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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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

 段文明     

张立文,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 、 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在长期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科研中,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学、新人学及和合哲学体系。专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周易思想研究》、《周易与儒道墨》、《周易帛书注译》、《宋明理学研究》。著作多次获北京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并获退溪学国际学术奖。

2006年11月18日,为庆祝张立文教授新版《和合学》付梓,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和合与和谐社会建设’暨《和合学》出版座谈会”张立文教授在会上感慨道:“我今年已入古稀之年,曾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洗礼,可以说这本书凝聚着我的生命体验。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侵袭的冲击。经过世纪末的思考,我提出了文化构建理论。”

张立文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 1956年张立文以杭州考区中国革命史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

 1935年农历2月27日,张立文出生于浙江温州永嘉县永强三都普门村的一户经营小生意的人家,他天资聪颖,性情善良。早先家境还算殷实,至祖父张士福时则不得不靠下海打鱼糊口。祖父识字不多,能记账,好善施,诚信待人的遗事至今在乡里口口相传;父亲张成枢粗通文墨,四书五经、古今小说、乃至棋谱医药,无所不涉;母亲邵招弟劳顿一生,勤劳忠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张立文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

张立文小学毕业考上温州的瓯海中学,这使全家甚为高兴。校长是远近驰名的教育家谷寅侯;教师中有留学英国的植物学家、学部委员张肇褰,一代词宗夏承焘,戏剧家王季思,法国里昂大学的博士……,可谓人才济济。他们讲课既深入浅出,又能进行中外比较。在当时的中国,中学有如此雄厚师资力量的屈指可数。中学生活紧张而有序。早饭前张立文出校门,到九山湖边念英语,晚上和同学们围坐在教室里的一盏汽灯下自修。肚子饿了,就到校门口挑夫的馄饨担上买碗馄饨,上面放上几根菠菜。张立文对国文、算学、物理、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书法无一不感兴趣,功课名列前茅,国文和历史课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学校每年书法比赛,他的大小楷作品均在前三名。他保存了56年之久的一张“温州市私立瓯海中学学生学期成绩报告单”上,清楚地记载着张立文在初中春季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历史90分、算学91分、物理84分、音乐80分、政治常识82分。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飞机经常轰炸温州,张立文只得休学半年。当时经常有国民党游兵散勇抢粮食,他参加了地方护卫队。有天晚上发现敌人,他背着步枪和大家去追,摸黑走在狭窄的田埂上,接连几次踩空,弄得浑身是泥。南下干部不懂温州话,当地干部、老百姓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因而迫切需要补充本地干部。15岁的张立文被录用参加土改,与瓯中20多个同学正式参加工作,从此结束了瓯中的读书生活。幼年的家教、少时的师教,为张立文做人做事奠定了牢固基础,一生也没有偏离正直善良的轨道,青年人远离家人上路了。经过短期培训,他们从瑞安坐沙船路上走了三四天,来到温州最贫穷的泰顺县参加土改和反霸剿匪。翌年夏,张立文被调至县粮食局做秘书工作。1956年2月,他在洪口粮食转运站站长任上,到杭州参加省粮食管理所所长轮训班学习。不久,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政务院鼓励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同年7月10日,《浙江日报》发布杭字第10号《公告》,张立文以杭州考区中国革命史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返回泰顺后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仕阳区粮管所副所长。他匆匆回乡告别亲人,从古木连穷巷的小镇赶到首都的中国人民大学.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留校任教。1961年,他作为哲学研究班的辅导教员,梳理各家观点的异同、详细掌握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为研究生答疑解惑。在此基础上张立文将思考所得撰写成文,其中《首都哲学界展开孔子哲学思想的探讨》发表在《人民日报》。1964年,时年29岁的张立文出色地完成了哲学研究班辅导教师的教学任务,同时对一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把在研读原著中的一些与古人时贤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写成《论谭嗣同仁学的唯心主义》等论文,先后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哲学研究》。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在人大文化广场的批斗会上,校系领导以及教师一个个被揪出来站了好几排,预先准备的高帽子不够,就用纸篓扣在头上。当时只要有人在会下喊一声,“把某某揪出来”,那人的厄运就会立刻降临。张立文对“文革”持消极态度,每天练字看书,潜心研究朱熹。

