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的自由人格/孙正荃

贾植芳的自由人格
孙正荃

         贾植芳，1916年生，山西汾城县（现为襄汾县）人。早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当局多次捉进官府，后东渡日本。1937年回国抗日又被日伪“特高科”投入大牢。1949年后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而判刑12年，1966年后再度失去自由13年。八十年代初平反后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并在学术界多处任职。
 
新年伊始，自称“洪宪生人”已是实足九十高龄的贾老植芳先生把他2006年初新版的《契诃夫手记》送给我，照例是题字和签名，亲手交到我手里时，又照例说一句“拿去玩玩”。这是贾老赠送给我的第多少本书了？只记得这二十年来，每有新作问世，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样书刚到，我就有幸最早捧读受益了。我无限感激先生还有师母（愿她在天之灵安息）对我的厚爱，我常常会想，如果我从那遥远的青藏高原回到上海而没有同先生一月一次甚至一月几次的海聊，没有先生用生命代价编织的那些故事所闪烁的人格精神的启迪和感悟，特别是没有先生在不经意中给予的那么多的温暖、清醒和充实，我的生命肯定会有许多空白，许多软弱，许多迷惘，更会有许多谬误。先生一辈子的挣扎和坚守，坐而不寐守望良知的那种精神和节操，总其大成者便是已被许多人歌之颂之的所谓“骨气”。而在我看来，先生身上的骨气，独特地表现为一种当今世道少有的率真，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忌讳不做作，我行我素，正是这充满了自由人格精神的真性情，支撑他抵挡生命征途上狱里狱外连绵不断的巨大灾祸，造就他成为现代意义上顶天立地伟丈夫气节，也注定了他非同寻常的命运。这自由人格就是先生在生活细节处处显露出来的血气、侠气和静气，于是，我要再写写我所知道的贾老先生。

血气：敢说一个“不”字

在我眼里，先生的一大特色就是他的血气。

贾老家里总是宾客盈门，常常笑声满堂，嘻嘻哈哈之中在场的老老少少无不被先生机智幽默话语中隐含的深邃人生哲理所感动。但是先生自有自己的为人之道，他非常大度，有时却也非常尖刻；非常平和，有时却也非常激烈，说起没人性的、不仁不义的，他更是会从座椅上站起来：“分两种，一种是误入歧途的，一种是明知故犯的，对这两种人，我历来态度各异。可以宽容的是前一种人，他们或是不明真相，被潮水般的伪证所蒙骗，或是‘小子无奈，出此下策’，不为升官发财，是胆怯而自保，没法子，可以原谅；另一种是别有用心，落井下石，卖身求荣，他们的屁股上早打上了‘左’的印记，有的以整人起家发迹，捞到好处后更加变本加厉，他们台上端着酒杯跟你热情有加，台下记你的黑账连心也不跳一跳，对这种人，你得加倍提防，这种人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我问他这种人你碰到的多吗？他说，复旦有两个。他有一枚印章：“秦坑余人”，幽默中见出了他对秦始皇之类专制暴君的满腔愤怒。还有一件事可以一说的就是他对舒芜的态度。那是“帽子时代”已经结束之后的一天，先生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晚上，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舒某。贾植芳毫不给面子地扔出去四个字：“我不认识你！” 把他挡在了门外。谁都清楚，1955年，拿胡风开刀，是借舒芜主动交出的那些私人信件为“突破口”的，尽管，整知识分子是“既定方针”，舒某不交，也许会有别人交，即使没人交，也会寻找另外的“引子”，一本小说啦、一部电影啦，再不行，“机关枪、迫击炮”不是可以造出来的吗。可舒某毕竟是有功的。可惜他只“太平”了两年，终未躲过后来一劫。多少年后，虽然他为自己百般申辩，但是“分子们”多数还是瞧不起他，其中贾老是表现得最有血气的一个，他认为这种人，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

