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不义：大肆杀戮造成横尸遍野

　　100多年前的庚子事变曾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无尽的创伤和迷惘，至今都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矛盾、模糊和冲突。义和拳到底是什么、是怎么产生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言两语可以理清的。不过，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这个令世界震惊的事件还是留下了很多斑驳的特点，而作为事件的主角，他们又是怎样一个众生态呢？试述之。

　　(一)、旱灾与焦躁情绪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曾这么说过：“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大水退去后，灾民尚可以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并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信心。但旱灾就不一样了。旱灾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在义和拳的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事实上，那些在华的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一个传教士在信中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二)反洋与排外行为

　　持续旱灾带来的焦躁情绪往往会使人失去了理性，出于对洋人与洋教破坏国人传统生活的憎恨，义和拳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非理性的排斥态度。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义和拳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正如《天津一月记》中记载的：“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对于义和拳此类活动，当时有很多记载，譬如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更有甚者，《拳事杂记》中记载说：“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睛，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在义和拳的眼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是好人，因为他在康有为的怂恿下背叛祖先，搞变法维新就是引进西方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义和拳所不能容忍的。

　　物极必反。 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的时候，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并烧毁坍塌。

　　在这个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开始反思义和拳到底在干什么，譬如仲芳氏在《庚子记事》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语气记载义和拳的种种活动与传闻，但是大栅栏大火之后，仲芳氏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

　　杨典诰也在《庚子大事记》中认为，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由此可见，当时清醒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

　　(三)、暴戾性杀戮

　　毫无疑问，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者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天津的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者肢体不全，有时候尸体多到将河段拥堵。

　　在当年的7月中旬，某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对于这场灾难，清廷中以载漪为首的那些守旧派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他们不仅为这种残暴行为拍手叫好，庄王载勋还曾出告示悬赏杀洋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这种残暴无理之举，足以反映出这个亲贵集团的愚昧凶蛮之程度。事实上，这个亲贵集团为了一己之利，甚至想突行“非常之事”，所谓杀“一龙二虎”，夺得王位也(“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

　　最为荒唐的是义和拳杀白莲教徒。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说义和拳 “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馀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更荒唐的是，官人在行刑前问刘大姊、二姊：“你们习白莲教耶？” 大姊、二姊皆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在失控状态下，暴力便代表了“正义”。更令人恐惧的是，类似的事情在后来八国联军对义和拳民的屠杀中，得到同样甚至是加倍的报复。在暴戾性杀戮面前，愚昧与文明几乎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加上后来那些清军残兵败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这场浩劫中的最大牺牲品。

　　(四)、谣言与从众行为

　　庚子年是个谣言盛行的时期，正如时人所说，“谣言谬说，日盈于耳。”这个时期的谣言基本是继承了之前30年的反洋教斗争传统，内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传教士 “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这些谣言，目的是将外国传教士丑化成妖魔鬼怪，虽然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但由于其形象突出、鲜血淋漓，倒也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正如前文所说，义和拳在快速传播过程中使用当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在传单揭帖的末尾都有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 “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一类的恐吓性内容，这使得义和拳的观念---当然也包括谣言在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这也是义和拳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的一种手段。

　　谣言对当时人的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其中，义和拳使用最为成功的一个谣言是教民往公用水井中投毒，这在激起普通民众与教民的对立乃至仇视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华北部分地区的恐慌。

　　类似的事情，在天津等地也多有发生，可谓是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草木皆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社会正出于一个失控的###时期。为了消除心中的焦炉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普通百姓即使没有加入到这场斗争的漩涡，但他们也必然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逼迫，最终做出超乎寻常的事情，其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也！

　　(五)、神术与骗局

　　义和拳为了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往往到处宣传他们“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中，掣云御风，进退自在”；能使敌人“枪炮不燃”、“可咒其火药自焚”、能“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等等。

　　事实上，义和拳最基础的神术是“刀枪不入”，其原本是一种硬气功，但这种功夫需要长时期的训练，而且效果有限，最多只能承受住冷兵器砍砸，决抵挡不了火器的攻击，至于使得洋人的“枪炮不燃”，那绝对是无稽之谈。说到底，义和拳之所以要采用迷信的方式夸耀自己的“神术”和“法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用神化的观念来弥补自己在武器装备的落后。

　　由于练习时间有限，“刀枪不入”的神术最后往往演变成一种魔术和戏法，或者根本就是江湖骗术。

　　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在热兵器面前，义和拳的神术统统失效。佚名者的《天津一月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团中人自诩神通广大，有受枪炮者，其师一抚摩即愈，阵亡者，念咒即复活。一日练军出征，团为先锋，一团受枪毙，练军急呼曰：老师速来看师临视。练军曰，老师速念咒。师曰，伤乎，死乎。练军曰，死矣，闻老师有法术，死者可以复活，可速作法。师扭捏曰，人死岂能复生。练军立唾其面，师俯首而去。”

　　为了给失效的神术圆谎，义和拳当时发明了大量的禁忌，譬如禁止那些“不洁 ”行为，如沾染女色，抢掠、偷盗财物等等，义和拳认为这些道德的污点会使得神术失灵，这还比较好理解。但另外一些禁忌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譬如天津的义和拳一日忽然下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而北京的义和拳在攻打北堂时，“令人家烟囱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

　　(六)、权威与反权威

　　在义和拳蜂拥进入北京后，清廷试图将义和团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这便有了拳民们赴庄王府“挂号报道”的闹剧。不仅如此，直隶各地也竞相效仿，将拳民编成乡团，也被称为官团。清廷宣战后，更是褒奖拳民为义民，慈禧太后还拿出10万两私房钱发给拳民，以示鼓励。另外，京城还在各地设点发米，这使得更多的拳民们涌入北京。

　　可惜的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那些已挂号或被编为乡团的拳民们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就连在端王府“挂过号”的义和拳都直截了当的跟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对拳民们的不肯受抚、“桀骜相竞”的混乱状况，各地的地方官也是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就曾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

　　在这种狂乱的气氛下，义和拳借助屠戮教民的血腥暴力和“降神附体”等各种迷信仪式，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在正常秩序下不可企及的权威，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勃然而兴的民间神权权威模式。

　　在义和拳的最鼎盛时期，他们对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公然藐视，甚至连官员也敢杀。据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神机营翼长庆恒(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就是被义和拳寻仇而杀，一家大小十三口无一幸免，连载漪等人都不敢过问。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等人的家中都被拳民们抢劫(最可笑的是，徐桐乃是义和拳的铁杆支持者)。

　　在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权威之后，各种实际利益纷至沓来，已经是鱼龙混杂的义和拳也开始逐渐变质。拳民们本是一些贫苦农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当拳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时人刘孟扬记载了这样一个骗局，说拳民们“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当时有这样一首童谣讽刺义和拳的行为：“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由此可见，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传统农###动的弊端很快便在义和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有意思的是，在义和拳的高潮时期还曾出现过自立皇帝的事情。据时人记载：“某孝廉者，沧州南乡人也，……拳众奉以为帝。其下置宰相、军师。……于田野中结棚为殿，制洋布黄袍奉之，众相率罗拜。迨剿拳令下，竟免于刑。”(55)事实上，义和拳虽然口号称“扶清灭洋”，但他们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从他们对待官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很多揭帖中，义和拳宣称“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等等，这些都似乎表明“扶清灭洋”只是义和拳的策略而已。

　　很可惜的是，义和拳以神权起家，但这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它严重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支撑，因此注定是机缘巧合的昙花一现。特别在后来热兵器的考验下，在更为强大的杀戮面前，义和拳的神权无法保持它的权威，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枪炮声中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