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夜读041106（社会学家的沉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4 15:57:27
Time:2004-11-07
书名叫做社会学家的沉思，副标题是“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是截至98年作者/策划对国内11位社会学者的访谈。先前曾在书店看到一本有关美国的访谈，收录了众多媒体人士对美国的评说。很是中意访谈这样的体裁，于是就从图书馆里抱了回来。
原来还有人对访谈实录这样的体裁做过更多更深入的阐述，认为这是一种能够对过程加以记录的方式——而以往的论文或者专著，不过一种表象。透过产生论文专著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东西。或者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对过程重现的期望，那么手写稿或者能提供更大的信息量，录音，录像将来的更加真实。但现在还难以实现。于是有这样一种折中吧。
这11位的主要观点集中在大约3个方面，昨天看的4位论述的主要是国人的民族性，还没看的则对社会文化尤其是变革期间的社会文化加以阐释。这其中还涉及到非正式制度和资源分配。
不同学者有各自不同的学术出生，这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切入点有较大的影响。石印秀是学心理学的，于是他把对人性的假设作为社会制度设计的必要条件。其实不仅是社会制度的设计，人们的日常处事，人文学者的研究，也都潜含了各自对人性的假设。有了某个一般性的模型，然后才是对症下药。石将人性的质归纳为三个维度：私欲－公心，推崇个人－推崇集体，理性－感情。这样结论的得出来源于其对“资本主义”的人性假设以及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人性假设二者的归纳。他所持的社会主义在于计划和平均，资本主义则在于财产私有和资源市场配置。而当前阶段下的制度设计其实是根据对已有人性设计的一种改造的预想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改革其实是“摸石头过河”...制度设计和人性假设，谁是因谁是果，以前没想，如今倒是被他弄糊涂起来了。石也说他对现有制度下的人性假设是倒推回去的，是一种演绎而非归纳的过程。在国内现有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对人性做怎样的假设，他也说不好~~
邵道生（邵）提出了6项当时国人的病态心理：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情绪化和非理性、无责任、浮夸虚假化。这6项均来源于“个人理论思维法”，其实白话就是对脑门一拍，然后就出来了这6项。他也提出各项的原因来源，但感觉他所举的原因是直接的，表象的。某种文化层面，”人性“层面的原因，却没有找见。他针对这6项病态给出的药方是教育，但如果教育者本身就是病态的来源，那能怎么办。而且教育者主要就是领导和干部，我di老天~~~...
沙莲香（沙）和翟学伟（翟）对国民性倒是有直接的阐述，但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沙似乎更热衷于儒家典籍（从书里面看到的访谈记录中，她以及她的队伍对典籍的引用是信手拈来，不由得佩服），从其访谈过程中的言语，似乎还透出些聚类、抽样等数学方法。她的归结是”中庸，忠恕，务实“，在此之前是14项，如今归结成此三项。三者是不同层面的，忠恕是一种”理智“和”进取“，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人际均衡及其抉择方式“，是一种（理想）人格层面上的特质。务实则是操作层面的，强调笃行敏事，强调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次序。同时也可能产生功利性和手段性。中庸则是联系忠恕和务实的桥梁（沙在此将这三者和弗洛伊德的三我做了个类别）。它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位育。强调中正平和，含而不露，过犹不及。同样的也表现为圆熟老成，左右逢源（练达？）沙的学术群体还从农民群体和知识群体两方面对这三者的不同体现加以了阐述。
这些传统的特质并不构成现有国民特质的全部。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变革促使民族精神的再造，一些新的观念比如冒险等等给原有的特质带来冲击。要研究新形态下的国民精神，可以借鉴人口学方面的一些成果，将国民素质分作身体素质，智力素质（人口素质），道德素质三个方面。沙正致力于将此细化，建立起中国国民素质的指标体系。
