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事件”始末-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亚洲的迷梦。战争开打后，美国随即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的协防，使惊魂未定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得以暂时安稳。其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恢复正常，美国不仅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府当局，军援、经援亦源源不断而来。

    而国民党政府当局，为博得美国的好感与支持，在人事安排上，大量起用有留美背景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人，武的为孙立人将军，时担任陆军总司令；文的为吴国桢，继陈诚后，担任“台湾省主席”。然而可悲的是，孙、吴二人与蒋介石合作，却都没有善终。孙立人遭“兵变”牵连后软禁终身，直到垂垂老矣的晚年才获平反；吴国桢与蒋氏父子交恶后，远走美国客死异乡，未能再回台湾。

    基本上，孙、吴二人的下场，不是表面上个人权力斗争的关系，而是国民党政府在台站稳脚跟后，于强人威权体制下，不容自由主义，而欲压抑扼杀的结果。这当中，尤以20世纪50年代初的“吴国桢事件”最具代表性；此事件亦充分说明，在那专制独裁恐共的年代，一位典型自由主义者从政的悲剧。

    青年得志，官运亨通

    吴国桢(1903-1984年)，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民国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与张道藩同学。1917年考进北京清华学校，与罗隆基同级。毕业后，于1921年直接赴美留学。1924年，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返国，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1927年，吴进外交部工作，正式踏入政坛，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1931年，吴国桢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来年担任蒋委员长侍从室秘书，虽然官位不高但权重，因为挤入最高权力核心，深为蒋氏夫妇所倚重。吴由于留美背景，颇获宋美龄青睐，被归为所谓的“夫人派”，屡获拔擢，1932年底，吴以未满而立之年，即被派任为汉口市市长，青云得志，意气飞扬。

    抗战军兴，汉口陷落，吴率部分市民西迁恩施，1939年底继贺国光为重庆市长。1941年，重庆遭日机轰炸，发生“校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伤亡惨重。蒋极为震怒，下令严惩相关官员，吴为负起责任，于1942年免去重庆市长职务。翌年，吴转进外交部服务，担任政务次长，在部长宋子文出国时，曾主持部务。

    抗战胜利后，吴进入党务系统服务，于1945年，接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6年，吴继钱大钧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上任伊始，以控制预算、处理黑市为主要施政重点。1947年，吴在上海逮捕共产党员，并搜查“民盟”上海支部，对共产党采取强硬手段，颇得蒋介石信任。

    1948年元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拟全体入京请愿，交大、复旦等大学学生前往相送，吴以市长身份出面调解，但仍引起学生和警察冲突，吴遭学生殴打，学生亦多人被捕。吴因对共产党之强烈措施，后被中国共产党列为“头等战犯”之一，然也因其坚定的反共立场，更得蒋赏识。

    1949年，上海已岌岌可危，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沪，力劝吴撑持危局，不要轻言辞职。是年4月，吴卒以病由获准，辞上海市长职，5月，上海解放。7月，吴随蒋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ElpidioQ uirino)邀，参加“碧瑶会议”，会后与蒋介石抵台。

    吴国桢的民主政治与蒋氏父子的威权体制之间的冲突

    1949年底，陈诚辞台湾省政府主席职，蒋派吴继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此刻可说是吴一生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其受蒋之倚重也是于此为最。

    吴国桢就任省主席始，即提出四大施政方针：(1)、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2)、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3)、推行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4)、实施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大量起用台籍人士。由这几项施政方针看来，吴在台是颇思有所作为，以戮力台湾省政。

    基本上，吴之施政方针，是项艰巨的政治工程，既要兼顾反共的军事需求，又要忠于自己民主法治的信念；要以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为百姓谋福祉，当然，也不忘地方自治的重要。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吴国桢慧眼独具，在“2·28事件”后，为抚平台籍同胞不满的情绪，在政治资源上，主张多重用台籍人士。所以在吴国桢的省府中，诸多台籍菁英，如蒋渭川、徐庆锺、游弥坚、杜聪明、李连春、杨肇嘉等，均为吴所提拔重用。

    平心而论，吴是有心要做好省政工作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下，“军事第一、反共至上”的环境背景，使吴向往于西方民主政治之政风，根本无从落实实现，而与蒋氏父子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导致吴和蒋氏父子摩擦的导火线，在1950年，台湾举行第2次县市长及县市议会选举中，初现端倪。吴国桢就任伊始，即希望“积极实行县、市长民选，还政于民”，以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如今这个理想终于有实现的机会，故他对于这次的选举，抱持很高的期待。

    为此，吴还在事前启动一个培训计划，即在台北成立一所培训学校，轮番培训从各区选出的民众代表，每次培训3天，在3天内要教会这些代表，对民主政治的理念与游戏规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而，吴国桢的天真之举，却引起蒋氏父子疑虑，以为他要培植自己的势力。

    吴国桢晚年回忆道：“现在想来，我开始明白，也许正是这个培训计划，是蒋介石与我，最后决裂的主要原因，他或许认为，我是在谋求自己的组织与权力，而那确实，远非我的本意。”无论如何，此事引起蒋之不快，应是不争之事实。

    另外，吴国桢对于蒋经国掌控的情治系统，与救国团组织的恣意横行，是相当不满的。他曾苦口婆心向蒋进言，国民党党费，宜由党员缴纳，不可用国家经费。且鼓励蒋容许反对党的成立，才能奠定两党互相竞争制衡的民主制度。可以想见，吴的民主政治与蒋的威权体制，根本是扞格不入的。故在台湾局势稍安后，蒋无须再刻意讨好美国，对自由主义分子开始疏离。于此前提下，吴与蒋之关系日益紧张，也就不难想见，吴为此亦不安于位，屡向蒋请辞，然皆未获准。

