。然而，从1994年10月初开始，南街村在全村党员干部、全体职工村民及教师和学生中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只不过此时将“运动”改为“活动”。在1994年10月3日一万余人参加的全村整风活动动员大会上，党委书记王洪彬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职工“人人参与、人人揭发、人人批判”，“揭发南街的坏人坏事、揭发南街村党员、干部、职工每个人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批判错误思想，查挖消极因素，及反以权谋私、反官僚主义、反弄虚作假、反无所作为。”“目的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把全体党员、干部身上的灰，通过‘洗澡’都要洗干净”，“通过这次活动，让职工、群众都要受到一次‘爱国、爱党、爱集体、爱南街、爱自己’的思想教育，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在整风活动中，南街村召开各级各类型的会议近百场，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写自查报告1500多份，揭发坏人坏事线索200多起。
1995年2月。一些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检查甚至停职反省；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和有劣迹的村民被送进“学习班”，个别违法人员受到法律的惩处。显然，整风活动是涉及南街全体党员干部、村民职工的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整风活动的决策动议是党委书记王洪彬首先提出来，在征得顾问办领导干部的同意后确定下来的。南街党委召开会议时经常邀请顾问办老领导出席，听取其意见，这表明顾问办成员直接参与南街重大决策活动，在南街村权力结构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到过南街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南街村在村务管理上采取的独特管理方式和办法。王洪彬曾经说过：“南街是个什么样的村子?南街村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村子。”“外圆内方”被视为南街村基本的治村之道，正如南街村街头巨幅标语所写的那样，南街村“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其实，“外圆内方”也集中反映了王洪彬个人的村治艺术，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洪彬不同寻常的治理才能。 按照王洪彬的解释，“所谓外圆，就是与市场经济接轨。所谓内方，就是与本村的民意接轨。”在我看来，南街村的“外圆”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采取灵活的营销策略，“内方”则是对内部实行方方正正、一丝不苟的毛泽东式严格管理。
在社区管理上，南街村实行内外有别的“外圆”策略。如在村内明令禁止兴办歌舞厅、卡拉OK厅、桑拿浴、夜总会，更不允许打麻将、赌博活动。但是，为了适应日方合资人员的需求，南街村特意为日本董事长和总经理修建了一座300多平方米的豪华别墅，内部除按日本的风格装饰之外，还设有舞厅、卡拉OK厅、健身房、酒巴间等，并用了3万多元购置了一张由电脑控制，能自动洗牌、翻牌的高级麻将桌，南街村班子成员轮流陪他们打麻将。南街村在村内要求大公无私、灭私兴公，要求村民严于律已，但是，在对外交往中“也搞请客送礼，既给人家回扣也拿人家的回扣。”不过，南街村要求所收回扣必须交公，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查处。按照王洪彬的说法，南街村实行“外圆”就是适应市场经济，“咱们南街要发展集体经济，在这市场经济大潮里，不与市场经济接轨，集体经济就难发展。”
在“外圆”的同时，南街村对社区内部事务实行高度集中的严格的“内方”管理。在经济管理上，南街村农业已实现了集体集中统一的规模经营，被纳入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的统一管理的范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一级法人，拥有计划、投资、人事、财务和购销等职权。各工厂只是生产单位，只拥有生产管理、设备维修和职工教育等职权。在总公司内部，人员统一安排，资金统一调拨，物资统一采购，产品统一销售，财务统一核算，福利统一分配。各工厂没有银行帐户(合资企业除外)，一般也没有购销业务人员(合资企业和个别工厂除外)。总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生产计划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决策，由“三大班子”根据市场行情和生产能力决定，月度生产计划由生产处根据年度生产计划制订，各工厂执行。生产计划属于指令性计划，必须完成。为了完成生产计划，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总公司制定了“六定一赔损”的管理办法，即定设备、定人员、定产量、定质量、定时间、定消耗，完不成计划任务者就要赔损。生产指标由各工厂提出，经企管办汇总，报“三大班子”批准，然后由企管办监督、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生产指标属于硬性指标，必须完成。如果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确实无法完成，各工厂必须及时提出调整建议，经“三大班子”批准后方可修改。
南街村严格的“内方”管理不仅表现在社区集体经济的组织与管理上，也突出地表现在社区社会政治生活及意识形态诸方面的管理及一系列特殊而严格的措施上。南街村一直以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以突出思想政治工作而著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南街村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倡导“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的精神风格，并以此来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职工，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为社区集体作奉献。南街村人提出的“外圆内方”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一种发展！
