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

　胡适与吴国桢：谁在说谎？

　　[文 / 魏邦良 ]

　　即使我同意杨金荣的看法：胡适是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为了顾全台湾的“和平与秩序”——而批评吴国桢的，我也不能认同胡适的做法：为了表现一下“人类所能表现的至高的德操”而指责一个诚实的人在说谎。胡适曾谆谆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句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而他指责吴国桢说谎恐怕连一分证据也没有。

　　胡适的书房里有一块牌匾：“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对于“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我完全接受，在我看来，读书时，如果对别人的观点，不假思索，全盘接受，这种人，书读得再多，也不可能有真学问，更别指望有真思想了。

　　胡适读书、做学问，就做到了“在不疑处有疑”，这方面，他绝对称得上读书人的楷模。

　　对“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我深信不疑；对“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我却心存疑窦。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不管对谁，不论何事，都“在有疑处不疑”，那恐怕很有可能会陷入不仅被人骗，事后还蒙在鼓里的悲惨境地。

　　胡适曾对一位青年说：“社会上大家相信我，就是我不说诳话；也就是说真话，大家才相信我。”我相信胡适，也认为胡适是个诚实的人，但我不认为胡适没说过诳话，甚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胡适也说过诳话。

　　一次，胡适和人谈起殷海光，认为殷海光是个书呆子，他说：

　　过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社论可能有许多是殷海光作的，他是一个书呆子。那年为了吴国桢的事情，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时殷海光得到美国国务院4个月的补助到美国去。他给我一封很不客气的信。他说：“吴国桢说的话都是在台湾的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胡先生怎么写文章骂他呢？”我对他说，你要知道不在台湾的中国人还有一千多万。吴国桢是个说诳话的人。我把吴国桢给我的几封信拷贝给他看。吴国桢那时当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蒋先生很信任他，他有权可以做事。台糖公司沈镇南的枪决，是他以保安司令的职务签字的，怎么可以反过来批评政府呢？他是个说诳话的人，但我那篇文章里没把他的诳话写出来。{1}

　　虽然我十分敬重胡适，但他这番话却令我生疑。胡适和吴国桢到底谁在“说诳”？关于这件事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洪《胡适大传》站在胡适的立场，认为吴国桢在说谎，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则借学者殷海光之口，批评胡适不应该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去指责吴国桢，更不应该有意向台湾当局及蒋家父子讨好。而李敖则干脆认为，胡适批评吴国桢是受了蒋介石的“秘密指令”：

　　蒋介石整不了吴国桢，无奈之余，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八月三日，胡适给吴国桢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2}

　　我以为，李敖的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推测毕竟是推测，如果李敖不提供更有力的证据，他的推测恐很难服人。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杨金荣所著《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对胡适与吴国桢的“交锋”叙述最为详尽。

　　吴国桢为何辞职赴美，杨金荣援引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的材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吴国桢、蒋经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

　　1952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指控与共产党有过交往而遭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吴国桢认为证据不足，以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身份要求释放王哲甫，结果遭到蒋经国的拒绝。随后，类似这样的非法抓人案在台湾越来越多。吴国桢忍无可忍，就向蒋介石建议：“所有刑事案件，除了那些涉及共产党和间谍活动案，都应交民事法庭审判，而不是交军法审判；即使是军法审判的案件，也应该允许被告有辩护律师。”

　　蒋介石没有采纳吴的建议。

　　不久，基隆市参议会开会选举议长那天，两位议员突然失踪，经过查询才知道两位议员是被特务囚禁在某旅馆内。

　　吴国桢在查明真相后，要求开除两名参与绑架议员的特务，结果遭到蒋经国的抵制。这一回，吴国桢铁了心辞职，他躲到日月潭“休假”，并给蒋介石去了封信，说：“除非接受辞职，否则不会回来。”蒋介石只得应允。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携妻子赴美。

　　关于吴国桢的辞职赴美，吴国桢的说法与江南的说法稍有出入。吴国桢为何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吴国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猖狂。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守台岛，“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应付这样大的开销，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