其实，先生瞧不起的还真不止一两个，据我记忆，有名有姓的名家就有，至少，五六位。有位“著名文艺评论家”，他手中的棍子曾打过不少人，到八十年代初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硬是把先生的名字从一个学术活动的名单上划去。不料不久两人却又在北京碰面，偏偏又是在电梯里，这位评论家问：你是贾植芳先生吧？说话时眼睛却看着电梯一闪一闪的灯。先生也不正面相向，悠悠地回答说：是的。你是某某某先生吧？对方又问：身体还好吧？先生回答说：一时死不了。

最令人感慨的是无论处境如何凶险，他都敢说一个“不”字，有人称他是中国当代骨头最硬的老头：他一辈子没写过一个字的“检讨”，没在“人形的垃圾”（贾植芳语）面前认过一次罪掉过一滴泪。1966年，他蒙受了十一年的冤狱之后被押上法庭，那股血气竟依然燃烧如初。他曾这样给我描绘那一幕：我抬眼一看，大厅里已是黑压压一片，好几架照相机“咔嚓--咔嚓”不停地给我照相，那情景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三十年后，上海公安局办的一家刊物约我写篇文章，提出要我一张相片时，我开玩笑说，你们那里有我照片，很多很多照片……这是一次宣判会，以“妄图篡夺中国*的文化领导权”而判我12年，这个说法跟1955年抓我时大不一样。会开得很短，我只说了两句话，加起来五个字。第一句是法官读完判决书问我服不服，我大声回答说：服！法官又例行公事地说：如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我又大声喊道：我不上诉！原来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回交锋，有个官员同他谈话，说，“你的问题不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过，可以给你交个底，不会枪毙。”当时先生就火了，待要他再写个“材料”时，更是火冒三丈：“不写！你们写好了，你们写什么我都承认。”那年，先生正五十岁！又过去四十年了呵，这绘声绘色的回忆让我再次感受到了贾老涌上心头的那股正气那股血气。岁月流逝，先生爱恨依旧。

先生待人和蔼是出名的，可先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活得率性活得自在没有那么多顾忌。十多年前，日本某高校邀请先生和夫人去访问。他到有关部门去办理手续，交付了材料证明等，不料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要“结婚证书”。五十多年了，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哪有什么“结婚证书”？对方却坚持，年逾七旬的老人火了：怕我拐卖妇女啊？这一火倒是把事情办成了。在先生的说话间，偶而甚至能听到“粗话”。那是在重新获得自由后，先生到香港访问，和当年在日本一起留学的朋友欢聚，他们虽然都已须发皆白，却一个个活得有滋有味，先是老同学不知如何称呼，喊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贾……贾……贾同志”，先生脱口一声“放屁！”大家赶忙解释：听说大陆都叫“同志”，叫“先生”便是不敬。这当然不是生气发火，却可看出先生决非那些斯斯文文的“学者”“文人”，恰如先生在《且说说我自己》中写的：“梁漱溟先生在《自述》中自我评介道：‘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上的人。’其实这句话更适合于我。总的说来，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他喜欢说自己是“喝鲁迅奶长大的”，所以有爱有恨也敢爱敢恨，从未见有半点矫揉造作半点虚情假意，他活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实的人生。如今，我们那些秉秉有礼的文化人还有先生这样的血气吗？面对恶言恶语的恫吓花言巧语的诡辩乃至好言好语的蛊惑，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文化人还有几多敢说出一个“不”字呢？

侠气：出门靠朋友

从少年时走出山西老家进京读书，到东渡扶桑求学，从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政府”抓进大牢，到抗日有罪被日伪“特高科”投入监狱，从在胡风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习作，到莫名其妙成为“钦犯”而再度身陷囹圄，从“狱里”十多年再到“狱外”牛棚十多年，先生一生风雨坎坷，靠的是朋友，忘不了的是朋友。先生在生死患难中结交了多少朋友，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最近有家出版社有意将先生几十年来对朋友的回忆文章辑录成册，光看看那份目录，覃子豪、陈仁炳、卢杨（克绪）、郑超麟、邵洵美、胡风、路翎、牛汉、萧军、王瑶、施昌东……就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那是一代精英呵，他们的人生却大多过早的冷落和凋零！