南街村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并大张旗鼓地展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始于80年代初。为什么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党委书记王洪彬有过多次说明：“因为南街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想使南街的集体经济长期得到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永远走下去，我们认为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他讲到，“这个提法是84年我们实行集体承包以后提出来的。当时大家在探讨南街为什么要办企业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为了挣钱。挣钱为什么?大家说，为了让南街人富起来。钱怎么才能挣到?有的说，得选好项目；有的说，得选好设备；有的说，得出好产品；有的说，得选择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有开拓精神的人管企业。不管什么性质的企业，要搞好企业必须具有以上几个条件，如果不具备以上几个条件，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都搞不好。南街企业是集体性质，光具备以上几个条件还不行。我们认为要把南街集体性质的企业搞好，还缺一个人，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很深，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84年，社会上有一种潮流，说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毛泽东思想是极左。咱们又怕戴上极左的帽子，就把毛泽东思想先放一边，再找找是不是有其它的能代替毛泽东思想。在当时找来找去找不到，“中特”理论当时没出来，小平同志的三卷也没有印出来。尽管中央一直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下发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文件和辅导材料，村这一级根本就没有收到。”“新内容找不到，有人说再往前找找，是不是把孔孟那一套端出来教育人。这也讨论过，孔孟那一套尽管有些东西是正确的，但也有一部分东西是不正确的，有一部分是封建迷信的，还有些是不结合现实的，要全盘端出来，在南街用孔孟之道来教育人，这不结合实际，只能借鉴一些正确的东西，对这种提法否定了。也有的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发展中国，咱是不是也利用西方的信佛信教来统治人，这种说法马上就被否定了。咱们共产党员具有一种信仰，不信佛，不信教，只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外的不适应咱中国，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学习材料没出来，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所以，在当时南街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们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这也是寓教于乐的形式。”
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南街村于1992年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提出在一个村范围内首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对此，王洪彬也有自己的解释，“为啥要把南街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我们南街这一百多名党员，尽管说水平不高，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誓言，没有忘记宗旨，没有忘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按农民朴素的语言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实际做一套，不能说话不算数。再说，‘共产党’这三个字没有变，尤其是前面两个字‘共产’，共产党没有变成私产党、自由党，还是共产党，从字义上讲，还是搞共产主义。党的基本路线还没有变，宗旨还没有变。根据这几方面的因素，南街提出来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当时北京有一位理论工作者亲自找到我说，你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结合实际的，甚至说是错误的。我说，先不说科学不科学，结合不结合实际，正确与否，要想正确评价南街这个提法，首先要转变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过去咱们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世界大同。关于世界大同的问题，世界上前五千年没有出这样的人，恐怕后五千年还不好出这么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即使能出现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他也不可能一小时之内把世界大同起来，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实现。中国每一个村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中国不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了吗!全世界每个村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世界不就大同了吗?”王洪彬认为，把南街村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小社区是南街村的“总路线”，“咱们南街每开展一项活动，每制定一个规章制度，每采取的一种措施，都是围绕把南街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个总目标去制订的，都是与此挂钩的。”“实现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这就是咱的总路线。”“就象过去主席说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南街村尤其强调对村民世界观的改造，致力于破私立公，“用破私立公塑造人”。按照他们的说法：“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腐败堕落、违法乱纪的产生都来源于一个‘私’字。如果人们没有私心，有权的人就不会以权谋私，就不会产生堕落腐败；没有私心，无权的人就不会损公肥私，或违法乱纪。所以私心是万恶之源。”与此相反，“公心是集体事业成功之本。”“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催化剂，是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内在动力。假如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者都能够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以南街整体利益为重，摆正大家和小家的辩证关系，真正把南街这个大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则众人捧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共产主义小社区建成就为期不远。”因此，“南街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用破私立公塑造人已成为当务之急。私心不除，公心难立；公心不立，共产主义无望。”