1976年“四人帮”垮台,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为此,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文明惨遭了无情的蹂躏。作为一个思想者,张立文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从中接受教训,无论在任何情况、任何语境下,不能用他人的思维代替自己的独立思维,否则必然导致盲从,导致可悲。复校后的人民大学,虽然校舍破败,但是生气盎然,校园又恢复了昔日的景象。已过“不惑”之年的张立文,建国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次也没摆脱,所幸的是终于挣扎着上了岸。他顾不上喘口气,歇歇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之中。1977届本科生多是老三届的知青,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极高的学习热情,但年龄较大,有的已经30岁。他们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听课的情景,严密的逻辑,丰富的论证,由原著及体系,由体系及背景,讲者动情,听者入神。艰涩的概念、枯燥的范畴,经张老师明白晓畅的讲述和巧妙得体的比喻,逐步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思维的智慧自然洋溢,学生在他的引导下,渐渐进入智者的世界,沐浴在理论思维的海洋中,感知思想的浪花。2005年盛夏来京办事的现已是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振纲说:“虽然离校多年,我还时常想起听张老师讲课时的情景。”

1983年,张立文被评为副教授。翌年为庆祝建国35周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全国哲学界特批了5名教授,他们是方立天、方克立、刘放桐、张立文、靳辉明。5人中有3人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另2人也是人民大学毕业的。此后,有部门和地区请张立文从政被他婉言谢绝。

   

张立文1980年完成的《周易帛书注译》是我国“文革”以后第一本关于《周易》的著作,它对我国科学思维的萌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样同宗教相联系的给出了答案。

 中国古代浩繁的典籍中,“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具首”,最难读懂的是《周易》,它是中国文化最深邃的部分,是儒、道、墨各家思想之源,凡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没有人能够绕开《周易》。1960年5月,张立文到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报到后不久,便选择注释《周易》,在完成《周易帛书注译》的基础上,进行《周易思想研究》的工作。他利用考古研究成果和《周易帛书》图版进行对照比较,最终于1980年完成《周易思想研究》。这是张立文的起步之作。长期以来,历代诸多学者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采取“六经皆我注”的方法,赋予《周易》各色各样的内涵,穿上了形形色色的服饰,既有儒衣道袍,也有玄装理服,甚至披上现代的时装。《周易思想研究》拨云去雾,厘清了哪些是《周易》的作者原意,哪些是历代诠释者的思想。张立文认为:《易经》是把殷周之际人们生活中的自然、社会的情况搬进了占卜巫术的殿堂,透过光怪陆离的神学迷雾,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当时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作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总结。我国科学思维的萌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科学思维的萌芽是怎样同宗教相联系的,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周易思想研究》出版前,张立文到北大蔚秀园张岱年教授家请教,张岱年非常认真地看了稿件,提出中肯意见。由于它是“文革”以后第一本关于《周易》的著作,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这部书的问世,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领域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作者把成书时代、思想体系迥然不同的《易经》和《易传》严格区分,理清了长期以来‘援传于经’、‘经传解经’的混乱现象,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值得重视。作者努力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以及近世有关著作,比较参验了从战国、秦汉以来的争论异义,还吸取了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论点是建立在充分的科学基础之上的,所以他能在许多地方提出高于前人的见解,并有相当的说服力。”

 

1981年《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日本著名教授岛田虔次评价说:“我的老师说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连魔鬼也搞不清楚的问题,张先生把这些说清了。”

朱熹思想研究  1963年冬季,哲学史教研室分工张立文重点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从这时起他开始对朱熹思想进行研究,即使在10年文革动乱期间,也是“他动我不动,照样钻研朱熹著作。” 1981年他的《朱熹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任继愈先生为该书作序。《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香港《镜报》月刊1983年第7期《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的文章作了这样的评论:“三十多年来,大陆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朱子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述朱子的小册子亦难于找到。张立文长达五十余万言的专著《朱熹思想研究》的问世,说明大陆对朱子的研究并未中辍。”1981年12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这是就本书的一般意义说的,如果结合本书的具体内容考查,那末,它的价值就更明显。”从这时起,这位中年学者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关注。随后,张立文又写出《朱熹评传》、《宋明理学研究》并主编了《中国学术通史》。1982年7月,张立文出席在檀香山夏威夷召开的朱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他在会上作了《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的演讲,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日本著名教授岛田虔次评价说:“我的老师曾经说过,朱熹的《易学启蒙》等著述是连魔鬼也搞不清楚的问题,先生把这些说清了。” 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发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但毕竟拨乱反正时间不长,在1983年有人在一家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说,《朱熹思想研究》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张立文觉得十分不安,耽心会殃及到为《朱熹思想研究》作序的任继愈先生,此后他决定著书不请老前辈作序。

