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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间如何掌握的六种方法
历史时间是构成历史知识的基本要素。可以这么说，离开历史时间也就不存在历史，更谈不上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教学了。唯其如此，历史时间的教学就有了不可低估的价值。然而，实际教学中历史时间的教学往往疏于指导和设计，学生的死记硬背即发此一端。
1、揭示历史时间的顺序性特征
所谓顺序性是指历史活动时间的先后更替承接。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是按1840─1842年、1851─1864年、1856─1860年、1883─1885年、1894─1895年、1899─1900年、1911年的时间先后顺序更替的。在这一更替过程中，外国侵略的逐步扩大加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前赴后继，脉络清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按照时间顺序学习历史既与人们的生活经验及学习心理相贴近，也符合秩序渐进性教学原则。
2、揭示历史时间的连续性特征
所谓连续性是指历史发展的起止。持续时间的长短。历史时间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快慢，有助于人们从现象入手探明历史本质。如我国封建社会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结束，长达2000多年之久，这就促使人们思考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为什么这么缓慢？美国从1783年获得独立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是什么原因使其发展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的呢?
3、分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时间特征
历史是一个呈阶段性发展的曲折的变动过程，在不同阶段上历史发展表现为或上升、或下降，或迂回的趋势。在历史教学中以时间划分历史阶段是基本的教学手段。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可划分为1919─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1945─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阶段，在对四个不同阶段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可见，只有分析历史时间的阶段性，才能对历史进行较为周详的学习，进而总结历史深层的内容。
4、培养同期性时间观念
同一历史活动的不同侧面或不同历史事物处于同一时期，这便是历史的同期性特征，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处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1919年的历史事件有“五四”运动、朝鲜“三一”运动，巴黎和会召开、共产国际成立等，历史教学中由于教材编排的不足（同期性内容排出先后次序）或教师的疏忽。学生心理上习惯性障碍（在时间经验上人们更多地习惯于顺序性推演），影响时空观念的形成，应引以重视。
5、时间运算
具体来说：
(1)计算时间长短，如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从1624─1662年，长达38年之久；新民主主义革命比旧民主主义革命短多少年，可用下列算式推导： （1919─1840）一（1949─1919）＝50年。
(2)比较、体会距今时间远近。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多少年；公元前594年和公元前359年哪个年代距今较近等。
(3)进行时间转换。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不同纪年方法间的转换，如民国元年是1912年。甲午战争中的“甲午”是公历1894年。贞观元年是公历627年；一类是具体历史时间与世纪、年代、前期、中期、后期等模糊时间概念间的转换，如618年是七世纪前期，1868年是十九世纪中叶，再如下列选择题，也是考查的这种技能，公元前594年是：①公元前五世纪初，②公元前六世纪初，③公元前五世纪末，④公元前六世纪末。
6、记忆时间
记忆时间也遵循着机械记忆和理解记忆的规律，但实际教学中要严格地把两者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具体学习中，更多的做法是揭示时间特征，组织记忆材料，激发记忆兴趣。一是揭示单个时间数字的特点促进记忆。如揭示时间数字的结构特点的有数位特点（单位数时间如公元8年。双位数时间如公元之年。三位数时间如220年、四位数时间如：1940年）、双数重叠特点（如1616年、1919年）。对称数字特点（如1881年）、自然数字递增特点（如1234年）等不一而足；一是揭示不同时间之间相互关系特点促进记忆。如年代间隔记忆法（如1911年、1913年、1915年、1917年、1919年、1921年等）、公元前后对称记忆怎样阅读高中历史教科书
作为高中学生来说，学习历史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恐怕莫过于历史教科书了，它也是高考命题的基础。这里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教科书编写的质量问题。编写的是否科学，是否有启发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等等问题，不过这是编者的职责和事情。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的学生手里拿到一本精彩的教科书时，还必须学会怎样阅读教科书，掌握一些阅读的方法和技巧，做到有的放矢，这样对提高自己的历史学习兴趣和历史知识的掌握，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将对如何阅读历史教科书这一问题作些粗浅探讨，以供师生商榷。要学会如何系统阅读历史教科书，一般应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一、学前粗读。粗读的内容首先是阅读教科书的目录和引言。当学生新学期拿到新发的历史教科书时，首先要阅读目录。目录其实是教科书内容的高度概括。打个比喻目录就是画龙的点睛之处，每一章节的内容编者都是围绕目录这个中心而编写的。目录其实就是每一章节内容的纲领。通过对目录的阅读，大致也就对教科书的内容有个粗浅的了解，有个整体印象，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学习每章之前，学生要学会粗读每章之前方框内的引言。编者这样安排，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引言主要介绍本章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发展的线索，通过粗读，可以使学生从宏观上掌握历史的知识。使学生对本章内容的编排，章节之间的联系和地位有个粗浅的认识，以便根据自己对旧知识的掌握和新知识的理解情况，对本章的学习作出大致的安排。
二、课前通读。课前通读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预习。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首先通过通读，找出新旧知识的衔接点，断层处，深化部。新知识的生长点往往建构于所学旧知识的基础上，它是知识的延伸，拓宽和深化。预习时我们要学会新旧知识的比较，比较其内在的联系与区别，抓住其深化部分的内容，把所学的新知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其次，通过通读，要学会比较高中历史教科书与初中历史知识的联系与区别。高中历史教科书体现了学生主动积极地获取知识，注重与初中知识的衔接，许多知识是从初中知识过渡深化而来，在通读过程中，头脑要回顾初中所学过的历史知识，比较两者的联系与区别。高中教科书的要求理所当然比初中所学知识要求更高，学生要学会思考，要求高在哪些方面，要求高在哪些内容？抓住其深化部分重点理解。这样在学习新知识时就不感代化是根本不同的。
（如公元前221年与公元221年）等
。记忆六法
许多历史知识需要记忆。有好的记忆方法，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历史知识的记忆法很多，但我认为最常用最有效的记忆方法有以下几种：
—、浓缩记忆法。
浓缩记忆法是抓住历史知识的主要内容，扣住关键字，把复杂、繁多的识记材料加以凝炼、压缩进行记忆。例如，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实在太多，我们可以通过浓缩归纳，并巧妙地记忆它的知识框架：一种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对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三条线索(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四大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五股思潮(封建专制、平均主义、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六国列强(英、法、美、俄、日、德)，七款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二十一条》)，八个人物(林则徐、洪秀全、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蒋介石)，九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十场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护国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浓缩记忆法的优势是增加大脑对知识信息的容量，减轻学习的负担，而且适用的范围较广。但浓缩的部分应该是最精华的。
二、歌诀记忆法。
歌诀记忆法就是把重要的历史知识编成诗歌、民谣、顺口溜、快板等形式来记忆。
例如关于“历代农民起义”，可以通过以下歌诀进行记忆：
陈胜吴广揭竿起，刘邦项羽诛暴秦。
绿林赤眉灭新莽，黄巾起义反东汉。
隋炀帝，施暴政，群雄聚义在瓦岗。
黄王起兵为百姓，冲天将军入长安。
元末义军裹红巾，改朝换代朱元璋。
李自成，进北京，崇祯吊死万岁山。
洪杨率领太平军，攻占南京作天京。
坚持反清十四年，中外敌人梦魂惊。
这首歌诀不仅便于记忆，还各有侧重地将一些起义的重要特色、主要活动范围、重大功绩、坚持斗争的时间等勾勒出来了。歌诀记忆法的好处是记忆时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并且生动轻松，久久难忘，乃至于记忆终身。
三、图示记忆法。
图示记忆法即用各种图表、图形进行历史知识的记忆。这种记忆法最形象、直观，如果把图示做成三维课件，记忆效果就会更好。例如“殖民主义罪恶”中的“三角奴隶贸易”可用以下图示进行记忆。
四、数字归纳记忆法。
在历史知识中，我们感到年代最难记，也最怕记。如果采用数字特征记忆法记年代，就可做到多记、记活、记牢。如采用逐次连续数记忆：1919年“五·四”运动，1920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采用间隔等差数字记忆：1911年武昌起义，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护法战争……；采用一数多项联记：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衙门、曾国藩创安庆军械所、那拉氏发动宫廷政变、俄国农奴制改革、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五、联想比较记忆法。
没有联想比较，就没有深刻的记忆。联想比较记忆法是对历史现象从各种角度各种联系上通过辨别、分析，找出它们的异同点进行记忆。联想比较可以纵比：通过日本明治维新和大化改新背景、内容、结果的比较，不仅能很快掌握它们的历史知识，而且可以发现日本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特点。联想比较还可以横比：通过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和结束时间的对比，会很容易记住双方形成和结束的时间，还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早于西欧1000多年，而结束时间却晚200年。通过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不仅便于记住两个变革的历史知识，而且能发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联想比较记忆法不仅能使我们巧妙地获取知识，而且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
六、规律记忆法。
历史知识虽然繁多而复杂，但是我们可以找出它们的规律进行记忆。如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许多国家发生，但各国的背景有着共同之处，主要的规律就是本国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封建势力或殖民势力严重地阻碍它的发展。规律记忆法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记忆法，它是在找出共性的前提之下，再找出个性，这样常常能起到触类旁通、一石三鸟的作用，还可能帮助你迸发出创造性思维的火花。
学生信息提取能力方面的缺陷
信息提取在高考中频繁出现，但学生的这项能力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习和复习时往往被纳入审题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生在这一能力方面存在着不少的缺陷。
1．  提取信息不全面
①       浅尝辄止，一叶障目。由于年龄缘故，中学生普遍具有浅尝辄止、一叶障目的毛病，看到一段材料、一则试题，往往得到一点信息就以为全都理解了。2003年上海历史卷第3题与1998年全国卷第7题就几乎相同的图片内容命题（不同的是全国卷用的是简笔画而上海卷用的是影印画），问“图中的犁耕方式开始于”何时？部分学生一看到图马上就想到这是牛耕图，并不仔细观察就选择了A项（春秋战国），因为牛耕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但是图片反映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牛耕方式——二牛一人犁耕法，这种方法却是西汉时期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1999年全国卷第41题要求“结合唐代前期百余年用人的史实”说明“得人者昌”、“失贤则亡”的道理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当年就出现过考生只说明“得人”一个方面而对“失贤”漠然不见的现象。
②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目前，高考题中的材料往往不只一则而是一组，但中学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孤立地分析每则材料，而无法将材料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思考。2003年全国文科综合卷第37题的第2问，如果孤立地分析4幅壁画，很难得出满意的结论，如“沙漠之舟”一图可以反映出以下信息：骆驼是沙漠中的主要交通工具；西部沙漠中有人员和物资来往等。只有将这幅图与“龟兹妇女采桑图”结合起来才能得知骆驼所装载的物资中丝绸占有一定的比例，才能最终得出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一些结论。2003年上海历史第36题要求“以世界眼光观察与理解”6幅图片材料，“自拟题目，写一篇小论文。这一题对材料的整体思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每则材料既有一个标题，又有一个说明，如第5则材料是“1972年周恩来与尼克松在宴会上”的照片，而配的说明是“跨越太平洋的碰杯”。该题的注意事项中第2条明确提出“应突出一个主题，并涉及本题提供的所有材料”。因此，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一题，就应该对6则材料的主题进行提炼，要从整体上考虑6则材料所反映的核心问题。如果只孤立地对每则材料进行思考，写作小论文时面面俱到，很难出彩，如果能从中国遭受的屈辱并从屈辱中开始探索这一方面来把握，则立意很高，才可能写出精彩的小论文。
③       只见表面，不见实质。2003年上海历史卷第28题要求从唐代妇女三彩陶俑照片中提取信息，绝大部分学生都能从照片中获取妇女的服饰、发型等信息，但很少能从这些服饰、生活片断中认识到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等方面的深层信息，很少能从妇女骑着高头大马这一表层信息得出唐代妇女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等深层信息。2002年上海历史卷第28题要求从“秦砖汉瓦”中提取信息，并在题干中作了提示：“人们从商周青铜器不仅看到了那一时期的各种器皿、兵器和工具，而且了解到当时的冶炼技术、生产水平、文字、艺术和社会生活等各种情况”。这段提示提醒考生，不仅应注意表面现象（即显性信息）如“各种器皿、兵器和工具”，而且要深入思考，发现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即隐性信息）如“冶炼技术、生产水平、文字、艺术和社会生活等各种情况”，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学生却无法从秦砖汉瓦所显示出的文字看出中国文字的变化（由小篆向隶书的变化），无法从秦砖汉瓦中看出秦汉时期的建筑技术的进步（这在当年的参考答案中并未提出，但阅卷时采取开放性评价，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④     只见主体，不及其余。在目前的高考题信息源中，既有文字，又有图表和图片；既有材料正文，还有一些辅助信息，如材料来源、材料提示语、图片和表格标题。在答题时，有的学生往往只注意材料正文而忽视其他信息源。如上文所例2003年上海历史卷第28题，该题在题干中有“观察下列关于唐代妇女的三彩陶俑照片”字样，对图片作了重要补充，它透露出以下信息：时间属唐代；主要对象是妇女；原素材是唐三彩即陶器而且是彩陶；原素材是陶俑（俑是古代的一种殉葬品，往往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学生的回答来看，许多学生忽视了唐三彩这一重要信息，没能得出当时的“陶瓷工艺具有较高水平”这样的结论。与此类似，2003年全国文科综合卷第37题的材料二也有一小段文字提示“嘉峪关地区魏晋墓砖壁画”，这几个字也可以透露出以下信息：时间是魏晋时期；地点是嘉峪关地区（西部地区）；原素材的载体是墓砖壁画（这里的墓砖壁画与上例的俑一样，它并非人们的刻意追求的艺术，而是当时人们认为人死后仍在另一世界中生活，仍需要一些物质和文化需求，从而将现实生活浓缩成绘画），这些信息对学生作答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  提取信息不准确
①       不能结合特定的语言环境准确理解材料的真实意思。历史材料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特定的环境会对材料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阅读这些历史材料时，囿于年龄和经验，青年学生往往忽视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1992年高考 “人说惠王”一题就需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该题题干为“孝公死，惠王代后。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天下妇女儿童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君大王更为臣也’”然后问文中的“人”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这里的“人”对惠王说的这段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是肯定商鞅变法还是否定商鞅变法呢？这里材料已经提供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孝公死，惠王代后”，即任用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已逝，新的秦王刚刚即位，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候，“人”委婉地（称商鞅为商君）说商鞅已经对惠王构成威胁（“大王更为臣”），其真实意图是借惠王之手中止商鞅变法，由此可见此“人”是反对商鞅变法的，此“人”代表的是商鞅变法触犯了利益的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有的时候这种语言环境是比较隐蔽的，如前文已经引用过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84年在《脱亚论》中的言论，这里的历史条件就由时间来推定，1884年日本维新已近二十年，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并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而同期的亚洲邻国却都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之下国力日衰。
这种不能考虑特定环境的现象在日常教学中更为常见。我们曾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材料，要求学生对孙中山先生作一评价。材料为“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结果是绝大部分学生均能按三个阶段对孙中山的功绩进行归纳和概括，但都受到材料的影响没有对孙中山先生的局限性作出任何说明。这里的关键就是学生并没有理解到毛泽东写下这篇文章的特定环境。文章标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可见这是为纪念孙先生而作，有谁会在纪念先人的时候对先人作客观、辩证的评价呢，更简洁地说有谁会不识时务地在逝者的追悼会上大谈逝者的不足呢。
②     不能理解喻意。1995年上海高考历史卷第45题是一道值得多方研究的高考试题：“西方某学者说：‘美国没有童年，只有青壮年’。这一说法你是否同意？请简要解释你的回答。”在此，我们只从其材料的喻意角度来分析该题，这里西方某学者所言并非本意，“美国没有童年”并不是说在美国没有小孩子，而是指美国历史没有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美国“只有青壮年”指的是美国一建国就确立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此题如果不能理解其喻意，根本无法解答。在该题出现多年后，我们将这一问题用于教学练习，发现许多同学仍对此题颇感迷惘。
③     不能排除无效信息。在部分材料尤其是表格材料中，有的信息起到一种迷惑作用。2003年全国文科综合第41题第2小题引用了4幅饼状图表，要求从中概括出2001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图表中的“其他”事实上就是起到干扰作用的无效信息，中国有33个省级行政机构，表中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占流出人口的59.3%，而其它27个省级行政机构合计流出人口才占40.7 %，这足以说明流动人口以以上6省为主，这6个省处于中国内地，相对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结论已经可以得出了。另一组即“流动人口城乡结构”也属无效信息，对解答这一题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组能提取的信息是人口由乡村流向城市但选项中却没有类似的表述。
三、             信息提取能力的培养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上文已经就信息提取方面的种种缺陷作了剖析，我们在教与学过程中便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信息提取的能力。学生不能理解喻意，我们就加强喻意理解的训练，学习二战中美国改变孤立主义政策时就可以利用罗斯福的形象比喻：邻居失火，而自己又有灭火工具，将灭火工具租借给邻居既可以帮助邻居又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这就是后来出台的租借法案的主旨。学生忽视特定的语言环境，我们就强化语言环境的训练，如邱吉尔说“阿拉曼战役前，我们战无不败；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战无不胜”，我们可以让学生支探讨邱吉尔说这句话的真实意图（鼓舞士气、肯定阿拉曼战役的伟大功绩）。除此以外，我们再提出几点建议，希望能对应考师生提供一些帮助。
①将审题训练发展为信息提取能力培养。长期以来，我们的一线教师都比较注意审题的训练，各种有关审题的文章也很多，这为信息能力培养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因为审题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提取的过程。在审题训练中，我们强调审时间、地点，审关键词，审提示语，审材料来源，审问题（根据材料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又可以反过来给人以提示），这些都可以作为为信息提取能力培养的基本方法，如果我们将这些方法用之于目前的信息提取，信息的进取可以做到尽可能全面。
②加强语言文字的训练。目前的一些重要考试对一些问题的关键词都采取加着重号（或加粗、或用不同字体表示），为考生避免犯审题的错误而发挥出真实水平提供了条件，但也养成了部分学生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考试中既然已经给了我们提示，就没有必要再多费心思。新的信息源尤其是非文字信息源的大量采用，着重号已经无法标注，这使得平时缺乏训练的考生手足无措。因此，训练中我们应该在语言和文字方面加强训练。文字训练时应该重点隐含，即对关键词不作标注。语言训练时教师可以故意用平淡的语气来叙说重点字词。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停顿、加重、放慢等语气来突出重点，但训练时则恰恰相反，各种可能突出重点的方法全部隐含，模拟考场上无人提示的情况。
③加强对非文字信息源的关注。材料解析题在高考中已经出现了十多年，师生对一般的文字材料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应对经验，但非文字信息源的大量采用是近期的高考重要特点也是未来高考命题的一种趋势。新一轮课程改革也突出了图片的地位，在教材中不再称“插图”而改称“图片”，它不再是教材的点缀，这是史学“左图右史”传统在新时代的表现。近年来的各种模式的高考卷中出现了普通表格、柱状图、曲线图、饼状图等多种类型的图表，各种类型图表的采用，是将其它学科的一些科学方法用之于历史学，是学科整合的结果，这也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要求。因此，加强对非文字信息源的关注是应考师生的当务之急。
高考历史的题型特征及应对策略
高考历史上海卷由选择题、简释题、问答题和材料分析论证题四大题型组成，这四大题型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对历史学科的各项能力进行全面检测。
一、            成熟的选择题
选择题在上海高考历史卷中占40%，是各种题型中比重最大的一类。由于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选择题型已经十分成熟。在历史学科中，选择题重点考查的是识记鉴别能力（即《考试手册》有关历史学科能力的第1类，内含两个方面：记忆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和历史阶段特征及其发展过程；对历史及有关的材料在记忆水平上进行直接的判断，识别其真伪、对错或是非），其成熟主要表现是它在考查相对低层次能力的同时，已经发展到可以全面考查历史学科能力，《考试手册》所提到的第2、3、4类能力即领会解释、分析综合、评价论证能力在最近的高考试题中均有反映。具体而言，选择题在命题方面又具备以下特征：
1．    考查基础知识的再现能力。2004年第3题考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哪位思想家的名言，2003年第4题考查“从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刘知几著《史通》阐发历史通识，形成系统理论，我国史学经历”约多少年，以及更早的考查地图中战国时期赵魏韩三国位置题，都是比较直白地考查基础知识再现的题目，其中后两题入选2005年考试手册的题型示例，说明这类题目的命题思路仍将是以后要坚持和发扬的。知识再现是历史学科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虽然近年高考中，最直接地考查“是什么”一类知识再现题日渐减少，但并不意味着学习历史从此不再需要记忆，因为其他能力都建立在储备一定历史知识的基础之上。
2．  考查知识的运用的能力。2004年第1题可以看作运用知识的典型，它要求运用所学原始社会历史知识对“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猪形陶器”这一考古发现作出分析，看其能否“说明……”、“反映……”、“证实……”、“显示……”。首先从史学常识可以判断一件出土文物不可能“证实”什么，因为孤证不立，其次它不足以“说明”吴越文化起源于畜牧，虽然它可以显示什么，但选项中“青浦先民只用红色”一个“只”字作了否定回答。此外，本题也考查了史学方法。
3．      考查知识的重构或迁移能力。我们都知道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并被汉武帝采纳，但2004年第4题，不直接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而借用《汉书·董仲舒传》所载董仲舒对策原文，对以上主张进行知识重构。如果同学能明白这种重构，并将所学的结论迁移过来，此题就不难选择“迎合了汉武帝意愿”这一正确选项。2004年第17题也是将萨拉热窝事件予以重构的另一突出范例。
4．  考查史学基本方法运用能力。2004年第2题，是典型的史学方法考查题。“端午节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这是一个结论，论从史出，史由证来，那么是什么能对以上结论提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政府的声明”和“学者的解释”都不是证据，因端午节的由来与屈原的投江自杀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与“古籍的记载”相比（只能在逝世前完成的）“屈原的作品”明显不是最有力的证据。
针对以上特点，在加强基础知识的掌握的前提下，应对时还需要注意：
1．认真审阅题干，明确题目要求。如2004年第16题，题干为“反映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文献，而选项分别为代表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太平天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文献，当审清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间断限后，不大可能去选择分别属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19世纪80年代的维新运动和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新文化运动的相关文献。又如2004年第20题，如果审清题干中的“向美国人表明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即使看不清图片也不会去选择与中美关系没有必然联系的“一国两制”、“三个世界”和“四项原则”三个选项中的任何一项。
2．领会材料精神，结合选项作答。情景类选择题往往由材料构成题干，要求运用历史学科技能得出正确结论，很多选项本身的表述是正确的，只是与题干不符或不能由题干材料推导而出，因此做答时必须将题干与选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将适当选项选出来。如2004年第13题，题干引用凯恩斯所言“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所强调的是什么？非正确选项单从表述上看都没有错，但都与凯恩斯的意图不合，只有“工业化是德国统一的物质基础”一项符合其意图。2004年第21题题干引用汪道涵先生《致宋美龄女士亲属唁电》中一段话，要求学生弄清这段话表明了什么，命题方法与上例第13题如出一辙，答题方法也完全一样。此外，此题选项“（对）蒋介石亲美政策的肯定”这样的意思也是绝对不可能在唁电这样的文献中出现的。2004年第24题更为明显，李鸿章的一席话，丝毫没有触及洋务派，而此题，能排除“洋务派的失误”就可以找到正确选项。
3．注意重点提示，揣摩提示意图。近年来各种题型都对一些关键词句通过黑体加粗方式予以提示，因此，答题时必须对这些词句予以足够的重视，领会命题者提示的意图。如2004年第15题，如果考生领会了题干中“让发电机原理走出实验室”中“走出”两字的提示意图，就不会轻率地选择在发电机原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法拉第（M·Faraday）。2004年第5题，如果考生关注材料来源中加粗的“后汉书”三字，则注意力最容易落到“豪强地主”这一正确选项上去。2004年第19、22两题都对图片部分内容以箭头或小图予以提示，如果关注到“中华民国三十年”则极易判断出其发行于抗战时期，第22题中“咸阳”、“伊犁”、“瓦剌”、“吐蕃”都对各图的朝代判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灵动的简释题
简释题是上海卷的亮点之一，在全卷中占25%左右（近三年均为36分，实际占24%），由于只要求简要分析或解释，所以题目小而灵活，能够在肩负考查领会解释能力（即《考试手册》有关历史学科能力的第2类）这一主要任务的同时，多角度地考查历史学科能力。总体而言，简释题是素质教育背景下重视知识更重视能力、重视结果更重过程和方法等观念在教学评价中的表现，也是对一度泛滥的重视史学理论而忽视史料（即“以论带史”）错误倾向的一种纠正。
1．    考查信息提取能力。近几年来的上海历史卷都有考查信息提取能力的简释题，2002年是秦砖汉瓦、2003年是唐代妇女三彩陶俑，2004年是百年徐家汇，其要求都是“能汲取哪些历史信息？”
2．    这类题目是历史研究方法向历史学习方法的迁移，是考查方法取代考查知识的典型代表。
限于基础教育的阶段特征，中学历史只要求初步掌握基本的史学方法，即无需对史料进行甄别，只需要在相信史料真实的前提下，从史料中汲取信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论从史出”。从该题型出现后三年的实践来看，均考查从图片史料中汲取信息，将来也不能排除使用图文混合史料的可能。
针对上述特征，应对时注意以下两方面：
①汲取表层信息，即将从史料中能看到都用文字再现出来，不必追求系统性和完整性。
②分析深层信息，这要求将所提供的所有史料作为一个整体，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比较、归纳和概括。以2004年第31题（百年徐家汇）为例，从A图中能看到农田、小道，村庄和教堂（小图重点提示）此为表层信息，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就能得出“农业文明”的深层信息；从B图可以看到高层建筑、街道、霓虹灯、教堂（还是小图提示）等表层信息，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工商业文明”的深层信息，再将两幅图结合起来，教堂未变（响应了史料标题《老建筑与它的百年邻居》）但其邻居却变了，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反映出从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变化发展过程。
2．考查数据整理能力。数据有多种载体，在近年的高考试题中，已经出现过的数据载体有曲线图表、饼状图表（如考试说明题型示例第17题中的英、德、美1870-1910年钢铁生产产量示意图、1870年和1913年英、德、美三国工业制造在世界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二维表格（如2004年第29题《1700—1860年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表、2003年第33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工农业生产统计表》）等，在未来还可能出现柱状图表等其他统计图表形式。这类题型是定量分析、实证研究这些史学方法向历史学习领域的迁移，主要考查处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要求根据数据变化的轨迹看出事物的变化发展趋势，看出影响数据变化的历史背景。
针对上述特征，应对时应该注意以下三方面：
①对同一类数据进行对比，找到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如2004年第29题，对比就能发现土著人口减少、白种人和黑种人口大幅增加。又如2003年第33题，对比就能发现工、农业总产值增加。
②综合各类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发现差异。如2004年第29题，只有综合来看才能得出人口总数上升这一结论（当年同学失分最多所在），又如2003年第33题，只有将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进行横向比较，才能发现工业发展高于农业发展，才能得出工业化程度在提高这一结论。
③抓住关键节点，分析相关历史背景。如2003年第33题，1952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前一年，1956年是三大改造完成年，抓住了这些关键节点，在回答该题“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就不难回答了。
3．    考查情景分析能力。素质教育在中学历史的最主要反映就是运用已有知识和技能分析新的历史材料，当然这里的新材料只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新材料。情景分析类简释题的出现是素质教育提倡的“授人以渔”在教育评价中的反映，同时，它又是考查以下两种能力的最主要手段：其一，对历史及有关材料在记忆水平上进行直接判断，识别其真伪、对错或是非；其二，对与教材相同性质、深度的课外历史材料加以解释、整理和提炼，或进行扩散性思考，并作出必要的解释。如2000年第39题：两幅新闻图片（一幅为1958年人民日报有关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报道，一幅为1958年居民将家中铁用具送去炼钢）所报道的事实，哪一则是虚假的？哪一则是真实的？当年中国出现了什么重大失误？又如2004年第28题，以复旦大学赠送美国副总统切尼的礼物构筑一种情景，要求考生对为何赠送这件礼物的三种说法作出解释。
根据上述特点，应对时应该注意：
①全面阅读史料，把握关键要素。全面阅读指阅读情景材料的各方面，既认真读图，又不放过文字标题，既注意材料，又不忽视其它提示语。如上例2000年第39题，从1958年结合“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可以判断出“大跃进”的信息，从“居民将家中铁用具送去炼钢”可以得出“大炼钢铁运动”的信息。再如2004年第28题，图片中的孔子像是关键信息，它可以得出“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古代优秀教育思想”或“中国人权思想”等信息，而此像及复旦大学赠送给美国副总统的礼物，可以得出对外“宣传”、“弘扬中国文化”、“让外国人知道”等重要信息。
②联系教材知识，作出准确判断。如上例，1958年的中国在教材上反映出来的最大历史事件就只有大跃进运动。结合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内容，可以发现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
③联系题目提问，寻找相应信息。如上例：问题“哪一则是虚假的？哪一则是真实的？”透露出两则信息一真一假的重要信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是不可能的。
4．  考查文献注释能力。这类试题侧重于古典文献或译文文献的解读。题目提供历史上的文献史料，要求学生对史料的全部或局部加以简要注释；或提供一段虚假或错误的史料，要求判错或纠正。如2002年第29题：阅读《连昌宫词》（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入市。——唐·元稹），回答问题。由于是历史文献注释阅读，它不同于语文中的阅读要求，学生不必对文献有准确的理解，对文献的整体内容有大体的把握即可以回答。
针对以上特征，应对时应该注意：
①切忌纠缠词句，整体把握文献。如上题中“虢国”并不是让学生一定要知道这是杨贵妃的姐姐叫“虢国夫人”这一知识点，只要全面阅读，很快能判断出此诗反映的时代唐玄宗时代。
②根据有效信息，拓展思考方向。如2003年第29题，只要把握住李纲是宋辽战争时期主战派这一有效信息，再从此拓展思路，其所问的“胡骑指什么?退避指朝廷的什么政策?”等都一并解决。
5．      考查多元理解能力。2003年第30题：美国某民意测验机构在中学生中进行调查，要求每个学生先一位在本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总统结果，下列总统得分相近：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Abraham Lincoln，问（1）这三种选择你认为哪一种更有道理？为什么？（2）另外两种选择是否也有可理解之处？请简要说明理由。此题将图片判断、多元理解和双语题三种简释题类型合为一体，形式灵活，图文并茂，堪称“海派”特色的典型。所谓多元理解，就是对某人某事物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并无绝的是非正误之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又不能不让他人有自己的看法，甚至需要对他人的看法给予理解，这就是多元理解，如果对某事物我们应该有某种看法而无能允许某种看法存在，那就成为批驳了。该题以“民意测验”创设情景，既然是民意测验，自然不能强求。
根据上述特点，应对时应该注意：
①养成“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习惯。学习时，对某事物的看法总要有史实作为依据，多问几个为什么，如学习辛亥革命时，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要弄清楚说它成功的理由、说它失败的依据，而不是简单地去记忆辛亥革命的结果。
②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观点作答。既是多元理解，各种理解都有其合理成分，各种理解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事实上，我们学习时往往因为教材或教师的影响会形成相对统一的观点，并且会对支撑该观点的材料有一定的掌握，因此，应考时应该选择自己最熟悉或者是掌握材料（史实、证据）较丰富的一种观点作答。1997年全国卷以洋务运动设题，要求在洋务运动的正反两种评价中选择一种，按现行的教材，选择基本肯定观点的支撑材料更容易把握。
6．    考查史论结合能力。各种类型简释题在考查上述能力的同时，都具备考查史论结合的能力。从材料中得出的理论不能与历史科学的一般理论相悖，如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等。针对这一特点，应对时应该注意：
①从史实中引出理论。对典型史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综合，引出理论，懂得理论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从中培养处理材料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概括归纳能力。
②用史实说明理论。即“论从史出”，利用典型而感性的史实论证解释理论，同时用史实批驳错误观点，以加深理解，让人信服，这同时也培养了语言准确、逻辑严密的文字表达能力。
③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史论结合”的核心所在，是由一般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把基础知识化成技能、技巧，是历史学科最重要的能力。
④、处理好史实与理论的关系。一方面要深刻理解理论，把握方向，不出现原则性的错误；另一方面，教材呈现出来的理论是一定时间、条件下的产物，随着史学的发展，新的史料不断发现，史学理论也不断进步，可能会出现书本理论滞后的情况。因此我们要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修正史论过时的部分。如1998年全国卷第45题参考答案对出席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代表团的外交活动评述道：“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不畏强权，捍卫民族尊严，顺应民心，应充分肯定。”如果教师不打破“旧中国政府是卖国政府，只能干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事”的思维定式，有多少学生会在高考时这样写？只有在对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当中，才能成功掌握、分析史实，丰富和发展理论，达到理论与史实高度统一。
三、            朴实的问答题
问答题是一种最为古老但仍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题型，近三年问答题在全卷中均占16%，2005年《考试手册》将问答题与材料分析论证题合并计算，可能意味着问答题所占比重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问答题之所以能长葆青春，是因为它是历史思维能力考查最典型的方式，具备客观性试题无法替代的优势。
一般而言，一道完整的历史问答题包含四个组成部分：①求答项，即通常所说的求答内容；②求答对象，即指明求答项内容的对象，也就是习惯上我们所称中心语或主干语；③提示语，即解答方式的提示；④限制条件，即限定解答内容或限定解答对象的时间、空间、数量或限定解答方式的角度、程度等。以2004年第34题为例：“苛政猛于虎”。秦、隋二世而亡是后世许多开国君主的前车之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一个“畏”字，促使统治者调整政策，从而出现了社会繁荣。请选择一个中国古代的繁荣时期简要分析其原因和表现。在这一题中，求答项是“原因和表现”，求答对象为“一个……繁荣时期”，提示语为“简要分析”，即无需做大文章，将各要点说清楚即可。限定时空条件是“中国古代”。
近年来，上海卷的问答题在保持传统特征的同时，又呈现出以下三个新变化：
1．  问题情境材料化，借助材料考查方法论。除上例2004年第34题是材料问答题之外，2001年第37题的后三问在运用材料基础上考查方法论更为典型：（2）2000年北京老山汉墓被确认是汉武帝儿子燕王夫人之墓。科学家对女主人的头像进行了复原后，意外地发现她极像西域女子（汉墓女主人头像复原像：深陷的眼窝、薄薄的嘴唇、挺直的鼻梁、上翘的下巴……），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猜测：她是今新疆地区人?是古代中亚人?是有西域民族血统的汉族人?还是西域以外的人?你倾向于哪一种说法?请简要说一说你的理由。（3）女主人究竟属于哪一民族，需要进一步探究。研究这一问题有何历史意义?（4）揭开这一谜底，有待进一步收集直接和间接的证据。你认为有哪些方法?明确地对收集证据以揭开谜底的方法提出了要求。