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破私立公塑造人”，以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南街村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方式和办法。如在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从1984年起，南街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大唱革命歌曲、大学雷锋精神、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三大活动”。他们重新编印《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毛泽东著作，发至每个党员干部和职工村民手中，要求人人学习；要求凡是进入南街企业的人都要会讲几条毛主席语录；各厂队组织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各单位举行班前会、班后会、互帮会、辅导会、竞赛会、研讨会、交流会等多种形式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活动。每阶段的学习还要求人人写出心得体会。全村大规模的政治学习和教育活动不断。如“整风活动”，“三讲活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五献一留活动”(把忠心献给祖国，把爱心献给社会，把关心献给别人，把奉献献给企业，把孝心献给老人，把信心留给自己)。总之，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破私立公塑造人”、“用远大理想教育人”。树立人们的理想和信念，重塑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由此实现人们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为集体事业和社区发展作出贡献。
如果说教育旨在通过对人们进行理想信念、道德规范、法规制度的宣传和教育以形成一种自觉遵从的责任和观念，而报偿则通过一定的利益回报来诱导人们的行为。大体上说，报偿可分为物质的回报和精神的回报两大方面。物质回报主要表现为提供职业、工资、福利及多种形式的物质奖励，精神上的回报则是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和奖励。在南街村，社区集体经济是村民唯一的就业渠道，社区政策不允许村民从事个体和私营生产，也不允许村民从事其他旨在谋取个人收益的兼职，提出“八小时之内拚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事实上也没有其他兼职的可能。个人的营利活动也被视为思想不健康，“私心重”的表现受到批评甚至批判。因而，村民生活收入的唯一来源是集体分配。
在分配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加供给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办法，工资仅占收入的40%左右，各种福利占60%，不发奖金。在工资发放上同时实行四个倾斜：一是集体与个人相比，向集体倾斜，不断扩大公共积累，增加公益福利，不搞高收入、高分配；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向脑力劳动倾斜；三是外工与内工相比，向外工倾斜，外工工资比南街村籍工人工资高20-30%；其四是农业工人与企业工人相比，向农业工人倾斜，农业工人比企业工人的工资一般高出30%左右。我们所调查的南街村职工工资收入大多为180元左右，有的月工资仅100—120元，但是，南街村享受大量的公共福利。免费提供村民个人生活所需的“一切”。正是由于村民收入的唯一来源是集体分配，并以福利为主，使村民之间收入基本均等，差别极小。这也是南街村追求“共同富裕”的表现。
对于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办法，王洪彬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工资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供给制体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工资制与供给制的结合“可以让人们享受到社会主义的甜头，又感受到共产主义的美好”；另一方面，“私心是万恶之源”，私心的根源是私有制，要铲除私心，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要实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南街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并逐步减少工资分配，扩大供给比例，就是逐步缩减和消灭村民生活水平的差别及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最终让每个南街人富得个人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消灭私心，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为此，南街村也基本不搞“物质刺激”，反对分发奖金。按照王洪彬的说法，“在南街奖金越发，人的私心越大；奖金越发，人的觉悟越低；奖金越发，人与人的关系越淡薄；奖金越发，党组织的形象越坏，党群关系越紧张。”因此，虽然村民职工在工作时间之外经常加班加点，或参加社区其他工作，但这一切都是尽义务，作奉献，不发一分钱加班费和奖金。各企业生产任务都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完不成将受罚，超额完成任务也不奖。
