肢解李鸿章

肢解李鸿章

蒋介石读了《李鸿章家书》之后，对秘书长陈布雷说：“李少荃，这个曾国藩的嫡传弟子，他创立了淮军，缔造了中国的海军，其人安邦治国的宏才大略已是少见，抓钱财、治家族，又细心又大气，文笔亦绝妙，在咸丰、同治和慈禧这几个庸主的手下也能办大事，其教子亦颇有一套，连家中的烧火工也教育得好好的！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李鸿章家书》前言，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陈布雷怎么作答，《前言》没提，“陈独秀却对他有另一番有趣的评价，他说：‘李鸿章，幕僚出身嘛，阴谋诡计他是大师，而且深得做官从政的‘辣’字诀，这人天生有吏才。’”（《李鸿章家书》前言，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所谓阶级地位决定个人意识，于上观之，嗯。

李鸿章到底什么样的人物呢？袁伟时在《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中说：“要全面评价李鸿章。”这话很对，但袁伟时“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所以很片面地介绍了些晚清著名人物对李的评论。计有：

梁启超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说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谭嗣同在《谭嗣同全集》中引用张之洞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梁启超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说的：“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

为什么说袁伟时介绍晚清著名人物的“李论”很片面呢？因为从他对梁启超的“李论”“中饱私囊”就可见之。梁的全话是：“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前，当责任而不辞，然亦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近日举朝二品以上大员，五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鲜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现也。”梁启超言“无一人能及李鸿章”，“今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现”，乃是内忧外患之际慨叹一蟹不如一蟹的牢骚话，经袁伟时那么加以扬弃，好像老梁多欣赏老李似的。这样子“当日”就可解决的问题，袁伟时都要“限于篇幅”，无怪乎“全面评价李鸿章”要留待“异日”啦。“异日”何其多。

评定人物，首先明确标准是什么，不然，他从“民族大义”“历史高度”指斥李鸿章误国、卖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从“人性化”、“个人权谋”、“修身持家”设身处地称道李中堂“忧国忧民”“忍辱负重”“回天乏力”“背黑锅”“遭骂名”，这样子，你来我往，嚷成一团，有啥意思。再一个，评定人物，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语，该他负责的，不推别人头上；不该他负全责，也犯不着单独开刀。

而评定位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其主要标准就是：他在位时干得每一档子事，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还是单单代表其所处集团、亲朋故旧自家一窝子的利益？其行为取向，是顺应民意，与时俱进，还是倒行逆施，顽固不化？合乎两方面之前者，则无论其个人品行如何上不得台面，都无从回避他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合乎两方面之后者，则无论他是什么文学家、书法家、绅士、美男子、气宇轩昂者、坐怀不乱者、不取外财者，都一言以蔽之：尸居其位，误国误民。

本文拟从李鸿章的不同时期，逐一刻画，以求老李那张老脸突出重围，再度丢人现眼。

一、李鸿章是不是卖国贼？

有人说：晚清时代，整个中国积弱不堪，举国上下昏昏噩噩，甲午一战败于日本，八国联军倾陷北京，割地求和，丧权辱国，乃国运不济，势所必然，换一个人签订条约，也跟李鸿章一个样（说不定反不如中堂干得漂亮呢？），岂能把“卖国贼”这只臭马桶牢牢扣在中堂头上，并一扣就是一百多年，该让中堂透透气，以其真实嘴脸亮相于国人啦。此话有一定道理，所以我们以后提到李鸿章时，别动不动张口就来“李鸿章是卖国贼”，应该多加俩字：李鸿章是卖国贼之一。

以慈禧为首的满清政府无视世界大势，顽固不化，死挺着不挪步，别人推他朝前走，他还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忘了甲午战败的丢人现眼、劳民伤财；扼杀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仰仗义和团“刀枪不入”与洋人开战，惹出乱子就偷摸走人，弃人民于不顾，弃义和团不仅不顾，而且请帝国主义“代为剿匪”，风声过后，便派出签订卖国条约的外交老手李鸿章再去周旋周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如此不要脸、没人性、腐败、无能，堕落、僵化的“我大清”统治集团，斥其为卖国政府，不算丑化他吧？而悠悠然置身其中的合肥李二先生，追随老佛爷亦步亦趋，一边骚牢一边疲劳，将之归入卖国贼行列，不算丑化他吧？若李鸿章说败仗之后割地求和罪不在我，卖国亦非我个人说了算，因此大家送他“卖国贼”桂冠，他却而不受，那慈禧岂不更有理由开脱自己：（李鸿章）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借梁启超语）养你们这帮窝囊废作什么？对内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人人系出名门；对外抵御外侮、保家卫国，个个推不前，搡不后，是不是要叫我这个妇道人家率领你们这帮脓包去抗日？大清国的一草一木都是我身上的肉，我愿意卖国呀？我愿意卖肉呀？说我是卖国贼，当心闪了舌头！这么一来，人人都毫不利己，体念大清，那卖国贼跑哪儿去呢？国土是打谁手里卖出去的？总不会再推到“民智未开”“冥顽不灵”的蚁民头上吧？李敖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对国民党大员的一切，我们在国民党清一色的宣传下，最好保留一点，别忘了若入他们所说，一个个忠孝两全、两手清廉，大陆怎么会丢？”我们也要问问《走向共和》的主创人员：你们说，慈禧是政治家；李鸿章忍辱负重、忧国忧民，是外交家，袁世凯这人不简单，是个大才……那，台湾怎么会丢？

