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启蒙精神招回大学之魂

重振启蒙精神招回大学之魂　

南大讲坛

——董健，山东寿光人，1936年1月出生。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现为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

　　当今中国教育，表面上很热闹，实际上危机深重。大学的腐败与大学精神的衰退———大学失魂，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教育是“软”任务，它出问题，伤害在文化深层，伤害在社会未来。只顾眼前利害得失的人，只会利用而不会真正重视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1996年以来一直达不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4.1%，被舆论称为“使国人蒙羞”之事！只有重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启蒙精神，克服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大学才会走上正路。

　　“教育改革失败”的本质

　　我在高校从学生到教师，有五十多年，所以应该说对高等教育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很大，30年有很大的变化。最近我发现很多文章都在评功摆好，什么教育大国的崛起，30年剧变。确实，中国教育外部或者说非本质性的变化不少，搞创收啦，搞分校啦，搞量化管理、大评估啦……，还有扩招、合并、大学升格等等，师专变师院、师院变师大、师大变综合大学等等，这种变化、这种折腾是很多也很大的。但是我认为中国教育深层，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一般说教育改革的失败，是指这些瞎折腾，带来了很多坏处，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改革失败了，但是从教育的根本改革上，可以说谈不上失败，因为根本没有改革，甚至还有人认为当前高等学校，包括中学的一些腐败现象，是改革的结果，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没有改，瞎折腾带来一些结果，造成了大学精神萎缩，失去了创新能力，平庸之风大起，甚至学术剽窃成为常见现象，这些不良现象，是多年教育弊端被掩盖下来，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恶果。

　　搞实用主义，权和钱结合很实在，而教育恰恰是这一现实下受害最大的。现在搞自然科学的同志们说我们把资源破坏了，我们把孙子的这些资源用掉了，将来他们怎么过日子呢？日本人到中国买煤过去埋在海里不用，留给他们的子孙用，可是我们把我们子孙的资源挖掉拿出来用了，这是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对教育的破坏，这是破坏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资源，这是更加可怕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到了50年之后，我肯定不在了，但是在座很多年轻人还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种出来的苦果他们还要吃。教育看起来是软事情，但是也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大学”的价值：精神、人格、真理，以及大师

　　现实强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大学是干什么的？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大学不是国家的一个机器，不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大学是一个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是提升人格、完善道德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之文化和精神的最高标志。看一个国家的大学如何，就知道这个国家的精神和软实力是如何的了。据胡适考证，中国大学最早是兴起于公元前124年（西汉）的“太学”，但后来由于专制主义的统治者把这种太学政治化、官僚化，使之直接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于是中国大学不复存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现代大学的诞生，像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等。西方有上千年、几百年历史的大学，中国则无，这与中国专制主义统治的严密性、强韧性、长期性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最早讲出大学价值的人我认为是黄宗羲，黄宗羲身上有现代启蒙精神的萌芽。他认为不应仅仅视学校为“养士”之所，而应视之为生产真理的地方。黄宗羲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就是说，生产真理的中心不在最高政治权力的所在地———朝廷，而在最高文化的集聚点———大学。西方大学兴起，大致也是这么看的。一个国家真理发展研究的中心，如果是在最高的权力机构，而不在最高的学府，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蔡元培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精神之父，他也说得很明白，“大学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地方，不是拿文凭以谋求官位的场所”。所以他讲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蔡先生当时在北大，聘请新旧中西各派教授，也包括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被他聘请过来作为教授。蔡元培认为，“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按照这句话来看“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这就是不对的。

　　胡适则多次强调，“大学最具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是政治批评的中心。”大学能进行政治批评，这说明一个国家的高度文明。胡适提出大学是政治批评中心，这可不简单，如果一个国家允许大学的老师、学生批评政治，说明这个国家高度文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少做很多错事。

　　上面三个人的观点我们概括起来看，我认为大学之“大”，不是什么“大家来学”，而是包括有四点：第一是精神空间大，人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进行研究。第二是人格为大，以道德养成、人格提升为要务。第三是学术独立，在这里真理（而不是政治权力）的权威最大。第四是这里集聚着各个学科最大的学术权威———大师。这四“大”的核心是自由与文明。