南街村的“高福利”及“共同富裕”主要享受者是南街村本土村民，他们是社区集体经济产权的拥有者，并因此享有一切福利待遇。事实上，随着南街村的发展，大批外地民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纷纷进入南街企业工作，这些被称之为“外工”的人员目前已约9000人，远远超过南街本村村民，他们并不完全享受南街村民的福利待遇，主要获取工资收入。1995年10月20日南街村制定了“48号文件”(《关于职工福利待遇的有关规定》)，决定调整“外工”福利待遇，将根据“外工”的工作年限和个人表现给予相应的福利待遇，如参加企业连续工作不满3年者，享受主、副食免费就餐；参加企业连续工作3年以上者，除享受上述规定外，享受免费居住职工公寓(公寓内一切用品由公司统一配备)，并享受与南街村民同等医疗福利待遇；参加企业连续工作6年以上，免费配给的住房为两室一厅居室，其子女入托、上学与南街村民子女享受同等福利待遇；参加企业连续工作10年以上者，除上述福利，住房调整为二室一厅一卫生间居室，并享受与南街村民同等待遇；参加企业连续工作20年以上者，还可带一方父母随其生活，其父母与职工享受同等待遇。这些规定表明随着外工工作年限的增加可以逐步享受南街村民的福利待遇，这也意味有些外工将逐步融入南街社区之中。在中国“打工仔”宿舍中有暖气和空调的大概南街村属头一份。即便如此，“外工”与村民在经济及社会政治地位上仍将存在相当的差距，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南街村民是社区集体经济产权的拥有者，外工则不拥有产权，由此也造成一系列社会政治差别。多数外来工反映“南街村什么都好，就是工资太低。”
南街村除向村民提供物质报偿之外，也采取种种精神奖励措施。南街村对社区好人好事经常采取办黑板报、广播宣传以及各种形式的评优奖先进行表彰。在评先表模活动中不仅评出了许多先进集体、优秀党员、模范干部、劳动模范、积极分子，还评选“三八”红旗手、好婆婆、好媳妇、好丈夫、好内助、好夫妻、五好家庭等等。每两月一次的“十星级文明户”初始的功能也是对优秀家庭予以表彰。对一些先进人员主要采取精神奖励的方式，每年组织先进人员到北京、韶山、延安、等地参观，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既是一种表彰，也是到革命圣地或先进地区进行学习和受教育。实际上，这种重精神奖励轻物质回报也是南街村突出精神作用，强调“思想领先”、“攻心治人”的体现。
南街村以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且极富特色的作法而闻名全国，其实，南街村对社区严格的管理及对“违规人员”严厉的制裁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一方面通过经常不断的思想教育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制订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运用多种强制和半强制的手段督促人们，对违反社区规范的人员给予“重处严惩”，并将此视为思想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按照他们的说法：“提高思想觉悟和积极性，有两种有效的办法，一是‘调’(调动积极性)。二是‘压’(给予一定的压力)。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 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破私立公”，他们强调“一靠政治攻心破私立公。政治攻心就是要做好小社区建设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尤其要树立建设者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二凭务实效应破私立公。……尽一切办法给群众、职工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且改善工作环境。生活与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解决好了，建设者就更能以事业为重，事业心强了，私心就会相对减少，公心就会随着增加。”“三靠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破私立公。”他们认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政治攻心固然是破私立公的有效方法，物质变精神固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调动建设者积极性的手段和措施，但是，只靠这两方面的工作，要想使私心销声匿迹，还是不够的。要想彻底破私立公，还必须有一套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在村里要形成一种限制私有制的氛围，使人人以私为臭，见私喊打，‘谈私变色’。如此，‘私’字便没有了它滋生、蔓延的土壤，缺少了它生长所需要的空气，‘私’字在社区里就没有了市场。这就必须设立一套管私、治私的机构，制订一套规章制度，让群众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南街村时常被人们看成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方净土。南街村连续十几年基本没有刑事案件发生。村民楼普便没有防盗窗、防盗门。但与此同时，村内却保存着一支有力的治安队伍，有专门的安保处和治安室；有130多人的全脱产半军事化的民兵连站岗放哨；还有“到处转悠的义务巡逻队”。有的村干部就直言不讳地说“南街是管出来的”。王洪彬也曾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治国之本。我们没有对人采取专政手段，但一直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对个别坏人坏事一直在进行孤立打击。”
在南街村诸多的惩处措施中有几个鲜明的地方特点：其一是一切处罚都直接与扣除或取消的福利待遇挂钩；其二是不少惩罚实行连带责任，一人犯错，全家受罚，甚至有亲友及邻居也受影响。有关干部介绍，在计划生育中一户超生，不仅全家及亲属受罚，而且左邻右舍也要同时受罚，被停止福利供应，“因为他们作为邻居监督不力，没有及时反映情况。”其三，利用社会公众舆论及乡土观念给犯错误的人员以心理压力，使之“丢人现眼”。如要求犯错误人员穿黄马褂扫大街，要求犯错误的人员自费演电影，“在演电影之前，犯错误的人必须站在台前说明原因，作出检查。这种形式对人的压力很大，既损财，又丢人，连自己的小孩也会因此而几天不理你。” 显然，南街村的社区管理中采取的措施是极其严厉，其村治之道也极富特色的。对此，王洪彬曾深有体会地说：“治村如治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靠某一种办法。靠思想工作能调动积极性，单靠此也不行，还要靠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同时注意执行方法和艺术。通俗地说就是看客下菜，吃啥端啥。”
南街村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明显的社区特点，这些不同的特征可以从公共参与的原因及其方式和方法等不同方面来考察。首先，从村民公共参与的动机及其原因来看，南街村鼓励和支持村民公共参与，但是，由于社区政策导向是“兴公灭私”、“大公无私”，对一切旨在谋取自己私利的参与行为都将予以限制和打击。因而我们看到南街村存在大规模的“整风活动”、“提合理化建议”及持续不断的政治问题大讨论及多种形式的参与活动，但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旨在维护集体的利益，发展集体事业，村民职工参与的目的也是为集体，为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献计献策，作出自己的贡献，可视之为一种“公益性参与”，而不是村民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私人”的参与活动，或“私人性参与”。事实上也很少见到村民为自己的利益而试图参与和影响决策。
