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周年有感 2008

一

还没出国之前就早已听说留学生在国外都会经历三个心理阶段，分别为蜜月期，低落期和成熟期。 蜜月期就是说一个人初来乍到，由于强烈的新鲜感与好奇感，过分天真地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随后的低落期就是个人被残酷的现实—包括学习压力和生活不如意—打败，以致郁郁寡欢，对影自怜，怨天尤人。而最后的成熟期则是曾经沧海，豁达从容。当然成熟一词，换个说法，或者就是妥协。这三个阶段，再说白一点，不妨用中国股民的心态来做个比喻，那就是“高开”的兴奋，“低走”的失望和“谷底反弹”的庆幸。

当时我在想，出国之前我就清楚了这几个阶段，出去以后还会有同样的经历吗，还是说可以刻意避免呢？答案是肯定的，是不可避免的。纸上谈兵哪有亲历其境那样深刻！如果读者以为现在读了我的几句肤浅总结就对留学心理了如指掌，那结论也真下得过于匆忙了。因为当你亲身体验过后，或许还能写出一段“有血有泪”的辛酸故事呢！

二

    一年前初到贵境，部分也是因为澳洲本身天气就很好的关系，总觉得阳光是那么明媚，空气是那么澄澈，挂在天上的白云，总屯集得像一股股巨大的海潮，与地面又那么接近。每到傍晚，这触手可及的云海更会披上一层绚丽的橘红，广州鲜有的火烧云，这里几乎天天看得到。怀着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态，我乐此不疲地探索着这“资本主义”世界。我几乎参加了所有学校和宿舍组织的活动（因为当时我还抱着在中国读高中时的心态，以为一切活动都必须准时集合，排好队一起参加）；平时闲了，我就踏着新买的旧自行车到处乱逛，观光，认路，也常常迷路，花几个小时才找着路回家；宿舍有个供全部人使用的大厨房，我每天跟朋友一起做饭，聊天，打桌球，乐不思蜀；晚上住同一层的老外同学总喜欢聚在楼层的小客厅里喝酒吹牛，虽然我不喝酒，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更插不上嘴，但我也常常一直坚持傻笑着陪他们坐到午夜。当然那么无聊，我也想提早离开。可是我连插话的时机也找不准，也尴尬于用我蹩脚的英语说出那句笨拙的“离开”。不过，正如我所说，我乐此不疲。我非常享受这里自由的空气，对自己拥有的不多的东西十分满足。我开始怀疑从小的教育是否把这“资本主义”世界丑化得太严重了。因为一到这里，就连在国内困扰我多年的失眠症也似乎不治而愈了。一切都那么美妙。

三

消极情绪的侵袭总不会扑面而来，相反它会通过某些看似正当的途径，逐渐将人俘虏。

随着学期的延伸，功课的增多，我开始每天用这句话告诫自己：“我交这么多学费可不是来玩的，一定要努力学习！”于是，我将花在做饭和与朋友交往上的时间大幅削减。我开始每次一做三四天的菜，而做菜的时间也要挑在中午两三点钟厨房没人的时段，晚上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这为的都是避免碰上朋友。因为我怕一旦他们提出上哪里玩，我自家又把持不住了。这样，我开始把自己孤立起来，每天的娱乐就只有文学。

