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寄人篱下的困顿

　　1959年是周采茨与父母离别的年份。1947年，母亲裘丽琳毅然把大女儿周采藻送到美国留学，在采茨记忆中，大姐的离去仿佛是自己和其他兄弟姐妹之后的人生轨迹的写照，“父亲说，母亲就像一只猫，总爱叼着自己的小猫，一个个地往外送。”

　　50年代后半期，随着几位兄姊陆续去了国外留学，长乐路的家一下子变成了空荡荡的大房子，在采茨眼中，那段时光的父亲如同一尊冷峻、孤独的雕像，在生活上的消遣也愈发变得简单起来，不是一个人闷在书房里挑灯夜读一摞摞的文件，就是一个人沉默不语地画画写字。那时，周信芳开始萌生了入党的念头，父亲书写入党申请报告的那一幕周采茨至今记忆犹新，父亲一笔一画在纸上写下工工整整的文字，如同一位艺术家细心雕琢一生最后一件作品，这一纸报告好似写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既漫长又沉重。

　　那年，采茨还是个13岁的豆蔻少女，初中刚毕业的她年岁不大，但一些人生观和成人世界的处世之道已若隐若现地徘徊在脑海中。有了几位哥哥姐姐的“前车之鉴”，她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终有一天也将离开这个家庭。果不其然，沉浸在暑假的愉悦生活之中的小采茨突然接到了母亲的“通牒”：一周后她将踏上远赴香港邮轮。从此之后，那一周七天的岁月突然显得无比漫长，母亲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导着采茨刀叉的用法，待人接物的礼仪，还不厌其烦地关照“千万不能去夜总会”……而此刻，蒙在鼓里的父亲却全然不知情。

　　1959年的夏天是周采茨毕生难忘的夏天，幸运女神仿佛悄然降身周家“四小姐”——香港政府大开恩，所有在内地拥有学生证的人都能入住香港。“那真是逃过一劫。我不用先去澳门坐那种偷渡的小船慢摇到香港，我二姐就是坐那种船去的香港，那上面挤满了人，什么人都有，真是吓死人的。”凭着记忆中二姐周采蕴的叙述又结合自己的想象，那艘如同幽灵船的偷渡船如同鬼魅般时常出现在周采茨的脑海中。

　　母亲还是习惯性地在女儿临行前一天把孩子带到丈夫面前。采茨记忆中，父母那一幕的对白无比简单，母亲轻轻地告诉父亲：“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父亲听罢，还是一如既往的内向而又冷静，只是摸了摸女儿的头，说了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一如他对之前几个离开的哥哥姐姐说的一样。“爹爹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相信他绝没有对我三姐(周采芹)说过‘你一定要记住，你永远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因为，爹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子女会不要做中国人！我只能说，采芹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不像现在许多被家庭送出国外留学的孩子那样潇洒自如，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踊跃而出的新鲜事物如同洪水猛兽般冲击着采茨的意识，“初到香港的感觉是，那里是天堂和地狱的合体。再之后，一切都成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采茨和二姐相依为命，“在这里，你不上班就没有钱，你没有钱就交不了房租。在家里，二姐也教书工作，但家终究不需要她养着，但在香港，你必须要养活自己，这些都是再现实不过的问题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采茨感到自己的命运如同一朵被人呵护在温室里的花朵，一下子沦为流离失所的野草，自己的性格却越来越有母亲裘丽琳坚忍不拔的一面。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采茨没有工作能力，她不得不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户人家也算是当地的富户，采茨在三房两厅的豪华住宅内获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还配有独用的厕所，还有工友可以使唤，但那毕竟不是家，奢华背后流淌着止不住的落寞。周采茨眼神中满是忧郁，她说，那段回忆自己总是不堪回首，“房门晚上必须锁好，早上又一定得敞开着，连开个冰箱都必须得经过主人的同意，那不是我想过的日子……”

　　一年压抑的生活让周采茨和二姐采蕴不堪重负，她们最终搬离了那户人家，住进了一处上海人出租的房子，没有人伺候了，样样都得自己动手，除了每天去房东那儿领两顿定餐。从一幢大房子到一个小房间的心理落差，让采茨很不是滋味。

　　然而，这些还只是小巫见大巫，由于初到香港，不谙英语和广东话的采茨被所有的中学拒之门外，香港教育局甚至让中学毕业的她重读五年级，什么都不懂的二姐周采蕴只能答应了这个要求。从此，一个比同学高出不少个子的女孩就这么又坐进了小学的课堂内，“这是我一生所经历的最大的侮辱，”往事仿佛近在眼前，周采茨声音中略有哽咽，两颗晶莹的泪珠已在眼眶中打转，“我二姐那时也没有经验，她只不过是姐，她不是妈妈。”

　　历经学业与生活上的摧残，终于让周采茨萌生了离开香港这个伤心之地的心思，她又坐着一叶小船，回到了旅程的中转站——澳门。在澳门，周采茨开始了住读生活，保持着与父母的书信往来。那段时间，这些书信成了采茨生活中最重要的动力。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周采茨不幸患上了阑尾炎，母亲裘丽琳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到了澳门，整整一周悉心照料起女儿的日常生活，“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了……”言语间，周采茨已是泣不成声……