　　（1）“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额的流弊；

　　（2）严惩走私；

　　（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3}

　　吴国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准备传位于子的蒋介石自然听不进这逆耳忠言。吴国桢说：“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党”。直到此刻，吴国桢才认识到蒋老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吴国桢在《口述回忆》告诉我们，他后来执意赴美，是因为他怀疑蒋介石欲暗中除掉他　　吴国桢初到美国后，谨言慎行，闭口不谈台湾的政治。

　　1953年11月，蒋介石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谣言，吴国桢立即写就一辟谣启事，但台湾各大报刊却拒绝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吴国桢又给台湾国民大会发去一份公开信，指出国民党政治的六大特点：

　　1、一党专政。就目前国民党执政方式而言，则完全未按照孙中山先生遗教而行。不但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国民党的经费，不是来自党员的党费，而是来自政府的负担，即国民的税收。……就党内而言，推行所谓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实系虚伪，所谓集中，才是实质。凡民主政治的实施，最少必须有两大党存在，以便执政党有所警觉，反对党有所作为。

　　2、 军队内有党组织和政治部。国家军队必须国家化，使其不是只忠于一党或一人，造成封建和内乱的势力，此乃天经地义。而“我国”目前的军队，不但有国民党党部的秘密组织，而且有政治部。军队中的升降，不以个人的成绩为依据，而以个人与政治部的关系为依据。且不论制度本身的是非，就部队的士气而论，也受到政治部的摧残。我曾与军方各种人物交谈，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无人不痛恨政治部。有人甚至对我说，一旦打仗，我要先杀政治部的人。

　　3、特务横行。本人继承台政三年有余，无日不在与特务斗争之中。特务擅自拘捕人民，威胁敲诈，苦行拷打，所在皆有。各国的特务机关都是在法律的限制下工作的，“我国”目前的特务机关，完全超越了法律的界限。特务横行的结果是使人民不知法律为何物，人民敢怒不敢言，以此来巩固私人的地位。

　　4、人权无保障。台湾已成为警察“国家”，人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干净。我在任的时候，曾经反复告诫部下，捕人一定要有法律依据，不能无辜捕人。但我知道有许多人被捕是无辜的。我每念及此，都不寒而栗。

　　5、言论不自由。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报纸停刊，记者被逮捕。台湾人民是知之而不敢言之。

　　6、思想控制。所谓反共救国青年团的成立，完全仿效希特勒和共产党青年团。此机构系国民党和“政府”主持的。至今不能声明经费来源。我在任时，他们曾向“省政府”索取，但被我拒绝，以后经费从何而来，本人不知，应当查出。青年团成立以后，动辄要求学校更换老师，并压迫学生，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势必遗害无穷。{4}

　　对于吴国桢的公开信，胡适并未批评，而是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5}

　　胡适这番话可以说是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很理智也很公允。

　　1954年6月，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英文文章《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学者杨金荣对这篇文章作了翻译，其要点如下：

　　1、台湾已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蒋介石已让他的儿子蒋经国做他的继承人且将大部分权力转交给他。

　　蒋经国已完全控制了执政的国民党，完全控制了军队，并力求把它完全变为个人权力的工具。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他快速建立起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共产主义政权模式的权威，他甚至模仿希特勒的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的青年团，而建立起青年反共救国团。

　　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30—40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这样做是失策的，因为，今天的台湾的作战部队坦率地说是没有战斗力的，发动他们去反攻大陆，不仅是一场赌博，而且等于是自我残杀，那样将会永远毁了反攻大陆的希望。

　　2、美国应寻求对台政策的改革。

　　我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决不意味着我有任何破坏其政府的意图，我只是要他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在台湾非常急迫。

　　3、秘密警察。

　　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我们一直有秘密警察在运作。我知道为了防止和清除共产党渗透，我们什么都得做。但我也知道，我们滥用了秘密警察。他们会毫无证据，甚至不让财经委员会知道，逮捕受雇于财政厅的员工，他们甚至未确认清楚每次拘捕的人是否有误。他们会进入某一办公室，手持转轮手枪，对桌子后面受惊吓的人说：“你是王某吗？”说完拖起人就走。我曾释放过这样的囚犯。到1950年底，我甚至从蒋介石那儿得到命令，逮捕民众只要民警许可就行了。