 

张立文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整套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严密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如何摆脱方法论困境指出了路径。

人们称为最枯燥最重要的逻辑学,是无情检验思辨能力的主要参数。在长期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张立文深感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因为一切理论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归根到底是方法的探索,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完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着该学科的成熟程度,并带来该学科的发展。为此,张立文经潜心研究,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根据中国哲学思维发展和哲学范畴的固有特点以及人类认识和思维发展的次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哲学范畴分类法,依照中国理论思维发展进程,即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顺序和逻辑顺序,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把中国哲学范畴分为象性范畴、实性范畴、虚性范畴。以象性、实性、虚性这三个中国哲学的范畴为基础,以中国历史演变和相应的经济、政治、科学的发展为依托,以中国哲学家提出的范畴演变为对象,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详尽考察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这是改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其意义在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整套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严密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如何摆脱方法论困境指出了路径;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就存在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说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维、别具风格的哲学范畴及其体系,从而使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有无完善范畴体系和抽象概念思维的争论有了令人信服的定论,这一结论说明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存在妄自尊大的偏见。

 

张立文以为人类盗天火的勇气构建了新的学说——和合学,它给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种种方法和手段的探讨的一个落实和安顿,为和谐社会的理论诠释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转换?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不仅前仆后继地进行实践,而且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方案。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具体继承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解释、综合创新论;以及全盘西化、儒学第三期发展、复兴儒学说,等等。这些论说未提出新的理论或学说架构。张立文教授以为人类盗天火的勇气,下地狱的精神,加上新的观念、得体的方法、足够多的资料,催生出了新的学说——和合学。和合学是给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种种方法和手段的探讨的一个落实和安顿。和合学旨在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间的五大冲突,以及由此五大冲突导致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为思维领域书写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思维的水平,对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张立文教授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多有建树,但耗力最多的是构建和合学,他将一生的所学、所悟、所得,用来建立和合学的体系。

和合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矛盾冲突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以及博大胸怀。国学泰斗张岱年教授将此著看作是我国文化发展中的大事,竭力向出版社推荐《和合学概论——关于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建议从速出版。1996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并于翌年4月举办了“《和合学概论》首发式暨和合思想研讨会”。张立文教授和合学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大。2000年11月9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特别指出:“当今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必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要提倡‘和合’,强调团结。”         

2005年7月12日上午,张立文教授出席了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会”。在演讲会结束时,一幅名为“和合”的中国画由徐庆平、张立文两位教授代表人大师生现场赠送郁慕明先生。。这幅“和合二仙” 中国画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教授绘画,哲学院教授、“和合学”创始人张立文教授题字,合作完成的作品。“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传说之神,有“和谐合好”,“婚姻和合”,“家人和合”等丰富含义,蕴含着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和合”还有“回家”之意,象征台湾尽早回归,实现统一。绘画在保持二仙图传统的基础上,在画风、创意上有所突破,人物更显喜气、飘逸。经过装裱,盛入红木盒中,盒上雕刻:“和合——中国人民大学敬赠”字样,表达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一片情意,及对两岸早日统一的美好祝福。近年来,美国夏威夷大学、波士顿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女子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退溪学研究院,国立新加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学府,纷纷邀请张立文教授参加国际会议,主持专题讲座,作关于和合学的主题演讲。

   为了满足越来越多读者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和合学》。2006年11月18日,在 “和合与和谐社会建设暨《和合学》出版座谈会”上,张立文教授在会上感慨地说:“在当今世界,思考如何改变中华民族文明的弱势地位是当代哲学家的责任,我愿意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与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主持了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就张立文教授提出的和合学理论及其对构建和社会的意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张国祚主任对张立文教授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本书对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有重大贡献,张立文教授所倡导的和合精神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冯俊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和合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张立文教授所倡导的和合理念,是中国哲学实现学术创新的一次重要体现。

