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面向21世纪高等本科教育观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李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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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面向21世纪高等本科教育观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作者:李曼丽  主题类号:G4高等教育 【 文献号 】1-874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81~87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再论面向21世纪高等本科教育观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 作 者 】李曼丽
【作者简介】李曼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讲师、博士 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本研究将尝试性地从教育哲学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等视角探究通专结合的合理性。本文的分析框架是:首先,根据教育哲学中关于教育目的、内容及培养模式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二因素的基本原理,将分别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两方面对其必然性进行哲学分析;其次,本文还将从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及要求,进一步说明“通专结合”在未来社会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给出本研究简短结论。
【关 键 词】通识教育/专业教育/通专结合/合理性
【 正 文 】
关于通识教育(注:“通识教育”的界定,请参阅拙文《关于通识教育内涵的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 )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问题,笔者已就通专结合的合理性作了说明(注:作者曾经就这一观点撰文发表,请参阅《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2 期《面向新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选择: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一文。),但该文只论证了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在未来长远社会发展中是否合理尚不能得出结论。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或否定回答,都会直接影响高校一线教师和管理人员进一步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注:“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术语,但作者认为:第一,“文化素质教育”所体现的关于高等教育目的和内容的思想基本等同于国际学术界长期讨论的“general education”;第二, “通识教育”作为“general education”的中文译文, 能够更确切的表达出它的含义。因此,作者在认同“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内涵外延基本相同的前提下,更倾向于后者。)的信心和责任感,进而从整体上影响高等教育相关改革工作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问题再次给予深层次的学理探讨。
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出素养全面、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影响人身心发展”的过程(注: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34页。)。对高等教育实行通专结合的合理性判据之一应该看它对人的身心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即是与教育的最终目的、与人的发展的最高理想“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一致的,还是相违背的。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中单纯强调专业教育(高等教育专业化)或者过分夸大通识教育的作用都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
第一、高等教育专业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这种片面性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片面性,而是一种“新片面发展”。
何谓传统意义上的片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直接取决于分工,真实的分工是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时候开始的,例如,原始社会早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差不多从事同一种活动,因此个人的发展显得比较全面,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脑体分工,给个人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片面发展由此产生。随着分工的一步步发展,生产过程中的精神能力和智力因素更一步步的分离出去,人的片面发展愈来愈严重,以至在大工业生产中达到极点,人变成机器的一个活零件,完全没有任何智力因素了。根据以上分析,马克思的“片面发展”主要指“智力体力的片面发展”。高等教育专业化所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却有所不同。19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分工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大学也据此在教育和学术研究上进行了一定的分工,即设立了相应的专业。随着行业专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专业划分逐渐壁垒分明,划分的口径也越来越细,到现代已发展到愈演愈烈的程度,例如:1984年中国高等学校工科本科专业目录,在工科专业类别中有地质、矿业、冶金等21个种类。每个种类下面又分设若干专业,单机械类就有28个专业,这28种专业分别相对于一种行业甚至一种产品设置的,如化工机械、冶金机械、纺织机械、食品机械、热加工工艺设备、制冷设备、真空技术及设备等等。由于专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应该承认高等教育内部进行一定的分工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然而,过细的分工将产生负面效应。我们发现,过分专业化的教育使得学生的素质不可避免地被束缚在某一狭窄的知识或技术领域内,造成他们:
1.知识专业化。即他的知识只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在处理各种现实的复杂问题时经常地为对相关学科知识的无知所困扰。当然某一学科或专业的人应该按照一定的学术传统培养其接班人,使之具备把研究做得足够深入的专业知识基础,但不能以把他变成这一领域内的匠才为代价,不能以使之丧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高级”人才所应具备的、在知识更新和拓展上的适应性为代价。
2.能力上,形成相应于其专业特点的片面的思维定势。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经过前人的努力而形成的学术规范、专业文化,学生在分享专业理论、方法论、技术同时,也造成了相应于专业特点的不同的思维定势。一般来讲,人文学科的专业的学生,长于形象思维而不善于进行逻辑思维;理科专业的学生,不轻易给出关于某一问题的结论,希望对问题的判断建立在一定的分析、论证基础之上等等;工科专业的学生,长于动手而怠于发散性思维。应该说,人的天赋才能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人具有多方面的能力,而专业化的训练方式和教学过程,造成人的天赋能力的彼此分离,使人的某一方面能力片面发展,而其他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略,或者退化。
