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2100万如何变成-200万 一个私人银行客户的理财血泪史

在金融食物链中，产品开发者是华尔街和欧美银行，亚洲则是销售中心，中国那些有经济实力、有追逐财富的热望却没有足够的经验与风险意识的富裕阶层便是私人银行瞄准的靶心。当熊市来临，他们难以改变埋单者的命运
从去年初开始，赖建平的生活被彻底颠覆了。
过去18年，他是一位民商法律师，生活平稳宁静，伴随年龄的增长，他的财富也在迅速累积，当有了上千万身家之后，赖建平正打算开始一种不为“稻梁谋”的新生活。
但这一切在去年年底化为泡影。由于购买了外资银行的一种理财产品，他的2100万港元在几个月内被席卷一空，还倒欠了银行200万港元。
饭桌上的合同
赖建平第一次接触外资银行是在2007年中的一次饭局上。
朋友的朋友，荷兰银行香港分行（私人银行）的董事张宁，刚从华尔街归来，说起自己从事的私人银行业务，能为客户打理资产，帮助其实现保值增值。
在赖建平看来，荷兰是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诞生地，荷兰人对商业信誉的誓死捍卫也让他印象深刻。他甚至想起了著名的巴伦支船长的故事。
16世纪，荷兰一条商船被困冰封海面，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名叫巴伦支的船长和船员们拆掉甲板做燃料，却丝毫未动船舱中的货品，尽管那其中有衣物和药品。八个月后，货物完好无损地送到，荷兰商人以生命为代价守卫经商法则的故事从此流传。
那顿饭局，很多人就在饭桌上和张宁签订了合同，赖建平也跟随其中，立马签了一份一百多页的全英文文件。
作为律师，赖建平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开户文件，只要账户里没有打入资金，也就不存在什么风险。再加上对朋友的信任，赖建平并没有了解这些英文文件到底是什么内容，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像他这样的富有阶层是私人银行业务瞄准的目标客户群。私人银行业务位于银行业务金字塔的顶层，是在零售银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面向高端客户的业务。它们专门为富有阶层提供个人财产的投资和管理服务，这些服务完全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订做的。
拜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所赐，中国富有阶层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继日本之后亚洲最大的财富管理市场。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日前在一份名为《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指出，2008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30万人，人 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2900万元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8.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市场现有65%的所有资产是以现金的方式持有，是世界上现金持有 率最高的国家。
这些数据都在强烈刺激和诱惑着国内外的“富豪猎头”——私人银行家们。无论是历史悠久的外资银行，还是励精图治的中资银行，都加紧了对这一市场的布局。
正是在这样的大势之下，赖建平成为私人银行的客户之一。
能打折的股票
签署完开户文件，不久，赖建平再次见到了张宁，了解到有一种产品可以以较现价便宜20%的价钱购买基本面坚实、长期看好的股票。
据赖建平描述，张宁是把这款产品当作收益稳定型产品介绍给自己的。而对金融衍生产品完全不懂的赖建平，把自己财富增值的希望完全交给了这个香港荷兰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
赖建平在香港荷兰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存进420万港币准备购买这种“能打折的股票”。三个多月之后，他的购买总额一共达到了一千六七百万。
2007年8月至10月间港股一路高歌猛进，3个月内上涨了8940点。赖建平的户头赚了几十万。
但10月20日，情况随着股市的表现发生了变化。
同往常一样，赖建平在结束了前一个合约之后，按照张宁的建议，继续购买下一个合约。这次，他以7.54元的价格购买了每个交易日吸纳3500股复兴国际股票的KODA合约。但是，由于市场因素，合约一开始这只股票就表现不佳。
伴随着香港股市一路掉头向下，赖建平的噩梦也开始了。荷兰银行开始不断打来电话，催促增加保证金。2008年1月9日，银行干脆给了赖建平一个计算公式，让他自己计算该如何增加保证金。
赖建平说：“2008年年初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玩意。这之前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
按照银行提供的计算公式，赖建平得出结果，如果股票继续下跌，之前账户里的420万港币远远不够，他要不断向银行存入越来越多的保证金。
股价持续往下走，银行的催促也越来越急，银行甚至告知赖建平，如果不能按期存入足够的保证金，银行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证银行资金不受损失。这意味着银行将强行斩仓，赖建平除了户头上的股票将被自动卖掉此外，还要拿出违约赔偿。
为了保住仓位，从2007年的11月底到2008年的3月份，四个月中，赖建平向香港荷兰银行的账户里不断存入了将近2100万港币，并在钱一到账后就买成股票。他寄希望于通过这样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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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到对赌