2．  所述问题多元化，不追求统一的结论。2004年第35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西方学者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你持什么观点？请结合史实扼要回答。在此，并不要求学生一定持有某种观点，两种观点言之成理即可。
3．  史学观点“文明”化，不再强调社会形态。如2002第35题：水是生命之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远古时代，长江、黄河流域就是我国先民聚族而居、繁衍生息的地方；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防洪治水、农田灌溉和舟楫航运的进步与创新，也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请按前述四个方面分别举出我国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的若干史实。这是从农耕文明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经济史进行重新整合的突出范例。
根据上述特征，应对时应注意：
1．   认真审题。有关审题的文章很多，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只要求按前文所述四个组成部分认真领会。
2．  把握材料核心思想。以上文所言2004年第35题为例，重点是从材料中准确把握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的观点，是欧洲经济体促使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欧洲经济体。把握住这一观点，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的难度将会大大降低。
3．   加强对文明史体系的认识。二期课改在历史学科上的最大变化即改变传统的社会形态的学科结构，以文明史取而代之。因此，在复习时就应该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多角度思考，如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传统上我们都概括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可以从其近代化的不同道路（民主道路和极权道路）、经济危机出现后不同的应对方式（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生产和通过对外扩张来打开市场）等文明的不同模式来予以分析。又如中国古代的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可以换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大河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角度思考，近代西文列强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屈辱史可以换作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与以工商业近代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
四、           创新的材料分析论证题
在全国探索素质教育背景下评价机构改革时，上海卷率先推出材料分析论证题（近三年均占全卷20%的比例，2005年《考试手册》将问答题与材料分析论证题合并计算，意味着这一创新题型有增大比例的可能。）并在全国率先推行网上评卷，将这一题型从科学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使它成为既具有传统问答题和材料解释题的特点又能全面反映学生素质的新题型。
从2001年的给日本中学生生一封公开信开始，2002年以外滩的一组历史照片作为材料，提出三个小问题，但要求 “自定一个题目，阐述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基本具备小论文的雏形，2003年以一组图文兼备的材料设置情境，明确提出“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正式形成小论文题型，2004年以一幅对联作为材料，要求写“人类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承与交融”的小论文，将历史小论文的形式基本确定下来。从四年实践看，这一题型具备以下特征：
1．  以材料设置情境。材料可以是图，可以是文；材料可长，其包含的信息量大，材料也可短，其直接包含的信息量小。从发展的角度看，表格数据将会成为今后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以图片、文字、数据结合的表现形式呈现的可能性会更大。
2．  全面考查学科能力。在各种题型中，该题型考查的能力最为全面，它在重点考查分析综合、评价论证等能力的基础上也可以考查较低层次有识记鉴别、领会解释能力，还可考查文字表达能力。
针对以上特征，应对时应该注意：
1．   全面把握材料内涵。如2003年第36题，第二幅图片下“顶戴花翎与‘自强’‘求富’”提示了洋务运动是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探求富强之路的信息，第五幅图片下的文字“跨越太平洋的碰杯”提示了中美关系改善，中国面向世界等信息。只有关注这些信息，才会全面了解材料的内涵，才能为作文奠定基础。
2．  明确选定行文切口。如2004年第36题为例，对联这后一句话实质上对对联进行了解释：“对联赞叹了人类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承与交融”，它与对联相呼应，“新旧相益”即时间上的传承，“东西自同”即空间上的交融，明白了这些内涵论文的切入点即可确立。上例2003年第36题，结合六幅图判断，从革命和建设方式的探索角度切入，行文相对容易。
3．  围绕观点组织材料。由于是论文，在主观点（往往表现为标题）之下，需要一些分观点支撑，行文时必须围绕这些观点组织材料进行论证；由于是小论文，又不可能对史实进行堆砌，只能在从多的史实中仔细遴选，选用最有说服力的史实；由于是历史小论文，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其最大特点就是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史实要具体，表述要清楚。也只有围绕观点去组织材料，才不会离题。
拨开迷雾把握历史剧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拨开迷雾把握历史剧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新课改对历史学科教学要求的三项原则是：“历史学科教学要有利于学生掌握最基础的历史知识、有利于体现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有利于拉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诸多知名学者也认为：历史与现在关联密切，至少亦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清末明初政治改革家梁启超曰：“历史所写固然是用现代人观念写给现代人看的。”由此，教师要根据教材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史实，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在当今的历史教学中，媒体的发达与学生求知欲的增强使许多同学在教师正式授课之前已经知道了些许历史知识。在这些历史知识中，有的贴近历史史实，有的则是文学虚构，这样在教学中就形成了历史史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矛盾。为了让学生相信并掌握一定的历史史实，教师要查找丰富的资料进行佐证，但结果往往是教师白白精力浪费、学生似信非信。因为学生认为他们知道的就是史实，老师是在哗众取宠。
在讲解到有关魏、蜀、吴三国鼎立一课时，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对三国的许多典故比较熟悉，所以我特意改变以前我摆事实、讲道理为主的教学方式，采取了学生自己查资料、讲历史的方式，从而使学生通过自学掌握三国时期的许多史实，并激发学生探究历史史实的积极性。
在讲解本课之前，我要求学生：每个小组以专题的形式向其他小组讲解三国。当时，同学们异常兴奋，因为绝大多数同学都略知三国时期的一些典故。但当我特意强调小组要以专题的方式进行介绍时，许多学生表示遗憾。几个同学为民请命：能不能各抒己见，因为小组成员间所掌握的故事、对三国的兴趣点差异很大，很难统一。但我坚持专题形式，学生只好悻悻然。我的初衷是小组成员通过彼此讲述自己所知道的三国故事来扩大对三国的了解。由于故事来源不同会形成故事情节的冲突，从而形成矛盾，这样就可能促使一些同学深入了解，进而追根溯源，最终归结于史实。
正式授课时的情景却出乎我的意料：每个小组都达成了统一，每个小组分别以《三国演义》小说的故事为渊源进行了介绍，学生们或声情并茂地朗读，或绘声绘色地讲解，吸引了其他所有同学的注意。此时，我进退维谷：本想从学生最熟悉的地方为突破口来让同学尊重史实，没想到学生已经形成了一致意见：《三国演义》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史实。怎么办呢？如何要学生了解史实呢？当最后一个小组也以《三国演义》小说的故事为材料，介绍了关羽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等故事时，我心里一急，脱口而出： “你们知道吗，这里许多故事是为了树立关羽的高大形象而虚构的。”学生们愕然地看着我，眼里充满着怀疑。我只好继续说：“不但关羽的许多事情是虚构的，其他的许多人物的事情都是虚构的。”一种不信任的气氛在教室里弥漫。哎，骑虎难下。“如果你们认为老师讲的不对，下节课我们可以辩论一下。”撑到底了。此时，许多同学跃跃欲试。
下课后，我立刻找出《三国演义》，《三国志》等书籍，又上网查资料，询问有经验的历史教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以备在与学生的辩论中取得上风。
第二次上课，当我深吸一口气走进教室准备开始唇枪舌剑时，同学却很肃静。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当我张口准备说辩论开始时，许多同学笑了：“老师，我们错了。”原来，当听我说《三国演义》中很多人物故事是虚构之后，许多同学都积极行动，查找各种资料准备与老师理论。有的请教其他老师，有的回去问家长，有的上网查资料，有几个同学甚至组成了“《三国演义》史实真伪辩”的小组……总之，十八班武艺，各显神通。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学生知道了《三国演义》书籍是一本小说，小说是文学作品，所以许多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三国演义》电视剧是源于《三国演义》这本书，更是经过更高层次的艺术加工。我兴师动众来说服学生的心血“付之东流”了，但心里一阵欣喜：学生终于意识到他们自己掌握的一些知识不一定是史实、老师也没有哗众取宠了。
就此，我趁热打铁，列举了其他朝代一些与史实不相符的事情，以及我们看到的许多电视剧为了刻画人物把发生在许多人物身上的事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例子。“是吗？”“现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有吗？”同学们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好多电视剧的名字。“有没有要你们说呀。”这时，许多学生提出要找资料看看他看过的电视剧有没有虚构的地方。
历史系教授翟国璋评析当今历史剧与真实历史的偏差时，曾用一首打油诗这样调侃：
电视频道
戏说历史的影视剧真不少
戏说康熙
戏说乾隆
戏说慈禧…
一个比一个热闹
乾隆能说粤语
大臣敢在皇宫大殿前撒尿
慈禧能奏钢琴一曲
皇帝可与武林高手过招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严肃的历史被搞的乱七八糟
这历史课哟
我们今后怎么教？！
历史，简而言之，就是以往的事件。它强调地是事件的思想性、广阔性、真实性，所以才有史公司马迁遭腐刑而不屈。历史教育要求我们教会学生从历史事件中提取对古代文化的了解，对自我人生态度的反省，完善自己的知识与价值体系；深入一点，更是从中学习为人处事的正确态度，增强社会生存能力；从而“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当今历史剧，杜撰了许多不应有的人物，无形中扭曲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在教学中本想通过学生熟悉的历史剧导入，激发学生的兴趣，但不能过多相信和依赖历史影片的真实性，加上历史本声的错综复杂，难免会在无形中肯定了学生的错误认识，因此，我们作为历史教师，必须利用课余时间，翻阅相关书籍，进行考证。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是教人发现真理。”
其次，在本课教学中，我要求学生要以小组专题的形式介绍三国，表象为部分学生个性的泯灭，实则泯灭过程中个性的催生。因为，我的初始目的是用矛盾推动教学过程，进而张扬学生个性。但实际有些事与愿违。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但也正是这种暂时的泯灭孕育着新生。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对这种根深蒂固产生了彻底动摇，个性得到了彻底的张扬。
第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从学生熟悉的地方，感兴趣的地方入手，由浅入深。在此次授课前，我也曾经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掌握史实，但学生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但在本课中，因为许多学生熟悉《三国演义》中的一些情节，所以学生的积极性很容易就调动起来，尤其是当他们得知自己一直信以为真的“事实”为虚构时就更想刨根问底了。
第四，“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作为教师要意识并充分相信学生本身具有的无穷的潜力。在我要求每个小组以专题的形式讲解三国时，学生开始是推三阻四，但正式上课时，几乎每个小组都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材料，用三国中某一个人物、或是某一事件为主线，把自己组中所知道的故事进行编排，形成了一个人物、一件事情的较完整的描述。尤其当我说他们的讲解中许多是虚构时，学生并不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寻找各种资料、通过自学的方式查明真伪，所以每位学生的潜力都是无穷的，老师要善于挖掘并充分利用。
中国古代史笔记（朱绍侯版本）【申精】
第一章 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社会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文化
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至今发现的有三、四百处，分布于全国各地。大量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中国古代居民人种的形成，华夏民族体质的演进、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众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居民的社会生活、文化内涵、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一、与人类起源有关的古猿类化石的发现
人类社会历史开始之前，我国大地上已经生存着作为人类远祖的几种古猿。目前我国已经发现了这些古猿的化石。这些古猿化石的发现，对于了解人类遥远的直系祖先或其旁支，研究他们演化发展的谱系，探讨人类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6-1957 年，在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第三纪褐煤层里，与三棱齿象、利齿猪等化石伴生，两次共发现古猿牙齿化石 10 颗。前一次发现的 5 颗牙齿，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左、右前臼齿和臼齿；后一次发现的是下颌右侧的前臼齿和臼齿。地层年代测定为中新世晚期。
起初，这些古猿化石全部被划归为森林古猿类，定名为“森林古猿开远种。” 20 世纪 60 年代，学术界重新综合研究了 50 多种第三纪古猿，把腊玛古猿 ( 腊玛古猿最早发现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 ) 从森林古猿中划分出来，明确地归入人的进化系统——人科，作为人科的早期成员。我国开远小龙潭 1957 年发现的古猿化石中的 5 颗牙齿化石，被认为是属于腊玛古猿的，应归属为人科。
禄丰腊玛古猿化石更为重要。 1975 ～ 1980 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的第三纪褐煤层里发掘出不少腊玛古猿的化石：一个破裂成数十块的头骨，头骨上连有部分上颌骨和牙齿；若干块颌骨，其中一块为保存着除中门齿以外的全部牙齿的下颌骨。除此之外，还发现上百颗单个牙齿。那块完整的下颌骨具有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它的形态比开远腊玛古猿更进步，更接近人类的早期类型。含禄丰古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约 800 万年。
关于南方古猿 ( 南猿化石是 1924 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附近发现而得名 ) 化石，也开始有了初步线索。 1970 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的早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现 3 颗下臼齿，研究者认为它与南方古猿纤细型较接近。此外，在湖北巴东县、广西南宁市所收集的一些下臼齿，可能也属于南方古猿。这些统称为南方古猿化石，地层年代为上新世到早更新世，距今约 500 万～ 100 万年。南方古猿的早期类型极可能是从猿到人的过渡生物，纤细型中的进步类型可能属于或接近第一阶段的人类。
目前研究者认为，人猿的共祖可能是一种渐新世的埃及古猿。这种古猿的一支通过森林古猿进化成为黑猩猩，大猩猩；另一支则可能通过腊玛古猿、纤细型南方古猿、猿人发展到现代人。我国发现的开远腊玛古猿化石和可能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为寻求人类远祖进化的重要环节提供了线索。 [1]
二、中国猿人与旧石器早期的物质文化
1 中国猿人的化石遗存 大约在距今 300 多万年或 100 万年前后，人基本上形成了，通称为直立人，或者猿人。我国境内遍布猿人的遗迹，已发现许多猿人的化石，主要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
元谋猿人 1965 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位于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定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的生活年代距今 170 万年左右。元谋人化石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属早更新世人类。
蓝田猿人 1963 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 1964 年蓝田县公王岭又发现一个不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前者距今至少约 65 万年，后者至少约 75 万年。蓝田猿人的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其脑壳较圆，脑量较小，约为 780 毫升，比爪哇人 (5 个头骨平均脑量 881 毫升 ) 和北京人 (5 个成年头骨平均脑量 1088 毫升 ) 都小；头骨枕部宽阔而圆钝，外形轮廓呈楔形。这些形态特征说明他们的体质还有较多的原始性。古地磁测定，公王岭的化石层时代距今 100 万年左右。蓝田人是迄今已知亚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属早更新世晚期或者中更新世早期。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遗址发现得比较早、而且是较重要的旧石器早期遗址。北京猿人又称“北京人。”自 1921 年至 1966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得到大量的猿人骨骼化石，共有头盖骨 6 个，头骨碎片 ( 包括单独的面骨 )14 块、下颌骨 15 块以及一定数量股骨、肱骨、牙齿等，大约代表 40 多个个体。北京猿人与蓝田猿人相比，脑壳较薄，脑量增大，其平均脑量为 1059 毫升，最大的约 1225 毫升；但与现代人脑量 1400 毫升相比，脑量较小。北京猿人前额稍高，眉脊骨稍小，嘴部也略微向后收缩，头骨枕部窄而长，外部轮廓呈椭圆形，仍带有较明显的原始性。北京猿人相对现代人较矮，成年男性平均 1.62 米，成年女性平均 1.52 米。北京人四肢骨已比较接近现代人。经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 70 万～ 23 万年之间，持续达 40 万年之久，属中更新世中、晚期。 1980 年，安徽和县陶家镇汪家山龙潭洞发掘出土了猿人头骨化石。其中包括一具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头骨，属一男性个体；另外还有一个附连 2 个臼齿的左下颌骨、 4 枚单个臼齿，共代表至少 3 个个体。其年代不晚于中更新世，或可能相当于北京猿人遗址的中部堆积。 [2] 我国南北各地都发现中国猿人的遗迹。 1975 年湖北郧县梅铺发现 4 颗均属左侧的猿人牙齿化石； 1976 年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右上第二前臼齿、左下第一前臼齿，可能属于同一个中年个体； 1978 年河南南召县云阳镇附近发现一颗猿人右下第二臼齿化石。另外，在贵州桐梓、湖北大冶龙头洞穴、辽宁营口金牛山、陕西潼关、河南三门峡、山西垣曲等都发现旧石器遗址或人骨，说明这些地方数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 2 旧石器早期的物质文化 旧石器早期，中国的猿人活动在祖国大地上，并开始创造物质文化。 1961 ～ 1962 年，在山西省南部黄河左岸高出河面 170 米的古台地上，发现西侯度文化遗址。遗址中发现 32 件石制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石器采用锤击、砸击和碰砧三种方法制成。此外，还发现有一些烧骨和带切刮痕迹的鹿角。根据动物群性质，遗址属于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定距今 180 万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
元谋人化石所在的粘土层中有用石英岩打制的 4 件刮削器，地表又采集到十多件三角形的尖状器；在蓝田猿人化石的同层位中，采集到大型砍斫器、小型砍斫器、小型刮削器、石棱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等；北京猿人的洞穴中，发现的石器多达 10 万件。
北京猿人所使用的石器从早期到晚期，变化比较明显，打制技术逐渐提高，打制出来的石片，质量提高，趋向长薄。石器工具的类型逐渐多样，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石器和石锥，偶见石球。雕刻器和石锥的出现表明北京猿人文化的晚期阶段，已达到旧石器早期文化的较高层次。遗址中有一些人工打碎的兽骨和砍截的鹿角等，有加工、使用的痕迹，可能是原始的骨角器：骨砧、角锤等；遗址中还有鹿头盖骨数百件，这些鹿头盖骨都被砍去了面骨、犄角，有学者认为，这应是当做“火瓢”使用的。 [3]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骨器不可能是骨角工具。 [4]在这些遗址中大多有用火的遗迹。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有厚达 6 米的灰烬积层，有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还有许多烧过的朴树籽。贵州桐梓猿人遗址中也发现有被烧过的兽骨。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猿人已普遍地使用火。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防御野兽，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这个时期，人们使用的火可能引自天然火。火的使用，能使人们熟食，增强人们的体质，促进人的大脑的发达，使人们有可能突破自然界的限制，扩大活动的范围。火的使用对人类的进步有决定性意义。
远古时期，无论是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与现代都大不相同，南北各地气候较现代稍高，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保持较好。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猿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人类以外，根据山顶洞及其他遗址中发现的兽骨可以推知，与中国猿人共存的还有剑齿象、肿骨大角鹿、野猪、鼠、剑齿虎、羚羊、鬣狗、豹、熊、犀牛、狼、狮等动物。当时人们的食物，除一些植物及树籽外，野兽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这些兽类既对人们有极大的威胁，又是人们追捕的猎物。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人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因此也必须集体的、成群的生活，才得以生存下去。
猿人是至今被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介于猿和人之间的人类先祖。猿人的身体和直立行走的姿势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只保留少许的原始特征。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而劳动又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至少在至今 100 万年前，中国猿人就已学会制造工具，并且用最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
三、早期智人 ( 古人 ) 与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
1 早期智人 ( 古人 ) 的化石遗存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前后，人类大体上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早期智人阶段，也称为“古人”阶段。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存较早期丰富，所发掘的化石表明，古人与猿人相比，在体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创造的物质文化也更加进步。
大荔人 1978 年春，陕西大荔县发现基本完好的人类头骨化石，唯缺牙齿和下颌骨，为一年龄不足 30 岁的青年男性个体。头骨的顶部低平，眉脊粗壮，骨壁较厚，这些均与北京人的性状接近。与北京人相比，其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嘴部不很突出。脑量比北京人平均值稍大，约 1120 毫升；脑膜中动脉分支的印痕较丰富。从这些特点来看，大荔人比北京人进步。用铀系法测定，遗址年代在距今 23 万～ 18 万年间。
大荔人的形态介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大荔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上的一大空白。像大荔人头骨保存得这样完整，属于中更新世早期智人的标本，在目前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丁村人 1954 年山西襄汾县丁村发掘到同属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 3 颗牙齿化石，为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门齿齿冠舌面仍有明显的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但已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冠舌面则都是中部低陷呈铲形，表明与现代黄种人较接近。齿面咬合面纹理结构性质也在猿人和现代人之间。 1976 年在第 100 号地点，又发掘到一个大约两岁小孩的右顶骨化石，比北京猿人的顶骨薄，显示了人类体质的进步性质。铀系法测定遗址年代距今 21 万～ 16 万年，但氨基酸外消旋反法测定其距今只有 7 万年。
许家窑人 山西省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规模最大的遗址。 1974 年、 1976 年、 1977 年曾几次发掘，发现许多块人骨化石。计有顶骨 11 块 ( 其中 3 块完整 ) 、枕骨 2 块、左上颌骨 1 块 ( 附连 4 颗牙齿 ) 、单个牙齿 2 颗，代表 10 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其体质特征是：头骨骨壁厚，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不像北京猿人那样粗大和分叉简单，枕骨圆枕不及北京猿人宽突，嘴部不太突出，下颌较低而宽，牙齿粗大，齿冠嚼面比较复杂。许家窑人本身具有不少北京猿人的原始性状，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铀系法测定含化石的地层形成于距今 12.5 万～ 10 万年间。
我国境内还发现另一些古人化石或遗存。
1958 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一个人类的残头骨和一些动物的化石，其头骨特征介于猿人与现代人之间，与古人相似。 1972 年，在贵州桐梓县云峰的石灰岩洞中，发掘到古人两颗牙齿化石，可能分属两个男性个性。 1957 年，在湖北长阳下钟家湾岩洞发现长阳人化石，有附连着 2 颗臼齿的残破左上颌骨和单独的 1 颗臼齿。 1980 年长阳果酒岩又发现古人化石，计有头骨、下颌骨和肢骨。 1973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新洞里发现一颗男性左上前臼齿，新洞人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辽宁喀左鸽子洞遗址也曾发现有一小孩的臼齿化石。
2 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 古人的体质特征较猿人进步，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石器的制造技术也比较进步。
在发现丁村人化石的出土地点，也发现了许多旧石器中期物质文化的遗存。丁村旧石器遗址群共有 20 多处，绝大多数属旧石器中期，这种石器文化亦称为丁村文化。在对丁村遗址的发掘中，共获得石制品 2000 多件。这些石制品类型多样，有单边砍砸器、多边砍砸器、石球、多边形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厚尖状器、小形尖状器和刮削器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定型，说明了石器功用的固定化。其中三棱形尖状器，系用三棱厚大石片打击而成，手握部分宽厚，尖端锐利对称，故称三棱形。尖状器可能是用来砍斫、挖掘植物的。
许家窑遗址中与古人化石共存的石器遗物非常丰富，共出土石器 3 万多件，还出土许多骨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石球极多，共有 1000 多件，重量 80 ～ 2000 克不等，球面匀称滚圆，是重要的狩猎工具。刮削器形制远比以前的复杂精巧。短头圆形刮削器，刃部经过精细加工，已带有细石器技术的部分风格，与后来发达的细石器有文化传统上的密切关系，表明了我国细石器文化渊源久长，也表明这个时期经济生活领域的较大发展。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新洞里还发现两件磨制的骨片，这是我国最早的磨制骨制品，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磨制工艺的开端。
旧石器中期，狩猎技术进一步提高。许家窑遗址中共存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中华鼢鼠、似步氏田鼠、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赤鹿、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扭角羚羊、原始牛等约 20 多种。发掘出的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基本上是人们食肉后的抛弃物。这个时期，狩猎业非常发达，许家窑遗址中的马牙，就代表了360多个个体，说明狩猎出现专业化的倾向。
四、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形态
原始群 旧石器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的智力处在原始蒙昧阶段。中国猿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得以生存，于是产生了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原始群。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每个原始群都过着群婚的生活，实行杂乱的婚姻形式。一个原始群就是一个血缘大家族，彼此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曾经说过，这些原始的人们过着“群团的生活，实行杂乱的性交，没有任何家族，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些作用。”
这种情况，我国古代文献亦有记载。《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淮南子·本经训》：“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 在群居杂处、男女无别的原始群体中，子女决不可能辨认父亲，而母子之间的关系则是很明确的。英国女学者珍妮·古多尔曾在非洲森林中考察黑猩猩的群体生活。她发现在黑猩猩的群体中，实行杂乱的性交，但母子之间的关系很明确，长大了的雄黑猩猩绝不会与其母发生交配关系。但是子女是不能确认父亲的。 [5] 对黑猩猩的研究考察，有助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情景与婚姻关系的情况。
血缘家族公社 人类不断发展，由原始群时期进入原始公社时期，也有人称之为血缘家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人类体质发生突变，从南方古猿发展到直立人；另外，就是人造工具的出现，人类开始创造文化。随之，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血缘家族公社出现了。
血缘家族内，只有同辈的男女才允许发生婚姻关系。如恩格斯说：“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6] 原始公社的第一个婚姻禁约在于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实行通常所说的班辈婚。
我国许多民族中都有兄弟姊妹互相通婚的传说。《后汉书·南蛮传》载有远古高辛氏的女儿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自相婚配夫妻的故事。台湾高山族、云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传说。这些传说，反映了人类社会曾经过一个“班辈婚”的事实。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
大约距今五万年左右，古人进化为新人。新人又称作晚期智人。在这个时期，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特征基本消失，逐渐分化成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与新人相一致的是氏族公社形成。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也就是说，进入新石器时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发展到繁荣时期。
一、晚期智人（新人）及其物质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晚期智人（新人）主要有河套人、山顶洞人、峙峪人、柳江人、麒麟山人等。
河套人 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发现许多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目前把历次在河套地区发现的人类化石称为“河套人化石”，简称“河套人。”其中包括 1956 年在内蒙乌审旗嘀哨沟村采集到的一块头顶骨残片及一段左股骨； 1960 年在乌审旗大沟湾村发现的一块顶骨化石； 1978 ～ 1980 年，在大沟湾村获得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等 19 件化石；还有 1922 年在大沟湾一带获得的一颗八、九岁儿童的上外侧门齿。河套人属晚期智人，铀系法测定距今 5 万～ 3.7 万年； C 14 测定距今 3.5 万年。 [7]山顶洞人 1933 ～ 1934 年在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先后发现了至少代表 8 个以上的男女老幼不同个体的完整的头骨、上下腭骨、牙齿和体骨化石。经 C 14 测定，上部堆积距今 10470 ±360年，下部堆积距今为 18340 ± 410 年。山顶洞人许多共同的基本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原始的黄种人，并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接近。很可能上述黄种人，是由山顶洞人或比它更晚些而在体质上很相近的人类类型，散布于各地逐渐演变而成的。 1934 年出土的三块完整的头骨，据人类学家研究，分属于原始的类蒙古、类美拉尼西亚和类爱斯基摩三类不同的人种，在华夏先民的发展中，这些土著大部同化，一些类爱斯基摩人向亚洲东北迁移，或至北美；类美拉尼西亚和类蒙古两种则南下而至南洋，或移南美。 [8]
1963 年山西朔县峙峪村发现一块枕骨化石，距今约 2.8 万年。 1956 年在广西来宾麒麟山发现属于一老年男性个体的颅底部分化石，称为“麒麟山人化石。”广西柳江通天岩山洞里发现了较丰富的新人化石材料，其中包括 1 具头骨 ( 缺下颌骨 ) ， 4 个胸椎骨连 5 段肋骨， 5 个腰椎及骶骨、右髋骨、左右股骨各 1 段。除股骨属于一女性个体外，其他同属一个中年男性个体。柳江人明显地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分化和形成中的黄种人类型。
从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知道，我国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明显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高，颧面前突出而较垂直，为阔鼻型，下颌圆枕较多见。各个阶段的人类形态特征存在的差异，反映了人类的进化过程。我国古人类的发展是连续性的，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旧石器晚期的物质文化 旧石器晚期，物质文化进一步发展。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共发现石器 1.5 万多件。其特征是细小石器和小石片占大多数，发现了石箭头、钺形小刀之类的复合工具，标志人类又掌握了一种新型的工具和武器。
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遗址、河北阳原县虎头梁遗址、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都发现旧石器晚期经过二次加工的细石器。下川遗址出现了锛状器、石镞、扁平长条形大尖状器、磨盘、磨锤等一些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并含有丰富的典型细石器和小型石器。下川文化为研、究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补上了关键性的一环。 [9]
在山顶洞发现了一枚骨针，长 82 毫米，最粗处直径 3.3 毫米，针尖圆锐，针孔窄小，制作精巧，反映了制骨技术的熟练水平，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缝纫工具。
旧石器晚期，生产水平逐渐向前发展，出现细石器，并运用了刮削、磨制和钻挖眼的新技术。箭头的出现说明弓箭已发明，这种新工具的产生推动了渔猎的巨大发展。
旧石器晚期的人们已经有了美的意识。河北阳原县虎头梁遗址中发现 13 件装饰品，包括穿孔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和鸟骨制成的扁珠。在这些饰物上，使用了磨孔、两面对钻圆孔和磨光等进步的工艺技术。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共分两层，上层供人们居住，下层是安葬死者的墓穴。在下室中发现一青年妇女、一中年妇女和一老年男子的化石。人骨上涂有赤铁矿粉粒，旁边放有兽牙装饰品和燧石石器等。将不同年龄的男女合葬，表现了一种氏族血亲的意识。人骨上涂有赤铁矿粉，可能是生者看到死者的皮肤逐渐变黄难看，而用以装饰死者的，这是最早的安葬仪式，表现了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的产生。燧石的出现，也表明人们已学会了人工取火。
二、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特征
我国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已发现 6000 多处，犹如满天星斗，遍布全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可分为中石器时期、新石器早期、新石器中、晚期的遗存。本节我们只探讨中石器和新石器早期文化及社会形态。新石器早期，我国的先民已进入了农业定居阶段，早期的聚落已经形成。聚落中男女分工也开始出现，聚落成员的贫富分化还不十分明显，但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现象。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也已出现。新石器早期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时期。
黄河游域的遗址。
黄河流域大约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区。这一区域的文化以仰韶文化为主。
裴李岗文化是 1977 ～ 1979 年河南新郑裴李岗发现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早期遗址。时代约在公元前 6000 年以前，与磁山遗址的年代相当或略早。
裴李岗遗址发现有房基遗址、窖穴、灰坑、墓葬等。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另外还有夹砂红褐陶、灰陶等。石器有铲、斧、镰，其中的石磨盘与磁山石磨盘相似。墓葬中随葬石磨盘的一般为女性，随葬农具者为男性，男女分工明显。房基主要有圆形、方形两种，以圆形为主，均为半地穴式。房基直径为 2.2 米～ 2.8 米，个别达到 3.7 米。室内边缘有柱洞。房基设有斜坡形或阶梯形门道。房内中间或后墙处有灶。房屋多为一间，个别遗址内也有二开至四开间的，大多依次扩建而成。房基附近有窖穴和灰坑。早于仰韶文化的还有磁山文化遗址。
磁山文化是 1976 年～ 1977 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发现一处新石器早期遗址。其年代约在公元前 6000 年～前 5600 年间，早于仰韶文化。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 22 公里，属于裴李岗文化的重要遗址，距今年代约为 7000 ～ 8000 年，即公元前 6000 年左右。
贾湖遗址发现房基 30 余座，陶窑 10 余座，灰坑 300 余个，墓葬 300 余座。该遗址的遗物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石器中有斧、镰、铲、磨盘、磨棒；生活用具皆为陶器，均为手制，陶胎厚薄不均，火侯不均，器形有罐、壶、鼎等；骨器是由鹿角和兽骨磨制而成，有骨镖、骨镞、骨针、骨杈等。贾湖遗址中发现 10 支骨笛，均出在墓葬中。这些骨笛已具备 6 ～ 7 个音阶结构，发音准确，至今仍可以吹奏旋律，为中国和世界音乐史上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贾湖遗址有的龟甲和石柄上带有契刻符号。在龟甲上刻有“■”、“■”、“夨”；在石柄上刻有“亻”、“彳”、“‖”等。这些符号与殷墟甲骨文、周代金文中一些字形相似，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 [10]
1921 年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一处彩陶、红陶和磨光石器并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此期文化最初被冠以“彩陶文化”的美称，并闻名天下。几十年来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已逾千处，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郏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禹县谷水河、甘肃秦安大地湾等，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晋南、河北、河套以及甘、青交界和湖北北部等地。仰韶文化在距今约 6000 年之前形成，延续约 2000 年之久。
仰韶文化的基本内涵是经营农业，以种粟为主，兼营渔猎采集；其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
仰韶文化中已出现了文明的要素。姜寨遗址中出土一万多件重要文物，在 29 号房基的居住面上发现半圆形的铜片一枚，经化验，铜占 65% ，锌占 25% ，余为少量的锡、铝、硫、铁等，属于黄铜 ( 有人认为是青铜 ) 。 [11] 仰韶文化姜寨遗址除发现黄铜片，还有黄铜管，其时代约在公元前 4700 年左右。 [12]
仰韶文化晚期已发现古城堡。郑州西山古城址是仰韶文化的遗存，距今约 5300 年至 4800 年。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三组蚌砌图案，可能是一大型祭祀活动的遗迹。该遗址 M 45 墓主人的右侧有一龙，左侧一虎。龙、虎皆为蚌砌成的图案。距 M 45 20 米处有一浅穴，穴中有蚌砌的龙、虎、鹿、蜘蛛等；鹿卧龙背上，蜘蛛与鹿之间，置一精致的石斧。浅穴南 25 米处发现第三组蚌图，为一人骑于龙背， ( 龙 ) 昂首长颈，舒身高足，作腾飞状。虎在龙之北这三组蚌图皆为 M 45 墓主而摆置，反映出墓主人乘龙驭虎，升空飞天的欲望。 [13] 有人把西水坡的蚌龙图称为“中华第一龙”，这很明显是一祭祀遗址。 M 45 蚌图中的精致的石斧象征着权力， M 45 当是一部族首领或酋长的墓葬。