先生说自己从小喜欢广交朋友，走南闯北浪迹江湖的经历，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更让“朋友”这个概念蕴含了丰富而沉重的内涵，他说，许多人只有“战”友没有“朋友”，不“战斗”了便成孤家寡人了。朋友要忠诚要守信要无私，要拿出心来，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出门靠朋友”。

还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求学时，就有一帮同窗朋友，其中有一个叫覃子豪的早在北京读书时便相识，先生甫到东京，他便热诚相助，让刚“处于人生起跑点上”的19岁的贾植芳格外激动，半个多世纪后，先生在一篇《忆覃子豪》的长篇文章里这样写到他们相见后的的第一次分手：“当我看到他依然站在街头，在夜雾中逐渐模糊了的身影时，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友情的力量”。后来这些同窗一直“有福共享，有难同挡”。先生是靠伯父按月寄钱维持生活的，每月80到100元，自己开销绰绰有余可“共享”不久就光了，青黄不接时只好求助当铺，一次，先生挑了两本大部头外文书去当，老板特地拿到书店去“鉴别”，书店的人说值钱，这才放心收下了。他问要多少钱？回答说，五块一本吧。老板倒蛮大方，给了十二块。这点钱自然维持不了几天。无奈只好再找书去当。可哪来这么多书呀？先生灵机一动到附近旧书摊废品站去，专拣又大又重的，几角钱就可成交。老板因为有了上次经验便照单全收了。没有多久，抗日战争爆发，不少同学便回国参加抗日了。将近六十年后，先生访问日本，特地去寻访那家当铺，他想向老板的后人表示一点歉意，他在那块地方转了好久，才弄清这家当铺早已没有了，七十五岁高岭的贾老先生只好“一声叹息”了。

先生珍惜友谊不在钱财而在真情，那是甚至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事。一个帮“牛鬼蛇神”扛木料的故事特别让人感动。那是在噩梦般的岁月，一位在四十年代就以参加民主运动而闻名遐迩的陈仁炳（先是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又因为彭德怀翻案而升级成“现行反革命”），正按“造反派”的命令把修房顶用的木料往楼上搬去，他把木料扛在肩上，歪着头，一步一步向楼梯口移动，此时，先生在楼门口扫地，心想，他在平地上干活都体力不支，扛着木料上楼恐怕更吃不消了，要是摔下来，那就性命交关。于是跑到他跟前说：“你坐下来休息，我替你扛，我比你年轻……”陈说：“使不得，使不得，他们会斗你！”先生笑着说：“扛了要斗，不扛也要斗，咱们也算老阶级弟兄了，亲不亲阶级分嘛。”说着，从他肩膀上接过木料噌噌地就上了楼梯。

先生自己多次遇险而侥幸逃脱，多次落入茫茫人海而终得安身，靠的全是朋友（包括许多学生。他说，学生读书时是师生关系，毕业了就是朋友关系），所以他视纯真的友情为生命，也就更加对叛卖疾恶如仇。先生的侠气不是江湖间的那种哥儿们义气，他注入了社会人文和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时，在看守所牢房竟然巧遇1948年春审判他的国民党中统大特务季某，当年，此人指明要先生带他们“把胡风抓来”，以次作为释放的条件，遭到断然拒绝；不过七年时光，却旧景重现，“人民法官”同样要他在胡风身上“立功赎罪”，先生照例不加理睬。最为令人愤恨不已的是，那个季某在狱中还当面大骂“你们是狗咬狗”。谁能想到，这个家伙曾参加过*第二次代表大会，三十年代还就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来成为*的无耻叛徒，他才是一条真正的狗。先生在讲述这个故事后说：“为此我坐了十一年牢，判刑十二年，又监督劳动十三年，历史竟是这么荒唐！”我不由再次联想起1985年先生以七十高龄专程赴京，在胡风遗体前哭得涕泪横流的感人场景，那是伯牙子期之情，那是患难生死之交，那是一颗真诚的灵魂为另一颗正直灵魂的逝去而无法抑制的撕心裂肺，那是人世间为地久天长的友谊唱响的华彩乐章。