　　4、韩战之后台湾气候的变化。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介入了韩战，气候开始发生变化。直到那时，蒋介石的目标一直是得到美元和得到美国安全的保证。我很悲哀，现在才感觉到我只是被当作幌子，我民主化的措施纯粹是诱饵。当蒋介石相信，战争状态下，美国不会抛弃他，他越来越听蒋经国的话，惟一的目的就是让他或他们永远掌权。

　　最早的麻烦信号出现于台湾中部选举前夕。我的民政厅厅长为选举总监票人，他是独立的台湾人，与国民党没有联系，选区两个主要城市的领先候选人，也是独立的台湾籍人士。看来好像国民党籍候选人将要失利，国民党因此吁请蒋介石干预。他于是给我一则秘密手谕，令我解除我的民政厅厅长之职，强制独立的台湾候选人退出竞选。在他没有废除这道命令之前，我被迫向蒋介石提交辞呈。

　　那时，这一事件为自由选举扫除了障碍。但从那时开始，国民党完善了它的操纵机器，运用秘密警察作为执行工具。我得承认，后来西海岸的选举远不能算自由选举。

　　5、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

　　独裁者致力于建立秘密警察和控制军队，操纵选举和破坏司法程序，这些还刚刚开始。今天，控制青年人思想与心灵、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计划正在实施中。

　　蒋经国组建了青年救国团后，下令所有的机关团体负责人、大中学校的教授和老师成为青年救国团的教官。所有学生加入青年救国团，蒋经国下令调整教学人员和教学规则。不再有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变成无稽之谈。可能有一例外，就是胡适博士主办的双周刊《自由中国》杂志。胡适是特别卓越的哲学家、外交家，享有国际声誉，即便是他，去年访问台湾时，也有不愉快的经历。惹怒或冒犯台湾当局者的报纸被迫暂停出版，记者和撰稿人经常被打入牢房。台湾的报纸现在只为国民党的政党路线服务。{6}

　　吴国桢的这篇文章让胡适大为光火，他立即致信吴国桢，对其进行言辞极为激烈的批评：

　　我很惊异于你所作的许多项存心说诳，用来欺骗美国的民众！并且用来污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而它的每件错误劣行，你都不能逃避一份道义责任，正因为在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

　　胡适说自己曾看见至少269件保安司令部的判决书上有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表明吴国桢是有实权的，所谓他根本无权，以及蒋家父子的干预，完全是谎话。对胡适的言论，吴国桢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他写信告诉胡适，他担任保安司令是有名而无其实，关于这一点，蒋介石、蒋经国、陈诚、彭孟辑、王世杰都心知肚明，他让胡适去找王世杰谈谈即可弄清真相。

　　关于保安司令部的判决书上有吴国桢的签名，学者殷海光的解释如下：“保安司令部的一些案件的确有他的签名，但是那些案件很多都是经过他的不断要求，才要到手里批准的，另外还有很多案件他都没有签名，胡应该要求看保安司令的全部档案，那样就可发现多少百分比案件没有交到他的手里。”{7}

　　对于吴国桢和殷海光的以上回应，胡适哑口无言，事实上是理屈词穷，等于认输。

　　吴国桢说台湾是“警察国家”，“蒋经国组建了青年救国团后，下令所有的机关团体负责人、大中学校的教授和老师成为青年救国团的教官”“他甚至模仿希特勒的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的青年团，而建立起青年反共救国团”，胡适对吴国桢的这一说法未作正面批评，而是抠吴国桢的字眼，说，希特勒不会如此愚蠢，下令“所有”的教授和老师成为“青年救国团的教官”，要求“所有”的青年加入“青年反共救国团”。吴国桢的用词确有不妥之处，但胡适这样在小细节上大做文章，完全是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它。不能令人信服。

　　胡适批评吴国桢“污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学者殷海光不同意胡适的看法。殷海光认为，吴国桢批评的是蒋家父子，而蒋家父子既不能代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不能代表我们“自己的政府”。殷海光认为，胡适只根据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资料，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前提下批评吴国桢，是很不妥的。尤其令殷海光不满的是，胡适把攻击吴国桢的信复印了一份寄给蒋经国，殷海光认为，胡适此举完全是在讨好蒋家父子，因而有失自由主义大师的身份。