    因选举事件，蒋经国的情治系统，胆大妄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到处乱抓人，完全无视身为“保安总司令”吴国桢的职权，而“副司令”彭孟缉则阳奉阴违，一切以蒋经国唯命是从，也根本不把吴放在眼里。在“基隆市议员绑架事件”后，吴与蒋经国彻底摊牌，吴对蒋的特务人员之无法无天，连民意代表也敢绑架、威胁恫吓，已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因此，他再一次，向蒋介石递出辞呈。(

    蒋退回了吴国桢的辞呈，但准假一个月休养。在日月潭休养期间，一场未遂的车祸，使吴国桢误以为蒋氏父子欲对其不利，台湾已是凶险之地。通过宋美龄，吴以养病及接受母校普林斯顿大学赠与荣誉博士学位为由，于1953年5月24日离台赴美，从此客寓美国。

    吴国桢的悲剧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1954年2月，积怨未消的吴国桢，趁台湾召开第1届第2次国民大会，欲改选第2任正、副“总统”之际，上书“国民大会”和致函蒋介石与胡适。

    在上“国民大会书”中，吴国桢痛陈台湾国府当局专制之弊，并举出六大弊端，分别为：(1)、一党专政。(2)、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3)、特务横行。(4)、人权无保障。(5)、言论之不自由。(6)、思想控制。

    为此，吴国桢提出六点建议：(1)、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即反对把国库当党库)。(2)、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3)、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即限制之)。(4)、公开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5)、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能自由。(6)、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

    吴国桢的公开信函，严重影响国民党政府形象，在台湾引起强烈的反弹，朝野咸认为其“叛国”，群起而攻之。连台大教授毛子水等，亦签名“抗议书”予以反击，双方隔洋大战好不热闹。最后，在胡适的斡旋，及台北方面特派吴的旧识刘文岛前去美国劝吴下，这场隔空交火的论战，才暂时偃旗息鼓。

    台湾方面，虽停止了对吴的攻击，但吴国桢仍积愤难消。1954年6月，吴在美国《Look》(展望)杂志，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旨在给美国人看的《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的文章。极尽能事地批评台湾，在蒋氏父子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利用美国人的钱，建立一个毫无人权保障的警察国家。此文一出，除给国民党政府极大难堪外，也引起同在美国的胡适之反弹。胡适除发信给吴痛加谴责外，也针对吴文的内容逐一批驳。胡适甚至动气地骂“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C om m onSense)，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M oral Sense)。”

    其实胡适不满吴国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外国人面前，骂自己政府总不得体；二为即便国民党犯了那么多错，你吴国桢在国民党，担任高官多年，难道没有责任吗？为何当时不进言规劝呢？如今在外国骂政府，岂不丢人现眼。

    胡适在晚年有一条很自律的原则，即人在国外“决不会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的名誉的言论”，胡适把它称为“这是我们在国内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的一条戒约”。

    “吴国桢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地的华人报纸，这样比较胡、吴，说胡适在美国，从不批判自己的政府，唯有等到回国时，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吴国桢则完全相反。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风骨，于此可见高下。

    基本上，在现代中国政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从政之路，是非常艰辛的。在威权体制下，要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他要违背自己的良知信仰，而屈从于统治当局；若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或信念，就不得不与当局抗争冲撞，而其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不是入狱，就是远走他乡；不是委屈妥协，即为缄默不语。雷震、李敖的入狱；殷海光的停职、吴国桢的客居异国、胡适晚年非常无奈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沉痛之语。这些斑斑事迹，不外乎在陈述一个事实，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道路上的两难处境，理想与现实难以兼顾的悲剧。

    吴国桢，以自己的从政之路，见证了这一点。且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国府又发生“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遭免职案，时蒋为拉拢吴，曾嘱人赴美力邀吴回国任该职，但吴以“政府年来措施，并不与桢之一贯主张相同”而婉拒。吴的一贯信念为何？约而言之，即自由主义与民主自由的信念。吴不讳言，其与蒋介石的冲突，主要来自他与蒋经国的不和，因为他反对蒋经国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

    然蒋介石在失去大陆后，对权力的掌控更加的严厉与专制独裁。当吴认为台湾已是“一人控党，一党控政，以政治控制军队，以特务控制人民”时，吴国桢身上自由主义的因子，已不容其继续在蒋政权下工作。故其辞职远走美国，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强人政治下从政的必然悲剧宿命。

    反观胡适，则比吴国桢聪明，除抗战期间，曾短暂地任“驻美大使”外，他始终保持自由之身，尽量不涉足政治；也因此，他还多少拥有其“独来独往的自由”。不仅如此，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时，他是置国家于自由民主之上的，在国家依存的框架内，缓慢推动民主自由，这是胡适晚年的基本态度。为此，他曾在“雷案”爆发后，发表《容忍比自由重要》的文章，而被批为立场软弱；“吴国桢事件”时，他又发表《台湾是多么自由》一文，为国民党政府说话。

    我们承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其晚年心态是保守的；也因此，其暮年的若干举措常遭非议。但其实这是胡适老成谋国的苦心，毕竟“覆巢之下无完卵”，国家没了，一切信仰的自由主义又有何用。换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另一悲剧？而胡适晚年悲凉的心境，实是此悲剧的最佳写照。

    ◎陈正茂，北台湾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著有《新编台湾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