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上)- -

首任山西都督

    阎锡山，字伯川，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永和堡的一个地主兼商业贷款者家庭里。阎锡山五岁丧母，寄居舅父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九岁入私塾，１６岁随父阎书堂（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经手贷款及金融业务。１９００年，阎书堂的钱铺倒闭，阎锡山随父躲债流落太原。为了生计，阎锡山曾在裕盛店(客栈)当过店员。
    １９０２年，阎锡山参加了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在接受了三年的初步军事教育后，阎又于１９０４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他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弘前步兵第３１联队和东京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了五年。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正值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遂由结识而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阎锡山又遵照孙中山的指示，联合同盟会中学习军事的李烈钧、程潜等２８人成立铁血丈夫团。
    辛亥革命时，他们大多是各省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者。１９０７年，阎锡山遵孙中山之令，和友赵戴文由东京携炸弹回山西布置革命工作。到上海时，得知海关检查极严，阎锡山就将赵戴文所携炸弹集于己身，并对赵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担之，你不可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
    检查时，我站前列，你站后列。”赵戴文不解，问：“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答：“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以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海关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为严格。阎锡山在度过这一难关后对赵说：“事到危难宜放胆，不可畏缩，畏缩易使人怀疑”。
    １９０９年，阎锡山从日本毕业返国，初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员，不久又应清庭朝考，得中举人。回晋后，任山西陆军第二标教官，翌年任第二标标统。阎锡山一面致力于训练新军，培植干部；一面成立“俱乐部”，结交革命党人，宣传革命。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消息传到山西后，太原和晋南，晋北的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山西巡抚陆钟琦看到这种情势，大为惶骇，立即调动兵马加强防备。１０月２５日，陆钟琦又在太原召集军政大员会议，决定将分驻各地的巡防队调集省城，镇慑太原。将热心革命士兵比较多的黄国梁部调离太原，以防意外。
    这次会议，阎锡山也参加了，了解内情。会后，他立即召集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等革命党人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以时机紧迫，提出两项办法：一为遵令调拔，领到子弹后即将军队开往韩后岭，伺机返回太原，举行起义；二为不离开太原，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最后决定采取第二项办法。
    １０月２９日（农历九月初八），太原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巡抚署，击毙巡抚陆钟琦，取得胜利。在太原起义成功当天，为筹商大计，推举领导人，组织领导机构。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姚以价等起义领导人在咨议局举行了紧急会议，陆军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等人也应邀参加。
    会前，同盟会的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等曾在阎的标本部开会，商讨过都督人选。阎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理由是：一、姚鸿法原任四十三混成协协统，是原来的直接长官，办事较方便；二、如起义失败，姚的父亲任清庭陆军部侍郎，事情好缓和。大家一致同意，并推温寿泉与姚接洽，但姚坚辞不允。温回报后，大家由主张选阎为大都督。
    选举大会由咨议局长梁善济主持。阎锡山、温寿泉相继讲话说：“清政黑暗，专制已久，国是日非，民不聊生。现在武汉、西安已经起义，震动全国。良机难得，不可失去，因有这次山西起义”。姚以价在会议上强调他虽不是同盟会员，但是汉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责无旁贷。”演说完毕，就发票选举都督。选举中，张树帜发觉有选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便立持手枪跳到主席台上，将梁善济挤到身后，大声号召说：“应当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齐举手！”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粱善济见势不佳，从后门离开会场。张树帜又大声号召说：“应当推选温寿泉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通过。这样，阎锡山就当上了山西大都督。
   处于京畿肘腋之地的山西爆发起义，使清政府十分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于11月 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龙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以后，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
  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

拥袁称帝保存实力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由归绥地区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他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同盟会于1912年 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 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年 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候。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 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他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韬光养晦保境安民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之马首是瞻。

    1916年 7月，阎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为师，遂得于1917年 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一身。他响应段祺瑞马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却站在段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参加北伐雄踞华北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 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北伐军于1926年 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 6月29日推阎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 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破坏国共合作，北伐受挫，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1928年 2 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1929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中)- -

兴师问鼎兵败中原

    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 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 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 8 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 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乃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 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 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消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人”事变的条件。

东山再起自强救国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他根据儒家的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他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还摭取并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词句，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必经过的桥梁”。这个所谓“物劳学说”是无法实现，他也不打算实现的，但他却定为干部的奋斗目标，目的是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与此同时，他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他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1年12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表示自已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 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他与蒋的矛盾并消除蒋对他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1933年 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在晋见之前，曾于 9日电蒋表示：“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他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他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他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省政十年建设计划