仰韶文化有定居的村落和集中的墓地，半坡遗址中发现 45 座中小型房基，居住区以一大型的近方形房屋为中心，小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不规则的半月形。聚落外有防御性壕沟。临潼姜寨遗址有房基 120 座，居住区中心为一面积较大的广场。房基可分五个建筑群，每群建筑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聚落周围，亦挖有两条各约 2 米宽的护村壕沟。这些房基有地穴式、半地穴式、平地起建等建筑形式。仰韶文化遗址的小房子的面积约十几乃至 30 多平方米。小房子内有灶坑，门口多有窖穴，多数房基中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在这些文化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可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等不同类型。其文化序列为：马家窑类型 ( 约公元前 3100 ～前 2700 年 ) ——半山类型 ( 约公元前 2600 ～前 2300 年 ) ——马厂类型 ( 约公元前 2200 ～前 2000 年 ) 。马家窑文化前后延续 1100 年左右。
马家窑类型文化中生产工具数量少，器类简单，制作粗犷，狩猎工具占很大比例。墓葬中也没有发现随葬品严重不均的现象。半山类型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业。制陶业发达，陶器造型美观，彩绘纹饰富丽堂皇。到了马厂类型阶段，工具数量增多，制作精巧；发现许多粟类粮食，说明其农业生产水平逐渐提高。在制陶工艺方面，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和许多造型新颖精巧的艺术品，如柳湾的人像彩陶壶等。马厂类型的墓葬规模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悬殊，说明私有制正在产生。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地层中发现一完整的铜刀，其年代在公元前 3100 年左右。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发掘 6 处与祭坛性质相类似的石圆圈，周围有牛、羊骨架和卜骨。
大汶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 ( 并同时发现于相邻的宁阳堡头 ) 而得名，系公元前 4300 ～前 2400 年的一支古代文化，遗址为一氏族墓地。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粟。墓葬中出土的石器比较精致，有椭圆形的斧、穿孔斧、穿孔铲；另外，象牙器、玉器、白陶器大量出现，轮制陶器技术开始出现，说明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和发达。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发达，墓葬中有许多猪、狗、牛、羊的骨头等。大汶口一号墓的一件小骨凿上附有铜绿，经化验含铜 99% ，其时代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
大汶口类型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发现了陶尊文字 17 个。其时代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有关资料介绍：“自 60 年代以来，陵阳河发现刻文陶尊均出于河滩一组墓地 ( 富有者墓地 ) ，共 10 件。采品 6 件，完整器 5 件。刻文分别为‘■‘、‘■‘、‘■‘、‘■‘、‘■‘、‘■‘、‘■‘，另一件为 1979 年发掘采集的陶尊残片，刻文为‘■‘，…… M 25 的一件刻文为‘■‘。陵阳河发现陶尊刻文，共计 12 个个体。如将刻文归类统计，得图象一，图象文字凡七。” [14] 我国许多学者，如唐兰先生、王树明先生等对这些文字均有考释，认为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唐兰先生还认为，陵阳河的陶尊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字有渊源关系。
长江流域的遗址。
长江下游相当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远古代表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 1973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东部。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5000 ～前 3800 年。因首次发现于河姆渡，故称此种文化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出土石、骨、木、陶的各种生产工具几千件，其中成批的骨耜尤其引人注目。另外，还有丰富的稻作遗存。
河姆渡遗址发现干栏式的木构建筑遗迹，它不同于北方的平原地穴式的或地面上的土木建筑，代表我国另一种建筑类型。遗址中还发现一口木构浅水井，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遗迹。
河姆渡文化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如象牙雕刻的双鸟朝阳，木雕鱼，陶塑人头像，用玉和莹石磨制的璜、玦、管、珠等一类器物，加工精细，表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长江中游的代表文化主要是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1959 年至 1975 年间在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进行三次发掘，清理出 200 余座墓葬，是一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其分布范围主要在川东、鄂西，并扩大到湖北中部，南达洞庭湖周围。主要遗址有湖北秭归朝天嘴、宜都红花套等。大溪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4000 年～前 3400 年。
大溪文化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有一种巨型石斧较有特色，如大溪墓葬中出一件长条石斧长 38 厘米；红花套一件石斧长 43.1 厘米。大溪文化的农业以种植稻米为主，渔猎占辅助地位。大溪遗址墓葬常随葬玉、石、蚌、骨和象牙质的装饰品，如玦、环、珠、镯、璧等。墓葬中有的死者颈部带有成串的几百颗小蚌珠；有的臂戴象牙镯；还有的把鱼放在死者身上，或将两条大鱼分垫在两臂之下，或将鱼尾衔在人口中，或以龟随葬。这类现象可能表现为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
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存。
红山文化是一支距今约五千年左右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 1935 年首先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发现而得名，最初称之为赤峰第一期文化， 1955 年定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彩陶“之”形纹陶和细石器共存为基本特征，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一带。红山文化的主要遗址有赤峰水泉、辽宁牛河梁、阜新胡头沟等。红山文化的相对年代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
1983 ～ 1985 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凌原、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一处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 5000 年左右。牛河梁主要发现的“女神庙”牛Ⅰ和积石冢遗址牛Ⅱ。“女神庙”基址是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多室在北，是主体建筑，由一个主室和几个侧室、前后室组成。单室在南，是附属建筑。主室西侧出土有彩绘泥塑人像的头部、肩、臂、手、乳房残件和动物像“猪龙”的头、蹄等，还有彩绘墙壁面残块、特大型彩陶器残片、镂孔豆形器盖、钵、锥形纹塔形器残片等。其中人像头部存高 22.5 厘米，脸面宽 16.5 厘米，相当真人大小。肩头残块，泥胎细腻，曲线圆润，造型优美，具有女性特征。发现残缺的“女神”人像属五、六个个体。“女神庙”遗址中还发现有祭祀用器，南 12 米处有一灰坑，内有羊骨和其他兽骨，具有祭祀性质。研究者认为，牛河梁的这一遗址是一女神庙。女神庙的附近还发现三座积石冢，方向一致，为一整体，但形制各异。 Z 1 、 Z 2 均有大石块垒砌的规矩外墙， Z 3 是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的三层迭起的圆坛。圆坛带有明显的“墓祭”性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墓祭材料。这些女神像群“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这是人间等级差别的反映。积石冢大、小墓的主从关系也印证了这一点。” [15] 苏秉琦先生说：“牛河梁的女神庙遗址以及附近许多积冢等，说明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16]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四号积石冢墓群中发现有铜环，还有两处坩锅炼铜的遗存。 [17] 以上事实表明，距今约 5000 年左右，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已出现文明。
三、新石器早期的婚姻形态和社会组织
新石器时期，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文化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得到发展，并逐渐认识到近亲婚配的不良后果。如我国周代就认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18] 在本族内部禁止婚配，从而出现了外婚制。随着外婚制的发展，禁婚范围越来越大，不许相互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的类别日益增多。“自一切兄弟和姐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 [19] 即当外婚制形成以后，氏族也就产生了。
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氏族产生的同时，部落也产生了。部落由氏族或胞族组成，通常是原始社会最大的单位。部落有自己的名称、住地及供打猎、捕鱼、采集的广大领域范围。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共同的语言。部落内各氏族彼此通婚，实行部落内婚制和氏族外婚制相结合的婚姻制度。几个部落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中的部落一般居地相邻接，使用共同的语言，而且多是从一个部落中分裂出来的。各部落的内部事务保持独立，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盟议事会，由各部落推选出来的酋长组成，他们负责部落联盟内、外大事的处理。联盟除有最高军事酋长外，往往还有松散的管理机构，酋长逐渐世袭。
氏族和部落形成以后，在氏族组织中广泛实行族外群婚。这种群婚有多种形式：
(1) 级别婚，两个氏族集团，即两个婚级互为婚姻。一个婚级的每个男子都是另一个婚级的每个女子的当然丈夫；同样，这个婚级的每个女子也是另一个婚级的每个男子的当然妻子。这是族外婚的原始形式。级别婚的另一种形式，即每一氏族的男女按年龄分成不同的级别，每一代人为同一级别。同一级别又分男女两个性级。每一男性性级只能与另一氏族的某一相应的女性性级婚配。婚级越多，婚姻禁例越严格。现代社会的姑表婚配，就是这种族外婚的遗存。
(2) 环状联系婚，通常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氏族组成环状婚姻组织。如甲、乙、丙三个氏族组织，甲的女子固定与乙的男子通婚，但甲的男子绝不能与乙的女子通婚。而乙的女子又固定与丙的男子通婚，丙的女子则固定与甲的男子通婚。这实际是一种单线姑舅表婚。 [20]
(3) 普那路亚婚，这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描写的 19 世纪夏威夷的婚姻制度。一群同胞或血缘较远的姐妹，与别的集团的一群男子集体互相通婚。这群男子是她们共同的丈夫。但在这些共同的丈夫中，排除她们的兄弟，而且这些丈夫不再是兄弟，他们互相称为“普那路亚。”同样，在丈夫们共同的妻子中间，也排除男子的姐妹，妻子们也不再是姐妹，她们互称“普那路亚。”“普那路亚”即“伙伴”或“亲密的伙伴”的意思。
(4) 对偶婚，就是每一个男子在若干个妻子中，有一个是主妻，反过来女子也是如此，从而逐渐地向一夫一妻过渡。我国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已发展到对偶婚的阶段。男女双方互称“阿注”，意即朋友。“阿注”双方各在自己的母系家庭中，分属两个经济单位。男子晚上到女子家中，过拜访式的偶居生活，清晨回到自己家中，从事生产劳动。这是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形式。
在氏族社会中，无论是群婚或对偶婚的形式，都有两条基本规则，即兄弟姐妹间禁止通婚与性关系。外婚制是氏族的基本特征，是维系氏族的纽带。只要有群婚存在，父亲就不能确认，所生子女与母亲一起生活，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必然是母系。这种社会形态称为母系氏族社会。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经济、生产上具有主导的作用。在一个母系大家庭中，往往由氏族中最年长的妇女为首，领导全体成员从事生产活动，管理全氏族的经济等。母系氏族公社是一个实行共产制经济的集体，财产归全氏族所有。
新石器早期，私有制已经产生，聚落成员的地位也已经出现了差别，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时期。
四、母系社会的传说与姓氏的产生
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的产生和新人的形成大体是一致的，时间大约从 5 万年前至四五千年前。氏族公社可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母系氏族确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了距今 1 万年前后，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呈现出一幅繁荣的图景。在我国，有关母系氏族的传说很多，文化遗存更是遍布各地。
有关母系氏族公社的传说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说中，保存有不少关于母系氏族公社的传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史实。
《楚辞·天问》在提出一些有关宇宙构成的问题之后，接着就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对女岐无夫而有众多的后代表示难以理解，反映江汉地区就有以女岐为始祖的母系氏族，因盛行族外婚，男女关系不稳定，女岐无法确定亲夫的事实。又如华胥履大迹于雷泽生伏羲，这种“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母系氏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情况的反映。在《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中常见的西王母，可能是西戎部落传说的母系氏族比较著名的首领人物，《淮南子》中所谓采五色石以补苍天，积芦灰以止淫水的女娲氏，也当是母系氏族全盛时期带领人们开辟荒原，与自然搏击的一位女性首领。
这一时期人类的重要进步是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驯养、繁殖。前者发展为农业，使人们逐渐改变了旧石器时代只能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取生活资料的攫取性经济，而代之以生产型经济；后者发展为畜牧业（或家庭饲养业）。有了这两项生产事业，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为原始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可靠的物质基础。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国古代传说中两个著名人物——神农氏和伏羲氏，就是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初创时代的代表。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分工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推动了社会进步。从此，开始相对稳定的生活，开始有了交换，并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发明创造。在有关神农氏和伏羲氏的传说中，如神农氏“耕而作陶”、尝百草、“日中为市”，伏羲氏作八卦等等，正表明社会前进，人类进步的轨迹。
姓与氏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古代有严格的姓、氏区别。姓，《说文解字》解释说：“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姓是标志所由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最初是从女性来确定的。所以，古代一些较早出现的姓，如姬、姜、嬴、妫、姒等等，大都从“女”，这正是母系氏族的遗制。
我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同姓不婚”的习俗，这源于母系氏族时期的族外婚制。由于人口不断增殖，一个母系氏族繁衍为若干个女儿氏族和孙女儿氏族，这些新的近亲氏族仍然保持原来的血缘关系不变。随着近亲婚配的限制日益扩大，氏族之间也不再准许通婚。于是原来作为一个氏族标志的姓就扩大为这些近亲氏族的共同标志，这样一个姓至少代表一个部落。而在同一部落内的各个氏族，又必须各有新的标志，这就是氏。
由于氏族、部落不断繁衍，原来的一个部落必然要繁殖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不断繁衍的新部落，经过若干世代之后，血缘关系比较疏远了，就又分化出一部分新的部落集团，产生新姓，从而相互可以通婚。如黄帝与炎帝本来是同出于少典氏的两个部落，分别为姬姓和姜姓，可以相互通婚。姬姓部落原来包括 25 个氏族，后来发展成为 14 个部落。这些新派生出来的部落，除了两个继续保持姬姓之外，又出现了酉、祁、己、滕、箴、任、荀、僖、 女吉 、儇、依等 11 个新姓。原来的姬姓部落，以后又继续繁衍，派生出更多的新姓，如妫、姚、姒等等。姜姓之族也当如此。由姬、姜二姓所繁衍的众多姓、氏，就构成了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同姓的和血缘关系比较接近的众多部落群，就以共同的祖先结为族，不同姓的部落相互结为婚姻。这样，在古代中原地区的众多部落，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相互关系日益密切，促进了共同发展。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存
距今 5000 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氏族部族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后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已被大量发现，主要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安阳后岗、山西襄汾陶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文化等。
黄河流域的遗址
龙山文化以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其重要遗址有潍坊姚官庄、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等。胶县三里河出土有成组的玉器，日照两城镇出土有刻花玉斧，说明制玉工业的发达。龙山文化的陶器生产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术，生产的陶器黑色光亮，以蛋壳陶为特征，故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三里河还出土两件铜质锥形器，经化验为黄铜。龙山文化建筑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东海峪的土台方形地面建筑形式及原始夯筑技术的出现，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有许多古城址。其中有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城址，南北长 450 米，东西宽 390 米，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 17.55 万平方米。 [21] 1984 年在寿光县边线王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两处，小城在大城之内，居中偏南。大城面积约 5.7 万平方米，边长约 240 米，呈抹角方形。四边城墙之中部各有一门道，门宽约 10 米。小城一边长约 100 米，城内面积 1 万平方米左右。大城址距今约 3800 年左右，小城距今约 3900 年左右。 [22] 1991 年邹平丁公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垣南北长约 350 米，东西宽约 310 米，面积 11 万平方米。城址年代距今约 4600 ～ 4000 年之间。 [23] 另外淄博的田旺村亦发现一个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古城址。 [24]
龙山文化时期的铜冶遗迹也有多处发现，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形器。诸城呈子遗址发现铜片。栖霞杨家圈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和灰坑中发现残铜条 1 件和一些铜渣。长岛县北长山岛店子遗址的灰坑中发现铜片、临沂大范庄遗址出土铜工具。日照市尧王城遗址出土有铜渣。龙山文化出的黄铜距今 4000 年左右。
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发现几千处，如河南安阳后岗、汤阴白营、淮阳平粮台、淅川下王岗、郾城郝家台、陕西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山西襄汾陶寺等。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国家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即青铜的出现和铜工具的使用。铜器，在龙山文化期的遗址中多有发现，如郑州牛寨遗址中发现了熔铜炉壁附有铅锡青铜块， [25] 淮阳平粮台三期 H 15 内发现了铜渣， [26] 登封王城岗四期 H 617 内出土青铜器残片， [27] 临汝煤山遗址中出土铜坩锅，熔铜炉残壁及铜液痕迹。 [28] 鹿邑栾台遗址二期早期发现青铜器等。 [29] 这些资料表明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冶炼和使用已经比较普遍，这个时期已经进入早期铜器时代。
齐家文化，因 1924 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它是在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分布范围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
农业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经济部门。已发现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镰、石铲、石磨盘等。另外还有玉铲和玉锛，刃口锋利，说明制玉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
冶铜业的出现是齐家文化的一项突出成就，武威皇娘娘台出土有铜制的刀、凿、锥、钻头及铜渣等。齐家坪出土有铜斧、铜刀和铜镜，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出土有铜镜。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是迄今已知较早的铜镜。这些铜器经鉴定，既有红铜，又有青铜；有冷锻，也有冶铸。
齐家文化出现了一男二女的合葬墓，男子仰卧居中，女子侧身屈肢其旁，当时父权制已确立。
齐家文化已经出现了金属，礼仪性建筑等，男尊女卑的现象已经出现。大量青铜器的出现，说明黄河上游地区已出现了早期文明和国家。
长江流域的遗址
屈家岭文化， 1954 年因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2750 年～前 2650 年，主要分布湖南、湖北及河南南部。屈家岭文化在湖北及洞庭湖一带范围中，叠压在大溪文化之上，与大溪文化有继承关系。
屈家岭文化中，磨光石器增加。遗存中发现粳稻稻谷的印痕，以及较多的彩陶纺轮。陶器中有一种胎簿近乎蛋壳的彩陶，是屈家岭文化的象征性器物。京山屈家岭还出土陶响器 20 件。这种陶响器，中空，内装陶丸 15 粒以上，摇动时可发出声响，可能是最早的乐器。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红陶小鸡、小狗、长尾鸡等，表明江汉流域已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屈家岭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农具、手工业工具，栽培过的水稻壳和猪骨，表现了该遗址的农业性质。屈家岭文化中还有被认为与父权制有关的陶制的男性生殖器——陶祖，故屈家岭文化可能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目前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尚未发现有金属器，但贫富分化已经出现。
良渚文化， 1936 ～ 1937 年曾在杭县良渚、杭州古荡等地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文化遗址， 1960 年将这类文化定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约在公元前 3100 ～前 2200 年之间。比较重要的遗址有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武进寺墩、余杭瑶山和反山等。
良渚文化的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其生产工具有石制的三角形犁状器、石铲、石镰等。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成堆的稻谷和稻米，经鉴定为粳稻和籼稻两种；另外，与水稻一起还发现芝麻、蚕豆等。钱山漾丝织品实物标本，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良渚文化中玉器比较普遍，常见的有珠、管、玦、璜、瑗、镯、璧等，特别是玉琮、玉蝉是早期制玉手工业中的稀世珍宝。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悬殊很大。有随葬品很少的小型墓，也有用多达 19 件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的墓葬，说明私有制已经产生，贫富分化显著。
华南地区的贝丘文化和石峡文化
华南地区的文化主要指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在华南地区，除一般墓葬遗址外，还有一些贝丘遗存。由于南方雨水多，长期冲刷，这类遗址很少保存有文化层，但是却形成了以腹足类的软体动物硬壳堆积为标志的贝丘遗存。含有软体动物硬壳的洞穴堆积，又称为洞穴贝丘遗址。
甑皮岩遗址，广西地区发现许多新石器时期的洞穴贝丘遗址，其中桂林市郊的甑皮岩遗址内涵比较丰富。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中发现有陶器、打制和磨制的石器，数千件哺乳动物的碎骨，反映了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类型。甑皮岩遗址经分析，可能是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的遗存。
昙石山文化，是 1954 年～ 1974 年在福建闽侯县昙石山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代表一种发达的贝丘文化遗存。遗址中层标本经 C 14 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公元前 1324 ± 155 年 (ZK98) 。遗址共有三个文化层。通常所谓昙石山文化是指中、下层遗址。中、下层文化层发现石锛、石镞、骨镞、陶器等；其上层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当时已有农业，饲养家畜、渔猎占重要地位。
石峡文化，广东曲江县的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3000 年～前 2000 年。其墓葬随葬品有石器生产工具、陶器生活用具，另外还有兵器石钺。大小墓葬规模悬殊很大，大型墓葬随葬品多达 110 多件，包括较多的生产工具和琮、瑗、璧等贵重玉器，而小型墓葬随葬品很少，表现出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石峡文化中还表现出社会大分工的迹象，如第三期 47 号墓中，发现随葬有大小成套、七种型式的卷刃凹口锛和凿，说明木工工具和技术的专门化，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初步形成。墓葬中还发现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 [30]
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
从东北经内蒙古草原到新疆等北方的广大地区，除山地、丘陵、冲积平原外，主要是浩瀚的沙漠和草原，各地广泛分布着细石器，成为这些地区新石器遗存的突出共性。
1975 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发现 80 余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新巴尔虎旗克尔伦牧场和巴尔虎左旗铜钵好赉两处遗址较有代表性。克尔伦牧场遗址的石器多为磨制而成，有投枪头、尖状器、切割器、圆刮器、石核石器、石叶和砍砸器等。铜钵好赉的石器有石镞、长刮器等。石镞大多用长条石叶在一端两侧稍加磨制而成。呼伦贝尔地区的原始文化以磨制石器为特征，以细石器为主，未发现原始农业所使用的大型石器，反映了当时的畜牧狩猎生活。
阴山北侧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主要有苏尼特左旗东北沙丘、伊尔丁曼哈、黑戈壁、哥尔班厚布尔等，面积都不大，分散于马蹄形沙丘的风成洼地上，反映出当时氏族成员较少和不断迁徙的生活情况。遗址的共同特征为：石器多为打制的细石器，种类少，器形较小；不见磨制石器。常见器形有石镞、刮削器以及镶嵌在骨柄上用以切割兽肉的石叶，少见农业工具。陶器质地粗疏，器形有钵形、尖底和缸形等。动物骨骼分析表明，此时动物均为野生，没有家畜。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狩猎为主，少见农业经济的痕迹。 [31]
中原地区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细石器突然衰落下来，而在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的广大北方草原地带，细石器传统经久不衰，主要反映其狩猎经济占相当比重，但许多遗存也具有浓厚的农业定居色彩。在这些以细石器为特征，伴存有篦纹或其他类型陶片的遗存中，还发现有细石器与较多的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的情况，表明它们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所交流融合，因此，这种文化又被称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
二、新石器时期向文明时代过渡的社会组织形态
新石器时期向文明时代过渡时期的社会组织主要有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当发展成为农村公社时期，社会就已进入文明时代。
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逐步发展，性别的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出现了。男子在农、牧、手工业等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领导地位，母系氏族制度日益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终于导致了新石器时期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
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出现有石镰、蚌镰；长安客省庄出现有骨锄等，类锄耕农业已经出现。与之同时，社会分工也开始出现。大汶口遗址中象牙器、玉器、白陶器大量出现，制作精细；轮制陶器技术开始使用，手工业生产已从农业中逐步地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又如石峡文化中发现的大小成套，卷刃凹口的锛和凿，说明木工工具和技术的专门化。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分工已经形成。
男女的社会分工也开始形成，如男子的墓葬中多随葬有农业生产工具锛、凿、刀，以及镞和弓箭等，而在女子的墓葬中多随葬纺轮等，男耕女织的分工比较明显。这时的男子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在生产和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私有制也随之发展。男子在经济方面的有利地位，肯定地引起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男子要求对女子的独占，并要求由自己确认的子女来继承其财产，于是在婚姻家庭形态方面，母系家庭向父系家庭转化。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建立，父系家族公社，或称家长制家庭公社、父系大家族，便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
父系氏族公社的后期，家族公社还收养入族的养子和沦为奴隶的人。父权是这种家族公社的主要标志，大家长拥有支配其成员及财产之权，是这种家族公社的实质。恩格斯在论述家庭公社的一般特点时说：“南斯拉夫扎德鲁加就是这种家庭公社现存的最好的例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土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共同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并对帐目和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选举产生，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又在论述罗马类型的家庭公社时说：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 [32] 以男权为中心家长制家庭公社就这样出现了。
男权的确立，在考古材料上亦有反映。如齐家文化的合葬墓中，常见的葬式为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武威皇娘娘台发现一男二女合葬墓，男子仰卧居中，二女分别列左右屈居其旁，反映了女子对男子的依附。
生产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贫富开始分化。新石器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的极大悬殊，表现死者生前财富的多寡、社会地位的高下，私有制产生并发展。
农村公社的萌芽
随着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必然导致新的社会组织和生产关系的出现，这就是农村公社的产生。农村公社是由家庭公社发展而来的。
在家长制家庭公社中，私有制已经产生。在公社成员的财产中，首先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私有，然后是住宅的私有。“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农业出现之前，公有的房屋曾是各种形式的公社的经济基础之一。” [33] 房屋从公有成为私有，瓦解了公社的基础。
房屋的私有，导致了土地公有制的瓦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们所熟知的方式，在新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一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沼地依然是公共的。” [34] 当耕地，这种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成为私有以后，父系家庭公社彻底解体，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私有制完全形成了。房屋和土地的不完全私有，是农村公社的一个重要特征。
农村公社区别于家庭公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地域关系的确立。随着个体劳动和私人占有的产生，导致部落成员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萌芽，使维系的血缘纽带逐渐失去决定性作用。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突破血缘关系的狭窄范围，部落成员的流动，产生了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村落，地域关系形成了。当然，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血缘的家族公社的残余。马克思在《答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中说：“农村公社，则是自由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的第一个社会联合。”
第四节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部族首领及其活动区域
一、古史传说的部族首领及其活动区域
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活跃着许多部族，并各有自己的领袖。这些部族领袖往往被神化成半人半神的英雄。我国古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白虎通德论·号》云：“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潜夫论·五德志》云三皇，“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博士也提出：“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以上记载可知：“三皇”，即指伏羲、神农、燧人。祝融者，祝，大也；融，光明也。祝融是指带来光明、发明火的的部族首领，当与“燧人”属同一含义。至于天皇、地皇、人皇 ( 或泰皇 ) ，当是后起的说法。
五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是：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重华氏；或有认为五帝是黄帝、炎帝、太皞、少皞、颛顼等。
关于“三皇”、“五帝”的名称各说不一，下面我们对“三皇”、“五帝”的具体传说人物分别进行探讨。首先先探讨“三皇”：
伏牺氏，亦称庖牺氏。其原意是能够驯服鸟兽的人。《易·系辞》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田以渔。”当时似为田猎捕鱼生活。传说中的伏牺氏曾被描述为人首蛇身。汉代人又把伏牺氏与太皞连起来，说成是一人，称“太皞伏牺氏。”亦有说伏牺、女娲为夫妇，或说本为兄妹。女娲亦为人首蛇身，故出现了伏牺女娲交尾的图像。有巢氏、燧人氏，《韩非子·五蠹》篇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苽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有巢氏是教人们建筑木构居室的人，燧人氏是教会人们取火熟食的人。
神农氏，这是一个教民农耕的人。《易·系辞下》说：“伏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相看土地的肥硗高下，尝百草之味，让人民以避毒物，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创始人。
五帝，按照《史记·五帝本纪》说法，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司马迁在这里所记的“五帝”，全是在部族斗争中胜利的部族领袖。而在斗争中失败的部族领袖，我国古文献记载还有炎帝、蚩尤，太皞、少皞等。
黄帝，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把人主称为“王”或“后。”如夏代国王称为“夏后氏”，商王或称“后”，或称“王。”“帝”，是专指上天、上帝而言；黄者，皇也，其意为光明。“黄帝”、“炎帝”，当为后代用“帝”字的含义去解释称呼中国早期部族领袖。在齐国故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陈侯因蟜敦铭文云“高祖黄帝……”把黄帝作为陈氏 ( 即田氏 ) 之高祖，这是最早见到的黄帝之名的史料。 [35]
关于黄帝和炎帝有很多传说。《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娶于有 虫乔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炎二帝原是亲兄弟，最早活动在陕西的姬水、姜水一带，故黄帝姬姓、炎帝姜姓。《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罷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阪泉，《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又引皇甫谧曰：“在上谷。”即今河北保定、易州、宣化一带。黄帝在阪泉之战中被打败炎帝，从而成为华夏族祖先的正统。
黄帝族和炎帝族当是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又逐渐东迁至今河南、河北一带，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部族。
太皞、少皞、蚩尤，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东夷部族的领袖。
太皞，《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皞之虚也。”又云：“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陈，今河南省淮阳县。又《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任、宿、颛臾等国是太皞的后裔，为风姓。“有济”，就是济水，即河南东部至山东境内的大川。太皞氏是活动在东部地区以龙蛇为图腾的部族。
少皞，《左传·定公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也就是说，伯禽被封的曲阜，原为“少皞之虚，”即少皞活动之地。《说文》云：“赢，帝少皞之姓也。”少皞氏是活动在东夷地区的赢姓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即有少皞氏“以鸟名官”的故事，说明少皞氏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
蚩尤，与太皞、少皞同在东夷地区，关系密切。《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以上记载说明，蚩尤也是在与黄帝族的斗争中被杀。涿鹿，《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条下有“涿鹿”县。应劭注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亦在今河北保定易县一带。
《逸周书·尝麦解》中的“命蚩尤宇于少昊。”昊，皞同音同义，也说明蚩尤与少皞氏的密切关系。《盐铁论·结和篇》云：“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两皞，即太皞、少皞。涿鹿之战中，蚩尤、太皞、少皞皆被打败，故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不能成为正统之君。
颛顼高阳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即今河南省濮阳市境。《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是黄帝之孙，颛顼当是继黄帝之后的华夏族领袖。颛顼氏与少皞部族可能亦有过战争。《国语·楚语下》云：“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氏打败了少皞氏，占据了东夷地区。
帝喾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认为是黄帝之曾孙，当为继颛顼之后的华夏族领袖。《集解》引张晏曰：“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集解》又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索隐》引皇甫谧云：“帝喾名夋也。帝喾，大约就是《山海经》中所说的“帝俊。”帝喾，被认为是活动在豫西的一个部族，偃师称为西亳；今河南商丘附近的高辛集亦认为是高辛氏活动的地方，称为东亳。
尧，名放勋。史称帝喾之子，黄帝之后裔。《正义》引徐广曰：“号陶唐。”引《帝王纪》云：“尧都平阳，於《诗》为唐国。”引《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尧，又称为陶唐氏，都于平阳，约当于汾、晋二水流域的翼城一带。