　　吴国桢说，蒋家父子“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胡适不同意这一说法，他特意用英语撰写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来批驳吴国桢，胡适此文发表于1954年8月16日出版的《新领袖》杂志上。

　　吴国桢认为，蒋经国独揽大权，骄横跋扈，动辄以蒋氏政权的继承人身份自居。而胡适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蒋经国辩护：

　　我认识蒋经国多年，他很勤勉，诚实礼貌，爱国和坚决反共。他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多年在苏联的缘故。和他父亲一样，他廉洁。他诚实地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如同他们对待反共人士那样残酷无情。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在政界，他在政府中没有一席之地，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他确切的位置是他父亲忠实的听差；在军界，他不受欢迎，而且也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8}

　　胡适这番对蒋经国的吹捧迹近肉麻，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成为蒋总统的继承人和继承者”，“绝对没有宪法或组织上的渠道能成为他父亲的继承人和继任者”，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但事情的发展却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也对他形成了绝妙的讽刺，因为，后来的结果表明，吴国桢说的对，蒋经国顺利地接了蒋介石的班，当上了蒋家王朝的“当家人”。胡适这番话不仅没能驳倒吴国桢，反而成了他自取其辱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吴国桢说台湾没有出版自由，胡适也不同意，他在《台湾有多么自由》中说：“吴博士可能会反驳，说《自由中国》杂志的自由总是个例外，首先我想说，《自由中国》杂志不是例外，这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所有具有道德勇气讲话的人都可享有的。最好的例子是，5月选举前后，许多独立的报纸发表了无数/批评文章；其次我想说，胡博士主办的刊物如何且为什么在‘警察国家’所享有的出版自由，对吴博士来说是个‘例外’？《自由中国》杂志当然不享有例外的自由。很明显，1951年6月，无论是‘民主的’吴博士、台湾省主席和台湾保安部队总司令，都不能保护这本杂志。如果‘胡适主办的双周刊’享有任何例外的自由，也是奋斗五年才赢得的。”{9}

　　胡适这篇发表于1954年的文章，仍坚称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享有奋斗五年赢得的自由，而实际的情形是，从1951年6月开始，《自由中国》就因为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陷入困境。倘若不是时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总司令吴国桢的鼎力相助，1952年，《自由中国》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1952年夏，《自由中国》刊登过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接露台湾政府机关或机关人员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文章刊出后，台湾军政当局下达了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因被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扣押，未能执行。当时，胡适对这篇社论表示了百分之一百赞成，并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表示抗议，认为“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10}

　　你看，两年前的胡适抗议台湾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认为那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而两年后的他又说台湾是多么自由，如果这不是因为太健忘，那只能是“存心说诳”。

　　1953年，雷震和《自由中国》更是麻烦不断。蒋介石看到《自由中国》半月刊第七卷第九期上《再期望于国民党者》、《监察院之将来（一）》两文，大怒，下令免去雷震的“国策顾问”。3月25日，雷震致信胡适，说当局打压党内自由派人士早有迹象。1954年，对《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来说更是多事之秋，他被注销了党籍，同时被免去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之职。雷震认为，此时的台湾社会已进入了一个“白色恐怖时期”。

　　你看，台湾都进入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期”，而胡适却在美国唱高调，说“台湾是多么自由”，这不是“说诳”又是什么？难怪雷震在看了胡适的《台湾有多么自由》，很惊诧，他致信胡适，反问胡适：“先生说《自由中国》之有言论自由是它五年争得来的，不料我个人的自由则因是而一天比一天缩减，竟至变成囚犯。这是更多的民主与更多的自由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胡适和吴国桢的一番唇枪舌剑，胡适完全处于下风。理由有四点。

　　1、胡适对吴国桢的态度前后矛盾——先赞成后反对。当吴国桢给“国民大会”发去一份公开信，批评国民党政府时，胡适并未指责吴国桢，反而说，吴的话值得考虑；而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文章《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胡适却大为光火。

　　《吴国桢口述回忆》还说了这样一件事：

　　他（指胡适——笔者注）问我，当我在那里时，台湾政治犯的人数是多少，我说我计算是1万到1.2万人。然后他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10万人。”我叫道：“真的吗？”他说：“是的，你的数字也许不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遭监禁的军事人员。”我承认这有可能。后来当胡适博士在《新领袖》上撰文（指前面所提的《台湾有多么自由》——笔者注），为蒋介石辩护并指责我说谎时，我先是给他写了一封信，重复我们间的谈话，要求他回答。他没有答复，后来我被迫公开那封信，信或许被某些美国报刊选登了。{11}