南街村是一个“外圆内方”的高度组织化的村社区，村民的生产、生活及其行为都受到严格的制导，这种高度的组织化也促成村民公共参与的组织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南街村高水平的动员式参与本身就是透过各种制度规范、依托健全的组织系统实现的，这也是公共参与制度化的表现。
在现代的中国乡村，南街村治显示出明显的独特性，社区社会经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南街村特殊的经济模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在完全集体化的社区及社区企业化的管理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存在形式及其经营管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区治理方式。当然，从南街村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高积累，低分配，高福利，低工资，集中管理以及不断的政治教育、“兴公灭私”等等作法来看，无疑是“老办法”，并不是新的创造，这一切在人民公社时期已经存在和出现过，不过，虽然今日的南街村正在努力维护和重现“传统”，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及环境的改变，南街村的管理体制和方法及社区发展道路和行为方式已发生诸多的改变，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作法，也具有新的功能和意义。南街村在严格的“内方”管理的同时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采取“外圆”的策略；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集中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工业企业管理的特点和优点。这使传统的管理方式具有全新的内容和意义。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村社区的组织形式，也使社区组织与管理方式及权力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行企业化管理；此外，南街村已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缺乏独立性的组织单位，而且成为拥有独立的产权和利益边界的法人集体。这些都意味南街村存在的形式、生存的环境及其行为方式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说南街村依然表现出较强烈的“传统”色彩的话，那么，这些传统已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是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一条光明道路。
当然，南街村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的南街村也是不完善的，依然存在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难题，影响和制约着南街村的发展，其中包括：第一，人才问题。按照村党委书记王洪彬的说法，“南街最缺的就是人才”。这是因为南街村实行的一些管理措施“有的人不适应”。尤其是“外工”难以享受村民所能享受的高福利，较低的工资水平难以吸引人才，而过高的工资水平和奖励又是南街村社区政策所不允许和鼓励的。以致于南街村工人流动性较大，难以稳住熟练工人。随着集体企业的迅速发展，技术装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人才的匮乏制约着南街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第二，资金问题。虽然南街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也争取到大量的贷款及一些外资，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匮乏仍是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贷款需要偿还，另一方面也由于经营不善造成亏损，高福利政策及大量的非生产性开支也使资金变得更加紧张，尤其是南街村为了稳定“外工”，吸引人才，正着手改善“外工”的福利待遇，并制定相关政策，使“外工”逐渐享受南街村同样的福利，这势必大大增加福利开支，有可能超越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第三，激励问题。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多重激励机制。高福利、按需分配及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以及严厉的惩处措施虽然可以发挥激励的功效，但是，这种激励是建立在否定个人利益追求之上的，也是依靠一些外在的动员和制约来维护，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行为者自身的奉献精神和思想境界。特别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并没有消除一些“思想不好，觉悟不高”的人“搭便车”的问题，一些人工作中的不求进取、得过且过，敷衍应付现象依然存在。如何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第四，“能人”的成功和局限。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社区领导人王洪彬过人的胆识和才能及率先垂范分不开。他以自己的才能和权威卓有成效地推动并维系着社区整个权力体系的运转，引导着南街村的发展方向。然而，“能人”的成功之处往往就是其局限所在。南街村的发展离不开王洪彬个人的推动，但是，一个村的发展和命运完全依赖某个人显然是危险的。在南街，集体经济复合激励效率潜力的充分发挥，除了相关背景的作用以外，关键在于有了一个好班长，带出一个好班子。他们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村民和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保证了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而成果的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又进一步强化了广大村民和职工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但同时也看到，“如果我们改动某个背景因素及领导班子的状态，那么整个流程就会面貌全非。也显示出南街村现存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和危险性。这一切都表明南街村的发展也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题，问题与南街村赖以存在的基本制度、管理方式以及社会大环境直接相关，能否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对南街村现任领导人智慧的考验，也是对这一独特的发展模式生存的考验。
