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获改正的右派陈仁炳之晚年

陈仁炳

陈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中国湖北省武昌人，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中国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被打为右派。

陈仁炳幼年在湖北荆州就读瑞典行道会所办的教会小学，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他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陈仁炳当时被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其写的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

未获改正的右派陈仁炳之晚年

作者：徐有威

一
    一九八四年九月初的一个下午，一位七十岁左右，西装革履，面目清癯，带着一副锈朗架的眼镜，微微弓背的老先生缓缓地走进了复旦大学第一教学楼二楼的一二Ｏ六教室。正在教室中等待上课的历史系三年级的同学知道，这就是给他们上“英文世界史学名著选读”这门选修课的陈仁炳教授了。
    在人才荟萃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中，陈仁炳是有些传奇或曰神秘色彩的教授。他于一九三六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解放前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五三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而我们也已经从学长们那里得知陈仁炳是著名的右派，名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直到一九八Ｏ年全国范围的右派改正后，还属于“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中央级民主人士的五人之一。学长们还介绍说，陈仁炳在上课时，曾突然离题万里地谈起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谈到美国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的故事时，素无什么表情的陈仁炳，竟会突然变得眉飞色舞，如同换了一个人。
    陈仁炳的课和其他老师比较，的确有些不同。他是我们所有老师中屈指可数的可以坐在椅子上讲课的老师，同时他的课好像没有明确的教学进度的概念，拿着由他自编的两本厚厚的教材《英文世界史学名著选读》，慢条斯理地讲，一个学期下来，好像没讲几篇文章。考试时可以带英文字典，翻译一篇他指定的文章完事。只是课堂上没有听到什么海外逸闻，多少令人有些失望，但也不是没有收获。那时社会上热衷于智力竞赛，五花八门的题目层出不穷，有一题目竟是有关Ph.D（博士）名称的来源。一次课后在一教室门口看到陈仁炳，就向这位一九三六年毕业的美国博士请教了。陈仁炳一本正经地进行了仔细地解释，还引用了他和他的前妻在美国获得博士的亲身经历作为佐证。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不知谈到什么话题，他在课堂上讲了一个非常冷僻的成语“唾面自干”，同时仔细地介绍了这一成语故事的出典。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成语，因此非常容易地就记住了。
    一个学期的课很快结束了。到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间，我们全班同学和系里的全体老师拍毕业合影，陈仁炳自然也来了。在所有的老师中，只有两位老师西装革履，其中一位就是陈仁炳，其余的一律是中山装甚至长袖衬衫。有趣的是，周谷城先生潇洒地拿着一根拐杖，而陈仁炳却拿着一把雨伞。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没有下雨的迹象。西装革履外加雨伞式的拐杖，不免令人想起了古典电影中看到过的英国绅士。