我从来都很喜欢郁达夫先生的悲情文学。可能因为我本身便是一个“软性”和“消极”的人。我鄙视那些挥汗如雨的所谓“热情”和那种迷失自我的“头脑发热”。偶然机会，我发现学校亚洲研究的图书馆里竟然有大量的中文藏书。自此书本便成为了我的精神伴侣。我先后拜读了川端康成先生的《雪国》和《古都》，沈复先生的《浮生六记》，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沿着那条悲情的线，我又找到了太宰治先生的《人间失格》。无奈这书是英文版的，但强烈的崇拜还是支持我把它读完了，理解上却不免有点偏差。所以之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上阿马逊书店的中文网站，订购了一批日本作家的中译作品，由网站邮寄到澳洲来。当中包括了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这四位文学大家。我之所以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都勇敢地自行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当然我尚未把这些全部读完。我只挑了两位以前并不熟悉的三岛先生和村上春树先生的作品作为起首，分别阅读了《春之雪》和《挪威的森林》两篇小说。一言概之，这类文学主要都围绕着同一种情绪，那就是“悲伤的优雅和失落的美丽”。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谓是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我自认为能与文中的人物一同呼吸，以至读完全书一百二十回的两个月里，我竟有一种看破红尘、超凡脱俗之感。一切贪嗔爱恶都洗涤得一干二净，就连之前最难以自禁的青春萌动也得以平服。我自认为看清了这人类社会的阴谋，冠以决心不为其效力的自己一个“清”字，而那些为生计劳碌或骄傲的众人一个“俗”字。我渐渐觉得，这澳洲的阳光怎么这般野蛮，景色怎么这般粗旷，感情怎么这般荒凉。相比远东之文明，当然其中一大部分是华夏的传统文明，我们有着多么细腻的情感，善变的关系和玄秘的人生哲学—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同时又不失人作为一个“人”的尊贵。因此，我经常窜用郁达夫先生在《沉沦》里的一句话：“故乡岂不有明媚的河山，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西人的国家（原为：东海的岛国）里来！这人生最纯最美的光景，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荒野（原为：岛国）里虚度过去。槁木的二十岁！死灰的二十岁（原文均为：二十一岁）！”

四

现在自觉已经过了低落期，但我仍不觉得以上的认识有什么不对。“消极”的我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头脑发热，迷失自我。很多人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不知道“修身”之前首先“正心”，何以“正心”必须“格物”，“格物”以何标准，儒家有句话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儒家所倡导的忠孝仁义，都必须建立于“务本”，即把持本性之上。而所谓“本性”，归根结底也就是道家说的“自然而然”。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道儒同源”，二者的学说都派生于宇宙万物的自然本质。只有自然天性，才能说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又有诗云：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五

既然认识没变，我何以说自家已经度过低落期了呢？

其一，我们必须清楚，尽管情感是主观的，但在其支配之下的认识也可以是客观的，正如算术上的一加一不会随某人开心或伤心就不等于二了一样。其二，属于主观情感的心理阶段，当然可以“蛮不讲理”的说变就变。可是细下心来，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一丝导火线。

第一次转变来自第一学期期末。我在澳洲攻读视觉艺术本科学位，主修油画，但学校鼓励学生广泛涉足，大胆尝试，第一学期无论学生主修什么，都必须选修相同的科目，涉及面包括绘画、雕塑等主流外，还有林林总总诸如油印、折纸、图案设计等非主流艺术形式。这无疑使我大开眼界，但工作量真的过重，也直接导致我“必须努力学习”。可是到了期末总评结束，学校竟然不再予以学生储存作品的空间。像我一个旅居国外的留学生，宿舍只有豆干一般大小，绘画作品还能收藏，而其他例如沉重的泥塑，真人大小的纸皮塑像等，却只好忍痛割爱，将其置于垃圾堆中。我那些不眠不休，呕心沥血做出来的艺术品，无论当时受到老师怎样的好评，如今也只能与垃圾躺在一起，我自觉完全被这些教育权威欺骗了，玩弄了。同时也可笑自家的后知后觉，痴心妄想—在这虚伪的社会里争胜求荣，得到的都只会是一枕黄粱。

这使我重新思索：“我追求的是什么？我来留学究竟想学到什么？”

六

我向来唾弃新中国的学校教育，也曾寄望西式教育能带给我新的冲击。可是，尽管在西式教育里真的能找到更多思想自由，这些自由却只是低程度的。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学校教育，无论东方西方，都只是社会当权派的意识体现。所谓“自由”，完全局限于当权派设定的框架内。就当代的情况来说，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一个人有智慧，只需要一个人有知识。不要智慧，是因为社会不想人们看穿其把戏；需要知识，是因为社会需要个人来为其服务，对其巩固。基于本人的这种认识，我希望我的人生只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与外界攀比。我追求智慧，不仅仅满足于知识。

然而，知识可以从课本而来，智慧又从何而来呢？

智慧其实就隐藏在生活当中！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于是又重新立足生活。我又开始每天做饭，比以前更珍重友情。我也乐于把我新的人生观拿出来与朋友讨论，无论是与身边的朋友，还是通过网络与以前的朋友交谈。问题是越辩越清，我不断改善着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我孜孜不倦地阅读文学。文学是他人的生活。我从中不仅直接吸收他人的智慧，也感悟自己新的智慧。

