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摆在什么位置？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摆在什么位置？

王 微　

    

    当前举国正在欢腾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这60年包括无与伦比的历史成就。也包括着严重的曲折与大大小小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历史，毫无疑义是应该自1949年10月1日算起。此前的28年我们前前后后在部分根据地也建立了政权，但没有取得全国政权。
    我为什么特别指出这个常识性问题呢？ 
    理由有二。
    一、“由于近来媒体上关于执政党的性质与责任的谈论明显增多了。我怕产生错误印象。好像经过什么高明“理论家”的提醒，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执政许久之后，发现了“新大陆”。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执政党。这不是我多虑。因为当前确有不少人，不知抱有什么目的，老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年分割成各种阶段，并比较其“优劣”，任意点评。以达其“贬往扬今”的心愿。或者是自己本身就认为，老是强调党的革命性，会对党执政性形成干扰，少提为好。
    总之，没有把握好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正确关系。
    二、更令人警惕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都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连续执政 60年的合法性问题。说你们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把他们赶到台湾，建立自己政权，是个事实。但已过去60年了，你们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已经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消磨。你们的模式应该来一个脱胎换骨，与“国际接轨”。要求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直接选举等等，与西方标杆看齐。好像不这样，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规范，不合法，甚至该被开除地球球籍。
    由于当前“告别革命”，“淡出理想”，“躲避崇高”言论，甚嚣尘上；不少人意志消沉，追名逐利，堕落、贪污；不少党员干部以为执政权利在握，对人民呼三喝四，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工作中过分依赖行政权力，而放弃细致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执政党的党群关系并不乐观。
    当此之际，我们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合法性的种种诽谤与攻击决不能掉以轻心。
    革命党与执政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革命性妨碍了执政性吗？必须改变或减弱党的革命性质，以适应新时代的执政吗？党的革命性要摆在执政党的什么位置呢？我们有必要讳言自己的革命性吗？
    当代中国是靠革命起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血与火的革命中诞生。革命是我们的“本色”。“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们的“出身”就是如此，无需讳言。
    60年一个甲子，一个不算短时间。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内外政策，工作方式肯定会有许多改进、调整，但作为一个郑重的，负责任的政党，我们对所奉行的主义，追求的理想，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信不疑，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执政，而羞谈革命，也不会为某种眼前的需要，用自己的革命性做交换。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7日语重心长地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地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0页）。小平同志特别提醒的要宣传工作同志时时“不要忽略”。我们做到了吗？。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4－195页）。我理解，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时期必须坚持的革命性。在执政的全过程中，一定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定。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党与执政党是一个历史统一体。由于历史和环境的不同，会有些政策或行动方式的差别，但是，夸大这种差别，将二者分割，对立，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我们应该郑重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在中国，革命党与执政党都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家，概无分号，也不会改换门庭。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具有革命的连续性，不会因为执政而改变自己的主义、理想、信念。
    本文着重谈谈，在执政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千头万绪，改革开放时期各种思潮涌动，相互激荡，争先恐后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予肯定。与此同时，外国势力渗透中国，演变中国野心不改，而且不断变换花样。意识形态工作者面临的形势更复杂、艰巨了。作为执政党的我们应该继续保持革命锐气，有勇气，有魄力，敢于在主义、理想、信念上保持一贯性、坚定性，不能丝毫动摇。希冀以在革命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以求人家谅解，换来某种表面上的“和谐”是“梦中月，水中花”。更不该自作多情，老是想与人家的“普世价值”靠拢，接轨。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摆在什么位置，怎么做？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应保持昂扬的革命精神。
    我们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通俗地说就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现在我们做得怎么样呢？
    加强国防，励军精武，我党投入巨大精力，始终不懈，有目共睹。
    据我个人观察，我们对主义、理想、信念等这些关乎革命的宣传根本问题的宣传上，似乎还没有完全实现邓小平同志的要求。
    现在经济发展了，物质比较丰富了，财宝、美色诱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且又是大权在手，让不少无理想，无信念的贪婪之徒进入党的队伍，拔擢为高官，作为肱骨，执政党的革命性能不褪色吗？党的形象能好吗？
    当然，可以说这些是害群之马，钻入执政党的蟊贼，是少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们革命战争时期，建国执政初期，这样的人没有这么多，这么骇人听闻呢？
    我觉得，这可能与我们宣传工作失衡有些关系。革命性与执政性不是不能相容的。无论执政时间多么久长，革命的锐气、朝气始终要保持的，而且改革开放也是一种革命。讲“与时俱进”，多数是量的渐进，质的突变不可能太频繁。把共和国这一段与那一段进行比较是可以的，但不要动不动就讲“进入新时代”！对党的根本性质界定更应该慎重。
    讲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摸着石头过河”，符合科学的探索精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不能一成不变。这都是对的。实事求是，一切用实践做最终检验，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
    但是，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绝对是真诚的。