　　胡适不敢公开正面回应吴国桢的反击，已经说明了他心虚，底气不足。

　　2、曾经追随胡适的几位重要人物，殷海光，雷震，李敖均站在吴国桢这边，认为胡适对吴国桢的批评没有道理。考虑到这几位人士与胡适的亲密关系，他们不约而同在关键时刻选择“临阵倒戈”，恐怕不是偶然的。

　　3、胡适对吴国桢的批评未作正面反驳，只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大做文章，他对吴国桢的批评明显缺少证据。

　　4、胡适关于蒋经国的预言已经完全被实践推翻，而吴国桢关于蒋经国的论断则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其实，对台湾政治的黑暗，对蒋家父子的专制，胡适比谁都清楚。他自己就曾当着蒋介石的面批评台湾的不自由。他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辑；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那么，所谓言论自由，也就“尽在不言中”了。{12}

　　奇怪的是，胡适自己对台湾当局啧有烦言，却不允许吴国桢对蒋家父子出言不逊，原因何在呢？

　　1949年12月6日，李宗仁弃职赴美，在美养病期间，他对蒋介石的独裁暴政大加抨击，胡适闻言赶忙到医院看望李宗仁，苦口婆心劝李宗仁“家丑不可外扬”，他谆谆告诫李宗仁，在美国说话要谨慎，他说：“若有什么批评政府的话，也应回到台湾去说，不应在国外批评自己的政府，贻笑外人。”

　　原来如此。原来胡适是个要面子的人，他不仅顾及自己的形象，也要给台湾当局给蒋家父子保全面子。所以，在他看来，批评台湾政治，可以，但要分场合讲分寸，也就是要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当吴国桢给“国民大会”发去一份公开信，批评国民党“政府”时，胡适并未指责吴国桢，反而说，吴的话值得考虑；而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文章《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胡适却大为光火。其实，吴国桢的这两篇文章，内容上有诸多相同之处，而胡适能容忍前者，是因为吴国桢的公开信的读者对象是台湾人；而《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的读者对象是美国人，所以同样的批评，前者（公开信）就成了可以考虑的意见，后者（《你们在帮助台湾建成一个警察国家》）在胡适的眼里却成了对国家的污蔑和诋毁，就成了“说诳”。难怪胡适特别提醒吴国桢，“你要知道不在台湾的中国人还有一千多万”，也就是说，让台湾人知道台湾政治黑暗就够了，何必要让台湾以外的“一千多万”的中国人知道台湾的底细呢？

　　胡适想给台湾当局、蒋家父子保全面子，或许有他的苦衷；而吴国桢不想给蒋家父子留面子，想实话实说，当然也有他的理由。胡适不同意吴国桢的做法，劝阻不成就恼羞成怒骂对方说谎，恐怕就没有道理了吧。

　　杨金荣在《角色与命运》一书中引用了毛子水的一段话：“先生（指胡适——笔者注）主张人类有争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但先生爱好和平与秩序，又不下于自由。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先生为顾全和平与秩序，有时甚至于主张勉强容忍而放弃个人自由。这可以说是人类所能表现的至高的德操。”

　　对毛子水这段话，杨金荣的评述如下：“胡适与吴国桢的交锋，不仅仅是表面上在为蒋介石政权和台湾的国际形象辩护，而且他不顾台湾岛内人民自由的实际，‘放弃个人自由’，也是为了顾全毛子水先生说的某种‘和平与秩序’，这是解读胡适晚年自由主义所不能忽视的。”

　　即使我同意杨金荣的看法：胡适是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为了顾全台湾的“和平与秩序”——而批评吴国桢的，我也不能认同胡适的做法：为了表现一下“人类所能表现的至高的德操”而指责一个诚实的人在说谎。胡适曾谆谆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句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而他指责吴国桢说谎恐怕连一分证据也没有。

　　胡适非常欣赏明代思想家吕坤所说的“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句话，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吴国桢“说诳”予以辩冤白谤。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