七

我也曾斗胆地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向父母透露。

我与父母从来都意见不合。以前当着他们的面我对自己的想法只字不提。到了澳洲一年，我几乎从来不打电话回家，只是每隔几周给他们发些片言只语的电子邮件。他们却一直热衷于我的内心世界，希望了解我的思想，从而对我全面控制。清楚这一点的我向来采用一忍再忍的战术。而每次当我忍无可忍说出自己的想法时，结果都只会是“讨骂”。我被骂当然不开心，骂人的也不见得开心。双方自讨没趣，倒不如不说的好。到了澳洲，我坚持不与他们通电话，就是为了避免直接冲突。

但即使通过邮件，他们也未曾放弃过引诱我打开心扉。

我相信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也相信澳洲与中国的漫长距离能起到缓解作用。于是我或多或少地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通常招致的都是复件中神经过敏的质问。有时我被问得恼了，就直言不讳地写篇长篇大论把他们的质疑一一驳回，不留一点情面。邮件的好处就在这里，我不必理会他们忧心的脸色，也不必顾忌他们生气的反应。总之“眼不见为净”，一切的尴尬都交给时间与距离来调和。

直到零九年新春，母亲终于忍不住给我挂来电话。她也不信邪门，专挑年初三“赤口”的晚上。几句客套话过后，我们将近陷入沉默。此时母亲干脆单刀直入，再次问我有何打算。我支支吾吾，她越问越急。我不堪唠叨，也就一股脑跟她争辩起来。最后发展到她说：“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养这么一个儿子，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也声泪俱下：“什么为我好？你们怎能用我的人生来衡量自己的成败？！你们不是驯兽师，我也不是一只狗。难道就一定要我‘听话’你们才算成功吗？！为我为我，究竟为谁？！要是真的为我好，你们就随我去吧······”

我自认为有理，母亲却听不进我的分析，不断地重复着“为我好，为我好”。最后是因为我手机没电断线了，才中止了这场凄凄戚戚的对话。

那时的我虽然已经走出了学习的压力，但却还未真正走出低落期。仍然困扰我的是生活的压力，准确地说，是未来生活的压力。

父母有一点讲得没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社会凶残又伪善，如果像我一样桀骜不驯，要完全拒绝社会控制的话，就只有两条路—出家当和尚，或者死亡。而现代社会中，就算我想当和尚，寺庙也必须考虑经济压力，什么“自给自足”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那就是说，剩下的只有死路一条。

我一直在“名节”与“保身”之间挣扎着得不出一丝头绪。

八

春节过后的一个星期，我突然发现下学年宿舍续约的手续尚未办妥，时已超过限期十八天之多，理论上名额已被取消。那天晚上，我赶忙准备好所需的文件，就一头倒在床上，希望能一睡天亮，加快到达明天的速度。我十分着急想从宿舍办公室里得到答案。能续约固然好，不能续约我也好开始抓紧到外头找房子，因为当时与宿舍的合约还有两星期就满了。一想到要自己在外租房，首先就意味着要跟宿舍好友分离。其次就是房子的地点，到学校的交通，同屋的租客，如何交水费电费，千百种繁事琐事一下子全向我袭来。当然，事与愿违，我整晚辗转反侧，如进入低落期后的百十个晚上一样，又失眠了。幸好第二天，办公室的职员二话不说就同意了我的续约要求。我才放下一块心头大石。

然而就是这件事，让我深刻地思考了生活的艰难。也正是这些艰难，更加坚定了我生存的意志。我给父母发了封电子邮件，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坦白了当晚对生活的思考，承认了自己以前过分的消极与天真。但我始终没有许下他们一直期盼的承诺，而只在结尾说了今后会努力生活。

以这封电子邮件为转折点，我自觉真正踏出低落期，迈进了成熟期。

社会依然是残酷的，自我依然是要清高的。但如何才能不卑不亢，在与自然和谐融洽的同时又不失人作为一个“人”的尊贵，这难道不就是我们大中华恒古常新的玄秘人生哲学命题吗？答案也自然藏于生活的智慧中。不努力生活，如何能将它解开。