3.情趣“专业化”。情趣“专业化”指专业的特点内化于人的个性、情感、爱好等方面,使人的个性、情感、爱好单一化。情趣“专业化”首先表现为各专门家把专业的学习和工作当作生活的全部内容,人生的其他喜、怒、哀、乐又无不打上专业的烙印。因此他就不能作为一个开放的个体与更多的专业以外的人、专业以外的生活领域进行有效的交流。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具有丰富高雅的情趣,否则个性、情感、爱好上的单一又将抑制人的活力和创造性的发挥。
由于以上缺陷,专业化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被称为“专业化了的人”,也有人称之为为“单向度的人”,“经济动物”或“科技动物”。我们认为,无论称呼如何,本质的缺陷是相同的,即作为人的发展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又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由于体脑分工而造成的体力或脑力片面发展,而是一种新型的“片面发展”,它是由于人的素质要素中的某种更微细的部分被过分强化、而更多的其他部分被忽视而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它不是由物质生产领域的体脑分工掘成的片面性,而是由精神生产领域的分工导致的。因此,我们称之为人的“新片面发展”。
关于精神生产领域的分工也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问题,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当年著作中虽未展开论述,但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们曾经指出,人终身从事脑力劳动中的一种专业,人也会成为“分工的奴隶”,“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去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2页。)。可以肯定地说, 人的发展的这种片面性在当时远没有现在这么突出(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因此并未引起革命导师的特别关注。当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总量的剧增,精神生产领域的分工也变得越来越细,它的负面影响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这一问题时大大加剧,在我们看来已成为高等教育中不容小觑的问题,而人的发展“新”片面性的消除不能没有通识教育。
第二、单纯强调通识教育而排斥专业教育,将使得所培养的人很难在现代社会中享有满意的工作和生活。过分专业化的教育虽有弊端,但是专业化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必然规律,这是不可以也不能够否认的事实,任何夸大通识教育有用性而贬抑专业教育地位的思想和做法都无疑是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的。因此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具有基本的文化、道德、情感、体力素质的前提下,同时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特长,否则将无法独立、自足地立足于社会,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发展。
可见,单纯注重专业教育或单纯注重通识教育而排斥专业教育都会给人的发展带来不足,人作为“人”的丰富性、巨大的潜力和全面性无从展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通专结合才最有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教育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它蕴含着不可动摇的合理性依据。
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有利于发挥大学的主体性,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今天,社会正处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现代中外哲学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哲学派别林立,法兰克福学派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派。法兰克福学派自30年代始自诩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著作为基础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发展了一些关于当代社会发展及历史根源的共同观点。然而,认真地研究、剖析这些哲学观点后,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对马克思基本观点的歪曲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尽管如此,社会批判理论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当代社会的独到见解,广为学术界接受观点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两点:第一,对现代化过程中目的—工具理性(包括对科学技术)的批判;第二,“交往合理性”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该分析框架也印证了高等教育实行通专结合的合理性。
第一、“专业化”的高等教育以目的合理性作为其合理性依据,不可避免地使大学丧失了其作为社会批评与分析工具的特殊职能,从而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依据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目的—合理性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是被目的—工具合理性“殖民地化”了的世界。高等教育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无疑是以目的合理性作为其合理性依据的。高等教育的“殖民地化”在我们看来,导致了注重实用性专业教育、忽视自由学科的大学文化贫困现象。
根据布鲁贝克的研究(注:王承绪译,《高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7页。),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识论哲学,另一种则是政治论哲学。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作为追求知识的目的,认为人们力求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就象为了满足好奇而去做一件事一样,是不受价值影响的。强调政治论哲学则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当高等学府遵循政治论哲学的时候,其实它受支配于目的合理性逻辑。因此,当它遇到如何确定行为目标的、带有政治性的争论时,大学作为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理想虽然没有被完全放弃,然而已经不那么强烈了,社会的需要是首要的、最终的标准,高等教育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大学的组织和职能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大学作为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它所考虑的是如何用适当的技术(工具)满足社会需要,而较少考虑如何怀着一种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做正确的、应该做的事;大学重视与国家、社会发展具有更直接的关系的工程技术或其他应用性学科,而忽视人文学科和其他实用性不强的社会科学。由于缺乏反思能力,它倾向于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作为社会批评与分析工具的特殊职能。
一般来讲,一个关注社会觉悟和科学智慧的社会,大学于其中一定承担着社会批评和分析的特殊职能。它能使社会始终具有自我批评的意识,从而对其遗产、成就和新发现不断进行检查和评鉴。大学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获得知识、从事创造以及进行判断的能力,这对于不断改善社会制度、以及为文化注入创造活力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的社会批评和导向作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如果大学不能作为真正的、独立而不受影响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不能作为对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工具,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势必会被大大削弱。而大学的这一功能必须根植于通识教育所奠定的文化基础。
