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做好人﹖做奸人﹖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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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忠君报国一直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从政准则为国人所尊崇。早在启蒙阶段，孩子们就接受到有关「忠能兴邦，奸则祸国；忠良受人敬仰，奸佞遭人唾骂；忠臣流芳百世，奸臣遗臭万年」的传统教育。按说，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选择做忠臣还是做奸臣，就像幼儿园的阿姨问孩子们是要做乖孩子还是做野孩子一样，得到的回答应当是异口同声。然而，事实情况远非如此。有人在选择做忠臣还是做奸臣的问题上颇费踌躇，有人甚至前后相悖。历史上有个叫裴矩的人，在隋朝时选择做奸臣，在唐朝时又选择做忠臣，很是耐人寻味。
据《旧唐书．裴矩传》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幼年丧父，由伯父抚养，少年好学，博闻强记。隋文帝做定州总管时，征召任命他做秘书，因其头脑活络，善于揣摩皇帝意图，很是得宠。
隋大业六年（公元六一○年）正月，在东都洛阳上演了一场荒诞剧，端门大街上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者逾万人，灯火自昏达旦，一直折腾了一个月方罢，所费巨万。并且在和外人互市的市场，屋宇「整饰如一」，盛陈帐帷，其中摆满了珍玩宝器，甚至连卖菜的都铺上了龙须席。无论外国人走到哪个饭店，都要以好酒好菜招待，且宣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正月的北方，树上无花叶，就用绢帛缠上，外国人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便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而事实上，此时长安一带正由于徭役繁重，造成百姓失业，郡县破家，人畜死亡！这场荒诞剧的总导演便是裴矩，其目的无非是想让皇上高兴，赢得圣上欢心。
裴矩在隋朝时确实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歪点子。有一个时期他是负责外交的，他主张征讨高丽，并吞吐谷浑，使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他主张招徕西域各族，造成了郡县「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敝，以至于亡。」这些主张都是为了迎合炀帝好大喜功的心理，炀帝赞之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隋亡之后，裴矩又入唐为户部尚书，此时他却一反常态，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唐太宗刚即位时，致力禁止奸邪诈伪，听说各官署中的审案主管，多有接受贿赂之事，于是，派人用财物来试探他们。有司门令史接受了赠送的一疋绢帛，唐太宗大怒，打算杀了他，裴矩劝谏说：「这个人接受贿赂，确实应该严厉地惩罚。只是陛下用物来试探他，就施行极刑，这就是所说的用罪恶来陷害人，恐怕不是倡导道德整饬礼节的行为。」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还郑重其事地召集百官说：「裴矩遂能廷摺，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为什么同一个裴矩，在一生中会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呢？司马光的解释是：「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元朝名相拜住比喻得更形象：「盘圆水圆，盂方水方」。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子。隋炀帝喜媚，奸臣成堆；太宗喜直，君子齐集，这就是风气的效应。
也许你会骂裴矩「墙头草两面倒」、「奴颜媚骨」、「巧言令色」、「奸佞小人」……从正人君子的立场来谴责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倘若换一个思路，从裴矩的角度想一想，他的这种选择未尝不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辞获罪」，因为说实话掉了脑袋的不胜枚举，因为善于说谎加官晋爵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历史上不计成本，不顾后果，一辈子谄媚或耿直，到死改不了，到哪里都是这副脾气的铁杆奸人或「文死谏」的愚忠大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在选择做好人还是做奸人时，潜意识里是要考虑一下成本和效益的。在做好人成本低（无丢命贬职之忧）效益高（可以博取好声誉甚至升官）的朝廷，谁愿意刻意去做奸佞之臣？奸人多的朝代，就是做奸人成本低（只须谄媚奉承）效益好（可以升官发财）的朝代，好人做不下去，就不由自主地选择做个奸人准奸人。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不同，正在于他们使做诤臣和做奸臣的「成本」「效益」掉了个个儿。而裴矩就是这样一个在不同的投资环境下精明的富有成就的「生意人」。事实上，世上的大多数人也就是这样的生意人，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而已。所以一个理智的时代，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当设法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形成这样一种导向，就是能够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毫不犹豫地选择做「好人」，义无反顾地做「好人」，且能体面地做成「好人」。
据《旧唐书．裴矩传》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幼年丧父，由伯父抚养，少年好学，博闻强记。隋文帝做定州总管时，征召任命他做秘书，因其头脑活络，善于揣摩皇帝意图，很是得宠。
隋大业六年（公元六一○年）正月，在东都洛阳上演了一场荒诞剧，端门大街上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者逾万人，灯火自昏达旦，一直折腾了一个月方罢，所费巨万。并且在和外人互市的市场，屋宇「整饰如一」，盛陈帐帷，其中摆满了珍玩宝器，甚至连卖菜的都铺上了龙须席。无论外国人走到哪个饭店，都要以好酒好菜招待，且宣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正月的北方，树上无花叶，就用绢帛缠上，外国人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便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而事实上，此时长安一带正由于徭役繁重，造成百姓失业，郡县破家，人畜死亡！这场荒诞剧的总导演便是裴矩，其目的无非是想让皇上高兴，赢得圣上欢心。
裴矩在隋朝时确实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歪点子。有一个时期他是负责外交的，他主张征讨高丽，并吞吐谷浑，使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他主张招徕西域各族，造成了郡县「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敝，以至于亡。」这些主张都是为了迎合炀帝好大喜功的心理，炀帝赞之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隋亡之后，裴矩又入唐为户部尚书，此时他却一反常态，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唐太宗刚即位时，致力禁止奸邪诈伪，听说各官署中的审案主管，多有接受贿赂之事，于是，派人用财物来试探他们。有司门令史接受了赠送的一疋绢帛，唐太宗大怒，打算杀了他，裴矩劝谏说：「这个人接受贿赂，确实应该严厉地惩罚。只是陛下用物来试探他，就施行极刑，这就是所说的用罪恶来陷害人，恐怕不是倡导道德整饬礼节的行为。」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还郑重其事地召集百官说：「裴矩遂能廷摺，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为什么同一个裴矩，在一生中会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呢？司马光的解释是：「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表，标志），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动则景随矣。」元朝名相拜住比喻得更形象：「盘圆水圆，盂方水方」。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子。隋炀帝喜媚，奸臣成堆；太宗喜直，君子齐集，这就是风气的效应。
也许你会骂裴矩「墙头草两面倒」、「奴颜媚骨」、「巧言令色」、「奸佞小人」……从正人君子的立场来谴责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倘若换一个思路，从裴矩的角度想一想，他的这种选择未尝不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辞获罪」，因为说实话掉了脑袋的不胜枚举，因为善于说谎加官晋爵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历史上不计成本，不顾后果，一辈子谄媚或耿直，到死改不了，到哪里都是这副脾气的铁杆奸人或「文死谏」的愚忠大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在选择做好人还是做奸人时，潜意识里是要考虑一下成本和效益的。在做好人成本低（无丢命贬职之忧）效益高（可以博取好声誉甚至升官）的朝廷，谁愿意刻意去做奸佞之臣？奸人多的朝代，就是做奸人成本低（只须谄媚奉承）效益好（可以升官发财）的朝代，好人做不下去，就不由自主地选择做个奸人准奸人。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不同，正在于他们使做诤臣和做奸臣的「成本」「效益」掉了个个儿。而裴矩就是这样一个在不同的投资环境下精明的富有成就的「生意人」。事实上，世上的大多数人也就是这样的生意人，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而已。所以一个理智的时代，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当设法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形成这样一种导向，就是能够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毫不犹豫地选择做「好人」，义无反顾地做「好人」，且能体面地做成「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