所以慈、李、袁这帮货色，卖国人人有份，一个都不能少，全都是卖国贼！

二、李鸿章在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中干了些什么？

对此问题，用不着费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李鸿章典型一个“安内”高手。他“壤外”无能，“安内”却劳苦功高。枪口对内，沙场驰骋，舍我其谁，堪称李老虎；倭寇压境，外患入侵，他却扭扭捏捏，止步不前，兵败如山倒，顿变李母鸡。

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成绩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成绩不容人抹煞，值得大书特书：“他从同治九年八月接替曾国藩的职位，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综合对外交涉及举办各项自强新政，历时达二十五年之久。举凡购置新式军舰成立北洋海军，购置新式枪炮装备北洋陆军，以至建立机器厂、织布局、矿务局、电报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医学堂、兴修铁路、筹设轮船局、建筑船队等等一切效法西洋的建设事业，先后在他手中兴办起来。这些建设事业的项目多至二十余种，其主要目的则不外乎师法外人之长技，以为自强治本。”（《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32，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这里还有李的一封书信，它被蒋廷弼誉为“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纵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城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懂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32，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老李这篇文章值得现今某些转身回抱中华固有文明大腿的“国学家”仔细品位，从而明白由华变夷乃大势所趋，不以外力为转移，明白何为经国之大业，赶紧虚心学习，迎头赶上；何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赶紧扔到臭茅厕。以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自误误人，荼毒生灵。
　　不过我们也须知道，李鸿章的这些新思维，说来说去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虽然他已经抬眼向西洋，但对脑后那点“特殊国情”还是拼命维护，生怕辫子一去，对不住列祖列宗。这也便是他虽然学得了西人的船坚炮利，但不采用人家的治军制度，终于在甲午一战中，兵败如山倒，身败名裂。请看证据：　　

“李鸿章在同治四年八月奏上购买上海洋人铁厂机器，以之改建设为江南制造局一折。中间曾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臻狂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35，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与曾国藩李鸿章同时的郭嵩焘，在欧洲留心观察英法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制度，深知不但洋人的科技制造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教育文化等等更值得我们借鉴。所以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就主张李鸿章派往英法学习制造与驾驶的学生，不如让他们改学科学技术，以求实用。如果能够像日本人的留学方针一样，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的制度学起，当然更好。但是李鸿章对于郭嵩焘的建议，却表示不能接受。他说：‘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且‘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远者大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所以‘未便遂改别图’。”（《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36，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话不假，但不借鉴别人的军队组织原则，不借鉴别人的立国之本，将领选拔任人唯亲，社会制度“国情特殊”，苦心擦拭的枪杆子，也无非是银样镴枪头。

四、李鸿章对甲午战败应负之责

甲午一战，北洋军败得一塌糊涂，致使清政府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去日本腆脸求和。1895年4月17日签订丧权辱国《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两亿两白银，分7年付清。举国闻之，群情激愤。当时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更是炸了锅，5月2日，康有为联络18省举人“公车上书”，揭开变法维新序幕。

有人为甲午战败替李鸿章辩解，说李鸿章深知当时同日本交战，实非其时，只有和为贵，奈何一帮民族分子不明就里，头昏脑热非要跟日本干一仗，结果因为当时主管海军衙门及户部的王宫大臣们为了献媚慈禧，早已把成百万两计的海军经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去了，致使北洋水师战舰从未更新，从未添购，弹药捉襟见肘，战舰老迈不堪，焉有不败之理？岂能“黑锅”中堂？听此一说，不无道理，但事实究竟如何，请往下看：

“但话虽如此，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之败，却不能完全归咎于船炮不如日本，与弹药准备不足这两项原因。除此之外的致败原因尚可举出两大点，第一是北洋海军的事纪废驰，高级军官缺乏斗志；第二是统帅非人，指挥失当。”（《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49，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关于军纪废驰，包遵彭著中国海军史，引日人伊藤正德所撰国防史说：“在明治二十四年，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曾见停泊宫岛之清国军舰镇远、定远舰炮上，张晒衣裤，曾云：‘以此类巨舰，纪律尚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无怪欧美喻为睡狮。因此益增吾人之战胜信念。’”（《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50，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这军纪废驰，乃是人的问题，李鸿章无可卸责。

