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不抵抗的命令是谁下的？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１９２８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一个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东北易帜后暂时缓行。至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６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１２月２２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１９３０年１月３０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２月６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1930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２月４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３０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２０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加入自己一方。张学良更藉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６月２１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９月１８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４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 １９３１年广东与南京对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东北当局自行规划，采行举措。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 12自１９２２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 p60-61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 p60-61 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１９３０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１２月６日，《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张学良在回答说：“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洮（南）、吉（林）长（春）、天（宝山）图（们）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中央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自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著说，“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能够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成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１９３１年１月，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１月１６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１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４月１９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联署宣布。”

有的著述评论说：“１９３１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确实，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它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１２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的观点，是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为不抵抗为前提的。但是，果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可以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究竟以何方针处理事变，因情况比较复杂，对此要作专门研讨，这里只能作简略的分析。

蒋介石于９月１９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他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33从此电看，蒋氏是从上海方面的信息来源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可见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蒋命令不抵抗云云，没有根据。蒋氏此时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似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的消息。蒋氏对于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

蒋介石于９月２１日下午２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１９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１，重视并加强外交方面对日斗争。２，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已表示对粤要团结之意，但仍然强调“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蒋氏回南京后，明确连剿共也要停缓了。３，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４，对于日本武力侵略东北采取的方针，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国联，一是准备自卫。过去一些著述通辄即谓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故九一八事变时对日采取不抵抗方针云云，并不合事实。当时他在国内着力解决的是宁粤对立问题，竭力想弥合双方分歧。终因粤方坚持要他下台，后他不得不辞职下野。

论者所引国民政府告民众书的内容，只引了其“避免冲突”的内容，而对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还有诉诸国联、准备抵抗的内容未曾述及，似不全面。９月２３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34这里所谓“避免冲突”，并非专对东北军下令，而是命令全国避免再发生中日冲突，包括对日侨保护，防止日军借口寻衅，扩大事态。

或者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１１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事变爆发之初，９月２１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２２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委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中正养午。”

９月２２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２３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 １０月３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６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

１０月５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中央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于１０月６日议决：“（一）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侵害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二）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蒋介石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民政府有准备抵抗的决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１０月８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蒋氏答：当然有准备。至１１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１２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进攻坚决抵抗。但张学良拒绝执行中央政府命令，擅从辽西撤兵。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此处不细说了。

从上述一些数据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并非如过去一些著述所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作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在线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39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显然是与“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六　张学良晚年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１９９０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但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曲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１９９０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６月１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记录“为他的回忆录捉刀”。１９９１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８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42 43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谈的话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最有力的澄清。

注：以上研究资料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景忠的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