舜，《史记·五帝本纪》云：“帝舜为有虞。”《集解》引皇甫谧曰：“舜嫔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西山上虞城是也。”大阳，即大河之阳，今山西平陸县境。《五帝本纪》又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阳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河滨，《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云：“於曹州滨河作瓦器也。”寿丘，《集解》引皇甫谧云：“在鲁东门之北。”负夏，《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
根据以上记载，舜当活动在山西、山东、河北一带地方。而越州余姚，当为舜后裔迁徙之处，不是舜兴起之地。
黄帝、炎帝、颛顼、帝喾、蚩尤、太皞、少皞、尧、舜皆是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部族领袖。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炎帝、蚩尤、太皞、少皞皆曾遭到失败。失败部族的后裔多迁徙他处。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则成为华夏族正统的部族领袖。
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的政治特征
1 号令征伐的权力
号令征伐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表现形式。《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里很明显，黄帝轩辕氏对不顺从者，“征之”，“去之”，使“诸侯咸来宾从”，这种号令征伐，使诸侯“宾从”，实际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拥有这种公共权力，黄帝才能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然后消灭了敌对势力，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巩固。
颛顼时期曾有征少皞之战。《国语·楚语下》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韦昭注曰：“其后，高辛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尧兴而诛之。”帝尧时期，曾进行过征伐三苗的战争。 《史记·夏本纪》记载：“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於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舜可以殛鲧以死，并有权令鲧的儿子禹接替鲧治水。舜还能任用“八元”、“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 [36]
2 榨取贡赋
《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又云：“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由此可知，虞舜时期已经开始向百姓征收贡赋，并有了完备的贡赋制度。
黄帝、颛顼、高辛、尧、舜等过去曾认为是部族领袖，但他们皆有号令征伐的权力。依靠这种权力，他们才能在战争中打败敌方，从而攫取更高的权力。至少在虞舜时期，已经有了完备的贡赋制度。号令征伐与收取贡赋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特征。黄帝、颛顼、尧、舜已经是国君 ( 或国王 ) 了。
黄帝时期，曾东征西伐，打败了炎帝、蚩尤、太皞、少皞等。被打败的部族则皆迁徙他处。如蚩尤族被歼灭，“太皞氏迁徙至陈；少皞氏最初仍留居东夷地区，又与颛顼氏发生斗争，失败后其部族支裔四散，迁至偏远地区，而少皞氏的主要力量迁徙汾水流域，仍有一部分还在东夷、淮夷地区。” [37] 失败的部族被迫迁徙，但仍有部分留在原地。这些留下的居民则只能服从于胜利者的管辖。毫无疑问，黄帝、颛顼、尧、舜时期，其国民已按地区划分，地域关系已经形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里所说的“万国”，当是黄帝治下的各个地区的小邦国。
3 禅让选举制
中国古代部族实行禅让制度，其领袖是通过禅让选举而产生的。被推举的人一般是能力强，又有勇力，德才兼备的人。
《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即尧传位给舜的时候告诉舜说：“天降大命于你，你要执中道以办事，如四海困穷，你的天禄也终止了。”舜在传位给禹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
《论语·颜渊》云：“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尚书·尧典序》曰：“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禅让制度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古代部落酋长的任职是终身制。如尧年老时，让四岳推荐继承人。《五帝本纪》记载：“尧曰：嗟 ! 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正义》引孔安国云：“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在位七十载，时八十六，老将求代也。”尧在年老时才物色继任者，四岳推荐了舜，尧先让舜摄政部落的事务，一直至“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丹朱于河南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在这里，尧年老不能理事，舜才出来代管事务；直至尧死，舜才接任国君 ( 或国王 ) 之职。
舜执政以后，由于禹治水之功，乃“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38]
尧、舜、禹的禅位很明显地表现了国君 ( 或国王 ) 的任职是终身制。尧死，舜才接任；舜死，禹才任职。前一任的首领不到年老，不会寻求接任者；年迈寻到接任者，而至死接任者才能得到权力。中国国君 ( 或国王 ) 的职位是终身制。
我国古代的部落首领不受习惯法的约束，没有监察酋长的组织，部落酋长在处理部落的事务时，具有否决的权力。
尧、舜时期，部落除酋长以外有四岳、十二牧之职，从文献记载来看，四岳是部落酋长的谋臣，类似于希腊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长老议事会的性质。部落酋长在谋求继承人或官职的设置时都要征求四岳的意见。《五帝本纪》记载：当尧年老时，询问部下谁可为继承人时，部下放齐推荐丹朱。尧认为，丹朱“顽凶，不用。”欢兜又推荐了共工。尧认为，“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一直到最后，四岳推荐了舜。尧让舜试行政务，“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徧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这样尧才同意了舜做其继承人。当舜年老，四岳推荐禹，亦是在舜同意的情况下，禹才成为接任者。由此可见，四岳只是部落酋长身边的谋臣。他们可以向酋长举荐某人任某职，亦可推荐部落酋长的继承侯选人，但决定权在酋长。部落酋长在处理部落的战争或者推选继承人等大事方面，具有否决权。
从我国的文献记载来看，部落酋长不受习惯法的约束，部落内也无什么习惯法。部落酋长是终身的，并且具有否决权。部落酋长的权力具有独断的性质。
我国古代确实存在着一个民主的推举制度，但这种制度不能为后代学者所理解。如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因此战国人不相信古代的禅让制度。《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丹朱，为尧之子。就是说舜在尧病危时囚禁了尧，并为难丹朱，使丹朱不能见到其父。《孟子·万章》记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为舜，有诸 ?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徐中舒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中美化了尧、舜、禹的禅位事件，而战国时期的孟子、韩非及《竹书纪年》的作者都否定尧、舜、禹的禅让，把禅让说成是篡权谋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39]
尧舜时期，部族领袖的权力不如后代君王那样集中。部族领袖也要参加劳动。如舜要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在暴风雷雨时，入山林川泽以劳动捕猎。《论语·宪问》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等。因此这个时期应是“君民并耕”的时期，部落酋长的至高特权没有形成，还保留着原始部落时期人们的相互平等。因此中国古代部落的禅让制度是可信的。
根据以上情况的分析，我国古史传说的黄帝、太皞、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等，皆是活动在黄河流域的国家首领，即国王。他们都具有号令征伐，收取贡赋，任职终身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他们拥有的辖地及居民，也不再仅是本部族成员，已经按地区划分其国民。考古发掘材料也向我们提供了自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就出现了金属、城堡、象征文字的陶文、骨文等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自仰韶文化时期，至迟至龙山文化，也就是说，自黄帝、颛顼、尧、舜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已经形成。
第二章 夏商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公元前 2070 年—前 1600 年）
第一节 夏王朝的建立与灭亡
一、夏王朝的建立
相传尧时，天下洪水泛滥。《史记·夏本纪》云：“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召开部落会议，寻求能治水的人。谋臣四岳向尧推荐了鲧。尧于是让崇伯鲧领导有崇氏部落治理洪水。崇伯鲧采取堵塞的方法，治水九年而无成，被舜殛于羽山以死。四岳又向尧推荐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治理洪水。禹与益、后稷等都参加了治水的工作。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膁。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 木辇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1] 大禹采取了疏川导滞的办法，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终于治服了洪水。
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亲自开山挖石，尽力乎沟洫。《韩非子·五蠹》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大禹治水，不避劳苦，依据地势，疏导河水，消除了因河流泛滥而带给人们的灾害，为人民创造一个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于是大禹赢得了人民的赞誉。
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大禹能够不顾自己的安乐，领导人民治水，又领导人民耕作，以为民先，组织并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非常可贵的。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发展了权力，成为部落的核心。他利用治理洪水的功绩，得到酋长的身份，建立自己的威信，逐渐地控制了部落的一切大权。
古代部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经常发生战争和冲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大禹时期与共工、三苗等部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禹攻共工国山。”晋郭璞注：“言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又《大荒北经》云：“共工之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去掉该记载中不合理的成分，可以看出禹部落与共工氏部落发生的战争是残酷的。
禹与三苗的战争，古史多有记载。三苗，徐旭生认为应属苗蛮集团，在地域范围上应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战国策·魏策一》云：“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其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三苗与中原华夏族有过长期的激烈的冲突。这种战争大约自尧、舜一直到禹。《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尧“放欢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鲧於羽山。”舜则继续讨伐三苗，然而却“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接替领袖以后，接着讨伐三苗。《尚书·大禹谟》记载：“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联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七旬，有苗格。”《大禹谟》或许是战国人利用旧史料进行整理而写定，其中夹杂的可能有战国人的臆造，但是所记载的史实应有可信之处，那就是大禹时曾与三苗发生过长期的战争，而且以大禹取胜告终。这种事实在《墨子·非攻下》亦有记载：“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太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禹征三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三苗格”，“天下乃静”，也就是在大禹征伐三苗以后，曾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大禹在战争中势力大大增加。
大禹率领着众多的邦国君长，进行了讨伐共工氏、三苗氏的战争，以“济济有众，咸听朕命”，与“群后”誓师，这表明禹的势力与地位已大大增强。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扩大了实力，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权力逐渐膨胀起来，为大禹的传子打下了雄厚基础。
按照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禹年老退位时，应把权力交给伯益。但是大禹在为部族领袖时，势力膨胀，其他邦国的君主、酋长皆不能与之抗衡。《史记·夏本纪》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所说的“佐禹日浅”，显然是借口，但天下部族长皆不承认益，而承认启则是事实。大禹为启的即位已经打下了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而伯益则在没有基础，或者势力远不及启的情况下，自然是要失败的。禹的传子宣告了禅让制度的终结，夏王朝产生了。
《礼记·礼运》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礼运》篇所讲的“天下为家”，“世及以为礼”正恰当地表现禹把“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历史事实，完成了禅让制向传子制的嬗变。
启接替禹而即位为王以后，传统的禅让制仍然不甘心退位。首先，伯益是夏后启的坚决反对者，而结果“益干其位，启杀之。”启杀掉了伯益这个对手，除掉了影响他即位的障碍——禅让制下的最后继承人。继而，又有西方的有扈氏 ( 陕西省户县 ) 起兵反对，《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朝的传子制曾遭到禅让制的拼死抵抗，说明传子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为义而亡。”有扈氏为了维护部落的禅让制，但却无法战胜强大的夏代王权的力量。它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这个农业民族中，“家天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有扈氏的抵抗是徒劳的，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历史的进程。
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民主推举的禅让制度。当国君的权力逐渐发展、膨胀，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的首领时，他们就要求把国家的领导权像家产一样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愿再禅让给其他首领。经过反复的战争和较量，夏后启战胜了伯益和有扈氏，使世袭制度得到确立，传子制终于代替禅让制，出现了父子相承的“家天下”的局面。禹、启父子二人相继成为夏王朝的国王。夏王朝建立。
二、夏王朝的国家制度
职官是建立国家的必要条件，凡建国家者，必有职官。夏王朝建立国家后，也同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政权机构。职官制度是国家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后”。《史记·夏本纪》曰：夏“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启又分别称为夏后禹、夏后启。《说文》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曰后以施令以告四方。”后，就是向全国发布政令的国君。《国语·周语上》载：“《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 ? 后非众，无与守邦。”即民众如果没有“后”，去拥戴谁，受谁的号令呢 ? 而后，如果没有众民，谁为后守邦土呢 ? 从而说明夏后与民众的关系。
夏代国家政权初创，故官制也比较简单。
六事之人。《尚书·甘誓》记载，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王曰：“嗟 ! 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安国注云：“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孔安国认为“六事”指的是军事。按此说，六事之人指的应是六个掌管军事的长官。夏王朝的时期，军事和民事还没有分开，这些长官当既管军事又管民事。
夏朝的官员称为“正。”《尔雅·释诂》：“正，伯，长也。”郭璞注：“正，伯，皆官长。”夏朝有“车正”。如《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夏少康曾为有仍氏（今不知何地）“牧正”，为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县一带）“庖正”。有仍氏，有虞氏皆夏王朝的同盟小方国，既有牧正、庖正的长官，夏王朝亦应有此官职。
夏王朝建立以后，也随之出现维护国家统治的暴力机构和手段，如刑罚、监狱和军队等。
《尚书·吕刑》记载三苗之君的苛酷刑罚，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 耳刂 、、椓、黥。”伪孔注云：“三苗之主顽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杀戮无罪，於是始大为截人耳、鼻、椓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吕刑》所讲的虽是苗民的五虐，但三苗与夏后禹同时期。三苗的五虐之刑，夏后氏亦当有之。苗民的“五虐”之刑，表现了从原始部落刚刚进入文明早期的国家刑罚的苛酷和惨重。《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的内容已不得知晓，但夏代国家肯定是有刑罚的。这种刑罚是刑，而不是法。
夏后氏对所属的官长及民众有生杀之权，《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孔子说：“防风氏，注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韦昭注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故谓之神也。”防风氏当是守封山、嵎山的官长。禹召开盟会，防风氏因迟到而遭杀戮，夏后对其属下具有生杀之权是明显的。启在讨伐有扈的甘之战中，对其士卒说：如果战争中不努力奋战，“予则帑戮女。 ” [2] 《集解》引孔安国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耻累之。”夏后不仅对其部众成员，对其妻孥亦拥有生杀之权。
夏王朝已有监狱。《史记·夏本纪》曰： ( 桀 ) “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夏台，《索隐》曰：“狱名，夏曰钧台。”又引皇甫谧云：“‘地在阳翟‘是也。”夏台，又名钧台，就是夏王朝的监狱，在今河南禹县境。禹县，古称阳翟。
夏王朝对外多次发动战争，他们常常把战争获得的战俘杀掉或用作人牲以祭祀。二里头遗址中的一些灰坑和灰层中发现许多人骨架，有的人骨架和兽骨埋在一起，无任何随葬品。葬式有仰身、俯身、直肢、屈肢或蹲肢葬式。有些骨架身首异处，有的做綑缚状，往往数具骨架共埋一坑，或只有头骨和零星的肢骨。不少死者的掩埋情况不像是自然死亡，可能是虐杀后被随意处置或与祭祀活动有关。 [3] 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夏代统治者的凶残与野蛮。在夏代国家的权力机构中，似乎只有刑，而没有法。后代常常把“刑法”二字连用，其实它们是不同的概念。
夏代早期国家应该有军队。如《墨子·兼爱》记载，禹伐三苗时说：“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群，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引毕沅注曰：“誓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群，犹众。”又引惠栋注：“群，犹君也。”孙诒让注云：“惠 ( 栋 ) 说近是，此群对诸群，当读为群封诸君，封与邦古音近，通用。封、对形近而误。群封诸君，言众邦国诸君也。”其实无论是“群”，还是“君”，都是指广大士卒而言。如果释“群”为“君”，则禹是通过邦君对大众而言。由此可知，夏王朝及所属封君都有自己的军队，作为万邦之君夏后，其军队的规模亦当是可观的。
依靠这支军队，夏禹死后，启与有扈氏在甘之战中，敢于“恭行天之罚”、“剿绝其命”，并且打败了有扈氏。正是依靠军队的力量，才确立了夏王朝的传子制度，确立了夏后启的统治。
三、夏人活动的范围和都邑
夏王朝仍然处于早期国家时期，许多时候他们还无力抵抗猛烈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他们还必须经常迁徙，才能生存。因此，历史上就留下夏人活动的多处遗址。《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曰：“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段玉裁认为，崇、嵩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即是崇山。《周语上》又曰：“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世本·居篇》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平阳、安邑、晋阳三地均处河东，在今山西境内。夏人活动的中心范围当在今豫西、晋南一带。
古籍中所载夏代都邑，基本在今河南、山西两省境内。《左传·定公四年》载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古代帝王之都的遗址称“虚。”杜注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也。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夏虚在今山西太原境，极有可能夏王朝初曾都于此，以后又迁至伊、洛之间。《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有夏之居”在河南洛阳一带，伊、洛二水之间。《汉书·地理志》说：“颍川郡阳翟，夏禹国。”阳翟，今河南禹县。臣瓒引《世本》云：“禹都阳城。”阳城，今河南登封县。“禹都”阳城当在河南嵩山一带以及伊洛流域。《史记·夏本纪》亦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夏台，又名钧台，即阳翟。阳翟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邑。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探寻夏代都邑的布局。 1976 年起，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该镇东北面发现了一座春秋至汉代的古城遗址。其中出土的陶豆等器物上有“阳城”、“阳城仓器”字样的陶文，证明了该城址就是春秋至汉代的阳城。《世本》云：“禹都阳城。”地下出土实物与文献材料对照，表明“禹都阳城”可能就在附近。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告成镇西北王城岗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地址，系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冲毁；西城略呈方形。西城以东城的西墙作东墙，北墙已残，西墙与南墙夯土基槽保存较好。西墙长 97.6 米，南墙长 94.8 米，基槽口宽 4 米左右，底宽 2 米。残深不到 1 米。在南城墙东部有一个宽约 10 米的缺口，大约是城门所在。该城据 C 14 测定年代为距今 4000 ± 65 年，时代相当于夏代初期。这座小城堡是否就是“禹都阳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里肯定是龙山晚期至夏朝初年的遗址，是夏人活动的范围，禹都阳城似应在这一带。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有很厚的文化堆积。遗址中一号宫殿是由夯土台基、殿堂、廊庑、庭院、殿门组成的宫殿建筑。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总面积约 1 万多平方米，高出当时的地面约 80 厘米，边缘斜坡面上有质地坚硬的料姜土面或路土层。殿堂座落在台基中部偏北处，呈长方形，四周还留存有一圈殿堂檐柱的大型柱洞及柱础石，分南北两行排列，每行 9 个，东西两侧各 4 个。檐柱外侧还留存有一圈挑檐柱洞。据柱洞的位置分析，这座殿堂应为一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双开间建筑。屋顶可能为四坡出檐式。这座殿堂四坡出檐式结构与我国最早的“四阿重层”宫殿建筑基本相符。廊庑墙基发现于夯土台基的北、西、南三面，西墙基全长 88 米，全部由夯土筑成，中间有一排小柱洞，当为木骨泥墙结构。殿堂南部为一片广阔的庭院，宫殿大门座落在庭院的南边，门边发现 9 个排成东西向的柱洞，东西两端与廊庑相连，估计为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 [4]
二里头的宫殿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宫殿遗址。
偃师二里头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应是夏文化的遗存，这是夏代建立国家的象征。二里头文化遗址当是夏王朝的都邑遗址。
四、夏代经济和文化
古代文献有关夏人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和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传说中夏代都邑都与这两个地区有关。这些地方考古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存应属夏代遗物，反映夏代经济发展的水平。
河南偃师二里头，除发现了大型的宫殿遗址以外， 1975 年在宫殿基址北边，还发现了一座较大的墓葬。墓中有棺室，坑底铺有 1 ～ 1.5 厘米的朱砂，并出土有铜爵、铜戈、铜戚、圆泡形铜器和玉钺、玉戈、铲形玉器、玉柄形饰以及石磬、绿松石饰、骨串珠、贝、陶器等大量随葬器物。
宫殿基址周围，还发现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陶范、坩埚碎片、铜渣、石料、骨料，表明遗址可能分布有制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玉器，其种类有柄形玉饰、玉戈、玉钺、梯形玉刀、琮、玉柱、玉筒等，分别为乳白、淡青、嫩绿、灰褐诸色。玉器和绿松石的镶嵌工艺，是我国工艺美术优秀传统的实物见证。玉制兵器是作为贵族珍品而随葬的。
石磬是二里头墓葬中形体最大的器物，它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石磬，是音乐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
酒器、乐器、兵器，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典型器物。二里头类型墓葬中出土许多陶器，计有鼎、豆、角、爵、盉、平底盆、盘、罐、簋、瓮、鬶、杯等，陶器中占最大的比例是酒器，其次是炊具、盛器和食器。大量酒器的出现成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在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龙山文化遗址中，亦有一些酒器，如陶鬶、高柄杯等，但数量极少，并且，随葬品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或是一些装饰品。二里头墓葬中以觚、爵、盉等酒器随葬，表明酿酒业的发达。《淮南子·说林训》曰：“清 酉 央 之美，始于耒耜。”酒器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粮食产量的增多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古代黄河中游是粟的故乡，磁山文化遗存中就发现大量储存的粟。夏代中晚期可能逐渐引进大麦、小麦，使其农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加。
夏代，农业虽然仍处于粗耕阶段，但是发展稳定，并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变得愈来愈重要。
农业生产与季节天象有密切的关系，夏代的天文历法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发展起来的。《论语·卫灵公》记载：“行夏之时。”当然，这里的“夏时”还不能与今农历等同。我国传统的干支记日法，起源于夏代末期。夏王朝后期的几个王，如孔甲、胤甲、履癸 ( 桀 ) 等，都以天干命名，这从侧面说明夏代已有干支记日法了。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集于房” [5] 的记载，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朔日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近代学者推算是公元前 2165 年，也有的推算是公元前 1948 年，两者虽相差颇远，但都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有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这是有关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五、夏王朝的兴衰
1 ．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自禹以后，经过启一代，到太康时期，夏王朝开始衰落，曾一度丧失政权，史称“太康失国。”《史纪·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又《楚辞·离骚》载：“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太康放纵淫乐，因此而失国。
太康失国，夏的政权一度为羿所夺。
羿是东方部族善射者的代表，传说羿射落九日。《论语·宪问》也说：“羿善射。”羿所代表的是以游猎为主而兼有原始农业的部族。羿又称“有穷后羿”，“后”即是“君”，此言羿是有穷氏的酋长。后羿所部的有穷氏当是山东半岛的一个部落，我国古代把东方民族称为东夷，有穷氏为东夷部族。《孟子·离娄》载：“逢蒙学射于羿。”逢蒙是扶余传说中的祖先。有穷氏是东夷族中一个善射的部族。
《左传·襄公四年》记载：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人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 犭壹 ，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 犭壹 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 犭壹 于戈。有穷由是遂亡。”
这段史事很重要，说明夏朝德衰，而后羿自鉏 ( 或说在今河南滑县 ) 迁于穷石 ( 约今洛阳市南 ) 。羿在穷石灭了夏朝，夺取了夏的国家政权。但是，后羿自恃善射，不理政事，不用贤人，而用寒浞。寒浞当为部落酋长，他是伯明氏的谗子弟，伯明后寒将他抛弃，羿用寒浞为相。后羿和寒浞可能是同盟部落。寒浞利用羿田猎刚回家的机会，杀了羿，夺其妻，生浇及 犭壹 二子。夏的一个贤臣靡逃到有鬲氏 ( 今山东德州附近 ) 部落。为了继续打击夏人的势力，寒浞又让浇用兵，灭了夏的同盟部落斟寻氏 ( 雷学淇考订在河南伊洛间 ) 和斟灌氏，封浇于过，封 犭壹 于戈。靡自有鬲氏帅兵，收二国之余民，灭寒浞，而立太康的后代少康。少康由是恢复夏朝。
关于少康复国的史迹，《史记·吴世家》有一段记载：
“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有过氏，即有戈氏。这段话主要说少康在有仍氏为牧正，又受到有过氏的追逼，少康又逃到有虞氏部落，得到有虞氏的帮助，聚集夏民众，建立了政权机构，遂灭有过氏，从而恢复了夏王朝。这就是旧史书上所说的“少康中兴。”
少康以后，王位由帝杼继之。杼在少康复国时，就曾诱杀浇之弟 犭壹 ，“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6] 是消灭寒浞的一支重要力量。传说“季杼作甲”，把“作甲”这一重大军事发明与杼联系在一起，说明杼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
自太康时，夏王朝就逐渐向河洛一带移动。季杼曾居于源 ( 今河南济源县西北 ) ，又迁于老邱 ( 今河南陈留县北 ) 。季杼统治时期，是夏王朝的盛世。“杼，能帅禹者，夏后氏报焉。” [7] 季杼能追循禹的伟业，对夏王朝作出了贡献，故夏后裔对季杼实行报祭。报祭即报德之祭，是一种较为隆重的祭祀。
2. 夏王朝的灭亡
从季杼到孔甲又经五代六帝，夏朝统治比较稳定。
夏王朝到帝孔甲时，开始转入后期。《史记·夏本纪》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如当时的刘累等都背叛孔甲，所以“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孔甲三传到夏桀 ( 履癸 ) ，桀更加暴虐。《文选·东京赋》注引《汲冢古文》云：“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力。”《史记·夏本纪》云：“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尚书·汤誓》记载：商汤伐夏时曾历数桀之罪恶说，“今尔有众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夏朝百姓相率为忌，反对夏桀，比夏似日。夏民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 ”夏桀荒淫暴虐，激起了夏民极大的愤慨，人民皆诅咒其灭亡。
而此时，商部族从东方兴起，与妹喜结为比党的伊尹投靠了商汤。商部族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在商汤之前，商的先公有十几代。在夏王朝内外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商汤乘机伐夏。
商汤，又称成汤。其伐夏也经历了长期的准备。商汤首先把都邑迁于亳。《尚书·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载有三亳，其地望众说纷纭。西亳，在今河南偃师；南亳，在今商丘东南谷熟集；北亳，在今山东曹县。《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居亳，与葛为邻。”故探讨商汤所居亳，可根据葛的地望来定。葛，《汉书·地理志》认为在汉陈留郡宁陵县之葛乡 ( 今河南省宁陵县北 ) 。那么极有可能，汤所居之亳在今商丘东南，即南亳。
商汤占据亳地以后，从商至夏多是平川之地。许多古籍都记载了伊尹助汤灭夏的事迹。汤在伊尹的支持下，首先伐葛。“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 [8] “汤始征，自葛载。” [9] 载，始也。即汤征夏桀，自征葛开始。
《诗·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吕氏春秋·慎大》云：“未接刃而桀走。”夏桀已无力抵抗，不战而败。《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十一征而无故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 ?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商汤伐夏，得到了夏民的热烈拥护，如望时雨，故才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伐灭了夏桀，建立商王朝。夏王朝经历十四世、十七王、六百余年而告结束。
第二节 殷商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族的兴起和商王朝的建立
殷商民族是出于东方的民族。《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楚辞·天问》皆记载商先祖契的母亲简狄因吞燕 ( 或释为玄鸟 ) 卵而生契，从而繁育了商民族的故事，商民族的图腾即是玄鸟——燕子。
《史记·殷本纪》记载：有娀氏之女简狄因吞吃燕卵而生契，契就是商祖。契因辅禹治水有功，命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商，《左传·昭公元年》云：“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左传·襄公九年》记载：晋悼公问士弱云：“宋灾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 ”士弱对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可知，商丘自阏伯之时就已经称为商丘。商人也因居于商丘而称为商人。《殷本纪》云，契“封于商。”故此商当为商丘之商，而不是“上洛商”之商。王国维先生《说商》中认为：商“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 [10] 此说甚是。商人因居于商丘而得名，商人活动的地方也多在商丘一带，商人是发祥于东方的民族。
契是商部族的始祖，传说是帝舜的司徒。王国维先生称殷商部族在成汤以前的首领为先公，成汤以后的商王称为先王。自契至成汤，商部族已度过漫长的时代，经历了十四代先公。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先公世系为：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 《系本》作“核”，亦作亥 ) —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
《诗·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时期，其力量可能已达海外。商的第五代先公冥时，商部族所居的地方洪水泛滥。《竹书纪年》夏后杼十三年云：“商侯冥死于河。”《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宋忠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冥可能治水而死，商人对其实行郊祭。
冥死后，王亥立。《世本》曾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此时，商人或许已开始饲养马、牛，并利用之。今本《竹书纪年》夏帝泄十二年载：“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又载：“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又云：“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居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殷人报焉。”商人对上甲微实行报祭。
从始祖契到成汤，商人共有八次迁徙《史记·殷本纪》云：“自契至汤八迁。”先商时期共经历十四世先公，商部落从东方兴起了。
成汤时期，商部族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部族方国。夏朝自孔甲以后，逐渐衰败，至桀时，更加奢侈腐化，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已经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商汤乘机征伐夏桀，一举灭夏，商王朝建立。
二、商代前期的发展和盘庚迁殷
商王朝建立后，汤非常注意接受夏的教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王朝有两个贤臣伊尹和仲虺辅助汤。伊尹是随有莘氏国君之女陪嫁到商王朝的媵臣。仲虺是夏后禹的车正奚仲之后，后投奔商。伊尹和仲虺得到汤的重用，说明汤能任人唯贤。《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孟子·滕文公下》曰：“ ( 汤 )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这些记载都说明商王朝的强盛。
商汤死后，其子太甲即位。《史记·殷本纪》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也就是商的历史上曾发生了“伊尹放太甲”，即以臣放君的事件。《孟子·尽心上》云：“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欤 ? ”对“伊尹放太甲”事件持批评态度。“伊尹放太甲”，当为成汤死后，伊尹位高权重，故取代太甲，而主商王朝之政；后来又还政于太甲，说明“传子制”终于战胜了“禅让制。”
自始祖契至成汤建国，商朝有八次迁徙；而自成汤到盘庚迁殷，商又迁都五次，即所谓“前八后五，不常厥土。”成汤建国后迁徙情况是：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 [11] 南庚迁奄，盘庚迁殷。
20 世纪 50 年代在郑州二里冈一带发现一商代古城遗址。这座古城的东墙、南墙均长约 1700 米，西墙长约 1870 米，北墙长约 1690 米，周长约 6960 米。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城。在城的东北部发现几十处房基遗址。其中 C 8 、 C 15 基址，南北宽约 13.6 米，东西长约 65 米，面积广大，又有一定格局，可能是商代早期宫殿遗址。另外在西城墙外还发现了制陶和制骨遗址等。有人认为这是仲丁所迁的“隞”城，亦有人认为是汤所居的“亳”城，现尚无定论。
仲丁所迁的“隞”都，《水经注》、《括地志》等书都认为即秦汉时的敖仓城，在今河南荥阳县的敖山。
河亶甲所迁的“相”城，在今河南省内黄县境内。
祖乙所迁之“耿”，一说在今河南温县，一说在今河北邢台，一说在郑地 ( 东周 ) 邢亭。
南庚所迁之“奄”城，在今山东曲阜。
盘庚迁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墟。《竹书纪年》卷上载：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尚书正义·盘庚》孔疏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史记·殷本纪》云：“ ( 盘庚 ) 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郑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号曰殷亳。”皇甫谧云：“今偃师也。”旧说以为“居亳，亳殷在河南。”又《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引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亳殷在偃师的说法是不确的。殷在今邺南的安阳，除载于文献外，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个结论。殷当在洹水之南，而非河南。殷的旧名曰北蒙，即盘庚所迁之处。盘庚迁殷以后，商王朝又称为殷或殷商。自此居殷直至灭国的 273 年之中，殷王朝基本不再徙都。都殷时期是商王朝的鼎盛时期，在这里留下灿烂的殷墟文化。
三、武丁时期的强盛
殷地处洹水平原，地势优越，土地肥沃，水分充足，气候温暖，加上政治较为清明，所以殷王朝能长期定都于此，并得以迅速发展。“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12]
盘庚死后，其弟小辛即位。小辛执政期间，殷朝又出现衰弱的迹象。小辛死后，其弟小乙即位。小乙是殷高宗武丁的父亲，甲骨文中称小乙、小祖乙，武丁祭祀时称小乙为父乙。武丁正是在其父小乙的教育下成为一个有为的殷王。
《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曾梦见一个贤人傅说。他“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於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於傅险。见于武丁。 [13] 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胥靡，刑人也。傅说可能是被俘获的异族人，与罪犯在一起“筑于傅险。”武丁不拘一格，举以为相，使殷国大治。武丁时期选贤任能，勤于国事，殷王朝进入鼎盛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中，农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武丁修政治国，致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武丁非常关心农业收成的好坏。他每年春耕前或秋收前都要举行“求年”的祭祀，以祈求农业的丰收；经常卜问是否“受年。”武丁还经常派大臣去看视农田、猎地和边区的情况，卜辞中叫做“省田”或“省鄙。”“鄙”指王都以外的田野，武丁也经常到一些农牧地区去视察畜牧情况，卜辞上有“王勿往省牛” [14] 的记载。
“王勿往省牛”，是说王这一次不去看牛，但王还是经常去“省牛”的。殷王朝周围有许多异族的方国、部落，以畜牧为生，迁徙不定，还经常到一些先进民族居住地掠夺财富。如  方 ( 约今山西平陆一带 ) 、土方 ( 约今河北西部 ) 等部落经常到殷王朝王畿内抢掠。卜辞记载，土方和方经常抢掠商王朝田野中即将收获的粮食和马牛，严重地威胁了商王朝的统治和居民的安全。於是武丁下定决定，征伐夷人诸部。