　　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和谐的人，而不是工具

　　爱因斯坦说我们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用的机器，而应使他们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有用的机器培养方法强调训练，不强调学生学习的自由、自觉、主动，不把学习看成是完善人格很高尚的东西。这个工具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现在机器是受人操纵的，你没有自己的自觉性和主体性，理科到了院士的时候就不应该是机器了，而应该有精神价值观念，大科学家和工匠的区分就在这里。但是文科比较麻烦，有用中可能就做了无用或者有害的东西，因为文科跟价值观念的东西联系太多。我大学本科毕业，读了研究生留校教书，1962到1972年之间，十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个时候，我本人基本上是有用的机器，因为我笔头还可以，能写一些，学校说我们要向教育部汇报工作，我能写出来，作为工具还是可以的。“文革”前期我受批判，“文革”后期我也是有用的机器，比如说要向毛泽东写致敬电，文字要非常好，最敬爱毛主席不够了，要用最最最敬爱毛主席，要用长江水研墨用完长江水也表达不了我对毛主席的感情等等，后来发现太华丽了，把我最得意的句子都砍掉了。

　　工具制作型的教育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实用主义者所欢迎，因为是培养工具嘛，当然很受欢迎。但是人格提升型的教育则与开明、进步、民主的政治有关，也与健康的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相联系。特别是17-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运动，开启了“人的觉醒”、“人的现代化”的历史以来，人格提升型的教育理念便成为了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主流，但是一直受到保守势力的否定。

　　当前教育的症结：教育政治化

　　30年高教改革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就是违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教育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号召，掩盖并强化教育长期以来政治化的弊端，结果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教育的政治化、官僚化丝毫未触动，反而变着花样加强，以浮夸的“大跃进”之风，制造假繁荣，追求“政绩”，而市场经济下的商品化大潮带来的一切污秽，全被教育所沾染，结果是“官”与“商”相勾结、“权”与“钱”结了婚，教育的腐败和危机由此而生。这是我总体的看法，通俗的说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在教育改革当中是拿来了两者之弊，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中最坏的东西拿来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的优点都放掉了，把两方的缺点集中在一起搞教育。中国30年高等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根本没有改革，而所谓改革是在一些表面上操作、管理层面上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

　　大学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一不是学校自己办学。“公立”成了“商立”，“公立”变成了“官办”，教育拨款单一化，资源配置垄断化、集权化。二是现代大学教育“提升人格”（以人为本，学习的自由、自觉、主动）的理念严重异化，变成了“工具制造”型的教育。三是教育变成了强制性的“训育”与“训练”。西方研究证明，此种“训练”式的教育扼杀自由与个性，四是教育管理“官本位”，校领导由官方任命，是官员（副部级、厅级），而不是教育家（有一个时期，甚至要校领导当政治家）。大学机构膨胀，非教学、科研人员过盛。

　　「现场提问」请问大学办学应该是怎样的模式和怎样的理念？

　　「董健」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首先就是主管部门要以服务性的姿态出现。至于大学自身，应独立办学，就像胡适先生说的三会要建立起来，董事会、教授会、校友会。现在大学也有董事会，但是要不是假的要不就是半真半假的，我们学校也有董事会。还有教授会、校友会。我认为就是这三会，在这三会之下，我们国家应有法律相应规定，那就不是教育部办学了，现在大学里的老师和校长，真的很可怜啊，上面派人来检查你211工程，为了迎接评估要准备一年，评估及各种项目等的评选已经完全变味，客观效果就是劳民伤财，进一步加强了上面对各个大学的集权管理、一切资源的控制。

　　「现场提问」昨天广州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博士准备在广州大学松田学院设立毛泽东思想系，请问毛新宇开设毛泽东思想系，是开办在官办的党校好还是民办的学校好呢？您对开设此系有什么看法？

　　「董健」按照蔡元培校长所说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按照这个原则，如果在一个正规的非常好的大学里，开设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是很好的，或者在哈佛就能开一个。有一年我到美国一所大学，那里就专门有一个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课程，那是真正当做学问来研究的。在一个正规的好的大学里开设一个这样的课程很好，甚至我都愿意去讲课。

　　「现场提问」您认为中国的人文教育有什么缺失和缺憾？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本科生不像本科生、研究生不像研究生、博士生不像博士生。但是就我所接触的北欧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并没有读过大学，但是我所感受到的他们的人格非常健全。

　　「董健」今天报告的前半段为什么强调重振启蒙精神、招回大学之魂，我认为中国要进行启蒙主义的补课，我们的启蒙后来是断了，什么是启蒙？很简单，就是把我们从被人蒙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些旧的观念、旧的意识形态把我们控制住了，启蒙主义需要新的价值观念来启发我们，什么价值观念，就是人文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一点上我还是强调以人为本，就是我们要认识人，人是怎么一回事，人性、人道、自由、民主、个性这些价值是我们过去所缺乏的。我们要重新补课，而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需要吸收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就需要启蒙主义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