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失望：从主战变为主和

——9*汪精卫之4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27年6月到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
“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侵占东北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职。12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
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后来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中，汪精卫和胡汉民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以孙科为首。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
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1932年1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后，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于1月25日辞职。新国民政府于1月28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但张学良根本不出兵。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的想法。
汪精卫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1933年签订了《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8月8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东北军移驻西北。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
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相比之下，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