 

1988年,韩国总统卢泰愚会见退溪学国际大奖的获得者张立文教授并听了对《圣学十图》的讲解后,对中国学者知识的渊博感到十分惊讶,没料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对韩国文化了解得竟然那么透彻。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学说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并成为这些国家一定时期的主导思想。李朝朱子学大家李退溪集李朝朱子学大成,推进了朝鲜理学的发展。二十多年来,东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李退溪思想作为研究课题,张立文教授也在这个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1984年9月,应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邀请,张立文教授出席了在汉堡大学召开的第七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的论文,并为会议论文集撰写了在韩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的长篇前言。

1988年,奥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为使这届奥运会增添文化气氛,奥组委增加了有各国知名学者参加的召开第十次李退溪学国际会议的内容,辛冠洁、张立文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期间张立文教授在汉城瞻仰了陶山书院。在出席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后的9月20日上午,韩国总统卢泰愚在青瓦台官邸会见了张立文等来自4个国家的6位著名学者。会见时,作为李退溪学国际大奖的获得者张立文,回答了卢泰愚总统提出的有关《圣学十图》的问题,总统听了他的回答后,对张立文教授的学识钦佩不已,没想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对韩国文化了解得这么透彻。会见结束时,卢泰愚总统请张立文教授向中国政府转达“希望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愿望。

张立文一生守护着自己的良知,不说亏心的话,不做亏心的事;即使在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也能泰然处之,保持大节。

张立文教授是个负责任的人。1955年,张立文参加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合营运动。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保留了部分自留地,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对自留地比较关心,对合作社的以前属于个人的土地不那么上心,这说明农业合作化高潮没有调动起农民的全部积极性。张立文如实向工作组反映了这一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想到领导却批评他有右倾思想。1957年,张立文所在班完成了5%的划右派指标,划为右派的同学被开除学籍党籍,遣送到农村或矿山劳动改造。当这些同志平反时,张立文为同班的两位同学出具了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从而为他们重新工作进入领导岗位提供了条件。1960年初冬,中国人民大学开展搞教学检查运动,以审查讲稿的形式,揭发教师的反社会主义倾向,人民大学中哲史教研室审查重点是石峻和苗力田。石竣讲课纵横驰骋,但讲稿仅几行字而已;苗力田讲课也只拿几张卡片。张立文作为审查人,守护着自己“友人不可卖、先生不可卖、良心不可卖”的良知,实事求是做出审查结论。在江西干校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揭发一个叫李华的同志账目不清,军宣队责成张立文协助核实,他经仔细核对,做出了客观结论,使李华免去一劫。

1961年老教师张腾霄在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结论平反以后,调哲学系当主任。他对青年教师说:“教员会讲课,这是铁饭碗;会写文章,这是银饭碗;既会讲课,又会写文章,这是金饭碗。”张立文觉得张腾霄的话没什么错,作为教师应该具备既会讲课,又能从事科研的基本功,这是实话也是实情。可“文革”把这实话当作反党言论无情批斗,这使张立文加深了对“文革”的抵触情绪。1973年10月,江青派迟群、谢静宜组织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梁效)大批判组,江青接见了大批判组的重要成员并合影留念。这个大批判组声名显赫,以“梁效”的笔名撰写了大量的长篇文章,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重要工具。一时间各地纷纷效仿,北京有“洪广思”,上海有“罗思鼎”。同年10月,北师大人事组代表上级找张立文谈话:“中央决定要调你去做重要工作,你是新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至于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他们一概不知,只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并通知下星期有专人来接,他被弄得莫名其妙。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一部军用吉普车把他接到北京军区,接待参谋领张立文看就要让他入住的房子。这是一个三室套间,会客厅、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这样的住房张立文平生第一次见到。第二天他被邀请参加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后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找张立文谈话。这时张立文才明白,由他和从其他大机关调来的4个人组成北京军区大批判组,任务是代表北京军区写“批林批孔”文章,这个大批判组来头很大,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亲自抓。这位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谈话中痛快地答应,在近日为张立文解决三件事:一是工作关系转军队,享受正团职待遇;二是调家属进京,安排合适工作;三是按工作性质解决住房问题。当时张立文夫妻长期两地分居,3个孩子各在一地。到北京14年了,连个家也没有,还天天听军宣队训话,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但这时的张立文毕竟已39岁,已到“不惑”之年了,所以对突如其来的好事比较冷静。他掂量再三,考虑到写奉命文章就必须放弃自己从事十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业时,决定托词离开军区大院,于是假借回北师大取换洗衣服之名离开了北京军区。他在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这一走任凭怎么说就是不回去,北京军区主持此事的领导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文弱教师竟敢一去不返。张立文是幸运的,在校党委副书记赵德芳的关照下,终于平息了这件事情。