直到2008年4月份的一天，赖无意中看到了跟自己所买产品有关的一则新闻。
香港证监会的官员解释说：Accumulator（累计期权）是种结构性的产品，结构性产品只能卖给专业投资者，不可以卖给非专业投资者。
自己究竟算不算专业投资者呢？他找出了当初在香港荷兰银行开户时签署的厚厚的英文合同，逐一对照之后发现，香港界定是否属于专业投资者惟一的标准是 投资金额。个人投资800万港币以上被视为专业投资者，而自己在开户乃至多次购买KODA产品时，账面上一直只有420万港币，属于非专业投资者。更让他 吃惊的是，他发现在开户合同中，自己已经被选定为专业投资者。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除了把自己划定为专业投资者外，在合同当中还有一处，是确认投资者是否看了中文合同的选项，也被选择了是。
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购买的产品中有一部分是由香港荷兰银行自己发行的。这意味着他跟银行之间并非代理，而是一种对赌。
本来是投资，怎么就变成了对赌？赖建平向香港荷兰银行提出了质疑。银行的答复是，他们与赖建平是“主事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主事人在香港法律上的一个概念，用大白话说就是甲方乙方，不是中介方，不是代理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方坐庄，一方押注。
疑惑之下，赖建平请懂行的朋友帮自己全面检查合同。朋友告诉了他一些其中的门道。
比如其中一份证明自己国籍身份的文件，实际上是为了确认投资者不是美国国籍身份。因为，在美国有明确法律规定，禁止销售这种带有对赌性质的金融衍生品。
明明不是专业投资者，却被当做专业投资者，本来有中文合同却故意隐瞒，自己当初是想投资竟然变成了对赌。一时间巨大的角色换位让赖建平无法接受。
他产生了彻底的怀疑，“就好比一个人进了赌场，赌场工作人员说要指导赌客玩什么游戏，怎样下注才能赢”。
而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做，赖建平觉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推销KODA这款产品，并从中盈利。
KODA梦魇
买打折股票的这款产品叫Accumulator，全名是 Knock Out Discount Accumulator（KODA），翻译成中文就是“累计期权合约”，一般由私人银行售予其高资产客户。
其实，KODA是一种与股票挂钩的期权产品，它设有取消价及行使价，在一年的期限内以低于现时股价的水平为客户提供股票。这种产品有四个特性：
买入股票的行使价往往比现价低10%-20%；当股价升过现价3%-5%时，合约自行取消；当股价跌破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双倍吸纳股票；合约期一般为一年，投资者只要有合约金额40%的现金或股票抵押即可购买。
举例来说，中国移动现价为 100元，KODA合约规定20%的折让行使价（strike price），3%的合约终止价（knock out price），两倍杠杆，一年有效。KODA投资者一年中，以80元行使价每天买入100股，如果中移动股价升过103元，合约自动终止；如果合约不满一 个月便终止，投资者至少能够获得一个月的股份，并可以立即售出获利。但是如果中移动股价跌破80元，投资者必须以80元价格每天买200股，直至合约期 满。
买卖过程中，银行会为客户提供贷款，实际上你所打入账户的资金只是用于为贷款提供担保的保证金，到合约期满才真正结算。
“比如我有辆一百万的名车，然后我可以让你免费开一周，但是今后一年之内，如果这个车出事了，撞烂了，你要完全赔给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赵欣舸如此比喻这种金融产品的逻辑：
一开始付的价格相比现价有折扣，这相当于免费开名车一周的诱惑。但一年之内，只要现价低于当初的买入价，就必须每天双倍地去买，很多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由于收益有限但风险无限，国外的投资者曾经给这种高风险产品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I KILL YOU LATER”，中文意思是“我会迟些杀死你”。
从2100万到负200万
2008年6月19日，赖建平正式向香港荷兰银行发函提出：1.为了确认法律关系，即日起要求将账户及其中资产交给银行处理。2.要求银行与赖建平协商有关赔偿事宜。
他是想明确责任减少损失，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竟然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第二天，赖建平就收到银行回复，让其等待一个月，此后又延期一个月。
到第三个月，赖建平发现了变化，他没有收到股票了。此前，按照KODA合约，每月21日是赖建平和银行之间交付上一个月所购买股票的日子。
他以为这是银行在以实际行动同意收回客户账户。
在此期间，赖建平与荷兰银行之间一直在围绕赔偿问题反复交涉，但因赔偿数目双方分歧巨大难以达成结果。
2008年9月8日，香港荷兰银行来电说要他将股票拿走。10日，银行将赖建平账户中价值一千四百余万元的股票斩仓变现，18日交付给赖建平。
这对赖建平意味着什么呢？复星国际股价一路走低，6月22日收盘价格为5.81港元，9月18日只值2.36港元。也就是说，由于晚了三个月交货， 赖建平凭空多损失了几百万港币。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斩仓10天之后，即9月18日，银行才交付赖建平，此时股价比十天前相差将近一倍。
此后，由于赖建平购买的KODA合约还有三个月交易，他账户中的股票被银行连续斩仓变现，最终他投资的2100万港币分文不剩，反欠银行两百多万港币。
他希望起诉香港荷兰银行，但已经掏不出诉讼费用。
迄今，经反复联系，香港荷兰银行未答复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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