许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其实是很重的，而许多家庭，有大的有小的，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集体，也是一个集体所有制。而家庭成员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努力为自己的家创造财富，而且并不打算记住自已对家庭的贡献，挣来的钱也统一管理，统一在家庭内部按照需要和合理程序进行分配。但这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或者说在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却美名其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的眼中，这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要将帐算清楚，这家产中多少是丈夫挣来的，多少是妻子挣来的，一分一毫都要算清。问题是，算清本身是一种艰深的脑力劳动，在这方面花的时间过多也是低效率的表现，而一个家庭本来都把对方视为自己，都是兄弟姐妹，在内部懒得算清，主动地不算清。比如大家努力上山围猎，最后打死了一只老虎，那么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就必须搞清楚是谁开的枪，这只老虎就归谁所有，其它人当然没有份。而如果大家都是兄弟，打着了老虎的人也就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而已，老虎还是归大家所有大家一起吃肉。那么，这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吗？其实，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就一定会降低效率是不对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共产党闹革命的过程中，也有干多干少，但并没有影响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有很多帐本来就是算不清的，硬要去算也是一种挑拨离间产生矛盾的方式。这里还是牵涉到一个人的本性问题，这和后天的教育有关，如果教育他成为一个无私的人，他就是一个无私的人，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是存在的。如果教育他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南街村这种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一个特大的大家庭制，在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成员都努力为家庭做贡献，挣来的钱都归这个大家庭所有，并不把帐算那么细，而一旦有了难，这个大家庭一定负责到底，有病治病，退休了养起来。而在每个人怎样挣钱方面，是不拘形式的，完全可以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办事，也许这个人是出外打工挣钱，那个人是办了一个企业，有的人就在村里的企业工作，和任何其它的经济实体也可以签订任何经济合同，资金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都不成问题。总之，一个小家庭怎么运作，这个大家庭也怎么运作。外来人口要加入南街村这个大家庭怎么办？那确实难。但并不影响外来人口和南街村这个大家庭签订各种经济合同。当然也可以合资。总之，就是分清楚大家庭的内部和外部，外部按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内部则不分你我，大家相亲相爱。因为家庭的成员根据需要也可以出外打工，也可以到外面投资，什么都能够做，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挣来的钱是大家的，在内部不分你我。当然，要维持这么一个大家庭需要大家有这种共识，就是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如果南街村的大多数人民都喜欢自私自利，不喜欢现在这种生存方式，南街村当然一定维持不下去。而且，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或者后天的训练使人们愿意这么做，心甘情愿这么做。正如资本主义培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规则一样。对中国人来讲，家的感觉，亲情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国建立起许多大的家庭。这种管理方式建立起亲情关系，犯罪率当然大大下降。而这些个亲情关系一旦受到破坏，面对一个残酷的社会，犯罪率必然迅速增加。比如说深圳报纸上，一些阔佬们经常投书报社抱怨街上的乱摆卖，将那些乱摆卖的人看作是坏蛋，骗子，于是市政府出动大量警力去镇压乱摆卖。可是社会主义的处理方式就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要将所有这些人，包括乱摆卖的人，都看作阶级弟兄，因此要关心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是靠什么谋生呢？如果禁止他们乱摆卖，能不能将他们组织起来，搞一些象样的商业活动呢？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呢？可是现在不是这样，而是指责他们都是坏人，那么这坏人总存在怎么办？抓进监狱？如果不是无期徒刑总还是要放出来的吧？那么放出来后他不还是坏蛋么？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就必须让这个社会的成员都感到一种亲情，一种置身于大家庭中的感觉，不会想到对自己的亲人犯罪，这个社会就必须有教育人和改造人的能力。这就是毛泽东式的管理方法。通俗一点说，也许一个人人都是好人，很少坏人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
集体化方式与农民的主观愿望和传统有距离，但是只要是坚持努力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农民是能够接受和支持的。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做了几十年的义务劳动的，是“吃了大亏的”但是农民认为建设国家是应该尽的义务，并没有任何怨恨，这和“吃了小亏”（失去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对毛主席的极端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今天农民对毛主席的感情来看，只要是从根本上为农民利益作想的人，一定能够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