　　1932年 4月12日，根据阎锡山“造产救国”的思想，山西成立了“省政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以阎锡山为委员长，在阎锡山的亲自指导下，开始着手进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的设计工作。

　　“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编定后，自1933年开始“遵照实施”，从此，山西进入十年省政建设时期。“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但发展最为突出的是省营经济。这其中包括成立四银行号和实物准备库；修筑同蒲铁路；创办西北实业公司等。为了“扶助社会办理之实业事项和发展公营事业”，阎锡山设立山西省公营事业董事会用以领导发展公营事业。此后，山西的官办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开始于1932年，以“造产救国”为主题的省政建设，虽然在它的计划案中政治经济无所不及，但是真正付诸实施的却主要是经济建设，更准确地说是所谓“公营”事业（亦即官办经济）的建设。客观地说，适逢其时的“省政建设”对于山西经济从中原大战的沉重打击中摆脱出来，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之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改组整理山西省银行，设立垦业、铁路、盐业等专业银号，不仅重新确立了省银行应有的信用，而且进一步改变了山西金融业单一化的状况，形成了以山西省银行为主体，辅之以各种专业银行，共同“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的金融格局。四银行号加上后来设立的“实物准备库”，相辅相成——银行号为实物库提供货币资金，实物库用银行号提供的货币资金收购实物，然后反过来为银行号发行货币做实物保证——为省政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据统计，“到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时，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新省钞达2500多万元，铁路银号发行纸币达1000余万元，垦业、盐业两银号各发行 500余万元，四种纸币达4500余万元”。正是这些依靠官办信用大量发行的纸币支撑起了山西公营事业名义下（包括同蒲铁路、西北实业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建设事业。

　　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堪称山西交通主动脉。它的建成对山西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积极影响无疑是不能否认的。这条铁路北可以联络平绥，南可以衔接陇海，东经正太以通平汉，西由太碛以达黄河，对于三晋的交通，绥蒙的发展，冀豫陕蜀的联络，以及对于中央及地方经济、政治、军事都有着重大影响。

　　阎锡山担任“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总指挥，他一开始就说：“我愿此次修一最经济之铁路。何为最经济？即坚固与省钱两者兼顾是也。”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的测量定线工作，将近六年（按：包括中原大战前的两次测量），有的路段测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虽费时费力，却找到了经济合理的线路。如绕开石岭关、雁门关，另选新线，虽多走路程，却躲开了艰巨的谷桥、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经费大省，效益大增。”“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援引正太铁路的成例采取法式窄轨。开工之前，通过对当时所有八种规格的铁轨的测算得知：如修每米38千克的宽轨，全线需要投资9000万元。经调查同蒲铁路沿线货运量每年约四万吨公里，连同客运段收入（旅客7500万人公里），每年总计约 350万元。如果以运量每年增加30％计算，除去利息、支出，损益扣底，50年内不但赚不了钱，累计还要亏损37．43亿元。而改修窄轨则成本大大降低，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仅需3400万元。二十年内除收回全部投资外，并可盈利 670万元；五十年内约可赚回30．63亿元。”一正一负相距甚远。也正是因为以经济为原则，同蒲铁路是以最省钱的办法修成的。据统计：“同蒲铁路的修筑费，南段为800万元，长以500公里计，每公里平均为1．6万元。北段为852万元，长以350公里计，每公里平均为2．4万元。全线为1650万元，长以 850公里计，平均每公里为 2万元。”不及前此计算的宽轨铁路所需费用9000万元的20％。

　　兵工筑路是修筑同蒲铁路的特色之一，因此筑路的指挥机关被称之为“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名符其实。同蒲铁路修筑过程中的所有土石方工程都是由兵工承担的。参加过同蒲筑路的晋绥军部队计有第六十六师、六十九师、七十一师。七十二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以及各师旅中的工兵，约三万余地参加筑路的士兵因有部队薪饷，所以只发给少量津贴，较之雇佣民工费用自然要省出许多。同时实行多劳多得，超额有奖，士兵也有一定的积极性。成建制的部队开到筑路工地，较之散漫的民工又有着效率高的优势。除此之外，还特设兵工筑路传习所，主要由编余军官内招收学员，培养筑路技术人员和行车人员，成为军地两用人才，既解决了施工技术人员缺乏的问题，又使一部分编余军官学有所长。对此，阎锡山曾经得意地说：“兵工筑路，不但在我省是创举，即在全国亦是创举。这件事如果做好，在国家可以化不生产者为生产者，在军人可以化单纯职业为复式职业。”