二
    一九八九年初春的一天，当时正在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任教的大学同学王维江来我家，我们不约而同又想起了陈仁炳：对了，帮陈老师去写回忆录，而且说干就干！陈仁炳的新居坐落在上海徐家汇附近衡山路和吴兴路交叉口的四栋高级的新公房中。这一地段在上海素以高级住宅区著称，尤其是绿树蔽天行人稀少的衡山路令人陶醉。这些新公房的主人都是当时上海的一些名人，包括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夫妇，上海市委宣传部前部长王元化，著名学者孙大雨和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等。
    记得第一次拜访是在三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带着一束鲜花去的，他一见到鲜花就笑了。陈仁炳的新居两室一厅，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高规格住房了。厅中的一侧放着一架旧钢琴，钢琴上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钢琴上方的墙上也悬挂着一镜框，里面是陈仁炳的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学位证书。据说“文革”期间，来抄家的红卫兵想撕掉这一证书，但是证书是羊皮做的，一下子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团，扔在墙角，被陈仁炳拣了回来而得以“余生”。厅的另一侧墙上也悬挂着一镜框，里面是一幅由民盟上海市委赠送的写满各种字体的“寿”字的百寿图。
    和五年前给我们上课时相比，陈仁炳显得老了一些，但是那天他穿得整整齐齐接待我们，就像在讲台上一样，精神抖擞，思维清晰，这和身为医生的师母陈蕴辉自从一九六四年结婚后的长期不懈的悉心照顾分不开。面对我们的录音机，陈仁炳开始慢慢地口述起他的故事了。
    很快我们就完成了这一工作，但是不久以后的那场政治风波，使得这一口述史资料不得不接受束之高阁的命运了。
    一九九Ｏ年年初，我又去看望了一次陈仁炳。才半年不见，此时的陈仁炳已经躺在床上了，神情恍惚。陈蕴辉自己出钱为他请了一位特别护士进行护理。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现在开始评社会科学系统的院士了，他的老朋友沈志远（一九五七年时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经济学家，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排在第一位，他自己应该排在第二位。他给我们上课时用的上下两册的教材《英文世界史学名著选读》，希望能够出版。“周谷城应该给我的书名题签，我们毕竟在一个教研室工作过。”当时的周谷城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了，我不禁愕然。陈蕴辉在外面的房间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时插话说，不要听他的，他已经有些幻想症了。此时正值“六四”风波结束不久，陈仁炳预感生前是看不到自己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了，其心情之恶劣是可以想象的，而我也深深感觉到他的这种心情。
    这年的十二月中旬，陈蕴辉来电说十二月九日上午陈仁炳过世了，他的追悼会还是很隆重的。中国现代史上被定为中央级“真正”右派的最后一位健在者就这样地走了。

三
    在一九八九年的采访中，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兴趣，即向周恩来递条子问题。陈仁炳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历任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后者是他在中国政界实际上的最高头衔了。
    据陈仁炳说，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二十日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有关民盟的中央领导层人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民盟内部论资排辈，一些有救国会背景的人取得了相当多的位置，而如陈仁炳这种没有背景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这引起了他的不满。在一次周恩来会见民盟与会的代表时，陈仁炳从后面向周恩来递上了名片以及一张条子，条子上写有“请照顾方方面面”的字样。周恩来回头问是谁递的条子，他旁边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指了一下陈仁炳。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仁炳当选为新一届民盟中央委员，这成为他进入中国政坛，至少是中共统战政坛的起点。正是因为这一起点，使得陈仁炳至少在上海政协的舞台上着实风光了足足八年，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风云突变，导致以后二十三年的身败名裂，这个结果自然是陈仁炳意料不到的。
    值得补充一句的是，这位李文宜是陈仁炳最小的五姨妈，也是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民盟的介绍人。李文宜是董必武的学生，更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亦农的遗孀。作为一九二六年入党的党员、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她历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去世时被评价为“我国妇女运动先驱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盟“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李文宜是陈仁炳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五姨和这位外甥的感情至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庆贺陈仁炳八十岁寿辰时，八六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从北京飞到上海为外甥祝寿；一九九Ｏ年陈仁炳去世时，她又特地从北京发来传真唁电，向外甥最后致意。
    其实按照陈仁炳在解放前的政治表现，他是有资格成为民盟中央委员的。早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正在沪江大学读书的陈仁炳就亲赴前线抢救伤病员和难民。时至抗战全面爆发，他抛弃职业和家庭，率领进步文艺团体“武昌合唱团”赴香港、南洋等地宣传抗日，募集钱款支援抗战。1940年返回重庆后，他震惊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拒绝加入国民党，参加了民盟，积极地加入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担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展望》杂志副社长，在杂志上撰写文章，批评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呼吁民主，反对内战；联合上海的多位教授，走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用英文慷慨陈词，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扶植国民党政权是没有前途的。这些活动使得他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民主教授”的美誉。

