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应当有一些优越感——也谈“车改”

   自从媒体捅出“辽阳车改”方案中“区级党政一把手每年车补七八万”这事儿之后，全国各地的“公车改革”似乎一下子走进了死胡同。其实“车改”最容易走的方向就是“货币化”！但现在，恰恰又是货币化本身出了问题。

    辽阳当地的官员在接受记者质问时，觉得有些冤枉，他们认为：公务车之所以开销巨大，关键在于你很难用太细的条条框框来管——譬如领导想去哪转转了，你怎么分辨是公事、还是私事？你难道还敢不让他去？况且有车就得配“专职司机”吧？人吃马喂一年下来，钱花得也少不了。与其像“重大工程”那样到最后总要严重地超预算，不如干脆把公车的支出“定量化”，而且提前按人头发掉。尽管发的钱因为比较集中，在收入差距正在拉大的时期，会让社会公众心理上难以接受，但是，这种“改”总比“不改”要省钱！

    我承认：这个想法本身并无不妥之处。一切经济改革，最基本特征就是逐步“划清边界”（产权明晰、责权明确），以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可关键是，这个“省钱”的标准究竟怎么来算的？

    譬如，一辆公车一年平均最高开销是10万，若是“彻底取消”，就能省出10万；觉得以前预算太高了，拦腰砍掉一半——5万，也算是一种改法；最不济的做法是，改革的标准，向以往花钱的最高程度来看齐，把10万全换成现金、交由领导一个人支配，或者象征性地减掉2万，给他8万，这能算是真正的省钱吗？

    难怪有人说，按照目前这个给“一把手”的补贴标准，再考虑辽阳当地的物价水平，若领导工作期间，一切通勤全靠打出租车，那平均每天据说得跑出150－200公里才能把“标准”花光，也才算公共财政拿出的这笔钱没浪费，领导没把纳税人的钱揣自己腰包！

    当然，也有人会辩解：只要是取消了专车，这些“车补”就成了刚性的替代品，先甭管是发多发少了，它必然都会用到出行上。就算领导自己买了车，那不还刺激了汽车制造业吗？如果打出租车，出租车行业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公车成本转移给了出租车司机（或出租车公司）、增加了地方税收，不也变相地“刺激”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各种就业吗？

    说的是，日本政府就是按照这个思维做的——他们的政府专车极少，而且公务员一般出门办公、也都会打出租车。但这种事在日本行——日本人都“傻”，但对聪明绝顶的中国来说，我敢打保票，再好的歌也一定被唱变了调儿——

    第一，只要这笔钱一旦由某些领导自由支配，他一定想方设法要省下来（绝不是为单位、为公事而省），干脆就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动窝了，还下基层调研？还去体验民间冷暖？还每天跑150－200公里？门都没有！

    第二，在我们这个强调“官本位”的社会里，权力就是硬通货，有权的人其实根本不用花钱（特别是那些实权部门的官员），完全具有“以权谋私”的“正常思维”——以前我所在的电视台，就曾出现过大量“以租代买”——单位本来是花钱租车、给大家拍片子提供方便、制片人或部主任们却做手脚，拿“租车”的钱，陆续为自己“买车”分期付款，最后，领导们等于把自己的车租给本单位，一边收着租金，一边拥有产权（呵呵，这多么像国企改制、股权激励MBO啊）；官员们还可以“潜规则”一下自己权力管辖范围之内的企事业单位，“借车”，而且不给钱！

     其实早在1993年，广东东莞的沙田镇，就已率先实行了全国第一个“公车改革”方案，基本的做法就是“取消公车、改发车贴”。但一直到现在，这种车改模式，仍旧被舆论定义为“干部变相加薪”或“赎买权力”，于是公众总是看到车改不断地“改革—回复—再改革—再回复”，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

     也有人提议，“还是适当保留一部分公车，严格使用，别乱发现金补贴了”，公车若不够用，一定要租车，可以规定“如遇公务，所需交通费用全部实报实销”——中间程序增多了，交易的难度也就加大了，毕竟有人整天盯着你走程序、报账，估计大多数干部也会觉得不胜其烦，有些钱索性就不报销了；如果再规定“所有交通费用，全由自己暂时垫付，到年底结算”，那么，因为人们害怕个人财富（资金）长期被占压、担心上级领导更换以后不认账了……说不定就影响了官员的“消费激情”，最后“实报实销”最上限是10万，但一年下来，你可能发现只报了5万，那省下5万的“真金白银”，不正好符合“省钱”的要求吗？

    这种思路的改革，前两天也被变成现实了——“车改”的地点是浙江温州的平阳县。经过两个月的统一更换，该县把除公、检、法、司之外，所有的公车全部都换上了新车牌，所有车牌号中间都必须嵌入字母“G”，也就是“公”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各单位公车包括油费、维修费、保险费的支出，必须持县纪委发放的“平阳县公务用车消费卡”来消费，一车对一卡，比如，在定点的加油站加油，维修或上保险则刷卡结算，这就像是现在政府部门用的“公务卡”，能够方便上级审核……

    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负责审核的人逐渐松懈了呢？或者说，审核的人与被审核的人索性“沆瀣一气”了，你怎么办？任何监督都是要成本的（只不过相比较“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是成本最低的一种）。现在有多少个贪官污吏，在没出事之前，按照制度规定，其实也是有人管着他（她）的，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所以监督主体单一、内部人治理、左手管右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这种改法，固然比直接发“车补”所引发的社会争议小，但是，依旧没有触及到最本质的问题。就像有的评论所说：车改的关键，在于如何限制权力，而不在于对车动手脚。

    自古以来，官员们都会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所以汽车（包括轿子）本身也并非为了出行，它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我认为：“统一车牌”也好、“发放车补”也罢，肯定都会减少违规用车的现象，其初衷和手段都是不错的，不过无论你怎么改，之所以老百姓都不买账，依然是因为官民之间“谁说了算”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源于根本就缺乏建立信任的制度土壤——选举。

    其实按照达尔文主义的看法：官员的位置，天生就应该拥有优越感！没有一些特殊的“福利”刺激，谁愿意费那么大力气、争着去当官呢？连动物种群中的领袖，都有这样特殊的待遇。

    我的观点是：官员在位，当然可以有优越感，但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更应让民众具有赋予或剥夺他这种优越感的权力！让他在享受优越时，时刻感恩是公众授于他的这份责任！让他在被迫下台失去优越感时，也能深刻体会一下他在“优越”时是个什么德性！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们对民意的无视，“一朝权在手”就只能“向上”、似乎根本不必考虑“向下”，没有了敬畏的权力，势必就成了一切胡作非为的起因。

    这种官民之间信任感，如果真能依靠选举建立起来了，就算“车补”给你发100万、老百姓也不会说什么；反之，就算把8万降到8千、甚至8百，“说三道四”的人还会存在！——权力的授权如果不能符合正义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权限范围之内的所有收入，也都有理由被指责为“不义之财”。

（周一至周五，每晚22：30，《东方夜新闻 “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