先生的这种侠气也使他常怀仁爱之心，几十年来，凡是有求于他的，无论是出国写个介绍呀，书稿写个序言呀，甚至辗转相托的，他都有求必应，所以先生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朋友满天下，他九十大寿，主办方发了一百多份请帖，却来了三百多人，以至几番周折挤了又挤才照成了集体照。晚年，先生的这种关爱已成博爱。那是1984年春节，在复旦门前马路上他被自行车撞倒，骑车的年轻人赶紧把老人扶起，急送医院。是左脚小腿部位骨折。先生问年轻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是工人。先生说你撞了我，没跑，又送我上医院，我看你人不坏，家境恐怕不那么好，我有劳保，你回去吧。年轻人还是把老人送回了家。第二天又来探望。门卫问道，你知道你撞了谁？回答说不知道。门卫说，复旦名人呀！大教授呀！年轻人愈加感动。从此他常到先生家拜望，竟然“撞”出了个朋友。

静气：高扬人的文化自觉

先生的自由人格最动人处是他在生活中流淌出来的那股子静气。或许是因为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气功利气太过严重，我越加觉得先生静气之弥足珍贵。

几代学生早就酝酿着给先生做八十大寿了。到了1995年，“贾植芳教授八十华旦暨文学活动六十周年、教学活动四十五周年庆祝会”进入“倒计时”。先生历来不大重视过生日，他甚至弄不大清自己生日的确切日期，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这也好，每年秋天开学后，就陆陆续续有朋友上门祝贺了，一杯清茶一壶老酒，几样家常菜，就是我的“生日宴会”，这样，我常常一年要过好几回生日，倒是多了和老朋友喝酒聚会的机会，也给我的暮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这八十大寿可是“正儿八经”的，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都作了报道，把先生称作“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老战士”！我笑着对先生说，一顶桂冠呵。先生笑了笑，说，“无产阶级敌人”和“无产阶级战士”原来只是一步之遥！几年后，先生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成就贡献提名奖，那奖章多大呀，那奖状多艳呀，那些日子，多少媒体记者涌进先生狭窄的住所，赞美和歌颂可谓空前。热闹散去之后，先生把奖章轻轻挂到了已经卧榻多年的师母胸前，又把奖状放到师母手里，喃喃地说道：任敏，我们得奖了，你这辈子跟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们不要再担惊受怕了，我们得奖了……我问先生：你很在乎这奖章奖状？先生又笑了：我这辈子有时演正面角色有时演反面角色，挂奖章和戴手铐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革命的需要。

坐在先生身边，海阔天空的神聊中，我常常会被先生那非凡的智慧和坚韧所折服，于是每每会有一种幻觉在眼前浮现，觉得先生的身躯高大起来，明亮起来，我会突然喊一声：先生！有一次，先生讲起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好几个人送到延安，而自己终究没有上山的事，有人因之说称他是“宋江”。先生说不对。宋江无非是一个闯荡江湖的流氓无赖，他在浔阳楼的题诗：“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自得中所反映的志向和心态，可以用来概括历史上所有那些草莽出身的开国皇帝的人生境界，比如刘邦、朱元璋，以至洪秀全之类。他们无一不是言伪而辩，行诡而诈，视人命为草芥，正如一个俄国学者说的那样，他们的血是冷的。先生说自己一生不从政不做官，只做个自由知识分子，这也是我的人生不可更改的选择。