第二、“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在目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指导下,致使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被束缚,从而使社会发展丧失了宝贵的资源和活力。
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在教育目的上,把受教育者当作“工具人”来培养,教育者——教师也只是实现这个工具目的的手段之一;在教育内容上,着眼于某种特定的专门领域的“语言和规范”传授,使学生成为自由选择能力缺乏、判断力丧失的工匠,对过分专门化的崇拜导致社会成员的主体性丧失或异化,如马里坦所说的:这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渐进的动物化,因为动物毕竟是一大专家,蚂蚁或蜜蜂就是证明。不管是蚂蚁还是蜜蜂,他们的活动和本能是为了圆满地完成某项单一的任务……我们的教育可能正在危险地靠近这一情境,在一个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里训练专家,使得他们很难对任何超越自己专业东西作出明智判断,给整个社会造成“无智激增”。“无智激增”的社会,一方面专业主义、科技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导致社会系统产生各种分裂、隔膜;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对解决公共问题缺乏兴趣,“社会失范”问题增多。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这对社会发展是危险的。他提出理想社会的建立,要求人类的旨趣转向“交往行为”,也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开放的“对话”气氛,在对话中取得相互理解,这种对话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哈贝马斯还指出,这种“对话”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能的,由于人的交往资质的普遍下降,被曲解的对话比真正的对话更见平常。
众所周知,社会的繁荣和人民各项福利事业的发展最终决定于全体社会成员为此而做出的决策。而适宜的教育是其能否做出睿智决策的根本所在。公民参与社会、做出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明智决策的过程,其实是体现人的“交往理性”的过程。公民只有在具备有效地读、写、说的能力和广博的知识或见解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时才有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如果一个个体不能听懂他人所言,又无法清楚表达自己,“交往行动”的实现无从谈起,这不仅使其个人发展受到阻碍,而且也影响其社会贡献。广博的知识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关注,一个不顾这方面教育的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自由的天敌蕴于无知、胆怯与偏见之中。通识教育还主张所有学生作为社会的人,都应掌握应有的共同基础,而且鼓励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中的一分子,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事实上,广义而言,若用哈贝马斯的框架解释,通识教育就是一种关注人类的交往资质培养的教育行为。
因此,为了社会持续的健康发展,从高等教育角度来讲,只有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才是最适当的选择。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前述从哲学层次上回答了通识教育与专业结合的合理性问题,在未来知识经济社会该观念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综观未来学者的研究结论(注:参见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纽约,1982年第290页;热拉尔·博诺(Gerald Bonnot):《世界的七大方向》,载《新观察家》杂志“未来”特刊, 1983 年第2228期。),我们认为以下几种趋势将会对高等教育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1.未来知识体系中know—who类知识对经济活动将起重要作用; 2.终身教育成为知识经济成功之本;3.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中将起更关键的作用。那么,未来社会是否还需要在高等教育中实行通专结合呢?
第一、未来知识体系中know—who 类知识对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要求人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要能突破专业限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年首次明确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揭示出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专家估计,人类社会大约在2030年前后将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注:吴季松:《知识经济》,北京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2~33页。)。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知识作为蕴含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重要成分,在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知识,此前的各种分类一般包括: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的知识, 和知道怎样做(know—how)的知识。而经合组织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一类“谁知道”(know—who)的知识, 并指出该类知识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know—who类知识不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知识, 而是关于“谁正在做某些事”、“谁会做某些事”、“谁知道谁会做”等这一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它包含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即不同企业、科研单位、甚至个人在掌握有关know—who知识之后, 有可能接触有关专家并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知识。由于未来社会中,不同企业间和专家之间的高度分工而形成的技能的广泛分散,此类知识对于知识的扩散和应用、对于迅速有效地把知识纳入到社会生产领域具有重大意义。这类知识对现代管理者和企业而言,可以使他们对知识的加速变化作出积极响应。对于个人来说,掌握know—who,可以拓宽一个人胜任工作的范围。
另外,know—who 类知识在知识经济创新体系中作用亦非同小可。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传统的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按此观点,创新伴随新的科学研究的开始,接着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进入市场,并伴随着新的产品、工艺和服务的成功销售而终止。现在认为,创新的思维有多种来源,包括新的制造能力和对市场需求的认识。知识经济中的创新以多种形态出现,包括已有产品的增值改进;技术应用于新的市场;利用新技术服务于一个已存在的市场,并且其过程并不完全是线性的。创新需要不同行为者(包括企业、实验室、科学机构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大量交流,以及在科学、工程、产品开发、生产和市场销售之间进行反馈。创新体系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构成的。如果人们不具备know—who 类知识,那么他在知识经济社会创新机制中,辨别和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同时业将极大地影响其组织管理水平和有效地交流沟通能力,进而使自己在竞争中不占优势。应该看到,这一点是和前述的交往合理性理论是相通的。