四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傍晚。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见参加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据陈仁炳回忆，当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随后他称赞费孝通一家三兄弟都为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叙“湘”情；为坐在左右侧的张澜和沈钧儒倒茶；在会见结束后站在门口目送代表远去，直到看不到时才回去。这是陈仁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当天晚上，陈仁炳激动得夜不能寐。陈仁炳觉得，肯定不是他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多的代表同样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样是激动得夜不能寐。
    谁能料到，在陈仁炳走完意气风发的八年后，反右派运动风起，民盟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灾户。而且在民盟右派的名单上，除了他之外，竟还有他父亲、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陈崇桂的名字。这么高层次上的父子右派，在反右派运动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当我们在拜访过程中讲到一九五七年时，陈仁炳马上说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第四四八页中提到他，并不由自主地拿起钢琴上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下子就翻到了那一页。这么容易是因为这一页本来就留有翻阅的特别记号，上面有陈仁炳用红铅笔在“陈仁炳”的名字下划出的痕迹。
    翻开上海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的《解放日报》，只见上面赫然刊登出陈仁炳的文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解放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说明：“这是陈仁炳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标题是本报编辑部代加的。”陈仁炳在文章中指出，“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以最大的忠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诚和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伟大的。”陈仁炳在发言中，说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陈仁炳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陈仁炳发言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正如四十年后上海史的研究者针对这一发言特别指出的：陈仁炳留学美国，深受英美民主政治的影响，他的发言确实如标题所说的，和一般教授从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谈论整风不同，具有政治学观点。而研究者又指出，陈仁炳的发言稿是上海党报《解放日报》在准备反击“右派”言论前两次不加批评和表态的“争鸣”文章之一，这些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其实，陈仁炳成为右派，除了以上公开发表的言论外，也和他在解放后的一些表现直接有关。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身为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的陈仁炳，在政协的一些会议上，直接和当时一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等要职的负责人发生冲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陈仁炳提出，共产党不能一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看不惯一些民主人士唯唯诺诺的举动，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他告诉一位同事说，他晚上失眠，打开收音机，想听音乐催眠，但是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全部是宣传性的文章和政治歌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这怎么行”。他认为党的文艺政策要改一改才好。同时在其他的公开场合也有类似的言论。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对这些情况自然是一清二楚的。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在一次会议上，陈仁炳向柯庆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引起柯庆施的震怒。柯庆施说，我们共产党是要饭出身的，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较客气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气，那么我们是要用打狗棍打的。陈仁炳闻此言一下子默不作声地坐了下来，不久即起身扬长而去。不久的八月间反右运动高潮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召开的上海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预备工作会议上，柯庆施再次放言道：几个月前我见到陈仁炳，我告诉他不要看你跳得多么高，我会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随后陈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为右派，其中“乡原”一说，被定性为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事实上，北京有关人士非常注意陈仁炳和罗隆基之间所谓的“组织关系”，就在陈仁炳被划为右派后，陈仁炳和罗隆基的联系以及陈仁炳和美国的联系还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一九八Ｏ年六月，有关方面决定复查爱国人士中的右派，但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未获改正。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外，陈仁炳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一位。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在向笔者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不少熟悉陈仁炳的亲朋好友也都这么认为。陈仁炳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而对前来采访的传记作家叶永烈也自称是“禁区”，叫后者不要来采访他。陈仁炳多次告诉笔者，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他甚至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和彭文应一起，成为“不予改正”的五人之一。
    一九四九年三月，正当解放大军兵临长江之际，陈仁炳在上海出版了一本题为《走向民主社会》的文集，书中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对即将来临的新中国充满了真诚的希望。其实此书的书名就昭示了陈仁炳一生的轨迹。从三十年代为民主而奋起，四十年代为民主而呼号，到五十年代为民主而直言。“唾面自干”，此时此刻，笔者再次想起了陈仁炳在当年课堂上提及过的这一成语。这不就是陈仁炳生前一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吗？难道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