武丁在位期间，花几十年时间，动员了大批力量去征伐四夷，殷商王朝的势力大大加强。《竹书纪年》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五十年，征豕韦克之。”又云：“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大小，无时或怨。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礼废而复起，庙号高宗。”《史记·殷本纪》亦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我国文献典籍皆肯定了武丁的文治武功。武丁时期，商之版图东从江黄、淮夷、山东半岛，西至陕、甘、内蒙；北从朔方，南至江淮流域。疆域辽阔，人民安定，各方国要向商王朝贡献，或到朝廷供职。武丁对四夷的征伐，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商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护了境内人民，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对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四、商王朝的政权机构
殷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商王。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占卜的卜辞，是自称为“王”的。如：
丁酉贞：王作三师，左、中、右。 《合集》 33006
［癸］亥卜争贞：旬无祸 ? 王占曰：有祟。旬壬申中师 女黾 。四月。 《合集》 5807
乙未卜  贞：王登人三千呼伐□方。 《合集》 6640
这些卜辞中，商王或召集建设军队，或占卜，或号令征伐，皆自称为“王。”《说文》曰：“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叁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王是天下所归往服从的人，能贯通天、地、人的首脑。
商王朝建立之初，有时称“王”，有时称“后”，这大约与继承夏人传统有关。如《尚书·太甲》伊尹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王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又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在《尚书》中，商王或称王、或称后，但其意皆为“君王”之意。
商王有时还自称“予一人。”《尚书·汤誓》有“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汤诰》有“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俾余一人，辑宁尔邦家。”孔安国传曰：“天子自称予一人，古今同义。”商王所自称的“予一人”，与后代帝王所自称的“寡人”、“孤”的意义相同，就是天下只有我一人，再无第二人有象我一样的权势了。商王是殷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商王之下，还有一整套的职官。《尚书·酒诰》记周公叙述殷朝官职时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内服，就是在王朝服务的官职；外服，就是殷王畿外服役的职官。服，事也，即服王事之意。
商王朝的内服官，有百僚庶尹。僚，《说文》云：“好貌从人尞声。”清人段玉裁注曰：“《陈风》‘皎人僚兮。‘传曰：‘僚，好貌。‘此僚之本义也。自借为同僚之僚，本义废矣。”僚，本义是“皎好人”的意思，而后引申为同僚之僚。
尹，商王朝统治机构的官职称为“尹”，如“伊尹。”另外其他官职也称为“尹。”《说文》云：“尹，治也，从又，握事者也。”商王朝的这种官职名称对后来的楚国有很大影响；如楚国的相称为“令尹。”
亚服，当指次于“庶尹”的官员。《尚书·多士》：“有服在百僚。”亚服官亦在“百僚。”宗工，指主百工的长官。
百姓，古代贵族才有姓，多支贵族称“百姓。”《国语·楚语》云：“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韦昭注曰：“物，事也，以功事赐之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若太史、司马之属。”百姓，指王公子弟，公卿贵族之父兄。《尚书·尧典》有“平章百姓。”孔传：“百姓，百官。”《国语·周语中》有：“百姓兆民。”韦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礼记·郊特牲》云：“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大庙之命，戒百姓也。”郑玄注曰：“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亲也。”《礼记·曲礼下》云：“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郑玄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广子姓也。”孔颍达疏云：“姓，生也。言致此女备王之后妃以下百二十人，以生广子孙，故云姓也。”
里君，古代百姓按里而居。里君，当为百姓所居之里的长官。
殷商王朝的外服，主要是侯、甸、男、卫、邦伯。、这些外服官职多是指臣服于殷商王朝的部族方国首领。他们承担向殷商王朝贡纳、捍卫的义务。殷商王朝在伐灭夏桀的过程中，同时攻伐许多方国。如鬼方、土方、大彭、荆楚、氐羌、豕韦等。如《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又《长发》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殷商王朝征服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方国部落。这些部族和方国都成为商王朝的外服，即侯、甸、男、卫、邦伯。见于记载的殷代方伯，如《史记·殷本纪》有“鄂侯”、“九侯”、“应侯”、“崇侯虎”；伯，有“西伯”，周文王曾为“西伯。”周季历曾为“殷牧师。”“甸”，徐中舒先生认为，金文《夨令彝》和《大盂鼎》皆作“田”，实指田猎而言。“甸”服必须向殷商王朝献纳猎获物，同时还要兼营粗耕农业。“男”，又与南通，指殷商王朝以南的臣服方国。“卫”“为王捍卫也”，指殷王的禁卫军。 [15]
殷商王朝的内服与外服，即在王朝服务的官员和臣服于商的方国部族。他们皆有义务服事商王。内服官员和外服邦伯，虽然有高低贵贱的等级，但是并没有形成如周代的五等爵制。
殷商王朝的内服官员，是商王朝廷的各部长官，即“百僚庶尹”，包括地方长官，如宗工、百姓、里君。其外服则是承担着向殷王朝贡纳义务的部族方国。根据这些方国的大小，或者他们已有的称呼，而称之为侯、甸、男、卫等。虽然有尊贵高低之别，但还不具有五等爵的含义。
五、商代的方国与疆域
商代朝把它的统治地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部分，称为“王畿”；畿外是众多方国、部族分布的地区。
邦畿之内除王都以外，有不少的城邑为王室的诸子和其他贵族的封地。这些封地和畿外的方国，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成为王室的臣属。商代可能已经比较普遍地实行了班爵制度，侯、伯、子男等爵位，都见于卜辞。其中，侯国最多，其次为伯，所谓“诸侯”、“多伯”就成为众多邦国的统称，子、男之属，为畿内内的“多子族”。班爵制度，规定了贵族的等级，明确了方国的地位，是国家组织形式日趋完善的表现。
大小方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遵守一切礼仪制度，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每一方国，都仿照王室建立地方性的政权机构，组织军队，设置监狱，征收贡赋，直接统治它所属的人民。众多方国，地位有高低，封域有大小，力量有强弱，差异很大。部分领地较小，势力较弱的小国，往往成为大国的附庸。而在某一地区内，又往往出现比较强大的“方伯”之国，如卜辞中的盂方伯、人方伯等。它们雄视一方，威服附近的很多小国，成为一方之长。它若顺从王室，就能辅助王室镇抚一方，加强王室的统治力量。如果王室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所谓“诸侯畔离”，首先就是由它们开始的，成为地方性的对抗力量。如周在灭商之前号称“西伯”，就是殷西部的方伯之国，后来发展成为灭商的力量。
畿外还分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与畿内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与商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政治上对王室表示臣服，但比一般方国要松散一些。为了加强控制，商王朝也不断深入到这些地区，建立城邑，屯驻军队，作为开发边地的据点。
商王朝的统治地区，比夏代有了扩大。商的都城，由孟诸泽畔逐步西移到河内，东西横贯兖豫大平原。《吕氏春秋·审应览》谓：“汤尝约于殷、薄（亳）矣”，就是将亳、殷并举。它的邦畿东至泗上，西及伊洛，包括大平原的绝大部分。在些范围内，殷墟和洛阳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都经过重点发掘，证明是规模宏大的都邑。在其周围的今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也发现不少商代遗址，可能不少是当时畿内的城邑。
畿外的方国，往往与畿内的城邑错杂在一起，不过分布的范围要大得多。商代方国的名称，很多见于卜辞。如曹、杞、宋、雇、奄、薛、蜀（山东泰安附近）、齐、邳、■方（河南永城西境）、盂方（即邘）、邶方（河北涞易之间）、妟（燕）、周、光（河南潢川）等等，大都还见于后世。总之，在东至于海、西及陇山、南过淮水、北达燕山这一大片的中原地区内，不仅有了更多的方国和城邑，而且范围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这就说明商王朝统治的基本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近来，在湖北黄陂发现了盘龙城商代中期的城邑遗址，在江西清江也发现有商代中期遗址，在安徽、湖南等地发现了时代相当于商代的遗址、墓葬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早已越过江汉地区，深入到今日的鄂赣与湘皖广大地区。在山西和陕西的许多地方，也都发现有商代遗址和遗物。商代的政治势力可能已经达到汉中地区，其影响还可能及于四川的某些地方。在东北、辽宁喀左县的大凌河畔多次发现殷周之际的遗物，说明商代的文化影响已经达到辽西地区。商朝畿外的广大地区，通过各种途径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缓慢地向前发展。
六、殷商时期的刑罚
殷商王朝建立后，为了保护统治者贵族的财产和利益，制定了极残酷苛刻的刑法。这里的“刑”，还不是法。“刑”，是统治者惩罚犯罪者的手段和方式；而“法”，则是君民共同遵守的法律。商代刑罚惨重，五刑俱全。五刑有劓、刖、宫、黥、辟等。除此以外，还有统治者随心所欲制定的酷刑。
殷商刑罚散见于文献和甲骨文材料中，主要有：
劓殄，《尚书·盘庚》记载：盘庚将迁殷，殷民有人反对。盘庚就训话说：“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劓，割也；殄，绝也。劓殄，即灭族之意。
醢，《史记·殷本纪》载：纣王“醢九侯”。醢，即把人肉做成肉酱。
脯，《史记·殷本纪》云：纣王“脯鄂侯”。脯，即把人肉做成肉干。
剖心，《史记·殷本纪》载：纣王“剖比干，观其心”，即把人的心肝挖出。
烹，《帝王世纪》云：殷纣王“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为羹。”烹，就是把人放在器物里烹煮。
孥戮，《尚书·汤誓》载：“予则孥戮汝。”孥，子也；戮，杀也。即不仅杀其本人，而且祸及其子女。
炮格之刑，《史记·殷本纪》曰：“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集解》引《烈女传》曰：“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格之刑。”又《索隐》引邹诞生云：“见蚁布铜斗，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
断手，殷代人民动辄得咎。《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刖刑，用刀锯断足的刑法称刖刑。每次被处刖刑的人，有数十，甚至上百。 [16]
商王朝的刑法保留了原始社会的落后性、野蛮性，同时也表现了奴隶主贵族残暴的凶狠的本性。商代统治者就是以这种残酷的刑法去镇压人民，消灭异己，以加强统治的。商代刑法已大体具备，故后代有“刑名从商” [17] 之说。
殷商时期，还有监狱。《墨子·尚贤》载，商代有“圜土”，此即商代的监狱。又《史记·殷本纪》载：“纣囚西伯羑里。”《集解》引《地理志》曰：“河内汤阴有羑里城，西伯所拘处。”羑里，亦是殷纣王时期设置监狱之处。
在殷墟的第 15 次发掘时，于一个坑中发现三个带枷的陶俑。女俑双手枷在前，男俑双手枷在后。这种现象反映了殷代拘捕男女罪犯的社会现实。甲骨文有“■”、“■”等字形，是刑具的象形字。甲骨文中还有“圉”字，作“■”形，像一个人手戴刑具被囚在圜土监狱中。殷墟遗址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小土穴，长 1.6 、宽 1.1 、深 2.7 米，里面有一具人骨和一个陶鬲。这个土穴，可能是一个监牢。
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其形状很像一只人手持锯，将另一人的半截腿锯掉，这个字可能是“刖”字的会意字。甲骨文还有“■”字，可隶定为“劓”，是一种割去鼻子的刑罚。
《左传·昭公五年》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商朝统治者的刑法是非常残酷的。我国三代，乃至春秋时期还沿袭这些刑法。商的刑法还曾得到后代某些政治家的赞赏，《左传·哀公十一年》伍子胥说：“《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商代的刑法表现了早期国家统治者的原始性、残酷性和野蛮性。
七、人殉、人祭
人殉 人殉是自人类社会进入一定阶段后就开始出现的一种残酷的杀殉制度。“人殉”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对享有崇高威望家长的“从死”义务的习俗。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用人殉葬是为了使贵族们死后，继续驱使其生前的妻妾、亲信、仆从为其服役，以保持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商人崇尚鬼神，极为迷信。殷商贵族幻想自己死后仍然像在人间一样享乐，因此在他们的墓葬中随葬大批的人以及动物 ( 狗、马 ) 、车等。
1965 ～ 1966 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发掘出一些大、中型殷商墓，其中 M 1 是一座有 4 个墓道的大型木椁墓，墓底有腰坑，共殉葬 48 人。殉人中有少数放在腰坑内和二层台上，大部分放在南墓道靠近椁室的地方，分为 3 层，下层是排列比较整齐的全躯骨架，中层是被砍下的人头，墓室四角各有一个人头骨，并随葬一戈一盾。像这样的墓葬形制，殉葬这么多人，可以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贵族首领或方伯一类的人物。 [18]
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墓道两侧的二层台上排列着殉葬人。但两侧殉葬人数不等，东侧二层台上 17 人，西侧二层台上 24 人，共计 41 人。死者都是全躯，有的有木棺和青铜的鼎、觚、爵、簋、卣、刀、戈、镞和玉佩等器物随葬。死者的葬式，有的仰身直肢，有的俯身直肢，从骨架和随葬品的配置情况，可知东侧台上的死者多为男性，西侧 ( 多用玉佩饰等 ) 多为女性。从埋葬情况分析，这些死者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亲信侍从和姬妾一类人物。另外，在墓室上部的填土中还发现 34 个人头骨，这些人头骨是在回填墓室的层层夯筑中埋进去的。武官村大墓共埋殉人 79 个之多，另外还殉埋有狗、马、猴、鹿等动物。
殷墟妇好墓埋葬殉人 16 个。
殷墟发现的大、中型墓葬，墓中多有殉葬者。据统计，殷墟 14 座大墓的殉人数总计 3900 人左右。 [19]
现已发掘的殷代墓葬分属王室贵族、方国贵族、中小贵族及平民等不同阶层。根据贵族的等级及其对财产占有的多少，在死后都要用一定数量人和动物殉葬，显著的特点就是用大批的人殉葬。这些殉葬者生前的社会身份不一定是最下等，甚至有很多是墓主人生前的亲信、待从或妻妾，当然亦有奴隶。人殉是原始社会末期“从死”习俗的遗留，并非奴隶制社会的标志。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以人殉葬表现了殷代贵族残忍和贪婪的本性。殉葬现象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商代发展到极点，直至明清封建社会，这种现象还一直不断出现。
人祭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劳动中的收入不足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就把得到的战俘吃掉或杀掉。夏、商时期，贵族们用人和牛、羊等一起当作“牺牲”作为祭祀祖先、神灵的“祭品”，通过“人祭”祈求祖先和鬼神对他们保佑和赐福。“人祭”是原始社会食人习俗的遗存。
人祭在二里头遗址中已有发现，如在一些灰坑中发现有些人骨架身首异处，有的作捆缚状；往往数具骨架共埋一坑，或只有头骨和零星的肢骨。不少死者从掩埋情况看不像是自然死亡，可能是被虐杀或与祭祀活动有关。
商朝是人祭最昌炽的王朝。 1950 年发掘武官村大墓时，在大墓的东南清理了南北向的葬坑 17 个。这些坑长约 2 米，宽 1 米左右，内埋无头人骨架 8 至 10 具。所有骨架都作俯身状，交向叠压，无任何随葬品。这些葬坑因间隔的距离一致，排列有序 ( 可以看出分成 4 排 ) ，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排葬坑。”
1976 年，对这一地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在揭露的 4700 平方米的面积内，清理了 191 座葬坑。这些葬坑，除少数作东西排列外，大多数为南北向，并且坑的大小、葬式和排列情况与 1950 年发掘的“排葬坑”完全一致。这次发掘中注意到葬坑之间有一定规律可循。根据葬坑排列的疏密、深浅，坑的大小规格等等，可将 191 座葬坑区分为 12 组，最多的一组有 47 个葬坑，最少的仅有 1 坑。同时这些葬坑的位置恰恰在几座大墓之间，属王陵东区。从它们分布与排列的情况分析，不可能专属某座大墓，因而推断这些葬坑是不属某一墓主的杀殉坑，应是若干次祭祀后掩埋的遗址。这一地区似是商王室祭祀先祖用的公共祭祀场。
祭祀场中南北向的葬坑，两次发掘的情况基本一致。经过鉴定，坑中死者多为男性。但东西向的葬坑，每坑人数不等，且无一定规则，大部分死者是成年女性和儿童，未被砍去头颅。在 13 座有祭品的坑中，除两座南北向外，其余都是东西向，尸骨齐全。这些死者绝大多数是死后掩埋坑中的。有的是被砍去头颅，并且留下了砍劈的痕迹；也有的是断肢、腰斩或肢解后扔于坑中；但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活埋的，如一些青年女性或儿童的骨架作捆绑状。在这个揭露面积为 5000 多平方米，包括 200 多个祭祀坑的祭祀场中，掩埋的人牲已达 1300 人之多。
安阳殷墟，还发现一些零星的祭祀坑。 1959 年后岗发现一个直径 1.9 米的圆坑，内埋人骨 54 具。这些死者在坑中分为上下两层，中间用陶器碎片隔开，上层 25 个个体，下层 29 个个体，死者均无固定葬式。 1971 年安阳大司空村发现一个椭圆形坑，长 7.8 米、宽 2.3 米、深 0.3 ～ 0.6 米。坑中埋有人头 31 个，躯体 26 具，无固定葬式，头颅多与躯体分离；一般是五六个头颅放在一起，没有随葬品，多为青壮年男子和幼童。在小屯村南发现的一个浅坑中，在一副马骨架的东西北三面埋有人骨架 5 具 (3 个成人、 2 个幼童 ) ，有的全躯，有的被砍去头颅；其中两个幼童的骨架散乱，可能是肢解后弃置坑中。 1975 年在小屯村北的一座房基内发现一方形祭祀坑，埋一个被肢解的成人。
殷商社会使用人祭的现象，在甲骨文有不少记述。如：“贞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牢。” [20] “甲午，贞乙未 酉彡 高祖亥 ( 羌 ) □ ( 牛 ) □，大乙羌五牛三，祖乙 ( 羌 ) □ ( 牛 ) □，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它，兹用。” [21] “于祖乙羌 ? 三十岁五牢。” [22] “乙巳卜，宾贞，三羌用于祖乙。” [23] 据胡厚宣先生统计“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 273 年是商代社会的昌盛期间，其用人祭 13052 人，另外还有 1145 条卜辞未记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 14197 人。” [24] 这个统计虽然难以精确，但可看出一个大体情况。
殷商统治者不仅用“人牲”去祭祀祖先，而且在他们营造宫殿时从奠基、置础到安装门户、落成都要用人或畜作“牺牲”进行祭祀。公共祭祀场的发现，进一步揭露商代贵族在祭祀时用人牲的真实情景。大量的人殉和人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祭祀坑中的累累白骨，甲骨卜辞中的斑斑记载，是殷商统治者残杀被征服者和劳动者以至一些本族人民的罪证。
八、殷纣王淫暴亡国
殷纣王名受，庙号帝辛，是帝乙的儿子，商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即位后，荒淫残暴，信任奸佞，排斥残害忠良，穷兵黩武，最后淫暴亡国。
《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敏捷聪慧，材力过人，能够徒手与猛兽搏斗，因此从来不听进谏。纣王酗酒好色，当时苏国 ( 今河南武陟东 ) 进贡一美女，名曰妲己，深得纣王欢喜，于是纣王“唯妇人之言是用”，沉缅于淫声靡乐之中。为了满足其淫乐生活，殷纣王在沙丘 ( 今河北邯郸附近 ) 修建苑台宫室，广收狗马奇物和野兽飞鸟置于其中，并在那里饮酒作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祼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25]
殷纣王淫乱不止，一些正直的大臣进行劝谏，但他废弃了贤臣商容，对其庶兄微子、王子比干的进谏毫不采纳。微子与太师、少师商量，准备逃走；比干进谏纣王，结果被剖心而死，箕子本想进谏，但是看到比干的下场，只好假装疯病，被囚。太师、少师逃奔到周。
殷纣王残害忠良，贤臣四散，遂使奸佞小人得志，如费中、恶来等皆善谀好利之人，纣王任以为政，殷朝政权更加衰弱腐败，正如微子言：“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26]
商王对外也同样残暴，方伯稍有怨望怠慢，就受到残酷的刑罚。《史记·殷本纪》说：殷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又向诸侯方伯残暴地收括，“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引起方伯的强烈不满和反叛，殷王统治较牢固的东夷地区也发生叛乱。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27] 正说明东夷反抗的强烈及其后果的严重。
殷王朝内部矛盾重重，“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 [28] 加上外部诸侯方国反叛，殷王朝面临内忧外困的处境。这时周文王暗暗组织力量，收买诸侯，做叛商的准备，使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29] 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 ” [30]
周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至周武王时期，养精蓄锐，有了足够灭商的力量，于是周武王率诸侯之师与殷朝军队大战于牧野，殷朝军队对纣王憎恨已极，皆无战心，结果“前徒倒戈，以开武王”，周武王长趋直入，纣王惊吓逃走，登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
殷纣王终于以淫暴亡国。
自成汤灭夏建立商朝至纣灭国，共经历 17 世， 29 王。今本《竹书纪年》云：“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孟子·尽心下》云：“由汤至文王，五百有余岁。”《左传》与《孟子》所云商王朝的年代皆为近似值，而《竹书纪年》所云的 496 年，是确切的。
九、商代的经济的发展
1 ．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代农业生产已经成为重要生产部门。甲骨文中有许多占卜是否“受年”的卜辞。如：“乙丑卜，韦贞，我受年。” [31] “丙子卜，韦贞，我受年。” [32] “甲子卜，来岁受年，来岁不其受年，八月。” [33] “贞，商受其年，三月。” [34] “南土受年。” [35] 卜问“受年”，即是卜问谷物年成可好，是否获得丰收。卜问“受黍年”，即是卜问黍的年成如何。还有卜问是否“有雨”的卜辞，天气晴雨对农业亦有极大的关系，当然也是出行的重要条件。殷商统治者如此关心庄稼的收成说明农业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考古发掘中出土许多农业生产工具。河北邢台曹寅庄遗址出土大量的石器，尤以镰、刀、铲等工具数量最多。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发现了一些能够纺线的陶纺轮和石纺轮，能够缝衣的骨针和骨锥；也发现竹篮和竹席的痕迹，其编织方法与现在的芦苇席、竹篮的编织法基本相同。还发现有铜斧、铜刀、石斧、石刀、石铲、石镰、蚌刀、蚌镰、骨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并有石杵、石臼等各种加工工具。当时的社会还处于铜石并用时代，铜器大部分用来制造酒器，供贵族们享乐，用来制造生产工具的还不是太多。白家庄商墓出土的铜爵和铜觚器表上，遗留有用麻布包裹的痕迹。 [36]
商代已有耒耜等农具。耒，甲骨文中作“■”等。《说文》云：耒，“手持曲木。”说明商代已有“耒”出现。耜，甲骨文中作“臿”，《说文》云：耜，“臿也。”类似现今锹，或在耒端加上臿，作为更有力的启土工具。 [37]
甲骨文中有田字，像在大块土地上整治成的，有比较好的排水系统的规则的熟田。商人在土地的整治、管理方面已有较好的规划。
卜辞中记载的农作物有黍、稷、粟、麦、稻等。在郑州白家庄商代遗址中，曾发现有稻壳的痕迹，似为外地贡品。商代以黍稷为主要农作物。
关于家畜，马、牛、羊、豕、鸡、犬等“六畜”已经普遍地饲养，在商王朝中还有专职宰、臣管理牲畜的放牧。商代贵族祭祀时大量使用牛、羊等家畜，说明畜牧业的发达和在社会经济生活里的重要地位。马作为贵族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和车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受到贵族的重视。
2 ．手工业生产发展
青铜铸造业 殷商青铜器生产规模之大，冶炼技术之高已达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
青铜是指铜、锡、铅一定比例的合金。红铜由于质地太软，不适宜制造生产工具，但在铜中加上锡、铅，就成为质地坚硬的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各种生产工具、兵器和礼器，坚硬耐用，器形美观。商代已经掌握青铜的性能和特点，不同用途的器物各有不同的合金比例。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其合金比例为：铜占 84.77% ，锡占 11.64% ，铅占 2.79% ，是比较科学的，基本符合《考工记》所说的“六分其金 ( 铜 ) 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 ( 剂 ) ”的记载。商代青铜器的合金制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重 875 公斤，通高 133 、长 110 、宽 79 厘米。这只大方鼎不仅器形雄伟，而且外表美观，是当时世界上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典型代表。 1976 年在安阳殷墟又发现一对方鼎，一只高 80.1 厘米，另一只高 80.5 厘米，均重约 117.5 公斤。这些铜器是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而且还不止于此，考古工作者近年来还在郑州商城西墙外的杜岭和商城东南角处各发现一处商代的铜器窖藏。杜岭出土两个大方鼎，方鼎之一高 100 厘米，重 86.4 公斤；另一个高 87 厘米，重 64.25 公斤。商城东南的窖藏出土了两个与杜岭方鼎的大小、形制、纹饰完全一致的大方鼎，另外还出土了圆鼎等其他器物。这些发现说明自商代前期，就开始生产大型的铜器了。
这样大型的鼎必须采取分铸的方法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当时用坩锅炼铜，每只坩锅只能熔铜 12.7 公斤，有人推算，如果制造一个司母戊大方鼎，共需二三百个工匠才行，商代的青铜制造是一项工程浩大的集体劳动。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数以千计的大小陶范，这是商代青铜器作坊的遗迹。
商代生产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其中有生产工具锄、铲、钁、斧、锛、凿、刀、削、锯、锥等；兵器有戈、钺、矛、剑、戟、镞等；礼器、酒器和食器有鼎、鬲、甗、簋、彝、卣、罍、尊、瓿、觯、觥、觚、爵、斝、角、盉、盘、盂等；乐器有铜铃、铜铙等；车马器有装饰在车和马饰上的青铜部件。
商代青铜器物大小不同，样式各异，造型美观而厚重，纹饰瑰丽而庄严。器物上饰有饕餮纹、夔纹、蝉纹、云雷纹等。有些器物的造型完全仿照动物的形态，生动而逼真。如湖南宁乡县出土的四羊尊，羊角卷曲，羊耳直竖，羊头半伸于外，可谓匠心独具。另外还有犀尊、鸮卣、豕卣等，也均为富丽堂皇的稀世珍品。
1986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二个祭祀坑，内有青铜器、象牙器、玉石器千件之多。其中青铜人像及头像数十尊，人面形青铜像约几十具。最大的一尊青铜立人像高达 163.5 厘米，连同头上的花冠及下面的座通高 260 厘米。有一棵高 140 厘米的青铜“神树”，上有奇特的飞禽走兽、枝叶、果实；另外出土有金杖，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的上端有 46 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金皮内侧存有炭化木痕。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纯金皮压成的金面罩，与铜头像面部大小相似；金虎形饰一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等均有火烧过的痕迹。研究者认为这些遗物是在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瘗埋下的。
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中发现的器物，除金面罩、大型青铜立人像、人头像、神树、部分玉璋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外，其他如尊、簋、盘等青铜器和玉器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造形之独特当为全国之冠，有些器物，特别是青铜人像为殷代其他遗址中未曾见过。三星堆遗址的出土器物，经鉴定当为殷王朝时期的蜀文化的遗存。亦有人认为是由外地传入的。 [38]
1972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发现一铁刃铜钺。铁刃残存部分后段，包入青铜器身内，包入部分约 1 厘米，厚约 2 厘米左右。经化验，铁刃为陨铁，该器是用陨铁锻成铁刃后，和钺体铸接而成。 1977 年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村的一座商代前期墓葬中亦发现一铁刃铜钺，刃部之铁亦为陨铁，铸造方式与台西的铁刃铜钺相同。 1976 年，在山西灵石县的旌介村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发现含铁量很高的铜钺，所含之铁不是陨铁，而是冶炼的铁。这可能是冶炼的铜矿石中含有生铁矿所致。但商代铁刃铜钺的出现，表明当时对于铁的性能有所认识，并且已经学会使用铁，掌握了锻打和铸接的技术。 [39]
郑州商城东北角内侧的祭祀坑中，出土一团极薄的金泊片，展开之后，是一件罕见的夔龙纹金叶。 [40]
玉器加工业 玉器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艺术品。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如良渚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殷商时期，玉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都发展到成熟阶段。商代的玉器主要可分为以下各类：璧、圭、璋、琮、璜、琥等祭器和装饰品；玉戈、玉镞、玉矛、玉斧、玉锛、玉凿、玉铲等仪仗或随葬的明器。玉手镯、发笄、坠饰、串珠、玉龙、玉凤和其他一些玉制的小动物等，是为佩饰品。玉梳、玉匕、玉簋等，这一类是实用器。
安阳殷墟出土过大量精美的玉器。 1976 年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玉器达 755 件之多。商代玉器在造型艺术上，既有高度的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浮雕玉人、圆雕玉人，人体比例大体适当，发辫或发髻雕琢精细，一丝不苟；表情生动，衣纹柔和、谐调，以简练概括的线条勾画出衣纹和肌肉的特点。其他圆雕的虎、象、熊、猴、牛、鴞等形象逼真。璧、瑗两面的成组圆周同心线，规整流畅，工艺水平相当高。又如浮雕玉鹰，雕琢出瑰丽多样的花纹。如妇好墓中一件玉凤，翅膀上的阳线浮雕，线条自然，流畅、舒展。商代玉器，大多数表面细腻光泽，说明当时的琢玉技术和抛光技术相当进步，甚至达到空前的水平。 [41]
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业 商代陶器中制造水平最高的是白陶。这种白陶质地坚硬、颜色洁白，器表刻有花纹，常见的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和人字纹等。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刻纹白陶罍，造型美观，色泽皎洁，是陶器史上的杰作。这种刻纹白陶大部分出自殷墟，数量也只有几十件，说明在当时也是珍品，只有王室贵族才能使用。
在制陶工艺基础上，商代还出现了瓷器。目前在河南郑州、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河南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山东益都等地都发现了商代的原始瓷器。这种瓷器质地硬、吸水性弱，都涂有瓷釉。瓷釉一般涂在器物的表面和口沿内部，个别器物内壁也涂一层薄釉。釉色以青绿为主，少数是褐色或黄绿色。经化学分析，其成分与现代瓷器基本一样。商代的原始瓷器胎质坚硬，以高岭土 ( 瓷土 ) 为原料制成。瓷器烧成温度比较高，已达 1200 ℃以上。当然，商代瓷器还嫌粗糙，但我国自商代开始，就已出现了瓷器，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生产瓷器的国家。 [42]
丝织业、麻织业 我国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国，是世界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绢帛的国家。蚕桑在商代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玉蚕。这些生动逼真的玉蚕，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蚕非常熟悉，也说明养蚕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甲骨文中的丝字作“■”形。其字形正表现出“絲”的形状。
殷墟的一些铜器上不止一次地发现附有布纹痕迹。 1972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觚、爵、戈等器物上也附着丝织品的痕迹。 [43] 通过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附于铜觚器表的纤维属于蚕丝纤维，并大体可认出五种不同的规格。其中有的可能是文献中常提到的“纨”，有的像“縠”，有的可能是纱罗。妇好墓出土的标本 651 号铜爵上附有绢的痕迹；标本 793 号圆铜尊上附有双经、双纬织物遗迹；标本 828 号铜方彝盖上有罗的痕迹；标本 791 号铜偶方彝上有回纹绮遗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玉戈上，保留有清晰的雷纹花绮印痕。可见，当时已有罗、绮、绢等各种不同形制的丝织品。夏鼐先生推测当时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
《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时“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锈被堂，金玉珍玮。”
丝织品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而广大人民只能衣麻，所以商代麻纺业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 ～ 1974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的一座房基里发现一卷麻布。这几块麻布都是本纹组织，经纬线的密度不一。在 1 平方厘米上，有的经线 14 ～ 16 根，纬线 9 ～ 10 根；有的经线 18 ～ 20 根，纬线 6 ～ 8 根。经鉴定，这卷麻布，属于大麻的纤维，这是首次发现商代的麻织实物。
漆器制作业 我国漆器造型美观，色泽鲜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一只红漆木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殷墟发掘中多次发现商代漆器。由于漆器的木胎容易腐朽，因此，所见到的是木胎腐朽以后在夯土上保留下来的漆器印痕。有的还能看出清晰的漆花。 1969 ～ 1977 年发掘殷墟墓葬时，在 M 701 的一个古代盗坑中出土残漆器一件，此器呈葫芦形，朱红色；在 M 93 二层台上发现漆器残迹，漆器已朽，只遗留下镶嵌在漆器上的蚌饰。 1973 年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商代的漆器残片，木胎已朽，但仍能看出有盘、盒之类的器形，花纹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蕉叶纹等，都是朱红底的黑漆花，有的还嵌有嫩绿的松石；色泽绚丽明快，漆面乌黑发亮，花纹美观。 [44] 总之，商代漆器的制作工艺，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都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3 ．商业与交通
殷商王朝的青铜、玉石、陶瓷等工艺水平，从现在发现的大量实物来看，都是十分高超的，说明当时青铜铸造业、制陶业、制骨业、玉石制造业之间有了固定的分工，而且在每一行业内部也有一定的分工。
殷商时期，由于各行各业分工细致，逐渐形成了父子相承的手工业家族，他们基本上为贵族和本氏族的需要而生产。据《左传·定公四年》载，殷商王朝已有“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其中有陶氏、施氏、繁氏、长勺氏、尾勺氏等等。分工比较细致，但产品不投入市场。商代的手工业者大概也要从事一定的农业劳动。商代贵族大量需要的海龟、海贝、玉石以及鲸鱼骨等可能要组织专人到海滨及西北去交换而来的。
《尚书·酒诰》记载：周克商后，殷商民族“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伪孔传云：“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易其所元，远行买卖，用其所得珍异，孝养其父母。”殷商民族正是因为有商业贸易的传统，才在被灭国后，去从事商贸活动的。
二里头墓葬和殷商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现了贝，如郑州白家庄 M 7 出土 460 多枚，殷墟五号墓出土 6000 多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出土 3790 多枚。商代墓葬中还出石贝、骨贝、铜贝等。有人认为，这些是商代最早的货币。甲骨文中有“贝一朋”、“贝廿朋”的记载。贝以朋计算，每十贝或五贝一朋。笔者认为，商代出现的贝还不是货币。每十贝或五贝一朋，也可说是一串，正是做为一种项饰或手足镯圈的形式。贝无论在原始社会时期或夏商早期国家时期，都是一种装饰品。它本身的使用价值对于广大中下层人民来说还不显得十分重要。当然，做为装饰品，贝有它的交换价值。而且“贝”又和海中的一些龟贝、珍宝联系起来，自然贵重，深得贵族的喜爱，故贝又常作贵族的赏赐品。殷商时期，贝并不具有货币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许多民族志和民族学的调查资料都说明，贝是作为装饰品而受到人们的珍视，只有个别民族才开始用贝作为货币。
商代的交通比较发达，交通工具陆路用车，水路用舟。
《世本》载，“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胲”和“相土”都是商的祖先。“服牛”，即驯牛拉车。商代已经学会了以牛、马去拉车。在殷墟发现了许多车马坑，如在小屯、孝民屯、大司空村、白家坟、侯家庄等地，先后发现车马坑 16 座、马车 18 辆。这些马车多为一车二马，晚期出现一车四马。
商代的车均为木制，车身主要由车辕、车箱、车轴、车轮组成。用于拉车的马均有马饰。商代的车主要应是战车，用于作战和田猎，当然也作为交通工具用，由此推断，商代当已辟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
甲骨文中有“舟”字，作“■”形。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已出土有船桨，说明当时已有船舟了。殷甲骨文中出现“舟”字，就说明殷人已经拥有了舟船这样的水上交通工具。殷民族原是兴起于东夷地方的民族，濒临大海，因此会使用舟船完全是可能的。但目前尚未发现商代舟船的实物资料，还不能确知商代舟船的样子。
十、商代文化的发展
1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史学研究的划时代的大事件，这种龟甲文字首先在河南省安阳小屯发现。当时一些农民在田地耕作中发现一种带符号的龟甲和兽骨。当地农民认为这是“龙骨”，就陆续当做中药材卖给药贩或药店。有时还把“符号” ( 即文字 ) 刮掉再卖。这样，历代甲骨文字毁了许多。
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早在夏代之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殷墟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殷商贵族非常迷信，他们无论出行、打猎、作战，或者在农作、收成、祭祀等活动中，皆要进行占卜。即用火在龟甲上烧灼，龟甲上就会出现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他们还在甲骨上刻上文字，记载占卜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甲骨上的文字增多，记载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甲骨上的文字多记载占卜的内容，故又称为“卜辞。”卜问内容涉及很多方面，这样就留下了大量的有关殷商历史的文字资料。 1899 年有一个名叫王懿荣的偶然从药材中发现“龙骨”上有字，而且认为是一种古代文字，开始多方搜集购买，于是甲骨逐渐地汇集到研究者手中了。 1903 年刘鹗印行《铁云藏龟》，这是甲骨著录和流传的开始。罗振玉继起大力收藏，所得甲骨最多。辛亥革命后，罗以清朝遗老身份流亡日本，陆续印行《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 1915 年，他到安阳殷墟实地考察，开始注意到与甲骨共存的器物，于 1915 年印行《殷墟古器物图录》，将以往对殷墟出土文物的访求，逐步提到学术研究的高度。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 1928 年 10 月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止，前后在殷墟共发掘 15 次 ( 其间河南省博物馆曾发掘了一部分 ) 。这是应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的科学发掘，注意到了遗存的全面情况、地层关系，搜集全部遗物，包括甲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铜范、陶器等。新中国成立后， 1950 年春开始对殷墟继续进行发掘，又发现许多甲骨和殷代遗器，对研究殷商社会有重要意义。
殷墟的 15 次发掘，共发现十万片甲骨文字，涉及的内容有天象、历法、战争、出行、殷王世系等。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大致相同，从而使殷史成为信史。甲骨文字的研究已成为专门的学问。
金文，即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铭文多记载铜器主人的身份地位、或祭祀先祖，或者是族徽、族名、作器者的名字等。如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司母辛”大方鼎，是祭祀母戊、母辛的器物。这些金文亦是研究殷代社会的重要的资料。
2 ． 商代的天文历法
殷商时期的天文历法知识已相当丰富。商代把一年称为一祀，这与商代的祭祀有关。
商代可能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甲骨文中只见到“春”、“秋”二字，未见“冬”、“夏” ( 当然也不能据此论定商代没有春、夏、秋、冬的概念 ) 。春、秋是春种、秋收之意，用春秋表示一年是容易理解的，直至周代，各诸侯国还把自己按年代编写的历史，叫做“春秋。”
商代将一年分为 12 个月。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中认为，商代历法有大、小月之分，大月 30 日，小月 29 日， 12 个月为一年。如遇闰月，则采取年终置闰的方法，那么这一年就是 13 个月。
每月又分为 3 旬，每旬 10 天。甲骨文中有大量的“旬亡祸 ? ”的记载。
商代采取干支记日法，在甲骨文中有完整的甲子表。我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这种干支记日法。
商代把一天约分为八个单位时间，名曰：明 ( 或旦 ) 、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夕等。从天亮开始叫做“明”或“旦”，天亮到吃饭之前叫“大采”，上午就餐叫“大食”，中午叫“中日”，中午过后日偏西之时叫“昃”，吃晚饭时叫“小食”，吃晚饭以后至天黑之前叫“小采”，从天黑到次日天亮叫“夕。 ” [45]
商代计算年、季、月、日都有一定的方法，并初具规模。
由于商王经常田猎，更由于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商王朝要对天气进行经常性观察和卜测。天阴、天晴是商王们关心的大问题，如卜辞中有“兹云其雨”，意思是：此云要下雨。说明史官们对气象变化观测已有丰富的经验。
第三章 西周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西周国家的建立与强化
一、周部族的兴起与周王朝的建立
周部族是我国西部黄土高原上兴起的一个古老部族。因其所居地为周原，故号为“周。”《史记·周本纪》云：“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从而产子名弃，姜原是周部族的女姓祖先。
弃长大成人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舜闻之，举弃为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1] 邰，《正义》引《括地志》云：“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后稷是周部族的男性祖先，以后稷为首的周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周部族兴起在尧、舜之际。