在先生看来，自由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他非常喜欢一位哲人说过的这句话：记住，你是一个人，不是一种工具！“把一个人字写端正”已经成为先生的一句名言，正是这掷地有声的八个字支撑着他，既使他始终泰然面对恫吓和皮鞭，也使他淡然以对海内外媒体的一片赞誉：八十高龄访问台湾时，那里的报纸曾连续整版作报道，说是“风骨傲人”“明灯不灭”，而先生十分平和地说出的一句话是：我还是我自己！他是那样的看重一个“人”，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契诃夫的这句话：“如果我再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然后他说，别说来世的事，我今生从没做过当官发财的梦。我认为，生而为人，尤其是一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在先生眼里，这就是要始终高扬人的文化自觉，始终不失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

那是在复旦“监督劳动”的时候，一间十来平米的屋子里放着两张双人床，先生睡在上铺，其余三张住的是日夜监督他的三个年轻人。一天半夜醒来，往下一看，几个年轻人正头对头地聚在床铺中间的一张小桌上，时不时有戚戚蹙蹙的声音传到先生耳朵里，原来他们是在商量写汇报。先生像讲故事一样地接着对我说：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着了，所以少了点顾忌。我不由想起前两天的一件事，那天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弄得床吱吱直响，第二天一早就有人通知我不必参加劳动了，还要我去看病。我是“钦犯”，我夜里的情况已经如此迅速地“反馈”到了领导那里，心里不禁泛起一股厌恶之情。我倒不是恨他们，只是觉得他们实在可怜，也可悲，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愿意去做偷偷摸摸的事呢？先生又接着讲了另外一个相关的故事：1948年在国民党监狱里，看守也是个年轻人，高中生，待我还不错，有时还帮我到外面去买点香烟什么的，后来当局放我出来时，我对这个年轻人说；“你看管了我半年多，我有句话想对你说说，你当是人话就听听，要是认为不好，只当是放屁。你年纪轻轻的，这碗饭不是人吃的，找点别的事干干，换碗饭吃吧。”他说：“贾先生，我记着。”我没想到十八年后会旧景重现，而且不是一个是三个，看着他们严肃认真的样子，我又想说点什么，可终究没有开口，幸亏当时没说什么，今非昔比了呵。

然后，先生说了让我终生受用的这样几句话：在我看来，自己纵然做了二十五年奴隶，但奴隶还有自己的灵魂，而有人心甘情愿去做奴才，他们连灵魂也没有。如果你跪着看人，别人就比你高，你需仰视才可看到他全身，如果你也站着，甚至站得比他高，你就不会觉得比他矮，而且可以把世上的人和事看的更真切更深刻。是的，诚如先生所言，一个人，最重要的是道德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先生虚怀若谷的胸怀，睿智机敏的眼光，坚韧不屈的性格，常使在大西北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我想起沙漠里的胡杨，我相信他不会死，死了不会倒，倒了也不会朽。先生耳朵不大好，没有听清我说他“是胡杨，珍稀植物”的话，便哈哈一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大声喊出三个字：大熊猫！

我同先生相交这二十年来，从未见过先生去赶什么热闹，即便是报章杂志上热翻天的事，他也总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无论是时代风云，无论是世事沉浮，他在聊天中娓娓说出的几句话都让你觉得非同一般入骨三分，即便是发在报端的小块文章也独具风格和见识，这是炉火纯青的一种高致。常常，望着先生瘦骨嶙峋的身子，总会浮想联翩：有关漂泊、监狱和追寻，有关向往、坚守和挣扎，以及有关人性、人格和人道，这么丰富的生命体验、人生况味竟如此妥帖地安顿在这颗曾经经受过无数次折腾的灵魂之中，他摈弃了人世间的委琐和卑微，远离了名利场的喧嚣和欺瞒，却依旧对现实中的热点充满了兴趣，依旧对个体生命的忧戚充满了人文的关怀，当许多人越来越远离理想的初衷时，这位耄耋老人依旧每晚伏在灯下一笔一划艰难地在写作，他是在“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这个字的最后一划，划到应该划的地方去。”

作者 E-mail:caoquan@8163。net.cn

五柳村2006/06/07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