张立文待人接物,淳真朴实,珍视友情;无骄矜之气,耻于逢迎,惰于应对,勤于思考,笔耕数十年不懈。

张立文教授是个有义有情的人。在他看来,幸福的种种外在条件中,最崇高的是友谊。张立文与石峻教授相处多年,交往甚密。石峻教授学识渊博,热情好友。在三年困难时期到“文革”十年,石公常约张立文和方立天逛书店,每到吃饭时石公掏钱,三人小酌,边吃边聊。每逢此时,石公便惟妙惟肖为他们讲西南联大、老北大和武汉大学的趣闻轶事,谈前辈哲人的学术特点、生活故事,其中好多知识在书本上是不可能得到的。1999年,八十有三的石峻教授临终时,与他相识相知40多年的张立文守护在旁,当时石教授已吐字不清,张立文拿纸笔请老先生留下了遗嘱。石公去世,在人大校园,识与不识,莫不哀伤,张立文更是怀着尊敬的心情为石公题写了墓志。在教学中,张立文时常向学生讲石峻教授如何为人为师,期望以此激励学子有所成就。1969年10月,人大全校教师到北京郊区劳动时,张立文敬重的中共党史系主任何干之心脏病发作,因抢救不及时死亡,教授去世使张立文一连几天哀伤不已。复旦大学哲学系潘富恩教授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硕果累累,为国家培养出数十名哲学学科的中外研究生,其中有一位名字叫季塔连科,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张立文与潘教授是同乡、同学、同行,他俩交往至今60年从未间断,情同手足。陈荣捷是20世纪中国哲学、新儒学、朱熹研究在美国的开拓者之一,在当代的这一领域鲜有人与之比肩。张立文在国际学术活动中与陈荣捷教授交往颇多,对老人家怀有深深的敬意。韩国退溪学研究院理事长李东俊十分珍视中韩人民的友谊,他以毕生心血推动儒学发展的事迹感人至深,这个具有东方人典型品质的学者使西方人感到愕然。李东俊、陈荣捷先后去世,消息传来张立文教授伤感不已。“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张立文教授一生过着朴素的独立思考的生活,豁达大度又充满信心,微笑着对待坎坎坷坷的生活,甚至面对死神也能泰然处之。

张立文教授是个不知疲倦的人。除讲课外,社会学术活动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以2006年为例,3月份,应邀出席日本北陆大学孔子学院开办庆典并为师生们做了学术报告,紧接着又为我国驻日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演。6月份出席“国家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国际论坛”筹备座谈会。9月份在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绿色中国第十一届论坛”发表演讲;在纪念《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5周年会上发表谈话。10月份参加“纪念石峻教授诞辰90周年研讨会”;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作《国学略说-易、儒、道、释三句真言》的学术报告。11月份应邀出席泰国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庆典并做学术演讲;与韩国中央大学的教授围绕中韩理学进行学术交流。12月份厦门大学孔子学院历经80多年变迁,隆重举行复办典礼,张立文教授应邀出席并做大会发言。

既使是在节假日,张立文教授也难有闲下来的时间。2008年春,笔者再次登门看望教授,他正在伏案为《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撰稿。《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是2005年确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课题。教授介绍说:“这个课题至少需要60万字,要在2010年之前完成,两年来讲课和学术活动以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这个课题上。” 教授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思考着、表达着。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时光老人是最公正的,它不会“诺诺。”从伟人到平民,无一例外要接受岁月的评判。同样,每一种被冠以有价值之名的东西无一例外地必须接受岁月的过滤与风蚀,只有真正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才会流传下来。张立文教授著述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的智慧之光是不会随岁月一起流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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