后稷之后，其子不窋出曾抛弃过农业，奔于戎狄之间，大约过着渔猎生活。
其后不窋之孙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2] 公刘所居之邠，属黄土高原地带，宜于农耕。
《诗·大雅·绵》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陶与窑同，古谓之陶，今谓之窑；穴是窑洞，复是半穴居。周人这时就居在邠地沮、漆二水间。古公亶父自邠地迁于岐山之下，看到这里土地肥沃，于是卜居于此。即所谓：“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 ( 是 ) ，筑室于兹。”周人迁居周地以后，与姜姓婚嫁杂居。周人自此便逐渐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农业部族。周人自不窋居邠，至公叔祖类，传说有十一世，除公刘外，全无史迹可寻。古公亶父又称大王，说明周人已渐具国家的规模。王季历时国力有一定发展，但是比之商王朝，仍属小邦。古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奠定了周王业的基础，王季历时，周对殷臣服。《竹书纪年》记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县，玉十玦，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 ( 狄 ) 王。”这时季历已见于史册，《竹书纪年》又称大丁 ( 文丁 ) 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牧师即后来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王季历伐西落鬼戎应是接受殷王之命。《易·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鬼方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所以季历初伐鬼方时还有震恐之心，经过三年的艰苦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因而受到大国殷王的赏赐，命为牧师。季历为了与殷王朝搞好关系，又娶殷女为妻。《诗·大雅·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挚仲氏是殷之臣属方国，任姓。殷周在政治上结合起来。《孟子·公孙丑上》曰：“文王以百里。”文王时期，周还是一个方圆百里的小国，所以周初人还自称“小邦周。” [3] 春秋时人还说“商周之不敌。” [4] 周初的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字也与殷墟基本无异。当初，周只是臣服于殷商王朝的小国。
《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往也。”《孟子·尽心下》云：“得乎丘民为天子。”周人在文王时期，政治修明，发展生产，开辟疆土，收容四方归附的人民。《史记·周本纪》载：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诗·大雅·生民》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周原甲骨还有“楚子来告”的记录。文王积聚力量，周人迅速地发展起来。
陕西扶风周原发现文王时期的周人甲骨，文字简略，刻划纤细，其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说文》云：“彝，宗庙常器也。”彝，为祭祀之意。这是周作为殷王朝的臣属方国，去祭祀殷人祖先。文丁和帝乙的时代，殷周关系有时是友好的。
周人的强大，肯定会引起殷人疑忌。《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曰：“文丁杀季历”，《史记·周本纪》说，“纣囚西伯于羑里”，西伯即文王。至武王时，周仍对殷臣服。周人三代受屈辱，其甚者威逼至死，但仍须夙夜不懈，以服事殷。殷大周小，周人必须隐忍待时。 [5]
周人王季历称王，文王继位也称王。他们对内称王，对外也已经开始称王，并做反商的准备。《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史记·周本纪》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邘。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殷为天下共主，虞、芮决狱断讼不往殷而往周，也就是周人反商、翦商之始。周欲向东发展，必先除后顾之忧。此后周人累年向外扩张，先伐犬戎、密须。耆，《尚书》作黎，在今山西中条山长治壶关诸地；邘在今河南沁阳，已入殷畿内。崇在秦晋之间，即今河南嵩县以西之地，崇以筑有高城而著称，是殷西重镇。这些地方的陷落，使殷人在西方无险可守。周迁丰以后，由崇渡河向殷都朝歌进军，沿途皆平坦大道。文王时代，就已经积极做好伐商的准备工作。然而，迁丰后不久，文王死去。
二、武王克商
武王发即位以后，修文王绪业，继承文王遗愿，进行伐商的准备工作。武王东观兵于孟津，向殷王朝示威，并观察殷王朝的动静。此时，殷纣王一味贪恋淫乐，已无暇顾及周人炫耀武威的举动了。但是，武王见殷王朝的内部尚无隙可乘，遂还师。武王没有胜利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又过二年，殷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毕露，于是武王遂帅师东伐，于十二年 [6] 二月甲子朝 ( 即公元前 1046 年二月甲子的早晨 ) ，至于商郊牧野。
武王伐纣是有充分准备的。武王率领戎车三百辆，虎贲 ( 勇士 ) 三千人，诸侯军旅，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颖达《正义》曰：“此八国者，皆西南夷也。”顾颉刚对《牧誓》中记载的“八国”进行考证： [7] 庸，《左传》杜预注曰：“庸，上庸县。”在今湖北竹山县。
蜀，初在汉中、南郑一带。
羌，今甘肃东北东南部，离岐周不远。
髳，《左传·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徐吾氏 ( 茅戎 ) 。”茅、髳同声，即一族，今之山西南端平陆县一带。顾颉刚认为在四川境内。
微，过去曾以为“微”在四川省眉山县，不确。顾颉刚先生在认为在陕西省郿县。
卢，《国语·周语中》：“庐由荆妫。”韦昭注：“庐，妫姓之国。”今湖北南漳县东北 50 里有中庐城，为春秋时卢戎古国。
彭，《左传·桓公十二年》：“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杜预《春秋释例》：“彭水出新城，昌魏县东北，至南乡、筑阳县入汉。”昌魏、筑阳等地皆在湖北，那么“彭”亦在今湖北。
濮，濮人当散处在武当、荆、巫诸山之中，及今河南西南部地区。
在武王伐纣的战役中，此“八国”军队跟随出征，是打败殷商王朝的重要力量之一。
《诗·大雅·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意思是：在广大的牧野战场，周用檀木制造的战车非常漂亮，赤毛白腹的马强壮有力，师尚父 ( 即姜太公 ) 的军队非常威武，如腾飞的鹰，辅佐武王，去征伐大商，在清晨与商交战。可见周人军队的威武雄壮。
殷纣王在位年久，内部矛盾重重，“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其主要矛盾是纣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收容叛逃，损害了统治部族内部的自身利益。如《尚书·牧誓》云：“今商王受，……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商纣收容叛逃，并使他们为大夫卿士以凌驾于其旧贵族之上，为害百姓和广大商邑人民。牧野之战，如《大雅·大明》所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殷商军队像树林一样多。但“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8] 商纣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崩溃，内外矛盾交织。
武王以甲子朝克商，《利簋》铭云：“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 ( 有 ) 商。辛未，王在阑师，易 ( 锡 ) 又 ( 右 ) 事利金。”此铭记载武王克商的史实。岁是岁星。“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是上闻于武王，武王采纳了利的建议，因而就在祭岁星的早晨 ( 夙 ) 就占有了商国。辛未是甲子日后的第八天。阑师地在管，管在今郑州。此次打败殷商，因为右史利的建议而获胜，因而武王赐之以金 ( 即铸簋的铜 ) 。
牧野之战，殷人倒戈以开武王，使武王迅速地进入殷都朝歌。纣王逃跑不及，退至鹿台之上，穿宝玉衣自焚而死。周人经过数代的努力、发展，终于在武王时期，推翻了殷商王国，建立了周王朝。
三、武庚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
周人取得了政权后，并没有完全消灭殷商国家，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的原则，保留殷人的祭祀。周武王让纣的儿子武庚仍继承殷王位，统治殷商故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邶、鄘、卫三国，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周人立国未稳，强敌环视，武王为国事忧虑，常常夜不能寐。他说：“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于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 ” [9]
克商后的第二年，武王有疾，死去。成王即位，年幼，由周公代行王事。周公当时已称王，在颁布的一些诰命中，皆有“王若曰”句，如《尚书》中《大诰》、《酒诰》等。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长，按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他有资格继承王位。如今周公立武王子成王，成王年幼，周公自己称王执政，这引起了武王群弟的不满和猜忌。《尚书·金縢》载：“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在这种情况下，管、蔡与武庚联合作乱。武庚早有复国的野心，这时不仅联合“三监”，而且又和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等方国串通，叛乱反周，局势十分严重。
管、蔡以及武庚与东夷地区的叛乱，严重地威胁了周王朝的安全。周公团结召公奭，采取果断措施，亲率大军东征。东征对巩固和奠定西周王朝起了重要作用。
《尚书·金縢》记：“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周公首先镇压“三监”，制止了流言，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还诛杀了武庚，以纣王庶兄微子继承殷朝，在宋建国，史称宋国。
武庚覆灭后，周公继续东征，经过三年艰苦斗争这场动乱才告平定。
东征范围似较广阔，穷追猛打，声势达于江南。《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江南。”周公东征至江南，可以在铜器铭文中找到旁证。丹徒出土的《俎侯夨簋》铭曰：“唯四月，辰在丁未□□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图。王□于俎，□□□飨。王令虞侯夨曰：‘□侯于俎。……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邑卅又五，□□□百又卌，锡在宜。王人□□又七姓；锡郑七伯，厥□□□五十夫；锡俎庶人六百又□□六夫。俎侯夨扬王休，作虞公丁尊彝。”“□武王成王伐商图”，即查看了武王、成王伐商的地图，把俎这个地方封给宜侯。周人的声威可能达到了江南。此器，或说是成王时器，或说是康王时器。根据铭文中“武王、成王伐商图”，此器当为康王时器，可能周王室的东征一直延续至康王。
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彻底消灭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扩大东方境土。为了巩固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周公进一步营建东都雒邑和封建诸侯。周公、成王、康王时期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时期，“刑错四十年不用”， [10] 史称“成康盛世。”
四、营建雒邑
周王朝在灭商以后，将其兵力分为三部分：殷八师、成周八师和西六师，以保卫全国。殷八师驻在殷之故地朝歌，主要是对付殷人和东夷。《小臣 言速 簋》铭载：“揸 !( 今 ) 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可见东夷作乱是殷八师镇压的。西六师驻守西土，拱卫丰、镐宗周之地。营建东都雒邑后，成周八师驻守在雒邑，以保卫成周。《录卣》铭曰：“王令  曰：  !( 今 ) 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戌于叶师。”“成周师氏”即周八师的师氏；《競卣》铭载：“惟白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戌南。”成师即成周八师的省称，南淮夷的作乱则用成周八师前往征讨。
为了控制东方，威服南土，周公决定“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周公定鼎于郏鄏 ( 今洛阳市内郏鄏陌 ) ，在今河南境内建造雒邑。这里地处天下之中，是伊、洛、瀍、涧四水流经之地，土地宽平，千里沃野，是天然的粮仓。在它的东边，又有伊阙之险隘，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这样，西起周原，东至雒邑，即渭、泾、河、洛一带皆为周的王畿之地。西边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发祥之地，称为“宗周”；东边以雒邑为中心，是东方重镇，也是保护宗周的门户。
雒邑又分为二部分，瀍水东岸称为成周。周王朝把殷“顽民”迁到这里，严密监视。瀍水西岸修建王城，是朝会诸侯的东都。
驻在雒邑的成周八师，东可以控制东方各诸候国家，西可以拱卫宗周，南可威服淮夷，北可扼幽燕。雒邑成为周王朝的东都、东方的重镇，对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五、封建诸侯
周初封建诸侯，在文王时代就已开始。文王曾封仲雍于虞 ( 约今山西平陆县东 30 公里 ) ，称之为虞仲。伐崇之后，把崇地封给虢仲 ( 仲的封国原称西虢，约在今陕西宝鸡东 ) ，后来又封了虢叔 ( 其封国称东虢，其地约在今河南荥阳县之虢亭 ) 。武王克商之前，周已开始分封了。
周公东征取得胜利，朝歌以东广大疆土皆入版图。为了巩固统治，必须大量分封亲属子弟镇抚其地。《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些诸侯都是按照形势发展和需要而次第分封的，分封也不限于武王、成王时代，康王，宣王时代，都在继续分封。
诸侯国主要可分为：同姓，即姬姓诸侯国；姻亲，即和周王朝有婚姻关系的诸侯国；先代之后，即夏商及尧舜的后裔；还有一些是原来就存在的方国部落，或在殷商末期就投靠周族，周王朝因其故地而封的诸侯国。
姬姓封国 周初，在分封诸侯国的同时，设立诸“监”，一些“监”逐渐变成侯国。分封的较大的诸侯国有：
卫国，武王少弟康叔的封国，所领封国即殷商故地，国都定在殷旧都朝歌 ( 今河南淇县 ) 。
鲁国，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国都曲阜。其辖地在今山东泰山之西南。
晋国，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国都翼 ( 今山西翼城县东南 ) ，其辖地在今山西西南。
燕国，召公奭子孙的封国，都于北燕 ( 今北京市东蓟县 ) 。
姬姓诸侯国还有些小的封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都是文王、武王、周公裔孙的封国。
“文之昭”的封国有：
管，文王子叔鲜的封国，其地在今河南郑州附近，管蔡之乱被平后，其国湮灭，成为郐国之地。
蔡，文王子叔度的封国，其封国原在今殷墟一带，后因管蔡之乱，蔡叔流放。蔡叔死后，周公将其子封在蔡叔所流放之地，建立蔡国。国都在今河南上蔡一带。
郕，文王子叔武的封国，在今山东宁阳县北。
霍，文王子叔处的封国，在今山西霍县西南约 23 公里处。
毛，文王子叔郑的封国，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
聃，文王子季载的封国，不详其处。《国语·周语中》：“聃由郑姬。”韦昭注曰：“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国。郑姬、郑女，为聃夫人。同姓相娶，犹鲁昭公娶于吴，亦其 女卖 姓，所以亡也。”
郜，文王子封国，在今山东省成武县东南约 40 公里处。
雍，文王子雍伯的封国，在今河南修武县西，泌阳县东北。
曹，文王子振铎的封国，在今山东定陶西北约 2 公里处。
滕，文王子叔绣的封国，在今山东滕县西南 7.5 公里有古滕城，即古滕国之所在。
毕，文王子毕公高的封国，在今陕西咸阳北毕原。
原，故城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
丰，文王灭崇，作丰邑，武王封其弟为丰侯。《竹书纪年》载成王十九年黜丰侯，自是封绝。丰邑故城在今陕西户县东，咸阳市南。
郇，故城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
“武之穆”，即武王子辈的封国，主要有：
邘，武王第二子邘叔的封国，今河南泌阳县西北约 10 公里，当即其封地。
应，周武王第四子的封国。《汉书·地理志》：“父城，应乡，故国，周武王弟所封。”故城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地区宝丰县境内。
韩，武王子的封国，初封在今陕西省韩城县一带。周宣王时，大约又封在东北松花江一带。
属于“周公之胤”，也就是周公之子的封国，主要有：
凡，凡伯盖周王室卿士，食邑于凡，故地在今河南辉县西南约 10 公里处。
蒋，《通志·氏族略》认为，蒋是周公第三子伯令的封国，杜注云，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蒋集。
邢，《通志·氏族略》云：“周公之第四子受封于邢。”今河北省邢台市境有襄国故城，似即古邢国。
茅，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之茅乡，后灭于邾。
胙，据《大清一统志》云，其故城应在河南延津县北故胙城东。
祭，祭伯为王朝卿士，祭为其食邑。今河南郑州市东北有古祭亭，即其封地。
异姓姻亲封国 齐国是师尚父的封国。
陈，虞舜之后，胡公满的封国，妫姓。周初封国在淮北平原的陈，国都宛丘 ( 在今河南淮阳县 ) 。
杞，夏禹之后，东楼公的封国，姒姓。封国在今河南杞县境；春秋以后，徙鲁国东北 ( 今山东新泰县境 ) 。
宋，殷商之后微子启的封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市境。
会阝 ， 妘 姓国，可能是祝融之后，是祝融八部之一。其封国在今河南密县东 35 公里处的曲梁乡古城角寨村。
许，姜姓国，与齐同祖。武王封四岳之后文叔于许，即今河南许昌县一带。
焦，《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焦在今河南陕县南，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魏。
祝，《史记·周本纪》载，武王曾封黄帝之后于祝。《春秋经·襄公十九年》“诸侯盟于祝柯”，当是该地。故城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北。
蓟，武王克商，封尧之后于蓟。故城在今河北大兴县西南。
这些“先代之后”，或许原来就活动在受封国的地域周围，或许是武王时重新分封，加以认可，这些诸侯国与周王朝有臣服关系。
还有一些因故地而封的方国。这些方国一般来说，是西周王朝建立前的同盟国，在武王克商时，曾跟随一道伐商，立下战功。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便因其故地而封，成为周的臣服国。主要有：
楚，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因楚祖鬻熊曾服事过文王，故就楚人所活动的故地封熊绎以子男之田，芈姓，居丹阳 ( 今河南浙川县一带 ) 。《史记·楚世家》记：“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西周的文、武、成、康之际，楚承认了西周王朝的“共主”地位，建立起对周的臣服关系。
濮，濮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最早活动于商王朝的东南。至今在鲁、豫之间仍留下许多濮人的遗迹。豫北有濮阳，鲁西范县有濮城 ( 此处原称濮县， 1956 年并于范县 ) ；山东鄄城县有城濮集，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载的晋、楚城濮大战之地。当然地名并不能做为唯一的依据，但许多以“濮”为名的地方存在，说明濮人确实在商王朝的东南一带活动。濮人或许受殷商的威逼太甚，或许由于别的原因而逐渐南迁到淮水流域。《左传·昭公九年》载：“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杜注曰：“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与城父人。” 这条濮水旧在亳县西境，今已湮，可能因濮人曾在此居住而得名。西周时期，部分濮人可能仍在淮水流域，但大部分已迁居汉水流域，并逐渐迁至武当山一带。濮为部落之名，百濮系统包括许多部落和方国。濮曾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争。西周王朝建立后，濮又是臣服于周的南土方国部落，与西周关系密切。
肃慎，亦作“息慎”、“稷慎”，传说舜、禹时代已与中原有联系。禹定“九州”，周边各族“各职来贡”，东北夷即有肃慎。周初肃慎入贡“楛矢石砮。”成王、康王时，肃慎氏来朝。
西周王朝分封的大量的诸侯国，是拱卫周王室的藩屏。《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让臣詹桓伯与晋说理云：“我自夏以后稷，魏、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 ?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坠是为。”这段话不仅说明周王朝境域的广远，而且说明了周建立诸侯国的目的。
第二节 西周王朝的政治机构与制度
一、西周王朝的政权机构
在西周的国家政权机构中，周天子，即周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从理论上讲，周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居于宝塔式等级的顶端；但实际上，由于西周时期各种政治措施还不完善，专制主义还未形成，周天子的权力还未达到绝对专制的权威。
西周王朝的职官主要是*******：太保、太师、太傅；掌管六事之大臣，即六卿：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士、太史等。
太保，《尚书·顾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尚书·召诰》：“太保先周公相宅。”保的地位非常显赫，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最高的执政官。周初的太保是召公奭。
太师，西周的太师是武官，地位非常显贵。《诗·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诗·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大师，即太师。《伯公父簋》铭文有“伯太师”，可能与太师同属一种官职。师是一种军事长官，负责指挥军队、参加战争等。《周礼》中的“太师”是乐官。古代最早的乐是军乐，配合作战、练武而进行。乐官最初亦与军事有一定关系，以后又逐渐地分职，乐官成为专门的职业，太师也在战国以后发生职务的变化。
太傅，《礼记·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傅是教养太子以明君臣父子之道的官职。
以下属六卿之官职：
司马，《说文》云：“马，武也。”司马是职掌军事的长官。司马，亦有称司武。《左传·襄公元年》曰：“司武而梏于朝。”杜注：“司武，司马也。”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的金文材料中尚未见到“司马”一词。西周中晚期以后，有关“司马”的记载逐渐增多。《谏簋》铭曰：“王在周师录官，旦，王各大室，即位，司马共右谏入门。”
司徒，即司土。西周早期铜器铭作“司土”，西周晚期才出现“司徒。”司徒管理农业和田地的分配等；所管辖的职官有司虞、司林、司场、司九陂等。《牧簋》铭曰：“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土。”可证西周时期已有“司土”的职官。
司空，即司工。空、工同音假借。司空是管理土木工程的长官。《周礼·考工记》郑玄注曰：“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建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司工管辖职官有司刍等。
司寇，是管理刑法的官。西周初期，卫康叔曾做过西周王朝的司寇。刑法是任何国家都重视的，司寇是西周王朝的显官。
司士，《周礼·夏官·司士》云：“掌君臣之版，以治其政令……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正朝仪之位，辨贵贱之等。……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司士是职掌群臣的考察任免，进退禄爵，以佐王之吏治的显官。
西周时期，史官是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活跃的官职。西周王朝有“太史。”太史掌管西周王朝文书起草，记载国家日常政令、文件、政务，以及王的活动和言语，编订史册，并管理国家的图书典籍等。史官系列中还有“史”、“内史”、“右史”、“御史”等。
太祝，古人崇拜鬼神，凡事都要祝告祈祷，设祝官，并设太卜，以管理占卜。
西周官制逐渐完善。*******六卿的设置，使西周王朝既有辅弼天子的重臣，又有管理国家军事、土地、工程、司法、官吏升黜、文书典册、祈祷占卜的重臣。这些大臣皆为周天子所任命，又必须为周天子竭诚服务。周天子通过这些重臣去控制全国的臣民。
西周王朝的职官是世袭的。如西周初年，周公、召公二人在王朝执政，《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周公、召公各有长子分别被分封在鲁国和燕国为国君；除此以外，周、召二公各有后裔在周王朝世袭为师、为保，亦称周公、召公。《左传》中还常见东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的活动。见于《左传》的周公、召公是西周初年武王之弟周、召二公的后代裔孙。其他官职如太史、太祝、太卜及司马、司空、司徒等官职亦是世代相袭。
二、西周王权的进一步神化
西周王权相对殷商王权，进一步神化。如果说殷商国王把天上的帝称“上帝”，把死去的祖先称为“帝”或“下帝。”下帝在上帝左右；而至周代，西周国王不仅把死去的祖先与天帝一起祭祀——禘祭，而且正在位的国王也把自己与天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周王把自己神化为天的儿子，即周天子。《尚书·召诰》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就是大子，即皇天上帝的大子。《释诂》云：“元，首也。首是体之大，故传言大子。”
《尚书·召诰》把周成王说成是天之元子，曰：“有王虽小，元子哉 ! 其丕能 言咸 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这段话的意思为：成王即位时虽然年纪幼小，但却是天之元子，他肯定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政。王营建洛邑之政务不敢推迟，能用之士必任之，顾念下民，则美道成矣。成王是承上帝为治，躬自服行教化。周公旦说：作大邑亦是配皇天而治，则慎祀于天神地祇，则可在天下中部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建立都邑。王既有天之成命，必获太平之美政。
周王把自己神化成天子，自出生就与众不同。《帝王世纪》云：“文王梦日月着身。”日月着身，就是王兆。周王既是天子，那么他就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周天子治理国家和人民就是代天行命。《尚书·牧誓》武王伐纣时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阙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周武王数说了殷纣王的罪行后，指出自己是“恭行天罚”，代天惩罚商纣的，从而把自己的行为神化为天命，天的意志。
西周王朝把鼎作为王权统治的象征。
鼎、簋、壶、鬲等原是古人烧饮用的炊煮器和盛水器；觚、角、爵是盛酒器和饮酒器。这些器物是人们的生活用具。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部落中有人死去，活着的人将死者生前用过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进行随葬，让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中继续使用。由于远古的人们极度迷信，相信人死后仍然有一个魂灵存在，于是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盛在最好的器皿中，去供奉祖先和神祇。用以盛祭品的器皿，如鼎、簋、鬲等就被赋予神圣的含义，成为礼器。西周王朝把鼎作为王权的象征。如周公、成王“定鼎于郏鄏” ( 郏鄏在今洛阳市内 ) ，其意则为周公在洛阳建成东都，亦是周王朝的权力所在。
公元前 606 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至于雒。雒邑是周天子的国都。楚庄王耀武扬威，观兵于周疆，向周王室的使者王孙满询问：周王室的镇国之宝鼎的大小和轻重如何。以后的人们则把“问鼎”当做欲夺取权力的代名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11] 周王把王权归于天命，而天命在德。天命未改，故鼎之大小轻重未可问，从而把周王权进一步神化。
周人“受天命”，就是接受皇天所付给的人民及疆土。《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阙疆土于先王。”周人的统治就是天命。“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君与军队皆天命之作。周王是辅助上帝统治下民的。周天子是天的儿子，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代表天的意志，从而为周代王权罩上了神秘的色彩。
三、周人的宗法制
西周宗法制是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产物，是周天子巩固王权的工具。
西周王朝分封诸侯和任命职官皆以亲亲尊尊为标准。所谓“亲亲尊尊”，就是周王室根据与天子血缘的远近而确定其身份贵贱尊卑和封国的大小。在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也是周王朝进行统治的重要原则。
宗法制度下，周天子的王位只有嫡长子继承。承继王位的一支应算做大宗。周天子的诸子之中除去承继王位者，其他儿子称为别子或庶子，是为小宗。
周王的庶子被分封在诸侯国做国君，国君在诸侯国中为祖。国君位由嫡长子承继，国君的别子或庶子又立为诸侯国中的大夫。大夫之家又有大宗、小宗之区别。小宗的地位依次降低，最后成为仅有薄产或没有田产的“士。”周王室这样层层分封，形成一个以亲亲尊尊贵贱为等级的庞大的贵族集团。
西周的宗法制以家族为基础，以宗统为顺序而形成。宗法制度下，大宗为尊贵，小宗相对大宗为卑贱。小宗没有资格祭祖，只有大宗才有资格祭祖。《礼记·大传》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弥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郑玄注曰：“别子，谓公子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以为祖也。”别子，则是诸侯国的始封君，为诸侯国之祖，于周王室为小宗。
宗族是按家族的宗统为顺序排列的。宗族长是宗族的统治者，也是最尊贵者。嫡长子是继承先祖先君的宗子，所以嫡长子就是最尊贵的族长。西周王朝按亲亲尊尊的原则，以家族为基础而进行分封，分封的对象是各个宗族的宗族长。封国或封邑的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宗族长，宗族的成员在宗族长的庇护下而生活。宗族长如果弃官“则族无所庇。”因此宗子像宗族的城一样，城可以庇护其民，而民也要维护城。《诗·大雅·板》云：“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宗子与族人的关系就像城与民一样，要相互支持维护。族人要拱卫宗子，宗子庇护族人。
周王室是天下的大宗，周王是周族的宗子。周王既是国家的国王，又是天下大宗的族长；同样，西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君，亦是诸侯国大宗的族长。《诗·大雅·公刘》云：“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西周是融君统、宗统为一体的国家，故西周王朝又称为“宗周。”《诗·小雅·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西周王朝把政权与族权有机地结合起来。
周代的宗法制度保证了嫡长子的继承权和无比尊贵的地位，当然也保证了周天子无比尊贵的王位和权力。宗法制度与继统制度相辅相成，是巩固周代王权最有力的工具。宗法制度下，周天子既是天下共主、高高在上的国王；又是天下的大宗的宗子，尊贵的宗族长。周天子的王权大大巩固和提高。
四、军队和刑罚
西周王朝自建立起，就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如周文王伐犬戎、密须、耆国、崇侯等，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穆王西征、昭王南征、厉王伐淮夷、宣王南征等等。西周王朝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西周王朝的军队主要有成周八师、西六师、殷八师。西六师驻守在宗周，即丰、镐之地，以保卫西周王朝的本土。殷八师似驻守在殷商故地。成周八师驻在东都雒邑，这样东可以镇守东方的广大境域，西可拱卫宗周，南可以威服淮夷，北可扼幽燕。
西周时期，诸侯国亦有军队，但归周天子调遣，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国内，国君亦分封大大小小的卿、大夫、士，即诸侯国君之臣。诸侯国卿大夫有自己的采邑，采邑主有自己的族兵，即私卒家兵。卿大夫的私卒家兵要归诸侯国君调遣。
西周时期，周天子、诸侯国君、卿大夫皆有自己的军队和家兵，但卿大夫私卒，国君可以征用；诸侯国军队，周天子可以征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宝塔式的等级统治。西周王朝自己就有一支规模强大的军队，又加上诸侯国、卿大夫的军队和家兵，是保护周王统治的有力工具。
贵族都有自己的族兵，平时生产或习武，战时召集作战，自由人均为战士。从武王伐纣的战例分析，西周军队当由诸侯国军队和周王直属军队两部份组成，当时文武未分，并无专职军士将领，国君、卿大夫等均身兼文、武。族兵、私属平时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战时征集。兵器主要为干、戈、矛、钺、弓箭、斧等。军队中的千夫长、百夫长下面，当为什、伍组织，有戎车、虎贲 ( 勇士 ) 、甲士，还有徒卒。战斗前，往往先派出勇力之士犯敌致师，所谓致师，即冲入敌阵挑战，入敌垒，斩敌首或执俘而还。
关于西周的刑法，《尚书·吕刑》记载有：黥 ( 刺面 ) 、劓 ( 割鼻 ) 、膑 ( 即刖刑 ) 、宫、大辟 ( 杀头 ) 。 1975 年，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 亻朕 匜》，其铭文是西周一个重要的法律文献。《 亻朕 匜》铭曰：伯扬父 ( 即法官 ) 讯牧牛，“汝敢以乃师讼”，“我义便 ( 鞭 ) 女 ( 汝 ) 千，  女”，  当为墨刑的一种。铭文又曰：“今我赦女，义便鞭女千，黜 黑 屋 女；今大赦女，便 ( 鞭 ) 女五百，罚女三百锾。”牧牛表示再也不敢诉讼师了，如再告，则鞭千，并受墨刑。在这里，牧牛是原告，师是被告，但牧牛与上司诉讼，故法官伯扬父要鞭打牧牛。上段铭文说明西周时已有鞭笞、罚金、墨刑。
古代兵刑不分，如《国语·鲁语》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说明动用甲兵征伐亦是惩罚用刑的一种形式。
五、西周王朝的田制
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主要是井田制和爰田制。
井田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萌芽，在冲积平原上逐渐出现的一种田制。有人曾怀疑它的存在，并提出《周礼》一书是伪书的观点。徐中舒先生举出了大量的先秦典籍的记载，证明了我国古代井田制度的存在。关于井田的井，《周易·井卦》云：“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是邑的基本组织，“四井为邑”，“改邑不改井”，是指井和四井为邑的组织都不改，仅以此井改属彼邑，或以彼井改属此邑，故“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与《荀子·儒效篇》中“井井兮其有理也”的“井井”一样，都是以井田形容整齐划一、有条有理的样子。古代必有豆腐干式的井田存在，才有“往来井井”和“井井有理”的词句。
耕字偏旁从井，《说文》云：“耕从耒、井，古者井田，故从井。”耒是殷周两代主要的生产工具，用于刺土深耕。耕从耒、井，说明井田是古代平原低地沃土普遍存在的制度。
甲骨文中绝大部分“田”作田猎讲，其为农田之“田”则写为“囲”，说明古代井田存在的事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国土地共分九等，在衍沃肥美之地才有井田，称为“井衍沃”，只有在平原地区才实行井田制。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意思为，方一里为一井，每井九百亩，在中间的一百亩为公田，其他八家，每家一百亩。公田为八家共同耕种，待公田上的农事做完后，才开始做私田上的农活。
周部族从我国西部兴起，西部黄土高原实行的是换耕的爰田制。这种爰田制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从不定期抛荒到定期轮休耕作。把田分为休耕的田，休耕二年后新耕的田，休耕三年后的田，进行轮换耕作，称为爰田制。而井田则是年年都可以耕种的田。
先秦的史籍记载表明，西周时期井田制和爰田制下耕作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分到百亩上田，或百亩以上的中下田，这份土地归他个人占有，收获也归个人享用。但这些劳动者要无偿地为统治者耕种公田，故《诗·小雅·大田》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记载。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周人的“彻法”，就是让西周每人百亩份田之外，再为统治者无偿耕种十分之一的“公田”。周人耕种的“公田”，又叫“藉田”。“藉”，是借民力耕种的意思。
西周晚期，藉田制下的矛盾日益暴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藉田无法维持了。《国语·周语上》云：“宣王即位，不藉千亩。”韦昭注曰：“藉，借也，借民力以为之。”《诗·周颂·载芟序》郑氏笺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藉田。”《风俗通·祀典》云：“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由以上解释可知，宣王“不藉千亩，”就是不再借民力耕种。周宣王废止藉田。
《礼记·王制》载：“田里不鬻”，有人据此认为西周土地不能买卖。《礼记·王制》出自汉代人之手，有许多理想化的成份。其实，西周土地关系非常复杂，应从平民和贵族的不同情况去考察。从金文中可以看出，西周土地有转让和交换的现象。
1975 年岐山董家村发现的裘卫四器，为研究西周中期的土地转让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裘”的本意是皮衣，在这里是官名，即《周礼》中的“司裘。”“卫”是人名。裘卫，即是掌管皮裘的官员，名叫卫。四件裘卫铜器的铭文记载了裘卫转让土地与土地诉讼的事实。
《卫盉》铭文载：“惟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称旂于丰。矩伯庶人取堇章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贾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两，麀贲两，贲 韦合 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意思是，裘卫拿出觐章 ( 玉制品 ) 、赤色虎皮等两批东西，共换回矩伯十三田的土地。
《五年卫鼎》铭文的大意是：裘卫向邢伯、伯邑父、定伯等宰辅人物告发，邦君厉与他之间发生了土地纠纷，经过一番审讯，派三有司 ( 司徒、司马、司空 ) 到实地勘察，划定田界，裘卫以“田五田”，交换邦君厉的“田四田。”这种现象都说明，西周时期，土地与其他物品一样，可以进行实物交换。
六、敬天保民思想的出现
西周王朝以小邦周打败了大国殷，这在西周贵族的思想中激起了强烈地反响，使他们反思。《尚书·召诰》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商王朝灭亡的原因是西周贵族经常讨论的问题。周天子认为他们自己是天帝派到人间的王，而殷商国王也是天帝派来的，殷商为什么会灭亡呢 ? 西周贵族认为，天选择敬天有德者做天子，付给他土地和人民，要天子代天保民；如果天子不能保民，天就会降灾，就会易“天命。”《召诰》还说：“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段话意为，古先民之王夏禹能敬德，天道从而保佑夏王朝的平安执政，禹亦面考天心而顺之；桀弃禹之法而坠天命；殷王朝亦是背弃了天命；只有我尚在幼冲的成王，初理政，宅新邑，敬德保民，求天予以永命。
周天子代天保民，则天命永在；反之，则易天命。周天子是否敬德保民，有什么标准呢 ? 天要看民的意志。《尚书·泰誓中》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酒诰》云：“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尚书·召诰》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西周国王认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使王权巩固和稳定，受天永命。
西周初年的文书诰命中，贯串了西周贵族的保民思想。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人“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於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为道德而设。”《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在建成东都洛邑后，对康叔及侯、甸、男邦、采卫等四方诸侯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周公所说话意为，我们英明无比的文王之所以战胜大殷王朝，主要在于我们能明德慎罚，成其美政，且上闻于天帝。天帝认为我们做的很好，才授文王以大命，推翻商纣，承受了天命。
周公又谆谆告诫康叔，要记住文王的教诲，学习殷朝先哲王，用康保民，使天帝知晓。周公说：“今民将在祇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12] 周公希望康叔不要贪图安逸，对民宽宥，不杀无辜，这样天帝才能保佑周王朝。周公教诲的宗旨在于敬德保民，在于维护周的王权。
西周王朝对德的重视，也表现在历代周王的谥号上。王有美德，则有美谥；有不令德，则用恶谥。如果说夏、商国王的名号皆以天干命名，如夏朝的孔甲、履癸；商朝的盘庚、小辛、祖甲、廪辛、武丁、雍己、祖辛等，反映夏商时期天文历法的发展。西周国王则以德行为王的谥号，如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孝王等。《史记·谥法解》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曰文；刚强自理、克定祸乱曰武；安民立政曰成，安乐抚民曰康，圣闻周达曰昭，布德执义曰穆，尊贤贵义曰恭，温柔贤善曰懿，慈惠爱亲曰孝”等，这些皆为西周王朝有美谥的国王。西周王朝还有厉王、幽王等不令王，《谥法解》云：“杀戮无辜日厉，动祭乱常曰幽。”这些都是周王朝的不令德之王。
西周王朝以德行为王谥，开我国后代帝王以德为谥的先河，周王把敬德保民看作天的意志，又把自己当做体现天意的天子。天子如果不能代表天意，不能敬德保民，天就会反易天命，断绝天禄，也就是换替天子。因此西周王朝之所以敬德保民，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巩固西周国家的王权统治。
第三节 西周国家经济与文化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周农业生产的发展已相当发达。《诗经》中的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丰年多黍多 禾余 ，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 兆 ) ” [13] ；“黍稷茂止，获之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14] 这就是说，当时有万亿兆的高廪，有堆积如城，排比如栉的露积。又：“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庚，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梁，农夫之庆。” [15] 意思是，他们的庄稼像高高的草垛，像高大的小山，他们的黍稷稻梁，可盛千仓万箱。这些记载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的丰收景象。
西周时期，主要的生产工具是耒耜。耒是木制的曲柄农具，下端有岐出而税利的木叉，用以刺地。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为耦耕时踏足处。《诗经》中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记载，说明周人农田的耕作形式主要是耦耕。古代耦耕，两人各以足踏于小横木上，推使木叉深入土中，谓之“推。”或一人用耒，一人播种配合，亦为耦耕。耒既深入土中之后，向后斜抑柄端以起土，谓之“发。”一推一发所起之土因谓之“ 土发 ”。古代的耦耕就是这样反复向后移动的一推一发。《淮南子·修务篇》说：“耕者日以退”，这就是耒耕的现象，与犁耕向前移动是不同的。耜字从耒从，原是铲锹状农具，后来像在耒的下端，安装半圆形锐利金属“犁錧”或石蚌类的刀铲。它的用法，与耒相同。耒耜虽然简单，却是可以胜任深耕的农具，远胜于鹤嘴锄和原始的犁耕或掘土棒。
农具还有钱、鎛、銍、艾等，如《诗·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銍艾。”《说文》云：“钱，铫也，古田器。”《纂文》曰：“铲之使用，即与钱同。钱特铲之别名耳。”钱即后来的小铲子。鎛，《国语·齐语》韦昭注：“锄也。” 銍，《说文》云：“获禾短镰也。”艾，通刈，略似现在的剪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这些工具当时已普遍用于农业生产。