翟的切入点在于”脸面“和”人情“，是一种从大众入手的归纳（？），当然这样的归纳不是数字统计，而是一种个案和历史的分析总结，还有历史上已有的研究成果。脸更着重于个体自身，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则更着重于外在的看法，是”业已形成的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他认为在西方，脸和面是彼此统一的，有脸也就有面，而中国则否，根据二者错位的情况，（翟）描绘了一张脸面四分图，将脸面的关系分为有脸有面，有脸没面，没脸有面，没脸没面四种类型，分别对应了不同类型的群体和社会心态。由于社会对四种类型的价值认同和现实认同的差异，处于不同类型的人情可能发生转换和变动。
在整个人际关系中，趋向于维持彼此的”面“的等量，这通过”报“和”摆平“来实现。报的资源可以是”血缘、地缘、性别、备份、家世、婚姻、财产、身份、地位、权利、名望、金钱、关系、信息、人品等等，这些资源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报就是一种上述一种或几种资源的交换行为。通过”报“和”摆平“彼此间的制衡，人际关系得以稳定。
依此，翟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提炼出四个基本因素：家长权威、道德规范、平均分配和血缘观念。”血缘关系表示出中国人的合群性特征，而权威、道德和平均分配“之间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牵制性关系，它们一方面使中国人为了自身的多种利益既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群体，另一方面又不心甘情愿的保持一种向心力，结果在道德规范的控制下，冲突性行为多少可以避免，但计策性行为却不可避免，因此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上的取向是不一贯的。”也因为此集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具有相当功利性的“手段”（？）。这和沙所谓的“务实”就有了合拍。
将沙和翟二者的观点结合起来看，他们还是相通的吧，只是切入点不一样。并且按照石的说法，他们彼此预设的“人性”也不一样，前者似乎有一种“性善”的前提，将某种特质多往好的想，而后者则有一种“性恶”的前提，某种特质在现有的，微观的层面上看，只是起到了悲观消极的作用。我想他们所提的特质是一样的，如果能用一种更加中性的话语加以描绘，就更好了。
书名叫做社会学家的沉思，副标题是“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是截至98年作者/策划对国内11位社会学者的访谈。先前曾在书店看到一本有关美国的访谈，收录了众多媒体人士对美国的评说。很是中意访谈这样的体裁，于是就从图书馆里抱了回来。
原来还有人对访谈实录这样的体裁做过更多更深入的阐述，认为这是一种能够对过程加以记录的方式——而以往的论文或者专著，不过一种表象。透过产生论文专著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东西。或者如果按照这样一种对过程重现的期望，那么手写稿或者能提供更大的信息量，录音，录像将来的更加真实。但现在还难以实现。于是有这样一种折中吧。
这11位的主要观点集中在大约3个方面，昨天看的4位论述的主要是国人的民族性，还没看的则对社会文化尤其是变革期间的社会文化加以阐释。这其中还涉及到非正式制度和资源分配。
不同学者有各自不同的学术出生，这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切入点有较大的影响。石印秀是学心理学的，于是他把对人性的假设作为社会制度设计的必要条件。其实不仅是社会制度的设计，人们的日常处事，人文学者的研究，也都潜含了各自对人性的假设。有了某个一般性的模型，然后才是对症下药。石将人性的质归纳为三个维度：私欲－公心，推崇个人－推崇集体，理性－感情。这样结论的得出来源于其对“资本主义”的人性假设以及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人性假设二者的归纳。他所持的社会主义在于计划和平均，资本主义则在于财产私有和资源市场配置。而当前阶段下的制度设计其实是根据对已有人性设计的一种改造的预想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改革其实是“摸石头过河”...制度设计和人性假设，谁是因谁是果，以前没想，如今倒是被他弄糊涂起来了。石也说他对现有制度下的人性假设是倒推回去的，是一种演绎而非归纳的过程。在国内现有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对人性做怎样的假设，他也说不好~~
邵道生（邵）提出了6项当时国人的病态心理：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情绪化和非理性、无责任、浮夸虚假化。这6项均来源于“个人理论思维法”，其实白话就是对脑门一拍，然后就出来了这6项。他也提出各项的原因来源，但感觉他所举的原因是直接的，表象的。某种文化层面，”人性“层面的原因，却没有找见。他针对这6项病态给出的药方是教育，但如果教育者本身就是病态的来源，那能怎么办。而且教育者主要就是领导和干部，我di老天~~~...