后记

最后，我还想提两个大家可能颇为关注的问题。

第一就是英语能力问题。

本地人当然有着很多我们在中国无法接触的语言习惯和口音，但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补足的。英语说得好不好，最重要的还是自信心。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归纳，自己在与英语不好的其他外国学生交谈时，英语可以说得自然流利。但当与英语为母语的同学交谈时，却总是舌头打结，咬音不准。而且与熟人交谈，也总比与陌生人交谈来得容易。这我认为完全是信心问题。

同时我也想提出一点自己对英语的看法：英语，就语言而言，与中文相比，是一种低级语言。首先，它构词繁复。中文字“火”加“柴”就组成“火柴”。“火柴”一词生动形象，含意丰富，包含了火柴由柴构成和能着火的特点。相比英语，“火”为“fire”，“柴”为“wood”，而“火柴”为“match”，三个词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不知云云。而且“match”一词，既表示“火柴”，又表示“比赛”，又表示“搭配”，三个意思风马牛不相及。这就说到英语的另一缺点，语义含糊，表意不清。其中更有一些如“virtual”一词，既表示“实质的”，又表示“虚拟的”，竟然能将相反的两个意思加在同一个词上，真真令我咋舌。第三是英语语法累赘。中文要变问句，只须在陈述句之后加个疑问词“吗”就可以了。而英语却要把句子成分来个重新排列，简直多此一举。但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贬低英语，说英语的人自己能够自如交流就足够了。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还是值得学习的。我所以这样比较，是希望大家明白，我们以中文为自然语言的人是多么受到上天的眷顾；我们不必介意自己的英语说得不好，更不必抱着崇洋媚外的心理去使用英语。

曾在电视上看过林燕妮小姐转述李小龙先生的一段话，她说李小龙先生的英语水平非常好，甚至常用英文写诗，但他说的英语却一直带着口音。她曾经问李小龙先生：“为什么你英语那么好，却一直不改那奇怪的口音呢？”李小龙先生说：“嘿，在美国，人家看你这张（华人的）脸，说话没口音才真奇怪呢！”

另一个我要提及的问题，我想家长和学生都会很关心，但两者关心的东西可能不同，那就是国外大学生的感情生活问题。

这里我不能用“男女关系”一词来代替。因为在国外，同性恋者见惯不怪，而且不像国内同性恋者的遮遮掩掩，这里的同性恋者显得光明正大，有时甚至令我觉得肆无忌惮。不说同性恋，说回异性恋，单我见到的，知道的，也不在少数。其实国内高中生、大学生谈恋爱的比例并不比国外低。这样的花样年华，想谈恋爱也是非常正常的。只是国内学校和家庭方面对此还不大体谅，常常煞有介事。可能是“大人们”在自己本该恋爱的时代被压迫得太紧，以致产生报复情绪，又非常不公地要自己的儿女承受。而在国外，无论学校或家庭，对“早恋”压根儿毫无概念，更不必说大学生恋爱。大家是爱的就爱了，再简单不过。

在我工作的咖啡厅，有位四十来岁的女经理，她与自己二十岁的儿子的女朋友天天一起工作，一起煮咖啡，一同开玩笑，关系好得不得了。

而学校方面，宿舍是男女混宿的。当然每人有独立的房间，厕所浴室也是男女分开，但谁到谁的房间串门或过夜，当然就没人可管了。有一回十分好笑，宿舍清晨六点来了一次火警演习。警铃“嘟嘟”地响个不停，把所有人从梦中吵醒。每层楼负责管理的前辈学生有责任将同层的所有同学疏散到宿舍楼外。他们必须敲开每个房门，把里面不肯起床的同学赶出来。然而因为时间过早，他们无意间竟赶出许多一对对睡眼惺忪的睡鸳鸯。

以上便是本人一年留学里的点点感悟，说不上有什么大彻大悟或者教育意义。详实写出，文采欠奉，但求一个“真”字罢了。仅供同窗学友，茶余饭后，解乏之用。将来大家到了国外，自然另有一番体会。本人拙见，或有差池，请多多包涵。

花流

贰零零玖年叁月

写于澳洲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