西周在休耕地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到自觉不自觉的农肥耕作。休耕的菑田，只是耕后不播种子，并不是不耕。《尔雅·释地》孙炎注云：“菑，始灾杀其草木也。”灾杀草木而积肥。《左传·隐公六年》载：“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菑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农夫最重要的事是除草以积肥。《周礼·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月黾 ( 孕 ) 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周礼·稻人》：“凡稼泽，夏以殄草而芟夷之”；《礼记·月令》于夏月下云：“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加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这是一种利用夏日溽暑时湿度热度以加速堆肥腐化的措施。《文选·东京赋》云：“芟夷蕴崇之，又行火焉”，就是把草堆积起来，加以火化，令浓烟蓊郁，徐徐燃烧，这可能就是古代菑田积累下来的经验。《周礼·地官·草人》曰：“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 马辛 ( 色赤 ) 刚 ( 土强 ) 用牛，赤堤 ( 赤黄色 ) 用羊，坟 ( 润 ) 壤用麋，渴 ( 涸 ) 泽用鹿，鹵泻用 犭亘 ，勃 ( 粉解 ) 壤用狐，埴 ( 土黄而细密 ) 垆 ( 黑刚土 ) 用豕，疆坚用蕡，轻  ( 脆也，读如剽 ) 用犬。”这可能是利用藺田为苑囿或牧场，用各种畜类粪便来改变土壤土质。从以上所述可知，周人积累经验，到晚期对于施肥似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未用人便作为肥料，古代养犬豕较多，人便为犬豕所食，不用作农业肥料。 [16]
我国自夏、商开始，在平原地区可能就有井田了。周代，较为整齐划一的沟洫制度，也在黄土高原地区逐步出现。《周礼·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考工记·匠人》与《周礼·遂人》所载的沟洫制度是一致的。
西周农作物的品种有所增加，具备了后世所有的主要农作物，如黍、稷、梁、菽、麦、稻等，另外还有桑、麻和瓜果之类等。《诗经》中有许多记载，《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 ? 衡从其亩。”《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篚，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六月食郁 ( 梨的一种 ) 及蕡 ( 李的一种 ) ，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 葫芦 ) ，九月叔苴 ( 一种麻 ) ，采蔡荼薪樗，食我农夫 !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 ( 谷类的一种 ) 樛，禾、麻、菽、麦，嗟我农夫 ! ”诗中所记虽直接反映春秋时期收获各种农作物的情景。
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西周的手工业比商代更为进步。手工业作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加强工商食官制，即由官府经营管理手工业。《礼记·月令》曰：“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反映出“百工”在监工的管理下进行劳动操作的情景。
西周王室非常重视手工业生产。如西周初年严禁酗酒，若有犯禁，就要杀头，但工匠酗酒则可以免罪，表明统治者要求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愿望。
青铜业 青铜铸造仍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而且在商代青铜生产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在周人的发祥地周原地区发掘出许多铜器窖藏，所出铜器式样新颖，精美庄重，是西周铜器的突出特点。 1960 年在陕西扶风齐家村南发现一个窖藏坑，出土铜器 39 件，其中有铭文的 28 件，包括几父壶、柞钟、中友父簋、中义钟、白邦父鬲和中伐父甗等。同年在扶风召陈村发现一批铜器，共 19 件，其中 14 件有铭文。 1974 年扶风强家的窖藏坑出土 7 件铜器，有鼎、钟、簋等。 1975 年陕西岐山董家村的一铜器窖藏坑出土 37 件，有铭文的 30 件。 1976 年扶风庄白发现微氏家族的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 107 件，有铭文的 55 件。 1978 年扶风齐家村又发现 害夫 簋等一批铜器。这种现象说明，铜器是贵族的重要器物，并具有标志身份的重要作用。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似大多拥有大小不等的铸铜作坊和铸铜工匠。
西周铜器分布地域非常广泛，以周原为中心向四周扩展。陕西、河南、山西、北京、江苏等地，乃至东北、巴蜀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发现了西周的青铜文化。西周青铜器品种数量大大增多，有礼器、兵器、乐器、工具、饰物等。
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业是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继承和发展。在铸造工艺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商周时期熔铜设备都是以木炭 ( 或木柴 ) 为燃料。熔铜炉的炉身都采用草拌泥条盘筑而成。商周时期在铸造时都是使用多片合范的泥型浇铸，铸型均烧成陶质。陶范的原料中均含有砂子、粘土和蚌壳，都经过粉碎、筛析和混料等工艺过程。这个时期还掌握了零件分铸的先进工艺。西周时期主要采取“先铸法”，也就是先铸零件，然后将附件嵌入范内和铸器铸接成一体。 [17] 1973 年秋，在河南洛阳北窑村瀍河西岸的台地上，发现一处西周前期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在铜熔炉的炉壁上发现有残存的鼓风口，其中 T 31 H 276 · 2 保存最为完好，炉壁全周设置鼓风口 4 个，鼓风口直径在 13 ～ 14 厘米左右。《墨子·备穴》曰：“具炉橐，囊以牛皮。”古代用于冶炼的鼓风器称为“橐。”洛阳西周铸铜遗址的鼓风口遗存，表明最迟在西周前期，囊一类的冶炼鼓风器就已出现了。这座大型竖式铜熔炉，大体已具备了近代鼓风炉的雏型，充分表明当时冶炼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丝织和刺绣 关于西周的蚕桑生产，《诗经》中有许多记载。《豳风·七月》记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猗彼女桑。”说明西周、春秋时期蚕桑生产已经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1975 年陕西宝鸡茹家庄东北发现两座西周墓，其中一座是 弓鱼 伯墓。该墓有两个墓室，分属 弓鱼 伯和其夫人。在 弓鱼 伯墓中发现数量较多的玉蚕，大小不一，最大的长约 4 厘米，小的不到 1 厘米，形象生动，雕工简炼。在两座西周墓中都发现有丝织品和印痕。 弓鱼 伯墓室中发现两处，一处在一件铜叶制成的囊状物内，共两层，夹在三片铜叶内，总厚 0.3 ～ 0.35 厘米；一处附在一件铜车马器的零件上。在其夫人的墓室中发现的丝织品，附在尸骨下的淤泥土上，共三层，还有刺绣的印痕，有很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在另一座西周墓中也发现四块面积不等的织品。
丝织品上刺绣的印痕比较明显，采用的是辫子股绣的针法。这种针法在今天还被采用。花纹主要运用单线条 ( 一条辫子股 ) 勾勒轮廓，个别部分为加强纹饰效果，运用了双线条。线条舒卷自如，针脚边整齐，说明刺绣技术是很成熟的。
能够看得出的丝织物是平纹组织，它的奇数经丝是沉一浮一，偶数经丝是浮三沉一。即奇数经丝是平纹组织，偶数经丝是三一组织，完全循环数为四，这需要使用三片综 纟光 。这类组织在织造上的难点，是奇数经丝和偶数经丝的织缩差异很大，在一个完全的组织中，交织点相差一倍。另外，在出土的织物中，还有一种是斜纹提花织物。估计当时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带双经轴的织具；一种是在织缩小的一组经纱上加压，待织出一定长度后，再把长出的经丝拉掉。究竟采用哪一种，很难判断。它的地纹当为左右斜纹变化组织，花纹是提花的简单菱形图案，是用提花机具织出的。在刺绣的残痕上附着红、黄、褐、棕四种颜色。红、黄特别鲜艳，用的是我国传统颜料的朱砂和石黄。红颜色可能是画上去的。当时已成功掌握了朱砂颜料的制作，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应用。
周代丝织物不仅有平纹，还有斜纹，这种组织显示了绮的面貌。这些出土材料，说明周代丝织和蚕桑已经相当发达。 [18]
煤玉雕刻 1975 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的 弓鱼 伯墓中，出土有 200 多枚黑色的玦。黑玦结构别致，显现鲜艳的沥青光泽，在墓中埋藏近 3000 年，仍然黑润光亮。经分析，其成分是一种名叫煤玉的矿物质。这批玦所用煤玉的来源，距宝鸡不会太远。宝鸡处渭水之北，是我国主要的产煤地区之一。
煤玉雕刻是我国传统的雕刻技术的继续，有悠久的历史。在辽宁沈阳北陵附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就出土过煤雕装饰品； 1956 年陕西沣西的西周墓出土过煤雕圆环； 1976 年陕西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小墓出土过煤雕的玦； 1963 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有煤雕的小羊和头簪。
西周墓中这批煤雕的发现，说明当时已能区别煤玉与煤，并对煤玉的光泽、色彩、硬度和韧性等物理性质，有了比较深入认识。
这批煤雕品的发现对于探讨我国开始用煤作燃料的时间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能源科学发展之前，煤是重要的燃料。过去曾认为我国开始烧煤或在汉代，或在宋代，但各说都承认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烧煤的国家。宝鸡发现的这批煤玦，说明我国烧煤的时间似远在汉代之前。
从煤雕的发现，可以知道从新石器晚期至西周之间，我国劳动人民已与煤接触。所有的煤都能燃烧，而能雕刻的煤为数极少。发现煤的可燃功能，远比发现煤的雕刻功能为易，因而时间也会更早。不难想像，凡雕刻用煤都含有大量的挥发成分，温度稍高就能引燃，在长期的雕刻过程中，煤料总有可能因接近明火而燃烧，人们就会发现这种矿物普遍具有的可燃功能。因此，我国烧煤的历史有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 [19]
三、城市建筑和商业交通
城市建筑 我国远古时期的居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开始建筑城堡。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城堡有数十座，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寿光边线王、辽宁凌源南城子、内蒙赤峰东八家等。
西周时期，城邑建筑的规模有了进一步发展。《诗·大雅·绵》记载：“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这首诗说，先周古公亶父时期，周族就在岐邑用墨绳、缩板之类的工具作宗庙、筑城门了。西周以后，文王都丰，成王都镐，丰、镐成为西周王朝早期的都城。《诗·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成王成之，武王烝哉。”即文王伐崇得胜后在丰作邑；武王又经过占筮和龟卜，在镐作邑，定为京城。
《左传·昭公四年》载：“康有丰宫之朝。”杜注曰：“丰在始平雩县东，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魏王李泰《括地志》亦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雩县东三十五里。”说明丰都有丰宫、灵台等。又根据麦尊、史懋壶等铜器的铭文可知，丰都中还有辟雍、大池、湿宫等。《左传·庄公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那么，丰都是周文王的都邑，应有周的先祖宗庙。镐京亦应有同样的或者更大的设置和建筑。根据目前的材料，丰、镐遗址皆在陕西沣水西岸，俱已淹没，城基遗址至今尚未发现。但据勘察估计，丰邑的总面积大约 6 平方公里，镐京除被汉代挖凿的昆明池破坏以外，遗址面积还有 4 平方公里。 [20] 这是两个规模相当大的都邑。
周公东征后又作雒邑。《逸周书·作雒解》载：“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文中所说的“丈”、“里”皆不是现在的概念，但可以看出，雒邑是一个很大的城邑，自雒邑至宗周 ( 即镐京 ) 之间有小的城邑。在大的城邑里面有王的宗庙，周王和大臣的居处，还有工、贾、胥、市臣等，实际上已具备了早期城市的特征。
1976 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组大型的西周建筑遗址，同时在扶风召陈村也发现大型的西周建筑基址群。这两处建筑遗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周的建筑技术和水平。
凤雏村的大型建筑坐落在一个夯土台基上，布局以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门道在南面正中，宽 3 米，长 6 米。门外，正对门道有影壁，即所谓的“屏。”门道两边有东、西塾，门内堂前为中庭，中庭两侧各有两个台阶通向东西厢房。前堂是这组建筑群的主体，堂面阔六间，通长 17.2 米，宽 6.1 米；前堂周围皆有柱子，柱穴底有砾石为柱础；前堂的台基高出周围建筑的台基。由前堂通过道到后室。后室与东西厢房都有走廊相通。在这群建筑基址中还发现两处排水管道，用陶水管套接，或用卵石砌筑。建筑物的地面和墙壁都有泥浆掺合细沙和石灰涂抹，表面光洁，质地坚硬。在房屋的堆积中发现有少量的瓦，屋顶的某些部分和屋脊等可能是用瓦覆盖的。 [21]
扶风召陈村发现的西周建筑物，已发掘建筑基址 15 处，发现有台基、柱础，台基周围有用卵石铺成的散水，很多各种型式的板瓦、筒瓦，还发现有半瓦当。 [22]
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自成院落的建筑群，庭、堂、廊、影壁的建筑都出现了，并且还有散水及用陶水管接成的排水管道，建筑相当考究。更重要的是，遗址中发现许多各种型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说明当时已开始把瓦用在建筑上。在瓦的正面或背面都带有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还有一种背饰雷纹的小筒瓦，制作相当精致。西周以前房顶全部盖草，西周早中期开始局部用瓦，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大部分盖瓦，可能代表了古代建筑房顶变化的三个重要阶段。随着房顶材料的改变，梁架柱的负荷量也必然增加，召陈第 3 号基址的柱础加密，础坑加大和基部的加固，正是这种梁架结构改变的反映。
西周时期的房屋建筑，材料有很大改进，建筑规模、建筑水平较夏商时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商业交通 西周的商业和手工业一样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商业交换主要由官府经营，但亦有一些个体商人。《尚书·酒诰》载，西周在打败了殷商王朝以后，成王乃“大命于妹邦……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成王许可“妹土”之民，在农事既毕之后，可以从事商贾，孝养父母。这些“肇牵车牛远服贾”的商人，似是个体商贾。
西周时期贸易还停留在实物交换的阶段。《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反映了以布交换丝的事实。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货币。
西周实物交换的内容主要有：各种农产品、日用品等，另外还有金属铜。金属以“孚”或“锾”为重量单位。但这里金属只是作为一般的等价物，而不是作为货币参加交换的。
西周的交换也非常便利，是时已经有了牛车、马车等交通工具。自西周王朝的都城向各诸侯国都皆有大道可通。这种大道称为“周道。”《国语·周语中》载：“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周道”两边都植上成排的树，开后代林荫大道的先河。《诗·小雅·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以如砥如矢来形容周道的宽、平、直。周道可容四马并行。《小雅·四牡》曰：“四牡騑騑，周道逶迤。”西周的大道可能设置有亭舍等设施，以供行人的食宿和保护道路的畅通。《诗·周颂·天作》云：“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意为岐山下有平坦的大道，周的子孙要保护好它。周道似只归贵族使用，因“小人”，即劳动者被固着在田土上，不可能使用周道。《诗·大东》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这些从宗周至雒邑，以及到各诸侯国的大道不仅有益于西周王朝的统治，而且为商贾的远行贸易创造了条件，从而加强了各地的经济文化的沟通。
四、西周时期的哲学思想
西周时期，随着民智渐开，人们已经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并在发展变化；还认识到事物的正反阴阳两个方面，如果阴阳不能调和，就会引起大灾难。《国语·周语上》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这里把山川崩震，即地震的原因说成是国家败亡的征兆，当然是一种牵强。但文中所云“天地之气，不失其序，”当失序之时，阴阳不能调和，则必引起“地震”，对自然界来说，是有道理的，但用来解释政治，则纯属附会。
《周易》是一本卜筮的书。自新石器时期起，人们就已经开始占卜，从而也出现了八卦。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的 4 号墓中出土几件玉器，玉片中八方图像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像相配，符合我国古代原始的八卦理论。 [23] 《周易》正记载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包括西周的卜筮理论，包含着高深的哲理。其中阴、阳相对的思想是《周易》中有名的辩证法思想，和矛盾统一对立的思想类似。《诗·小雅·十月之交》云：“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界的事物和现实社会中政治风云的变幻以及人们命运的无常。
西周时期，人们还认识到水土等所演生之物是民所必依赖的。《国语·周语上》云：“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 ”虽然西周贵族把自然界的一切都与政治相结合，但由此也可知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的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
西周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有所发展。
《尚书·洪范》，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里面的“五行”观念可能自西周已经产生。《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又《尚书大传》云：“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达旦……。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由此可见，所谓“五行”，水、火、木、金、土就是五种物质的实体，它们可以滋万物，以供百姓生活所需。此时人们对水、火、木、金、土的性质已有所认识，这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晚期，史伯与郑桓公的谈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古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不仅把水、火、木、金、土解释成为是形成百物的原始成分，而且还认识到两个对立面只有统一，事物才能“丰长而物生之。”这种认为矛盾只有统一才能发展的思想，闪耀出朴素的辩证思想的光辉。
西周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已经萌芽，虽然这株幼苗还很弱小，并与神学交织在一起，但它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深化。
五、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
周人的甲骨文契刻书写的方法及风格都与殷人基本一致，说明西周王朝完全接受了殷商的文化。
1956 年在山西洪洞坊堆西周遗址中发现了有字的甲骨，后来在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北京昌平白浮遗址都曾发现，但是数量都很少。 1976 年在陕西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西厢房南头第二间房屋内，从一个窖穴里发掘出 1.7 万片西周时期的卜甲，其中将近 200 片是有字的，提供了许多翔实可靠的史料。 H 11 · 1 记载周人祭祀殷人的先帝文武帝乙， H 11 · 84 记载周人求佑于殷人的先帝太甲，说明周确实是殷的附属国，附属国祭祀宗主国的祖宗，这是文献史籍中没有记载的。周自古公亶父迁于岐邑，逐渐发展，周原甲骨中记载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这是西周发展壮大的记录。周原甲骨 H 11 · 13 记有“既魄”、“既吉”、“既死 ( 霸 ) ”，这是周人的月相用语，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没有。这批甲骨文字体细小，最大的字长 8 毫米，宽 5 毫米，最小的字长 1 毫米，宽 1 毫米，许多字小如粟米，笔道细如发丝，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而直笔刀法刚劲有力，圆笔也运用自如，表现了契刻者熟练的技巧，不仅是研究周初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微型雕刻和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 [24]
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和乐器，各地发现很多，仅有铭文的即达 600 ～ 700 件。 1976 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庄白一号窖藏，出土铜器 103 件，有铭文的 74 件，其中铭文字数在 30 字以上的 20 余件。有 284 字的《史墙盘》是解放后出土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铜器。 1975 年扶风白家村的一座西周墓出土“伯  鼎”等有铭铜器 11 件，其中两件铭文多至有百字以上。其他地方的西周铜器，也出土许多字数较多的有铭铜器，例如北京琉璃河的燕国铜器，河北元氏西张村的邢国铜器以及江苏丹徒烟墩山的《俎侯簋》等等。这些铭文契刻在铜器上，内容多是表彰贵族们的功勋，为研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文字材料；对研究西周铜器的确切断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近出土的西周有铭铜器——《利簋》和《何尊》，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分别记述了武王克商和营建洛邑两件大事，这在西周金文中均属仅见，证实了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 1954 年江苏丹徒出土的俎侯簋，有铭文 126 字，记载了原处西部地区的虞侯夨被赏赐土田、人民和弓矢等物的情况，提供了有关分封制度的丰富史料。该器似作于康王时期。
在反映西周史实的金文资料中，庄白窖藏所出的史墙盘尤为难得。作器者墙世代充任史官，所作盘铭概括地叙述了西周前期的重要史实以及史墙家庭的事迹。书体工整秀丽，文字精练简要，并且有许多语句用韵，既是学术价值较高的史料，又可视为古典文学的佳作。这样纵论古今的西周金文，还是第一次发现。盘铭前半部一百多字，颂扬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代周王的功德，每代周王评价几句，讲的都是最主要的业绩。这些记载可以同现存史籍相互印证，并能补史不足。盘铭的后半部是史墙自记的家史。史墙第一代高祖在商朝末年居微国；周灭商后，作为微国史官的第二代列祖来见武王，由周公安置在岐周；此后是乙祖、亚祖、祖辛和文考乙公，传到史墙已经是第七代了。他们从事垦殖，勤于稼穑，深得周王宠信。多数学者认为，微氏家族是商王微子启的后裔，亦有学者认为是武王伐纣时，《牧誓》中所提到的微国的史官，目前尚无定论。 [25]
岐山县董家村发现的裘卫四器，为研究西周中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还有一些铜器铭文，记载关于军事、诉讼、册命、赏赐等，对研究西周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风俗都有重要的价值。
六、天文、历法
自原始社会起，人们就开始观察天象，以适应田猎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开始了对天象的研究。西周时期，天象研究进一步发展，开始对恒星进行观测，并给许多恒星命名，如《诗经》中出现许多星座的名字。《豳风·七月》中记有火星，《召南·小星》中记有参星、昴星等。
西周时期，人们对日食也开始观测，如《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 ( 幽时不明 )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 ”这首诗似作于周幽王时期，此时对日食、月食已有较多记录。
西周仍然以 365 天为一年，已有明显的春、夏、秋、冬四季。如《诗·豳风·七月》中有“春月载阳”的句子。又《小雅·四月》有：“四月维夏，六月租暑”、“秋日凄凄”、“冬日烈烈”等，春、夏、秋、冬四季已全部区分开来。并将一年分为 12 个月，每月分为四个阶段。王国维《生霸死霸考》一文认为，每一个月分为四份：从 1 日到 7 、 8 日止，称为初吉；自 8 、 9 日至 14 、 15 日止，称为既生霸 ( 魄 ) ；自 15 、 16 日至 22 、 23 日止，称为既望；自 23 日至于月底晦，称为既死霸。生霸、死霸的意思是，自 8 、 9 日开始，月虽未满，而未盛之明，则已开始渐生明亮；而自 22 、 23 日以后，月虽未晦，但其明亮渐死，实际就是一个上弦、下弦之分。始生之明既死，故称为既死霸。
另外还有“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等名。“哉生魄”为 2 日或 3 日，汉代以来成为定说；如果“既生霸”为 8 日，则“旁生霸”为 10 日；如果“既死霸”为 23 日，“旁死霸”当为 25 日。
在计算具体的日期方面，仍沿用殷代的甲子记日法，如《虢季子白盘》铭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吉父盘》铭云：“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等。
七、西周的文献典籍
西周早期就有史官。铜器铭文中有“太史。”在史官系统中，西周王朝还有“史”、“内史”、“右史”、“左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等。史官负责王室的文书起草，策命官员、编订史册，记载国家大事，管理天文、历史、祭祀、图书典籍等。
随着文字的发展，书写工具的进步，史官成为西周王朝非常活跃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官。王国维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26] 《周礼·春官》记载，周代史官已有分科，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文书的副本；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召令，以赞冢宰。《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周礼》、《礼记》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所记载的有关史官的情况可能反映了西周的部分史实。
西周的史官有名可考的有史佚、史伯、史墙等，另外，各诸侯国皆有自己的史官。这些史官是世袭的，他们可以利用职务去记载、积累大量的史料，并进行整理。西周时期留下了许多较为有据的信史。
西周流传下来的典籍主要有《尚书》、《周易》、《诗经》等。
《尚书》是流传于后世的一部上古的书，保存了不少西周和古代的历史素材。其内容包括从尧、舜、禹直至夏、商、周时期的文诰、册命等，虽然有些篇章为后世整理编撰，但却保留若干可贵的史影。《尚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如《牧誓》、《汤诰》、《太甲》、《盘庚》等篇反映不少商代史迹，《大诰》、《洛诰》、《酒诰》、《康诰》、《康王之诰》、《顾命》等反映许多西周的史实。《尚书》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文献。
《易经》是记载古代卜筮的书，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时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理解，每在行动之前，总害怕有不好的后果，于是采用各种方式方法由巫师进行占测，并将祈问的事情和结果记载下来，这不仅反映了古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且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如《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记载了殷高宗武丁伐鬼方的战争。《易经》主要为不断结集殷末周初的有关历史，亦可视为西周传下来的史书。西周时期，文、史并不像后代那样有明显的区别，有许多作品，既有文学性，又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如一些重要铜器铭文和《诗经》的一些篇章。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基本上属于乐歌，收集有西周传下的诗歌。据传为孔子删定结集。其中《周颂》、《大雅》、《小雅》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国风》中的《周南》、《召南》、《豳风》反映西周历史事迹。《诗经》的作者主要是主要周王室派出的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些诗，大部分是贵族和自由人创作的，亦有采自民间的歌谣。《诗经》是集体所作，全属歌词。
这些诗，大部分配上音乐，即能歌唱；既有非常优美的修辞，又有讲究的韵脚。有些篇章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如《周颂》是周人在宗庙里歌唱祖先的颂歌，《商颂》是殷商后裔宋人歌唱祖先的颂歌，《鲁颂》是鲁人歌颂祖先的颂歌，从而保存了各个时期的部分历史事实。
西周、春秋时期，歌唱诵诗风气十分盛行。正如《论语·阳货》所说：“小子何莫学夫诗 ?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八、西周时期家庭婚姻形态
西周时期，个体家庭已是普遍的形式，家庭组织以“室”为单位，社会上普遍存在耕种百亩土地的“五口之家。”《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周人“室”的描写。《诗·豳风·东山》有：“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室，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粟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又《诗经·豳风·七月》说一个农夫“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豳风·七月》还载：“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这些记载反映了西周时期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生活、劳动、居住等情况。
在西周社会中，贵族们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多妻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这个时期的婚姻形式以聘娶为主。《仪礼·士昏礼》和《礼记·昏义》反映出当时的婚嫁主要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六个程序。《诗·齐风·南山》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说明当时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是婚姻嫁娶的原则。而整个嫁娶过程又需要通过上述几个步骤。
在这种婚娶以礼的原则下，周代同姓不婚，主要到外族去进行聘娶。姬、姜两姓世代通婚。贵族婚姻目的是为了继宗嗣、繁子孙、承爵位、袭财产；所以，贵族可以一娶多女，即所谓“一聘九女。”贵族女子出嫁时，有许多媵女跟随，这些媵妇多是正式出嫁人的姊妹或侄女。这种制度叫娣媵制，当为远古妻姊妹婚遗俗。贵族们的诸妻还未有明确的等级，如诸侯国君的妻子统称为“夫人。”当然，由于受宠程度的不同，地位亦有高下之分。这种一聘多女和对女子的“苞苴玩弄”，正是一夫一妻名义下的贵族男子一夫多妻制的真像。
与媒妁婚娶的同时，也还保留着原始社会杂乱婚姻的残余。《周礼·地官·媒氏》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在仲春的这一时期，男女可以自由来往，自行婚配。这种情况在《诗经》中也多有反映。《诗·召南·摽有梅》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这是一个女子思慕男子的歌曲。又如《邶风·静女》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是写一个男子与女子幽会的诗。《鄘风·桑中》是写男子与女子相期会的。《齐风·东方》是记述女子私奔的。《郑风·野有蔓草》是写一女子与一男子野合的。《诗经》共有 305 篇，关于男女言情的有 68 篇之多，近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内容广泛，有男女两性相好的，有单思不遂的，有暂别眷念的，有幽期聚会的，有行役久别或邂逅相遇的，有施身被弃或婚后笃情的，均坦率真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男女形象。除已婚夫妇离别相思的诗、弃妇诗、婚姻诗 28 篇以外，其不经媒妁通辞，不遵六礼，私相爱慕，所谓“淫奔私约”的诗，共 40 篇，有些能反映出其贵族身份，或发生在都城附近，故多是“国人”所为。这些诗中反映出的男人多是“君子”、“吉士”、“庶士”、“狡童”、“西方之人”，女的有“淑女”、“静女”、“孟姜”、“宋子”、“淑姬”，证明他们属自由人或贵族身份。这些现象说明周代贵族统治阶级的男女幽会私期、谈情说爱与当时的媒妁聘娶并不矛盾。《诗经》的言情诗篇带着鲜明的社会特征，说明在西周到春秋时期，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甚至于下层贵族之间，男女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自由恋爱、自由选择还是婚姻嫁娶的重要形式。 [27] 《易经·屯卦》云：“屯如邅如，乘马斑如，匪寇婚媾。”《贲卦》云：“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睽卦》云：“先张之弧，后说 ( 脱 ) 之弧，匪寇婚媾。”很明显反映出抢婚的事实。
此外，烝报婚姻和赘夫婚姻，也存在于西周社会，烝报制通常是父死后，子可娶其庶母；兄死弟可娶其嫂，叔父死后，侄可娶其婶。这里，既有经济或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原始社会的残余。赘夫，在后代或称招郎上门，在历史上延续的时间颇长，同样有经济原因，也有原始社会母权制的残余。
九、西周社会的丧葬与祭祀之礼
西周时期，丧葬之礼已变得日益重要。人们“事死如事生”，死者的葬礼是非常复杂的。人初死，先有招魂之礼，即复礼。由人持死者衣物到屋顶，对北方（主阴）对天、中、地三呼死者的名字。招魂不成，再举办丧礼。其步骤先沐浴死者，以米及具填死者口中，谓之“含饭”。天子、贵族可含珠玉等。然后为死者穿衣，铺盖衣被，为死者盖脸、填耳，以巾握手等，谓之小敛；小敛之后，再入棺。入棺谓之大敛。之后，则为殡。殡期的时间是：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士及庶人三月。殡之后，再卜筮葬日，埋葬墓地等。
周人对死者的祭祀亦非常隆重，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周人生活中的大事。
周代的祭祀可分为对天、地等自然的祭祀和对祖先的祭祀。
天神地祇和自然神灵祭祀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槱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玄注曰：“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主要祭法是燎祭。其方式是将薪柴积聚在一起，将动物牺牲，还有玉、帛等物置于其上，以烧燎之。这样牲体气味可上达于天，天神可享之。《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 ( 大 ) 坛，祭天也。”《礼记·郊特牲》云：“天子适于四方，先柴。”郑玄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对天或上帝要筑坛 ( 高台 ) 燎祭，使天能够嗅到牺牲之气味，即可佑护祭祀者。
《国语·晋语八》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鲜卑，东夷国。燎，庭燎也。”在这次盟会上，楚人受周成王之命，与鲜卑人一起守燎，即看守燎祭。燎祭当然是盟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故楚人为此没有进行会盟。《诗·大雅·棫朴》曰：“芄芄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这是周王用棫树为柴，燎祭神灵的情况。《大雅·旱麓》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燎祭主要用于祭天和自然神，有时在祖庙中也用以祭祀祖先。《逸周书·世俘》曰：“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西周时期，战争归来，把战争中所割掉的战俘的左耳献祖庙，以馘放于燔柴上进行燎祭，以告祭祖先。
周人以燔柴燎祭祭天，而祭地和山川用另一种形式，《尔雅·释天》曰：“祭地曰瘗埋，祭山曰瘗悬，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瘗。”祭地用瘗埋祭法，祭地瘗于北郊，瘗埋牲或玉于地下，谓之祭地。《诗·大雅·云汉》曰：“自郊徂宫，上下奠瘗。”周人祭天于南郊，祭祖于庙。这句诗的意思为，自郊祭到宗庙祭，上祭天而奠，下祭地则瘗。
祭山就是把牲、吉玉悬之于山上；祭川，则把玉沉于水中；祭星，将祭物布于地上；祭风，于大道之上磔狗以止风。
从以上记述可知，夏、商、周时期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多神，可能每食必祭，每事必祭；年年、月月、日日都有祭祀活动。祭祀的方法和仪式也是多种多样，甚至达到十分繁杂的境地。
祖先祭祀 周人对祖先的祭祀非常隆重，他们一方面认为祖先的功德给他们带来福禄，一方面向祖先祈求更多的福禄。周人对祖先进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一般在祖庙。如《诗·周颂·丰年》曰：“丰年多黍多 禾余 ，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这是周王烝祭祖庙时所唱的乐歌。冬初，粮谷已经入仓，周王用新米作的饭、新酿的酒祭祀祖先。这种祭祀叫做烝祀。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馈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周代的宗庙之祭主要有六种形式：
祫祭，就是合祭，在太庙祭祀所有的祖先，即合祭群祖。
禘祭，禘，从示从帝，盖帝祭之称。“不王不禘”，只有王才能进行禘祭。禘祭的主要对象是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禘祭可能祭祀其祖并配上帝 ( 天帝 ) 。
祫祭、祫祭皆为四时之上的祭祀，郑康成认为三年一祫，五年一祫，则祫大禘小。王肃、张融等人认为祫小禘大。孔颖达认为：“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谓之禘，取其合群祖谓之祫。”
除禘、祫之外，周代有四时之祭。
春祭曰祠。祠，即食也。春天万物生长，孝子思亲，增嗣而食之，故曰祠。
夏祭曰钓。可汋新菜之意。
秋祭曰尝。尝，即尝新谷也。
冬祭曰烝。烝，即进物品之意。
周代祭祖以祫、禘较为隆重，春、夏、秋、冬四时之祭规模较小。其祭祀的方法有祼、馈食等。
祼祭，《诗·大雅·文王》曰：“祼将于京。”祼，就是在神主前铺上白茅，将酒洒沥于茅上，像神饮酒。《大宗伯》把祫祭叫做祼祭，可能是在祫祭时进行祼祭。
馈食，以食品献于神或祖先曰馈食。
西周春秋时期祭祀祖先的情况，《诗经》中有许多记载。如《小雅·楚茨》载：“济济跄跄，洁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享，或肆或将。”也就是说，所有参加祭祀的人都非常庄严恭敬。牛羊等牺牲都很清洁。枣、栗等物品，或剥，或已经去皮让祖先享用，还有的进行祼祭，或将肉装进鼎中。在祭祀中，有“尸”来充当被祭祀者。尸代表祖先致嘏辞，保祐子孙多福降临。《仪礼》中记载尸对孝子的嘏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 ( 汝 ) 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表现了贵族要求多福多禄的心理。
祭祀中充当“尸”的人，一般是受祭者的孙子。《礼记·祭统》曰：“子不可为父尸，孙可为王父尸。”孙可以充当祖父的尸，这与当时的昭、穆制度相合。昭、穆制度的内容是，如果祖为昭辈，父为穆辈，那么孙和祖同样为昭辈，重孙和父同样为穆辈。原始社会时期，族外婚制度下，祖辈和孙辈应属于同一个氏族集团，同样，父辈和重孙辈也属于同一个氏族集团。周代的昭穆制度和“孙为王父尸”的尸祭制度可能反映了原始社会的这种遗存。
《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周人祭祀祖先的诗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大雅》中的《既醉》、《凫鷖》，《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执竞》、《思文》等。祭祀中，孝子为了酬谢尸的辛劳，摆下酒肴，请尸来吃，叫做“宾尸。”他们认为“公尸燕饮，福禄来成”，“公尸燕饮，无有后艰。”《信南山》中说：“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周人祭祀以一人为尸代表祖先，将醴酒和农产品让尸享受，这样，才能保祐他们没有艰难，多福多禄，年岁丰登，寿考万年。
“尸祭”在我国延续很长时间，西周时的情况已见于《诗经》。春秋时期亦如此，《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国祭祀大公时，以“麻婴为尸，庆雉为上宾 ( 宾长 ) 。”《史记·礼书》有：“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敛，一也。”说明尸祭之俗一直延续到汉代。
第四节 西周中后期的社会矛盾和西周的衰亡
一、昭王南征和穆王西征
西周成康之际，周人经营的重点是东方，无暇顾及南方。当时，南方的荆楚还是一个臣服于周王朝的并不强大的政治力量。楚人利用周人东征的机会，一面卑事周室，一面积极积蓄力量，在江汉流域迅速地发展起来。
昭王时，周人初步平定了东方，此时在南方发展起来的楚国，与周王室关系日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昭王开始南征楚国。如《史墙盘》铭文所载：“弘鲁召王，广能荆楚，惟寏南行。”
《竹书纪年》记载了周昭王三次伐楚的经过： ( 一 )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 ( 二 ) “周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以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 三 )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另外，《帝王世纪》记载，周昭王在南征后的回师途中，楚人以胶粘之船献昭王。昭王乘船涉汉水，“船至中流，胶液始解，王及祭公俱没水中而崩。”由于楚人还不具备正面战胜周王朝的力量，所以出奇制胜。不过，这可能只是传说。《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南下伐楚，责以不贡苞茅、昭王南征不返，楚人的答复是继续进贡苞茅，但在“昭王南征不返”的问题上，却说：“君其问诸水滨”，而齐桓公和管仲因无确实证据，未继续加以责难深究。昭王南征不仅六师丧尽，而且本人也丧命汉水，死于非命却是历史事实。昭王伐楚失败，是西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昭王南征以后，西周王朝衰微之相大露。当时周朝西北边有犬戎，北边为鬼方。周穆王征犬戎，可能得到四个以白狼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和四个以白鹿为图腾的部落酋长的支持。虽然穆王战胜了，但是“自是荒服者不至”，说明战争征伐，损害了王室声威，边远部落不再来王朝贡献。
周穆王西征犬戎的主要目的是西巡。传说穆王西巡见到了西王母 ( 西部女国酋长 ) ，流连忘返，而此时东南方的徐偃王反。《后汉书·东夷传》曰：“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这则史料虽有夸大之辞，但仍可说明穆王时徐夷的强大。
西周的恭、懿、孝、夷四王时期，周边民族活跃，时常侵扰。西周王朝为连年的战争所苦，内外矛盾交织，危机日益增长而衰微。
二、厉王的专利政策和国人暴动
周厉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夏桀、殷纣之后的第三个暴君。《逸周书·谥法解》说：“杀戮无辜曰厉。”所谓厉，是暴虐狠戾之意。周厉王恶名昭著，以致后代将其认作定论。但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西周的历史，那么，对周厉王的历史评价仅以“厉”字了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国语·周语》云：“厉始革典。”这是说自厉王开始实行政治改革，变更西周旧制，革去文王、武王所定的旧典，实行强化国家政权的新制。厉王革典的内容，根据史书记载，是把山林川泽的采收和开发权收归国家，并剥夺或取消世袭贵族占有山林川泽的部分特权。这种改革，是国家发展过程之中的必然现象。
西周国家形成以后，在土地制度上渐渐破坏了原始部落的公有制，而山林川泽则按照原始社会的习俗留作公共使用。西周初年，周天子又分封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对他们“授民授疆土”，赐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天子赏赐臣下大量的土地和山川林泽，周王畿内也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块田给臣下做采邑。西周王朝实际控制的土地和山林川泽愈来愈少。如前所述，西周晚期，战争频仍，财政匮竭。周厉王即位以后，整顿国家财政，扩大王室收入，把原来传统公有的林麓川泽和贵族占有的山林土田收为国有，进行改革。
厉王革典的中心是实行专利政策。他任荣夷公为卿士。《史记·周本纪》载，“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把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的山林川泽之利，收归西周王室所有。
厉王的专利政策，增加了王室财力，加强了国家政权，并使国家出现了一度强盛的局面。当时曾对戎狄的进攻发动多次反击。《敔簋》铭文记载，南淮夷伐周，至于  昴、参泉、裕、敏阴、阳洛，厉王命敔追敌于上洛、  谷，至于伊、班。
