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新中国经济史论（二）

作者：老田    文章发于：三农中国    点击数： 2492    更新时间：2006-1-22      热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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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的“自然选择”过程
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力量，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政治权力，不存在第三种选择。除了最早的英国之外，国家政权介入工业化过程的程度，随着工业化深度的加大，其作用也是逐步上升的。英国的工业化进程，相比较而言，较为接近于纯粹的“资本主导”，而后来的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政府介入的程度逐步加深，日本是资本主导工业化模式中间，政府介入程度最大的。
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终是否定了资本的主导作用，完全以政府权力来整合人力物力投入工业化进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这一模式被人冠以不同的名称，萨米尔·阿明称为“强行军”，保罗·巴兰称之为“陡直的腾飞”，在中国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教法是毛泽东发明的――“大跃进”。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决策中间，多数信奉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历史观，对于被认定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持友好和扶持态度，包括在农村保留富农经济和城市里扶持资本家的发展，这一政策的认识背景都是中国的生产力不发达，需要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本质上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刘少奇曾经在天津讲话中间说过“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毛泽东在一九五○年很诚恳地说到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些认识都是从理论和本本出发的。
政策首先是在农村的土改中间被突破了，富农的土地多不受多数农民的认同，土地改革中间贫农还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最后政策最终服从了多数农民的意愿。那个从本本出发的保护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就是在农民的实践中间被“改正”了，毛泽东后来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总结。
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P111－112）
在后来的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间，新政权发现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弱小的资本总是倾向于行为短期化，其努力方向与国计民生的要求相反；二是私人资本的存在，往往通过与官员建立分利同盟的方式来牟取暴利，这意味着资本家赚钱的同时政权的合法性下降，是把资本积累的风险和代价转嫁给政权。一个最为人们所喜欢引用的案例，是“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的“星四聚餐会”案例，这一案例集中反映了资本积累成本与政权合法性之间互为消长的矛盾关系。
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新华月报》１９５２年３月号，第２７、２ｌ页。）
中国人多地少，民生产品短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新中国为了物价稳定和保留人民币作为市场流通媒介作用，在现实中间选择了以政权的直接管制的方式去掌握物资分配，这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开端，在“平抑物价”期间为了和投机资本作战，就创办的国营商业公司去控制极端短缺而价格容易被操纵的民生物资。计划经济手段的引入，最开始不是出于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对“短缺物资”进行直接管理实际需要，如果短缺无法在短期内消失，那么对短缺的“国家计划”管理或者直接的“数量分配”方式就不会过时，这一管理方式后来发展为“票证制度”。
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净增加2100万，而从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剧上升了3174万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所要求的农业剩余，与农民的口粮需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这个严重矛盾在市场条件下无法协调，结果政府不得不选择对粮食进行直接分配的政策――统购统销（1953年秋天），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切断了农民与资产阶级的联系”，这些都共同终结了私人资本的主导作用，扩张了计划经济的作用范围。薄一波对于粮食问题有着很生动的记载。
土改后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比较，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于农村自给性消耗多了，公粮和商品粮所占的比例就降低。1951－1952年度公粮和国家从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