关于统帅非人，指挥失当，更是人的问题，李鸿章更难以卸责，因为北洋军所有将领的安插任命，都是老李亲自任人唯亲。

退一步讲，“海军之败，犹可以诿为舰只老旧与弹药不足，北洋陆军则具有新式大炮和配备，平素的操练演习又向来号称精良，如何也一败再败，甚至弃甲曳兵而走，连堆积在平壤城中的数十具新式大炮及上千的枪支都一概不要，惟以逃避奔走为能事呢？这一点，李鸿章就实在无辞可解了。”（《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53，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梁启超论述甲午战败之因：“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掣肘者半，由于李鸿章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56，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实在是公允之论。

五、李鸿章对于《中俄密约》应负之责

甲午败绩，宣告所谓洋务自强运动彻底破产。靠自己无以自保，清政府便琢磨抱大腿，以夷制夷。当时老毛子腿粗，靠得又近，所以清政府便想“联俄拒日”。方法就是《中俄密约》。

所谓中俄密约，乃是俄国人以订立军事同盟为饵，为迫满清政府同意割让东三省境内的迤长土地，以供其建造中东铁路，由俄境西伯利亚之伯力，贯穿吉黑两省而至海参威，从此可使俄国的实力渗透我国的东三省。（《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76，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本意狐假虎威，吓唬倭寇，不料反被老毛子摆了一道，自此俄国势力侵入东三省。更要命的事，“到了二十三年，德国人就因为满清政府厚俄薄德之故，籍口曹州发生仇杀教士事件，而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俄国见德战胶州，即籍口英国舰队在旅顺口巡逻，系对俄国之不利，竟完全不顾中俄密约订立后两国有攻守相助之义务，反向清廷强迫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及关东区域。到了此时，不但外国列强纷纷择肥而噬，就是三年之前俄国伪装其仗义执言的亲善面孔，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又使中国偿付三千万赎金，然后刚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旅大及关东要地，也被俄国人强迫占去了。……李鸿章所一手签订的中俄密约，也变成无数人的攻击目标，许多不利于李鸿章的谣言和传说，也在此时纷纷传布开来了。”（《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77，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俄国占据旅顺大连之后，英国籍口保持均势，向清政府要求租借威海卫为海军根据的。……继此之后，法占广州湾，英国再援均势之说要求租借九龙以为抵制，满清政府对此纷至沓来的无穷要索，毫无抗拒的办法。此时光绪方亲裁大政，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而招此瓜分之祸，大为愤怒，降旨命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家书》收录庄练著《李鸿章传》P280，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庄练在《李鸿章传》中说：“就事论事，中俄密约的签订，应归因俄国人谋我过深，而李鸿章及同时的一班士大夫未能及早洞察俄人之奸险，反为其外表的诚信所欺以至堕其术中，亦并非李鸿章一定厚爱于俄人。处身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民族感情中，如果把李鸿章换上了刘坤一或者张之洞，一样也会与俄国人签订此约。所以，中俄密约之签订，既不能视为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也不能认为李鸿章的外交知识不如他人。他只是很不幸地适逢其会，成为亲手订下此约的代表人而已。”

这明显是替李鸿章开脱，因为误国外交就是误国外交，不能说俄人奸险，你就可以理直气壮无能，更不能说集体无能，便推卸了个人无能，误国外交那帮货色人人有份，一个都不能少，李鸿章自然荣等榜首。

六、李鸿章对晚清官场腐败应负之责

梁启超说：“晚清官场风气之坏，李鸿章不能无责，以其偏重功利，所以倡率有异师门也。”

李鸿章师承曾国藩，说要传他老师衣钵，但他奉承李莲英，全失大臣气节，委曲求全，曲意逢迎，这是曾国藩绝对干不出来的。

庄练在《李鸿章传》（《李鸿章家书》P299，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中说：“我们看清代的稗官野史及谴责小说如与等对于清代末年之官以价得，政以贿成的腐败情形，常常不甚了解，一个朝代到了晚年，何以就会有这么多黑暗腐败的现象？……原来这种风气在清末之出现，还是李鸿章为始作俑者。……参（胡思敬）‘李鸿章徇私坏法’一条，则胡思敬之所以作此之责，实因当时李鸿章谋为其同年好友杨延俊之子革职御史杨宗濂图开复原官。而杨宗濂原来所受的处分是革职永不续用，格于部例，苦于无可设法。适逢颐和园工程费用、筹措为难，李鸿章乃为醇王设计开源之法，假借报效海军为名，将所得之银用于园工。杨宗濂得李鸿章之指授，报效二万金，醇王大喜，回京后即取得慈禧之特旨，复宗濂原官，交北洋差委，而幸门既开，来者日多，清政府之仕途乃见日渐猥杂浮滥，吏治亦如江河之日下矣。……李鸿章的操守，本来已经不及他的老师曾国藩，偏偏又在很多地方都要出以曲法徇私的暮夜之行。立身不正，自无以正人。”

以上从李鸿章的不同时期对其加以评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安内有“功”，攘外无能；取法西洋，仅得皮毛；身任北洋，不能一战；屈辱求和，割地卖国；外交无能，引狼入室；曲法徇私，气节尽丧；带头腐败，贻害官场；死得其所，回魂无望。

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妄想从臭毛厕中翻拣出金元宝，快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