know—who类知识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性说明, 仅仅掌握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主动打破自己专业领域的限制,开阔视野,关注其他领域的进展情况,关注别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工作的进展情况,这对于提高个人学习效率和工作效率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高等教育应充分关注这一变化,改变把学生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的作法,自觉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以更开放的姿态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第二、知识经济成功之本的终身教育趋势要求加强通识教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转变。在农业时代,竞争的优势来自土地、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人们梦想占有土地;在工业时代,竞争的优势决定于资本、工程技术和劳动力,人们希望拥有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优势源自知识、创新和持续学习,掌握最新的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经合组织国家近十年来的实践也表明,终身教育已成为知识时代的发展趋势。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经费平均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方面投入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估计高达2.5%。 如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每年用于职工的培训开支超过10亿美元;通用电器公司每年投入的3—4亿美元用于职工通过该公司的培训计划;日本丰田公司所属各厂 4.6万工人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公司非常重视岗位培训(注:数据来源:《参考消息》,1998年6月30日。)。
总的看来,在社会实践中“边学边干”已经成为知识经济中学习与就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大学如果把学生在校学习的四年时间全部用于学习很快面临过时的、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为了使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大学教育就必须保证学生在大学期间受到良好的通识教育,从而使大学生具备进一步学习的广泛的基本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忠诚、合作、开放、敬业的品质。而这些并非专业教育所能完全给予学生的,因此通专结合在未来社会仍是高等教育所必须的。
第三、高科技在未来社会更广泛的发展和应用要求人的高情感的培养。在现代社会,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在未来社会,技术的发展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需要,有其合理的一面。科学技术给人类的最直接的效用在于它的功利性。但是科学对人类是福祉与祸害同在,正面和负面效果共存。如何发挥其正面作用,抑制其负面影响是科学工作必需注意的事。有时科学的应用后果并不是直接可见的,需要长远的时间、间接的媒介才能够显现。一种一时看来正确的科学见解和科学措施,假以时日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由于技术主义、技术文明本身的局限性,因此有的专家提出,要求人们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时,产生一种“高情感”,即用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对技术的非人格化性质加以平衡。否则就会出现技术控制人的混乱局面,造成高技术与高情感失衡(High Tech/High Touch)。我们认为这种高情感就是人文精神。随着高科技术无孔不入的深入人的生产和生活,如果人们不对技术的非人格化性质及时反思,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无法想象。高等教育必须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教育学生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与它对科学和对科学后果的责任心相协调,发掘学生将来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正直感和良心,使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这无论对一个国家或者对全世界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总之,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人的全面素质的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高等教育如果仅仅给予学生一定职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知识、能力和品格——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集体合作的态度、主观能动性、交际能力、管理和解决矛盾的能力、从广阔的角度思考和观察问题的能力以及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等综合而成的能力都是知识社会所特别看重和需要的。因此,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是高等教育适应未来社会、适应未来社会中人的发展的必然选择。
结论: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通专结合的教育
由于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并依赖于社会分工,又由于知识体系的分化既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又是人类认识世界必须采取的认知方式,因此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教育无疑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大学生,的确有掌握某种特定的谋生技能的需要,专业工作是任何一个现代高级人才的全部事业和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如果一个大学生不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他就很难立足于社会。因此,无论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考察,专业教育都应该是高等教育承担的重要使命。这是应该予以成分肯定的。
然而在高等教育中,如果只给予大学生将来从事某一职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在人才的具体培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把人当作一个仅仅会“做事”的“人”来进行训练,狭窄的专业教育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知识、能力、思维、情趣上都可能被“专业化”,进而使人的发展出现新的片面性。因此,从人的发展看来,大学本科教育仅仅只有专业教育又是不够的。
另外,高等本科教育在四年的学习时间只给予学生某种特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每个人终生从事一种工作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也要求高等本科教育不能只关注给学生某种狭窄的专门训练,而要着眼于给学生将来的工作学习打下一个宽厚的基础,使之具有坚实的知识理论基础和基本技能,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知识更新、职业变更等方面的需要。
职业所要求的专业性活动不是人的全部活动。职业需要的活动有大量是非专业性的(人际交往等);此外,个人有由于自身各种需要(道德的、情感的、文化的……)而进行的各种非专业性个体活动,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参加家庭的、社区的以至整个社会的各种非专业性活动,没有这些非专业性的活动或者它们的质量不好,专业性活动的质量也势必将受到影响。如何能使人高质量地进行非专业性活动不是专业教育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是通识教育的任务。因此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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