    不要忘了我们叫“共产党”，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不能含糊，不必隐瞒。至于何时建成，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努力，取决于客观的国内、国际环境。
    理想对推动人类历史前进，赋予生命意义，不可或缺。即便是各种宗教都要设定一个“理想”，吸引大量徒众，使之终身孜孜以求。佛教说的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堂，儒家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等。虽然都不是唯物主义的，但也能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让徒众终身奉献。
    追求共产主义心切，我们也犯过错误，比如，“大跃进”。
    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当时是无比兴奋，全身心地投入。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可能不在少数。那些早就看出“大跃进”一定失败，必定成为“灾难”的先知，是否都是早就是洞穿一切的事前诸葛亮呢？那时你在哪里，干什么去了呢？不得而知。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的心血来潮。恐怕未必公道。
    其实，相信共产主义会，希望它早日实现，除去别有它图者，恐怕所有加入共产党的人愿望都是真诚的。不仅中国如此。50年代苏联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过程。最初在苏共党纲中提出在苏联“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义”，后修改为“开始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打算在几年内超过美国。显然，苏联和我们都冒进了，付出了代价。但是，不能因此就不敢提“共产主义”了。
    一个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会最终实现，何必混在这个队伍中，有退党自由吗！
    现在，我们社会经过曲折，经过全体人民努力。确确实实取得伟大成就。但与国际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确有某些差距。但是，它们都是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吗？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不就是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最发达的美国吗？
    承认差距的同时，应该确信我们追求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比他们现在高明得很多，很多。
    其次谈谈宣传工作“围绕中心与守土有责的关系问题”。
    党中央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工作中心，宣传工作毫无疑问要全力以赴，尽一百二十分的努力来配合，务求完美。但党的中心工作以外必然有许多不可或缺的工作，应该在全国一盘棋情况下，由主管部门独立承担，“守土有责”。
    在“守土”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对此，卜问同志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可悲的背弃”、“道理也要打假”、“栽花与除草”， “骂、能骂死人”，等等。讲的都是当前宣传工作中的要害问题，特别需要改进加强：
    在“可悲的背弃”中，他沉痛地相出：有一些曾经也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却“大肆批判和否定过去的一切。他们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路是灾难，过去的革命领袖是祸首，今天一切都糟糕极了。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赶快改邪归正，抛弃把中国带到今天的道路。”
    在“道理也要打假”中，卜问志指出“要大家知道真假，只讲什么是真，不讲什么是假，那还不解决问题。也为许多假，伪装得可以乱真，一般人不容易区分。”
    在“栽花与除草”，“骂，能骂死人”中，他说：“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不破不立。没有破就没有立”，“只栽花不除草，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简单例子，同样在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平常。历史上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重大例子不少。现在也不是不可能。”
    守土有责的宣传工作者们，对卜问同志指出的这些问题，及时奋起回击了吗？达到除恶务尽了吗？意识形态领域也要打歼灭战，少打隔靴搔痒的“麻雀战”。切不能尸位素餐，官僚破义！ 
    有人会说，这是危言耸听。
    想一想中国的历史吧！
    中国在一个半还长的世纪里被人凌辱，任人宰割，挨打，挨饿，挨骂，现在想打我们的可能不多了，肚子也饱了许多，但是骂我们的还是很多。其中，有些是我们有缺点，该骂；有些是相互沟通不够，我们宣传不到位，人家有误解，也可以骂。有些是否定你政权的合法性，动摇立国之本。对这种“骂”，能够等闲视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就拿去年西藏，今年新疆的打砸抢烧事件来说。我们死了几百条鲜活的生命，损失大量财产，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我们新闻宣传工作是努力的。发了那么多新闻，消息，澄清事实，说明是非；请使节、记者到现场参观访问，不遗余力。但是我们还是却还是被推上“被告席”，被一口咬定说是“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实际上这是借口所谓“普世价值观”，破坏中国主权，分裂中国国土。
    表面上是新闻战，“口水战”，实际上是政治“话语权”的争夺战。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种“话语权”的丧失，危及国家根本利益。这类“话语权”，应该视为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对这类“骂”，漠视无声，不做出有效回应，与丧权辱国，何异？所以，卜问同志说，“骂，能骂死人”。超级大国苏联突然解体，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国内外反苏大合唱中轰然倒塌的。
    现在，我们国内有些人对此并不清醒，人家一提人权、自由、民主，就感觉底气不足，尽量委曲求全，希冀人家谅解，努力向所谓的“普世价值”靠拢，懵懵懂懂，堕入彀中还乐此不疲。
    当然，作为执政党具有与在野党具有无可企及的优势。拥有政权可以办很多事。但是一定善用，慎用这个权利。意识形态工作有它的特殊性，自己的规律性。不能图省事，动不动就动用行政权力。国民党就惯使用行政权力对文化新闻进行打压，粗暴地施行封、堵、关、停的手段，结果是一败涂地。殷鉴未远。
    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讲究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一定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分寸拿捏得当。无论是褒扬与批评都如此，切忌情绪化，依自己好恶对待。好人、好事也不能说得过头，重复“四人帮”高大全的老路。一个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儿童，炒作过分对宣传信誉，对儿童本身也没好处。
    宣传工作是一行具有自己特质的事业，最好的方法是说理。以理论对理论，以言论对言论，真正实现“双百方针”。
    总之，执政党是由革命党发展而来，一脉相承，不是改朝换代。革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也是共产党人的本分。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和胆略，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性、革命性。同时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利，以求得共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变成广大党员自觉，多数群众的自愿。只有如此才能谈到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