　　重逢，竟如此短暂

　　1966年，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那一刻，周采茨突然选择了回归。“我那时不看报纸，完全不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么回来了。”她没有想到这次相会竟是自己与父母永远的告别。时隔7年与父亲周信芳重逢，眼中的父亲还是原来那个父亲，一点不见岁月的蹉跎，可是，家的氛围却不知不觉地变了味，长乐路的小楼再也不像从前那般风光，尽管，每天还是人来人往地络绎不绝，却都是行色匆匆，父母与朋友、同事间的交谈也变得格外敏感。

　　一切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大家都知道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但是能否幸存谁也不能确保。”周采茨回家的那天，母亲说她的运不好，于是风尘仆仆地拉着女儿到医院做了双眼皮手术，回家后立即把她关在自己的房间内，不让她出门。随后，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周采茨发现母亲正在偷偷拆弄自己的香港朋友寄来的信件，追问之下，裘丽琳这才道出了自己的良苦用心——她是怕没有经验的女儿，只身在外上当受骗，被别人利用做了特务。采茨听罢，再也忍耐不住：“你自己女儿会不会做特务，你不知道的啊！？”

　　“后来我母亲狡辩说是看我叠信的方法不对才拆了我的信，那时真是全民皆兵，父母居然要担心子女的信里会有什么……真得让我很寒心！往事不堪回首，好好的一个家竟落得如此凄惨的境地……”

　　动荡的局势让原本打算住上两个月的采茨两周后就要返回。因为没过多久，父亲剧团的党委书记就上门劝诫周信芳要让女儿赶快离开，“再不走恐怕就走不了了”，于是父母又一次将女儿“赶”出了家门，“其实父母是救了我一命，如果我没走掉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或许已经在‘文革’中和人拼命拼死了，也有可能插队落户离开了上海……总之，什么都是未知数。”直到此时，周采茨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这位在当年顶着巨大社会压力，不惜放弃一切与“戏子”结合的名门闺秀，有着对社会、对时代、对人性独特的认知，“我姆妈了不起，她总是很能干，对什么都看得清楚。她有世俗的一面，更有超凡的一面——我们家6个孩子，5个都避过了十年浩劫。为什么？因为姆妈一直觉得会有一场很大的浩劫等着这个引人注目的家庭，她没有办法。她毕竟是纷繁复杂的旧社会里的过来人，人性她还是很清楚的。所以，无论如何，她作为一个母亲，考虑到子女的前途不能吃苦，做出了送我们出去的选择。”

　　又是一场离别，是谁都明白的生离死别，挥手自兹去，相逢在梦中。尽管如此，父母依旧没有远送，只是在门口和采茨道了别，周信芳一如往常地沉默不语，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母亲告诫采茨：“今后但凡收到我给你的信件，无论我写了什么，千万不要去做。”

　　周采茨又一次踏上了去香港的旅途，心情却颇不平静，母亲的临别前的话在耳际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果不其然，正如母亲预料的那样，刚在香港落脚的采茨立刻收到了母亲裘丽琳的一封来信，信上说要女儿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寄回去……周采茨这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和母亲的良苦用心。1966年9月，周采茨看到了一篇有关父亲的事件性报道，标题即是“周信芳离世”，而母亲也早已不知所踪，于是，伤心欲绝的她马不停蹄地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远渡重洋来到了飘摇的欧罗巴大陆。

　　为了忘却那段痛苦的回忆，周采茨开始了听凭心声的流浪生活，竖起大拇指，一路搭顺风车沿途赏遍了奥地利、威尼斯、罗马的美景，每段旅程都能结识许多朋友。上世纪70年代，由于披头士乐队的风靡，欧洲大陆到处弥漫雅皮士云游和群居生活的踪影，周采茨也是其中的一员。“这种生活比什么都伟大。”周采茨说。有一次周采茨在罗马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就把自家房门钥匙放在酒吧，告诉采茨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只要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回酒吧就可以了。有时候她身上只揣着10英镑，却依然能自得其乐地逍遥快活，直到身无分文了才想到要去打工。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不会说意大利话的周采茨凭借自己的勤勉和聪慧在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员，几天后才知道老板还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哥哥。最艰难的时候，周采茨还做过佣人，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从煮菜烧饭到拖地擦窗她一个人包了，“那户人家的地板全是大理石的，我就趴在地上把一块块擦得光洁亮丽，”周采茨不禁感叹，“现在哪里有佣人肯这么做！哈哈哈！”

　　嬉皮士的生活虽逍遥可乐，周采茨年轻的身体却累垮了。最后，采茨拿着护照，全无目的地离开了意大利，转向英国投靠小哥哥周英华，在伦敦，她从一个嬉皮士变成了“浪人”，除了一边打工一边在高中研读Old Level证书以外，便无所事事地四处闲逛。“我的确留过学，可我留的都是中学！”说到此处，周采茨不禁捧腹大笑，“在英国终于是把中学读完了，但这些证书我却从来没见过。人家问我有没有，我就乱说。要知道，刚毕业的学生是不敢用学历去吹牛的，而等到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有谁会问你学历？凭的就是工作经验了。”

　　1972年，二姐的一封信重新把采茨拉回了现实，她这才得知母亲早在4年前就已经去世了。3年后，又是一张从上海的家中发至伦敦的电报，让周采茨得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采茨当时虽然对其中的具体情节不甚了了，但悲愤之情却难以抑制……直到1978年8月16日，父亲最终得以平反昭雪，中宣部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海外的5个子女中，只有“四小姐”周采茨回来了，小女儿最终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送了宠爱她的父亲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