沙莲香（沙）和翟学伟（翟）对国民性倒是有直接的阐述，但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沙似乎更热衷于儒家典籍（从书里面看到的访谈记录中，她以及她的队伍对典籍的引用是信手拈来，不由得佩服），从其访谈过程中的言语，似乎还透出些聚类、抽样等数学方法。她的归结是”中庸，忠恕，务实“，在此之前是14项，如今归结成此三项。三者是不同层面的，忠恕是一种”理智“和”进取“，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人际均衡及其抉择方式“，是一种（理想）人格层面上的特质。务实则是操作层面的，强调笃行敏事，强调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次序。同时也可能产生功利性和手段性。中庸则是联系忠恕和务实的桥梁（沙在此将这三者和弗洛伊德的三我做了个类别）。它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位育。强调中正平和，含而不露，过犹不及。同样的也表现为圆熟老成，左右逢源（练达？）沙的学术群体还从农民群体和知识群体两方面对这三者的不同体现加以了阐述。
这些传统的特质并不构成现有国民特质的全部。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变革促使民族精神的再造，一些新的观念比如冒险等等给原有的特质带来冲击。要研究新形态下的国民精神，可以借鉴人口学方面的一些成果，将国民素质分作身体素质，智力素质（人口素质），道德素质三个方面。沙正致力于将此细化，建立起中国国民素质的指标体系。
翟的切入点在于”脸面“和”人情“，是一种从大众入手的归纳（？），当然这样的归纳不是数字统计，而是一种个案和历史的分析总结，还有历史上已有的研究成果。脸更着重于个体自身，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则更着重于外在的看法，是”业已形成的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他认为在西方，脸和面是彼此统一的，有脸也就有面，而中国则否，根据二者错位的情况，（翟）描绘了一张脸面四分图，将脸面的关系分为有脸有面，有脸没面，没脸有面，没脸没面四种类型，分别对应了不同类型的群体和社会心态。由于社会对四种类型的价值认同和现实认同的差异，处于不同类型的人情可能发生转换和变动。
在整个人际关系中，趋向于维持彼此的”面“的等量，这通过”报“和”摆平“来实现。报的资源可以是”血缘、地缘、性别、备份、家世、婚姻、财产、身份、地位、权利、名望、金钱、关系、信息、人品等等，这些资源和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报就是一种上述一种或几种资源的交换行为。通过”报“和”摆平“彼此间的制衡，人际关系得以稳定。
依此，翟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提炼出四个基本因素：家长权威、道德规范、平均分配和血缘观念。”血缘关系表示出中国人的合群性特征，而权威、道德和平均分配“之间却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牵制性关系，它们一方面使中国人为了自身的多种利益既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群体，另一方面又不心甘情愿的保持一种向心力，结果在道德规范的控制下，冲突性行为多少可以避免，但计策性行为却不可避免，因此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上的取向是不一贯的。”也因为此集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具有相当功利性的“手段”（？）。这和沙所谓的“务实”就有了合拍。
将沙和翟二者的观点结合起来看，他们还是相通的吧，只是切入点不一样。并且按照石的说法，他们彼此预设的“人性”也不一样，前者似乎有一种“性善”的前提，将某种特质多往好的想，而后者则有一种“性恶”的前提，某种特质在现有的，微观的层面上看，只是起到了悲观消极的作用。我想他们所提的特质是一样的，如果能用一种更加中性的话语加以描绘，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