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 朱镕基决心排雷

广东引爆

1998年11月底，各省部级一把手齐刷刷地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罕见的金融研究班，当时的口号叫“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大有大战在即的气象。

城门失火，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民间，甚至连臭豆腐卖不动了、剃头拔牙的人少了，都一股脑地归罪于亚洲金融风暴。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惨烈图景震惊了我们，也惊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就是那么固若金汤吗？如果说此前对金融动手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1998年举国上下显然获得了共识。

1998年6月21日，海南发展银行在岛内的141家网点齐齐关闭，宣告沉没。

以此为发端，5年里金融圈内几乎尸横遍地，家家有份。

屡屡作奸犯科的信托业被整体性地脸上刻字，而广东则成为重灾区。

1998年10月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强行关闭，次年1月10日，宣布申请破产。当天，香港《经济日报》社论标题一片肃杀气象：“朱铁面击破广信神话”。

2月4日，26名全球投资基金代表来到广州，与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岐山——他被外界视为朱镕基决心排雷的先头兵——讨价还价。2月9日，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说，“当金融方程式中移去了道德风险之后，中国的主权信用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

但海外债权人关心的是偿还问题。1999年3月15日，朱镕基对此发表意见：“我想，今后不会有去年的金融机构破产，也许就没有了。但前提是各个债权银行不要逼债，不要逼他们提前还贷款；你逼急了，他就只好破产。

如果大家坐下来按照国际惯例谈一谈，采用资产重组、注资、债权变股权等办法，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你的债务也能得到赔偿，他也用不着破产。”

这番话是说给海外投资人听的。当时舆论普遍认为，本次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中国的金融机构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铁律，政府不再对国有金融窗口公司所欠外债承担无限责任。

在此后的操作中，广东2000多个早已资不抵债的金融单位及其分支机构悉数消亡。当时，学界评论说，此举一方面“实现了金融安全区的构划，保住了广东省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可视为国家信用体系在中国的终结。

作为余震，2002年6月7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在业内，该公司号称皇子皇孙，隶属财政部，曾连闯327国债案、长虹配股事件、东方电子事件而大旗不倒，却不料最终栽倒在银广夏财务造假案上。

引爆显性地雷后，中国金融业继续在“降低风险度”的旗帜下前进，大破而小立。

惜贷拯救不了银行

不良资产的旧伤如此之深，显然成为1998年后银行家们的殷鉴。现在，他们普遍实施的是放贷责任终身制。也就是说，经手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依然难逃职责。

它产生了什么后果呢？一位基层信贷员说：“我可管不了8%，我为你保8%，然后你把我扔到监狱吗？”

银行内部则流传着一个笑话，说要警惕“穿高级西装者、出入大酒店者、带小蜜者”，因为这类人看起来更像个骗子。

银行家看所有人都像骗子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就好过不到哪里去：银行总得放贷赢利啊。经济学家宋国青说得好，银行“想给身体输液，却找不着扎针的地方”。

扎针的地方不多，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结果“杨白劳”与“黄世仁”大眼瞪小眼，彼此抱怨。

但学者李扬对此表示欣赏，理由是“银行承担不了拯救市场的责任，因为它本身就是被拯救的对象”。

所以银行家口里喊着“保八”，也是在商言商在先，在商言政在后。

这个现象向好里说，是银行越来越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了，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了。但是这个越来越像，指的是它的约束机制，问题是，只有约束机制而缺乏激励机制的市场主体依然值得忧虑。

1.4万亿不良资产悬念

看起来银行首先面临的问题还不是激励机制问题，而是化解巨额的不良资产。

1998年的春天，每天早上大约7点半，国家经贸委的大门边上就停满了来自各省市的小轿车。8点到了，他们蜂拥而入，直奔债转股办公室。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挂牌，使命是处理中国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的不良资产。此后长城、东方、华融相继成立，一年后，1.4万亿不良资产易位。四公司“把债权转股权、企业重组作为开展资产处置工作的突破口”，所以各地谋求债转股的就把它们当作突破口。

作为拥有大量低效率国有企业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的银行重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单一的银行重组，而是与企业重组二合一的“银企重组”。因此，此次动作就具备了很强的制度意义，被认为是国企改革主战役。

在学者张春霖看来，如果把“扭亏为盈”作为债转股的政策目标，又把“债务负担”作为政策依据，陷阱就产生了。

比如说，一个企业资产是100万，负债率是100%，交付利息之前赢利能力是3万，银行利率是5%，交付利息后亏损2万。但是债转股之后呢？它什么也没多干，不就赢利3万了吗？

因此，张春霖警告说，债转股战役由是演变成一出数额巨大的账面游戏，多了些“集体债务大逃亡”的道德风险，那么价值又何在呢？

实际上，朱镕基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2001年春，他明确指出：“会不会形成所有欠银行债务的国有企业都在等待着债转股？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批准了4000多亿的银行债务转为银行股份。”

他举天津无缝钢管厂为例：“这个项目的建设没有一块钱资本金，还不起银行的债务，不但还不起，连银行的利息都不可能还。200多亿的投资嘛，一年光利息就得付20多亿。你不能不救它，因为它的产品是符合国家需要的。

补充资本金财政拿不出钱来，那么就只能把银行的贷款转为银行对于这个无缝钢管厂的股权……那么这个债转股以后呢？现在这个天津无缝钢管厂已经扭亏为盈，很快就会有红利发生，这个钱是完全可以收回的。”

专家曹远征说，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托管机构，它的运作原则就是变现为上，它不是一个盈利主体，它以消灭自己为目标。

它怎么消灭自己呢？就是借助外力，以招标、拍卖等方式引进外国投资者。在巨大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吸引之下，一些有实力的国际投资者成为资产的大买家。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因此有望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