　　西北实业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拥有两万员工的大型工业企业。其中，不少门类在山西占有了垄断的地位——卷烟厂、化学工厂、洋灰厂等均在全省独树一帜；西北毛织厂，在全省毛织业中资本额占到90．6 ％职工人数占到65．3 ％，年产值占到85．2 ％；西北火柴厂，在全省火柴业中资本额占到58．1 ％，职工人数占到52．4 ％，年产值占到49．8 ％；全省17家较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共达 24454千瓦，西北实业公司发电厂的装机容量为4580千瓦，占到全省装机总容量的18．73％，如果连同西北造纸厂、西北炼钢厂、兴农酒精厂共 11620千瓦的装机容量，其发电总容量即占到全省总装机容量的66．2 ％，从而不仅居于山西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对“1928——1936年全国最重要工业”的统计：全国时有产业工人405509人，西北实业公司1936年的工人总数是 18597人，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 4．69％，其中机器业工人 17065人，而西北实业公司的机器业工人（包括10个相关厂）共有6843人，占到全国机器业工人总数的40％；全国2826家最量要工厂共有资本3．129亿元（国币），每厂平均拥有资本11万元，西北实业公司1936年所有的33厂，共有资本 0．22亿元，厂均资本达到66．66万元，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西北实业公司不仅门类齐全，而且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其产品不仅供应省内市场，而且还外销他省。炼钢厂“可炼制ＣＯ高速度钢、ＭＯ高速度钢、ＷＧＲＶ钢。ＮＩＧＲ钢、ＳＩＭＮＧＲ钢等48个合金钢种，在全国首屈一指；唐山水泥厂、琉璃河水泥厂、黄石华新水泥厂、广州西都士敏土厂，球磨粉碎设备用的高镭钢铸件，资源委员会天津机器厂所需之柴油机曲轴，悉由太原供给；工作母机和纺织机械远销甘肃、四川等地；毛毯、毛呢、毛线，销往京、津、青、沪沿海。”这无疑在奠定山西近代工业之基础，促进山西经济之发展，增强山西之国防力量诸多方面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这些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阎锡山为公司规定的“自产、自用、自足”的“三自”原则影响下，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可观、门类齐全的基础工业体系。从而，在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卷烟业等方面，为山西近代工业起了奠基的作用。西北实业公司时期形成的以重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国初，太原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的地位，就是从西北实业公司时期开始奠定的。

　　其次，西北实业公司十分注重网罗人才、培养自己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久而久之，公司荟萃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从公司经理到各处处长、分厂厂长，都是留学国外或由国内各大专院校毕业学有专长的专门人才。课长和课长以下职员，也大部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仅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例，西北实业公司共有工程技术人员 794人，其中留学国外者26人，国内大学毕业者 249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者 519人。”这些人才和骨干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活跃在海内外工业界，有的还颇有建树。

　　第三，西北实业公司创办之初，因为阎锡山对南京国民政府有“不再扩充实力，不造军火”的承诺，以生产民品为主。但是在不断扩大民品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军火的生产，只是由于民品生产的相对增加而使其军火生产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已。以军火生产为基础，繁衍而来的西北实业公司，在新的形势下，虽大部转产民品，但军火生产始终是其“保留项目”。1936年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公司适时地改组成立了西北制造厂，加大了军火生产。据统计，自此开始，到1937年11月太原沦陷，西北实业公司属下的军火生产厂所生产的军火就足以装备30个步兵师和 4个炮兵师。值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历史关头，公司客观上为我国增强了抵御外侮的能力。

　　当然，从整体上看，西北实业公司为发展自己，在阎锡山政权支持下，直接或间接地对广大工人和农民形成的盘剥，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小资产阶级的形成的排挤和打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山西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前，山西私营民族工商业的由盛而衰，都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下)- -

反共拥蒋联共抗日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他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2 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 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他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 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 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 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 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 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人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11月 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 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他的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他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 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 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动摇妥协联日图存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938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1938年 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 2月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 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 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 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挑起内战“不倒”亦倒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 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 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1946年 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 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是，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 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 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 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3 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底摧毁。

负隅挣扎病逝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 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负隅挣扎。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挣扎不过螳臂挡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 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金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终年77。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