另外，《帝王世纪》记载，周昭王在南征后的回师途中，楚人以胶粘之船献昭王。昭王乘船涉汉水，“船至中流，胶液始解，王及祭公俱没水中而崩。”由于楚人还不具备正面战胜周王朝的力量，所以出奇制胜。不过，这可能只是传说。《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南下伐楚，责以不贡苞茅、昭王南征不返，楚人的答复是继续进贡苞茅，但在“昭王南征不返”的问题上，却说：“君其问诸水滨”，而齐桓公和管仲因无确实证据，未继续加以责难深究。
昭王南征不仅六师丧尽，而且本人也丧命汉水，死于非命却是历史事实。昭王伐楚失败，是西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昭王南征以后，西周王朝衰微之相大露。当时周朝西北边有犬戎，北边为鬼方。周穆王征犬戎，可能得到四个以白狼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和四个以白鹿为图腾的部落酋长的支持。虽然穆王战胜了，但是“自是荒服者不至”，说明战争征伐，损害了王室声威，边远部落不再来王朝贡献。
周穆王西征犬戎的主要目的是西巡。传说穆王西巡见到了西王母 ( 西部女国酋长 ) ，流连忘返，而此时东南方的徐偃王反。《后汉书·东夷传》曰：“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这则史料虽有夸大之辞，但仍可说明穆王时徐夷的强大。
西周的恭、懿、孝、夷四王时期，周边民族活跃，时常侵扰。西周王朝为连年的战争所苦，内外矛盾交织，危机日益增长而衰微。而受到厉王的嘉奖，故作簋，刻铭以记之。《禹鼎》铭文记载：噩侯驭方反叛伐周，厉王和其大臣武公命禹出征，生获其君。《多友鼎》铭文记载：猃狁兴兵侵犯周境。武公奉厉王命，令多友出击猃狁；又追至龚，继而追至世。在京堆附近的杨冢，给猃狁以歼灭性打击。这次战斗共歼敌近 400 人，俘虏 22 人，缴获戎车 127 乘，夺回被俘掠的人民，收复失地，多友将战利品交给武公，武公又献于王，多友因而受到重赏。从以上铭文可以看出，周厉王在抵御夷狄入侵方面取得很大胜利。《史记·楚世家》记载，南方楚国的熊渠，在周夷王时曾背叛西周，“僭号称王”，构成对西周王朝的威胁。而至周厉王时，“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重新臣服于西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厉王时，西周王朝确实出现了一度的强盛，从而使华夏族有一个较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有利于西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厉王革典取得的直接效果。
厉王革典，没收大贵族的私产和古老习俗遗留下来的公产，以加强周王朝的财政收入，严重触及了大贵族的经济利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对。他们攻击周厉王：“曾是强御 ? 曾是掊克 ? ” [28] 即怎么这样强横暴虐 ? 怎么这样的聚敛剥削 ? 又说：“为民不利，如云不克 ? 民之回　　，职竞用力。” [29] 也就是说，你周厉王假如作了不利于人民 ( 指贵族 ) 的事，那么我们将会尽全力去推翻你。为了保证新典的顺利推行，厉王任用荣夷公、卫巫等人，“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30] 以压制社会舆论。厉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
厉王的专利政策也引起了下层贵族和平民的反对。这些人不享王室俸禄，而且受周王室和大贵族的剥削，如《诗·小雅·正月》云：“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他们更为连年的战争所苦，田园荒芜，不得不依靠公有的山林川为生，“陟陂北山，言采其杞。”新典断绝了这些人的生路。
作为统治集团中下层的国人，“乃相与叛，攻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这次暴动是“公卿惧诛而祸作。”实际上是大贵族支持下的中小贵族、自由民阶层的联合暴动。国人是和卿大夫的私属相区别的。在暴怒的国人进攻下，厉王出奔于彘 ( 今山西霍县 ) ，最后死在那里。厉王革典受到贵族及传统习惯势力的反对，以失败告终。
厉王的太子静藏在召公家里，被国人发现，召公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国人杀死，这才保留了太子静的性命。
厉王出奔后，由共伯和执政，此年是公元前 841 年，史称“共和行政。”从厉王出奔到宣王即位，中间经过了 14 年。《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可能是司马迁对“共和”的误解。许多先秦古籍，包括先秦诸子的记载都认为共和是指共伯和。《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举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和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和复归国于卫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吕氏春秋·开春论》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为来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庄子·让王》云：“许由娱乎颍阳，共伯得乎共首。”
由此可见，厉王奔彘后，历史上两种说法：一为周、召二公联合行政，号曰“共和”；二则以为共伯和执政。
笔者认为，先秦诸子的许多著作皆记载共伯和执政，当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司马迁记史谨慎，也当有一定根据，可见汉代对西周史的认识已有模糊之处。如果排列史籍，先秦诸子为先，更有准确性。
三、宣王中兴
宣王即位以后，对外进行一些战争，北伐玁狁，南征淮夷，都取得了很大胜利，所以宣王又被称作“中兴之主。”
宣王曾向南进军到淮水流域。《诗·大雅·常武》记载了宣王征伐淮水流域的徐国的史事，当时伐淮夷的将帅有南仲、皇父、程伯林父等，结果“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截彼淮浦”，“徐方来庭”，淮夷徐戎都被征服了。
宣王进军到江汉地区，打击楚国，巩固对南方的统治。周宣王派大将召伯虎征伐江汉。《诗·大雅·江汉》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日辟国百里。”以后，就在西周王朝与楚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线，即“汉阳诸姬”，以藩屏周。“汉阳诸姬”，是西周王朝分封在江汉流域的以姬姓为主的诸侯国，当然也包括周王室的姻亲诸侯国。“汉阳诸姬”成为周王朝向南进攻的据点，同时又是捍卫周王室的屏障。
“汉阳诸姬”主要包括以下国家：
申　姜姓。《国语·齐语》曰：“齐、许、申、吕由太姜。”西周初年，申大概在陕西、山西之间。宣王征服了汉水流域以后，赶走了原在南阳盆地的谢国。宣王的母舅申侯率一部分申民往旧谢国之地建国，即《诗·大雅·崧高》所说：“定申伯之宅”，“彻申伯土田”，“作邑于谢。”古申国，《汉书·地理志》和《左传·庄公十八年》杜注都说在南阳宛县。
《括地志》：“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北三十里。”《大清一统志》：“申城在今南阳北二十里。”据此可知，古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
吕　西周至春秋前期，在南阳宛县与申共存的还有一个吕国。吕和申同为姜姓。吕，在周亦曰“甫。”《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四十里，是申、吕同一地也。”吕和申一样同属于西周王朝的诸侯国家。
曾　《国语·郑语》：“申、曾、西戎方疆 ( 强 ) 。”韦注：“曾，姒姓，申之与国也。”《说文》：“曾，姒姓国。”曾是姒姓国似成定论。但当曾姬无 血阝 壶出土以后，刘节先生首先指出，不能否认曾是姬姓国的可能，因为徐锴《说文系传》引杜预曰：“曾姬姓。”“与《说文》同，或写作姒者误。”《左传·哀公四年》载，楚“致方城之外于曾关。”说明曾的地域在今河南南阳一带。
周宣王除分封南阳地区的申、吕、曾以外，在汉东、汉北地区还分封了属于“汉阳诸姬”的另一些诸侯国。清人易本烺在《春秋楚地问答》中认为汉阳诸姬所分布的范围应是“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光、黄，北至于淮汝。”这个地区当是汉阳诸姬活动的中心。“汉阳诸姬”在汉东、汉北地区有名可记者有：
随　姬姓。《左传·桓公六年》杜预注：“随国，今义阳随县。”《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者为谁。”随在今湖北随县境。随是周王朝封在汉东的最大的诸侯国，可谓汉东诸国的首领。
唐　姬姓，《括地志》卷七云：“上唐乡故城在随州枣阳县东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国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载唐城云：“ ( 随 ) 州西北八十五里，春秋时唐侯国。”唐国应在
今湖北枣阳东南境。
厉　姬姓国。《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载：“厉乡，故厉国也。”颜师古注：“厉读曰赖。”“厉”、“赖”古声相通，此“厉”亦可写为“赖。”厉在今湖北随县厉山店一带。
贰　姬姓国，今湖北应城县境。
轸　姬姓国，今湖北应城县西。
郧　按照易本烺的说法，郧亦为姬姓，属“汉阳诸姬”范畴。 [31] 《左传·桓公十一年》杜预注：“郧国在江夏云杜县东南。”则在今湖北沔阳县境。然《括地志》及《元和郡县志》皆认为今湖北安陆一带为古郧国所在。安陆至今有郧乡、郧亭、郧公庙、郧城等遗迹。
应　是属于“武王之穆”的诸侯国，周初所封，地处淮汝，今河南省宝丰县境，亦可纳入“汉阳诸姬”的范畴。
息　姬姓国。关于息的地望，《左传·隐公十一年》有“息侯伐郑”的记载。清人钱坫在《新校注地理志》卷五《汝南郡》中认为，息初在郑州以西的天息山，春秋以后与郑斗争失败后，为避郑患，向南迁徙。所谓“汝南新息县”，当为息的后迁地址。汉代于息的后迁处立“新息县。”孟康在《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十三“新息”条曰：“新息，故息国，其后东迁，故加新云。”新息，即息国地望，《元和郡县志》曰：“今蔡州新息县本春秋时息侯国。……故城在今县西南十里。”《大清一统志》亦同此说。今河南息县与汉至清时新息、息县地域相同，故息国地域在今河南息县西部偏南。
道　姬姓国。今河南确山县北 10 公里有道城，即古道国。
以上这些国家，除个别为周公东征后所封外，大部分是周宣王南征后封的。
宣王晚年，国势逐渐衰退。宣王三十九年 ( 前 789 年 ) ，西周军队和姜氏之戎战于千亩 ( 今山西介休县南 ) ，周军大败，宣王调去作战的“南国之师”也被摧毁。《国语·周语》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所谓太原，乃广大的黄土高原的泛称。料民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即废除了借民力以耕公田的劳役地租制，改行实物地租，这就需要登记户口，作为课收实物地租的依据；二是南国之师损失以后，为了补充军队，也需要检括人口。《诗·大雅·召　　》说：“昔先王 ( 宣王 ) 受命，有如召公 ( 召伯虎 ) ，日辟国百里，今也 ( 指幽王时 ) 日蹙国百里，乌呼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 ”实际上这种国势日蹙的趋势，在宣王晚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四、西周王朝的灭亡与平王东迁
周幽王即位，承宣王丧败，国势已大为削弱，加之，他又任非其人，加重了对国人的剥削，引起了强烈反对。《史记·周本纪》说：“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幽王时期，西周政治一片混乱。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幽王宠爱褒姒，废掉原来所立的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改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太子的废立，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宜臼逃到母家申侯处 ( 即南阳地区之申国 ) ，幽王讨伐申侯，申侯就联合缯 ( 即曾 ) 、犬戎共同伐周。犬戎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之下，于是西周灭亡。
西周既亡，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竹书纪年》记载：周幽王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十一年，“申人，曾阝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弑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平王元年，“王东徙洛邑，锡文侯命。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周平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辞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西周亡后，的确出现了二王并立的混乱局面。但关于“携王”，所能见到的史料仅《竹书纪年》和《左传》，记载较少。
即周幽王和伯服之后，西部当还有一个携王政权。周平王二十一年 ( 前 750 年 ) ，晋文侯杀携王。周平王的政权是在申、鲁、许、郑、晋等东方诸侯的支持下建立的。
平王东迁，得到了东方诸侯的拥护。他是从申迁到成周的。他东迁之后，就把西周的丰、镐旧地完全放弃。丰、镐的人民都未随平王东迁，因此，平王在成周建国只有“晋郑是依。”
《左传·襄公十年》载，伯舆的大夫瑕禽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杜预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王臣七姓供应平王在路上的生活用度，七姓是平王的私属，并不是强宗。郑国是西周末年由郑武公灭郐后新建的国家，国势不强。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不可能恢复西周的局面，从此一蹶不振。
第四章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
周平王即位以后，在东方诸侯晋国、郑国的支持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亦称春秋时期。关于春秋时期，鲁国史书《春秋经》所记载的春秋年代为：自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始，至鲁哀公十六年 ( 公元前 479 年 ) 止，共计 244 年。《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年代为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至鲁哀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468 年 ) 。郭沫若先生认为春秋时代应自周平王迁雒邑之年 ( 公元前 770 年 ) 至公元前 476 年，齐国田氏已实际掌握了齐国的权力为止，共计 294 年历史。
第一节 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
一、春秋初年的政治形势
周平王即位之后，鉴于镐京残破，偏居西部，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公元前 770 年，在郑武公、秦襄晋文侯等诸侯的护卫之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朝。
东迁后的周王室经济收入大大减少，一些诸侯国对周王室的贡纳停止或减少，东迁后的周王室比不上一个大的诸侯国。东周王室曾派人到鲁国去“求赙”、“告饥”、“求金”等。这些本应由诸侯国对王室的“礼贡”，而现在却由周王室出面去求了。政治上的失势，经济上的窘迫，一些诸侯国不愿意再听从周天子。公元前 714 年，“宋公不王”， [1] 即宋国君不再朝见周王；公元前 713 年，“蔡人、卫人、郕人不会王命。” 郑国国君桓公友是周厉王之少子，周宣王之弟，曾受封采邑于郑 ( 今陕西华县一带 ) 。西周末年，朝政混乱，郑桓公友寄财贿、孥于郐、东虢，后灭掉虢、郐，建立郑国，定国都于新郑 ( 今河南省新郑 ) 。郑国为东周王室的卿士，曾以“王命讨不庭”，讨伐宋、卫的“不会王命”；但当周王室想让西虢 ( 今河南省三门峡 ) 公担任王室卿士时，郑国君质问周平王，平王不敢承认。郑国让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史称“周郑交质。”平王死后，周桓王即位，终把王室政务交给西虢公。郑国派大夫祭足割周王畿温地 ( 河南温县稍南 ) 的小麦，又取了成周的禾，史称“周郑交恶。”
周王室派军队去讨伐郑国，在繻葛 ( 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约 10 公里 ) 发生战争，结果王室大败。郑大夫祝聃射中王肩，周桓王负伤而逃，郑国也不再追赶。当天晚上，郑国君派祭足去慰问周桓王。
“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周郑之战”都表明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周天子竟然降低到和一个诸侯国去交换人质，并任人将麦子、谷物抢去，和一个诸侯国发生战争，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弱。郑国在战胜的情况下，不敢追赶，当天晚上又去慰问天子，表明自己的臣国身份。周天子虽然衰微，但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大大衰微。在这种形势下，春秋时期的社会发生大动荡，周边少数民族乘机入居中原。中原地区的动乱，给边邑地区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当时的楚、齐、晋、秦分别从南、东、西北、西部等发展起来。《国语·郑语》曰：“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晋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齐庄、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启濮。”这四个诸侯国利用地处边陲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秦霸西戎，齐威东方，晋吞西北，楚强江淮，相继称霸。
诸侯各国为了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相继采取措施，寻找策略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由于某些诸侯国君如齐、晋等，顾此失彼，使君权旁落，被异姓贵族谋篡，并作为惨痛教训在新建诸侯国中引起警惕；而有些诸侯国君如楚、秦等却始终关注自己手中的权力。
二、大国争霸
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的霸业，齐是山东北部的一个诸侯国。西周初年，太公望受封齐国，采取“益贤尚功”的政策，“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春秋时期，齐成为一个诸侯大国。
齐桓公 ( 公元前 685 年～公元前 643 年 ) ，不记射钩之仇，以管仲为相，治理齐国，在政治、军队、经济制度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齐国政治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管仲改革的内容主要有：
所谓“国”，指齐国的国都。自西周以来，周王室及其所属诸侯国皆有国都、鄙野的区别。在国都居住的人称为“国人”，包括贵族和平民，由统治者的族人组成。他们可以接受教育，学习军事等。所谓“鄙野”，是指广大被西周王朝征服部族的居地。这些征服的部族称为“野人。”野人没有兵役，只有劳役。管仲改革，严格了国都、鄙野的界限。《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把齐国辖地分成“国”和“野”两部分。即“叁其国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即在“国”中设置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十五个士乡被分成三个部分。
士乡的编制是：每五家为一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乡良人。这种编制是军政合一的编制。每轨五家，每家出一兵丁，故五人为伍，由轨长帅之；每十轨为一里，共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有司帅之；十连为乡，每乡有二千兵士为一旅，由乡良人帅之；五乡共有兵丁一万人，为一军，由军帅帅之。齐国共有三军，有中军之鼓，由君亲自帅领；另有国子之鼓、高子之鼓，由国、高二氏帅之。
士乡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编制。管仲令士乡，五家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家与家居处相连，世同居，少同游，大家彼此熟悉，故夜战声相闻，昼战目相识，居同乐，死同哀，彼此相亲；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天下大国莫之能御。
六个工商之乡 ( 工乡、商乡各三 ) ，不服戎役。
管仲在“鄙野”中推行“伍其鄙”的制度。管仲把齐国的鄙野分为“五属。”其编制是：每三十家为一邑，设邑有司；每十邑为一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设乡帅；三乡为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设属大夫。齐国鄙野，共有五属，设五个属大夫，同立五正，在属大夫之下，共治属中之事。鄙野之中，只有政令，而无军令。鄙野之中没有军事编制，“野人”只服劳役，不服兵役。
管仲定国都、鄙野之制，使士、农、工、商分居，不许杂处。士居士乡，使其生活清静安逸，学习礼义，孝父母，忠国君等；工居工乡，互相学习技巧，审时节用，相陈以功，由管府管理；商居商乡，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农居于野，安心耕田，不见物思迁。管仲改革，国野分治，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处士，使就闲燕；处工，使就官府；处商，使就市井；处农，使就田野。士、农、工、商，各居其处，不准迁徙，有严格的规定。
自齐桓公开始，中国有了最早的上计制、三选制和书伐制。
上计制度，即每年正月，令“国”中的乡大夫和“鄙野”中的属大夫到国都向国君报告其乡、属中的政务。齐桓公亲自听问，对那些“寡功者”，即地方政务治理不好的官员进行谴责，对治理好的官员进行褒奖。
书伐制是对官员升黜的一种制度。书伐制就是齐国的各级长官每至一年则书其所管辖的官员在治理国家政务中的政绩和功劳，选其中的贤能之人而用之。被选的官员必须有美好的德行，审慎待时，劝民农耕，阻止那些诽谤朝政的议论，弥补不善官员的缺政，书伐制实际是一种考功制度。齐桓公说：“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 [3] 按照官员的政绩，国君予以升迁。
三选制，《国语·齐语》韦昭注曰：“三选，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就是先由地方官乡大夫推荐那些卓有政绩的官员；齐桓公把官员召进朝中，通过和他谈话，询问朝政得失，国家大事等，观察他的品质和能力。如果此人真可以辅助其上司成就政事，即可委以重任，升之为“上卿之赞”，即辅助上卿的官员。
齐桓公、管仲改革，建立完整的地方行政机构和较为系统的官员选举制度。这种选官制度破除了世袭贵族的优越地位，打破了西周以来任人惟亲的原则，把任命官员的权力集中在国君手中。如齐桓公所说：“有人居我官。”这些由国君直接委任的官员，相对世袭为官的贵族更容易为国君所控制。
上计制、书伐制和三选制的实行，使齐国官员必须定期检查自己的政绩，忠于职守，勤于政事，不敢怠惰。《国语·齐语》云：“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政即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疲士无伍，疲女无家。夫是，故民皆勉为善，与其为善于乡也，不如为善於里；与其为善於里也，不如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之议，皆有终身之功。”齐国对贤者升迁晋用，劣者罢黜治罪的选官制度，使官员们克尽职守，忠于国君；平民皆勉为善，孝悌忠义，为齐国国君的治理，奠定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选官制度的改革，使齐国政治休明，空前强盛。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戎狄内侵，给华夏诸国带来极大的威胁。《左传·僖公十一年》载：“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蛮夷戎狄“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就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国出现，作为他们的支柱和靠山，并保护他们不受戎狄的侵犯。但当时周天子日益衰微，无力担起这一重任。周天子虽然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名义，实际却失去了“共主”的作用。而经过改革的齐国则国势日强。
齐国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偏东，其东南部有莱、莒、徐夷、吴、越等国。这些国家不服从齐国，对齐多有骚扰。齐桓公对这些国家进行征伐，“一战而帅服三十一国”，从而稳定了齐国的后方。
春秋初年，楚在江汉流域兴起，使江汉小国率服，并且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地区蔡国、郑国等，引起了郑国的恐惧。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率齐、鲁、宋、曹、卫、郑、许、陈等八个诸侯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在八国军队的声威下有些胆怯，派使者到齐国军中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 ”管仲对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 ? 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成王一面承认不对周王室贡纳是不对的，答应今后一定向王室纳贡；另外又派屈完到齐师去谈判。齐桓公陈兵召陵 ( 今河南省偃城东 ) ，与屈完一起观兵，耀武扬威地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 ?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4] 齐桓公对楚国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不敢轻视的，只是使楚答应“丝贡于周而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召陵之盟。”
齐桓公南下兴兵问楚，阻止了楚国的北进。此后，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等几代楚君都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楚国东北方向的江淮平原，而暂时放弃了对郑、陈、蔡的进攻。召陵之盟使楚国吞并北方的野心有所收敛，迫使楚国在表面上承认对周王室的臣服，并在华夏诸国中创立了一个共同对楚的先例。
公元前 651 年，周王室使者宰孔周公与齐、鲁、宋、卫、郑、许、曹会盟于葵丘 ( 今河南省兰考县东 ) ，因齐桓公定天子之位有功，周襄王派宰孔代表天子赐齐侯胙。胙，即宗庙祭祀所用的肉脯，只赐同姓祭祖，以求祖先赐福。周襄王将胙肉赐齐桓公，是给予齐国的荣耀。齐国的霸业达到顶峰。
晋文公称霸
晋国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初封在唐 ( 今山西翼城县南 ) 。初封之时，晋国并不是一个太重要的诸侯国。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灭唐后，周成王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之。”晋国初封时还很小，不过方百里之地。
晋文公重耳在即位之前，曾在外流亡十九年。流亡期间，跟随重耳身边的有赵衰、狐偃、咎犯 ( 重耳之舅 ) 、贾佗、先轸、魏武子数十人。这些人在逃亡中为重耳出谋划策，同甘共苦，服事重耳。十九年之中，历尽千辛万苦，重耳终于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弃债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 生 ) 。”晋文公明察善任，大臣荐贤不妒，君明臣和，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可谓人才济济，从而出现振兴图强的政治局面。
晋文公也像齐桓公一样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公元前 636 年，狄师伐周王室，大败周师，周襄王逃亡郑国，处于汜 ( 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 ) 。狄师据王畿温 ( 今河南温县一带 ) 。晋文公率兵勤王，驻军阳樊 ( 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 ，以右师围温，左师迎王，将周襄王送回王都，杀掉了勾结狄师攻王的大叔带。周襄王赏晋国“以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於是乎启南阳。” [5] 南阳，《水经·清水注》引马融曰：“晋地自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即今河南省温县、济源一带，因其地在黄河以北，太行之南，故晋国称之为“南阳。”晋国占领了南阳，控制了从汾水平原通向中原的太行山口，使晋国成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表里山河”的战略要地，对晋国的向外发展，中原称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晋国攘夷狄、定王室之乱，也大大提高了晋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晋文公称霸，城濮之战具有决定意义。公元前 633 年，楚军围攻叛楚附晋的宋国。宋向晋告急。晋国非常重视，认为：“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6] 晋国进行了充分的作战准备。
公元前 632 年，晋、楚双方在城濮 ( 卫地，今山东省旧濮县南七十里有临濮城， 1956 年并入河南范县 ) 会战。城濮之战，晋军一战而胜。《史记·楚世家》云：“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晋军大获全胜，晋除歼灭大部分楚军外，还俘获了楚驷介百乘，徒兵千人。晋国向周天子献楚俘。
城濮之役，阻止了楚向北的发展。晋、楚争霸约百年，楚国虽多次想打开进攻中原的道路，却一直未能如愿。城濮之役后，北方国家形成一个以晋为核心的稳定的集团，成为阻止楚国北上的劲敌。
同年五月，晋文公召齐、鲁、蔡、陈、郑、莒以及周天子，会盟于践土 ( 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 。原来臣服于楚的陈、蔡、郑、鲁等国倒向晋国，接着，曹、卫又被征服。是年冬天，会盟于温。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成为北方中原诸侯国的霸主
秦穆公称霸
秦在西周时期仅是一个西垂大夫。西垂，在今甘肃天水一带。
周幽王被犬戎杀于骊山之下，秦襄公 ( 庄公子 ) 将兵救周，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即封襄公为诸侯，秦开始建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平王还赐秦以岐、丰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7] 《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
秦宁公时 ( 前 715 ～前 704 年 ) 又从 氵开 渭之会 ( 今陕西眉县附近 ) 徙居平阳 ( 今陕西岐山县以南 ) 。
秦武公 ( 前 697 ～前 678 年 ) ，“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8] 邽、冀在今甘肃天水、甘谷一带，杜、郑约今陕西长安县一带，在原来的周王畿之内，小虢亦在陕西。秦武公初建秦国县制，并在陕西逐步稳定发展。
秦德公时 ( 公元前 677 ～前 676 年 ) ，初居雍城 ( 在今陕西凤翔县 ) ，建立大郑宫。秦国政权日趋巩固，梁伯、芮伯等小国国君皆来朝秦。梁在陕西韩城南，芮在陕西大荔县境内，是靠近黄河西岸的两个小国。秦国西起甘肃东部，东至华山，控制整个渭水流域。
公元前 627 年，晋文公死去。同年，秦国伐郑，郑国商人弦高得知，一方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 [9] 然后报知郑国。郑国有备，秦人不敢伐，灭了晋的边邑滑 ( 今河南省偃师县之缑氏镇 ) 而还。晋襄公认为这是伐丧，因此在殽 ( 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六十里 ) 伏击秦军，全歼秦卒，俘获其三帅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后在晋文公夫人文嬴的请求下，晋国释放了秦国三帅，但从此秦晋之好，变成了秦晋世仇。
殽之战后，秦国的东进基本没有可能。秦穆公开始向西开拓。《史记·秦本纪》云：“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整个春秋时期，秦国除了在适当的时机向晋国报仇外，很少参与春秋诸侯国的盟会和战争，而是把精力放在向西部发展上。
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活动的范围向西可达河西走廊的瓜州。
楚庄王称霸
楚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因其故地而封的诸侯国。春秋时期，楚在江汉流域兴起。
楚成王时期 ( 公元前 671 ～前 626 年 ) ，齐桓公称霸，率八个诸侯国军队南下攻楚，阻止了楚的北进。于是，楚成王任用令尹子文向江淮流域发展，臣服了随、唐等汉东小国，获得了长江中游的夷越之地，直接控制了江淮平原的小国。楚成王、楚庄王时期，楚灭掉江 ( 今河南息县西南 ) 、黄 ( 今河南潢川县西 6 公里有黄城为黄国故地 ) 、弦 ( 今河南潢川县西北 ) 、蓼 ( 今河南固始县东北有蓼城岗 ) 、英 ( 今安徽金寨县与霍山县之间 ) 、六 ( 今安徽六安县 ) 、徐 ( 约今安徽泗县西北 25 公里 ) 、沈 ( 今河南平舆县 ) 、顿 ( 今河南项城县 ) 以及群舒国家，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龙、舒鲍、舒龚、舒、宗、巢、桐等小国，这些小国均在今安徽霍山、舒城、庐江一带。
楚庄王 ( 公元前 613 ～前 591 年 ) 即位以后，在蒍氏之族的支持下，打败乘楚饥荒之时伐楚的庸、麋和百濮等夷戎部落方国，使西部边境得到稳定；接着，又消灭了国内叛乱的若敖氏之族，楚国王权更加巩固。
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整顿内政，在任官制度方面，“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10] 楚王任用最亲信的王子或宠弟来协助执政，组成政府核心集团。楚国的令尹、司马、县公、县尹等皆由公子担任，以王室近亲公子为主的新贵族代替了以大世族为主的旧贵族，掌握了楚国的政权。楚以治理政绩命官，以军功胜败论将，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在外交上，自楚成王开始就与秦结成联盟。秦自殽之战后，与晋成为世仇之国，楚乘机拉拢秦国，结为婚姻。秦、楚之盟结成后，与北方的晋、齐盟国成为对立的两大集团。
在国内已经稳定的情况下，楚庄王又开始积极从事其霸业的活动，灭掉群舒，重新定其疆界，并强迫吴、越与楚订盟，承认其霸主地位，接着，又迫不及待地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
北方唯一能与楚抗衡的晋国，这时正当晋灵公统治时期，君杀臣，臣弑君，处于混乱之中。晋国的混乱为楚国的北进制造了机会和条件。周定王元年 ( 前 606 年 )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以炫耀武威。周定王不敢表示一点愤慨，反而遣使王孙满去慰问楚庄王。楚庄王乘机问周鼎的大小和轻重。周鼎是周王室权力的象征。楚庄王周室问鼎，表现了要取代周室的勃勃野心。但当时周王室虽已哀微，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如果楚庄王对周王室采取更过分的行动，肯定会激怒北方国家，这一点，楚庄王是明白的。因此，当王孙满答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11] 楚庄王还不敢对周王室轻举妄动，仅示威而已。
楚庄王问鼎周室是其向北推进的先声，紧接着，楚开始向陈、郑进攻。周定王十年 ( 前 597 年 ) ，楚庄王发兵围郑，六月，晋国前来救援。晋、楚双方在邲 ( 河南荥阳东北 ) 展开了一场恶战。
邲之战，楚军大获全胜，为楚在中原的称霸廓清了道路。楚又降服了宋国，而晋却不敢相救。《左传·襄公九年》载：“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 ? ”楚庄王时，中原的一些国家成为楚的仆从国，对楚纳贡，对楚称臣。楚国势力所及，东达吴越、齐鲁边境，北到鲁、卫、郑、宋腹地，西至秦邦，南达洞庭，横跨江淮，称霸中原，威震华夏。楚的霸业达到顶峰。
三、弭兵之会
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和平运动。春秋后期，争霸战争中的两大霸主国晋、楚之间曾有两次弭兵盟会，从而使激烈的争霸战争暂告一个段落。
第一次弭兵之盟
介於晋、楚两大国之间的宋国大夫华元，既与晋国执政卿栾武子有交情，亦与楚国令尹子重交好。华元得知晋楚互派使臣之事，便于是年冬天，“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 [12]
华元奔走于晋、楚之间，以调解晋楚的关系，促成晋楚之和。
鲁成公十二年 ( 公元前 579 年 ) ，在华元的策划下，晋卿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在宋国的西门之外会盟。盟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13]
晋、楚第一次弭兵之盟非常不稳定。晋楚两国长达半个世纪所积的仇隙并非一朝一夕或一个盟约所能化解，晋楚双方在形势对自己不利时，都希望通过暂时的休战而得以调整；而当形势好转时，就会撕毁盟约，发起新的进攻。严禁不久就爆发了鄢陵之战，楚国失败。
鄢陵战后，战败国楚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然而胜利的一方晋国也陷入危机之中。晋厉公欲乘胜消灭晋国之大族，而立其左右近臣，杀掉卻氏之族。但晋厉公杀掉卻氏后，反被栾书、中行偃所杀，晋国一片内乱。秦国又乘晋之内乱，频频出击晋国。晋国内部有大族与国君的斗争，外部强敌压境，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第二次弭兵之盟
晋、楚、齐、秦等春秋大国皆有意弭兵。于是，宋国大夫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运动。鲁襄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546 年 ) ，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邾、滕等 14 国盟于宋的西门之外。盟会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 [14] 即晋的仆从国要朝贡楚国，而楚的仆从国要朝贡晋国。在与会的 14 国中，齐作为晋的盟国，不朝楚；秦作为楚的盟国，亦不朝于晋。邾为齐的私属国，滕为宋的私属国，不参与盟会。
弭兵会上依然是杀气腾腾。楚令尹子木说，“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 ”楚人衣内皆裹甲，时刻准备动用武力，以求主盟，坚持在盟会时先歃血。楚国达到目的，而在载书写名时先书晋国，第二次弭兵之盟在紧张气氛中结束。
弭兵盟会后，春秋争霸战争暂告一段落。战争相对减少了，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苦难和负担也有所减轻。然而这些小国从此以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楚的双重剥削。公元前 545 年，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同样，鲁襄公及宋公、陈侯、郑伯、许男亦朝于楚。大国对小国诛求无时，穷征暴掠，使小国“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左传·昭公十三年》记，郑国大夫子产曰：“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小国要尽其土实，重其币帛，供其职贡，从其时命，贺福吊凶，对晋楚大国承担繁重的贡献；晋楚双方以牺牲小国利益的方式达到暂时的和解。
四、吴越图霸
吴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所建之国，都于吴（今江苏苏州）。
吴由于处夷蛮之地，自太伯至寿梦共十九世而默默无闻。吴王寿梦二年 ( 前 584 年 ) ，逃往晋国的楚大夫申公巫臣因怨恨楚国，为晋通吴，教吴乘车、战阵、射御，并让自己的儿子做吴的行人，吴国自此才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发展起来。晋国对吴的扶植，其意使吴牵制楚国。
晋扶植了楚国背后的吴国，吴开始进攻楚。《左传·成公七年》云：“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於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吴国在楚的背后崛起了。
当吴国兴起、咄咄逼楚之时，楚亦开始扶植吴国背后的越国，拉拢越国做为自己的同盟国，以共同对付吴国。越国建都会稽。
楚与越国联姻，并有意识地把贤能之士派往越国，教给越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技巧，扶植越国，其目的是为了拉拢越以对付吴国。但是，这些措施对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春秋中后期，越国亦在我国东南地区兴起了。
越国兴起以后，不断地乘吴人伐楚之机，袭击吴国。吴国在打败楚国以后，开始报复越国。公元前 496 年，越允常死，吴王阖庐伐越，二军在欈李 ( 今浙江嘉兴一带 ) 相遇。越王勾践使死士至吴师挑战，把吴士卒的注意力吸引到死士身上，然后越全军出击，一举打败吴师。越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伤阖庐的脚指，回军途中，阖庐因伤不治而死于军中，其子夫差即位。
夫差即位后，日夜练兵，欲以报欈李之仇。勾践得知吴王夫差的情况，便先发制人而伐吴。越以无准备之兵攻同仇敌忾之吴，结果大败于夫椒 ( 今江苏省吴县太湖中有夫椒山 ) 。越王勾践及仅存的五千人被围困在会稽山 ( 今浙江绍兴会稽山 ) 上，越国基本灭亡。
勾践以五千人保栖会稽，向范蠡询问国策，范蠡认为强敌在前，危亡在即，越要想保存社稷，只有谦卑求和，卑辞厚礼以求吴王，只要越国得以保存，再图以后事。于是勾践派文种到吴求和，“请以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 [15] 即举国为臣妾，以向吴国求和。越又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吴国不同意讲和，越将焚；宗庙，杀妻孥，沉金玉于江，以五千军士拼以死战。越以利害相要胁，又收买了吴国宠臣伯嚭。吴王夫差答应了越的求和。
吴王夫差破楚降越，又征伐了陈、宋、鲁、蔡等小国，志得意满，“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 [16] 夫差认为自己大功已成，即可为所欲为了。
夫差为了控制北方，争夺霸业，调动大批民力，挖掘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水。即从今扬州市北起，至今淮水南岸的清江市止。从客观上说，这段运河的修建对于交通运输和两岸的灌溉都有益处，但却耗尽了吴国的民力和物力。更加上连年的战争，吴国人民怨声载道。
公元前 484 年，吴王夫差欲越陈、宋而伐齐，伍子胥苦谏不听，夫差反将子胥赐死。夫差伐齐，大获全胜。夫差认为霸业已垂手可得，就召集北方的晋、鲁等国会盟。
越王勾践自栖会稽，卧薪尝胆，国力逐渐强盛，并时刻准备进攻吴国，以雪会稽之耻。公元前 482 年，吴王夫差召集诸侯在黄池 ( 今河南封丘县南 ) 会盟。越王勾践乘夫差黄池会盟之机率大兵伐吴，吴国守臣赶快派人向夫差告急。夫差害怕消息传到会上，影响他做盟主，亲手杀死信差七人于帐幕之中。但吴国君臣的紧张慌乱毕竟被人发现，于是黄池之会草率收场。
夫差回国，向越国讲和。公元前 478 年，越国又进伐吴国。越军三战三胜，进入吴国，兵围王宫。公元前 473 年，夫差战败请和，并希望依照当年勾践栖会稽之例，“举国为臣妾”，但勾践不许。夫差又羞又气，自杀而死，吴国灭亡。
越王勾践自栖会稽，听从范蠡、文种的忠谏，“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17] 勾践苦身焦思，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掉吴国，越国强盛起来。
勾践攻灭吴国，开始以兵北渡淮水，以向中原争夺霸业。越召集齐、晋等国，在徐州 ( 今山东滕县 ) 会盟。在徐州之盟会上，越仿照以往霸主的做法，向周王室致贡。周元王派使者赐勾践以胙肉，命为伯。勾践在盟会后，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国霸主的风范，把吴国原来占领楚国的“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於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18]
越王勾践正得意之时，在越复国战争中的贤臣范蠡却不辞而别。范蠡自齐遗大夫文种以书信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子何不去 ? ” [19] 文种见书，称病不朝，越王勾践乃逼文种自杀。于是，越国的两个最大的功臣，—遁于江湖，隐匿经商为陶朱公；—被赐死。
越王勾践死后，本来就不是太强大的越国，又失去贤能之士的辅助，於是逐渐衰落。《史记·楚世家》云：“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越灭吴后，已
经对江北、淮北不能控制，而逐渐复苏的楚国，向东侵越，把疆界扩至泗上。
勾践之后，又经六世，至越王无强，时已至战国。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於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20] 越国最终被楚所灭。
五、大国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意义
春秋时代，大国诸侯的争霸战争，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齐桓、晋文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含义。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利用这一口号作为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手段。仅据《春秋》记载，在 242 年间，列国进行的战争共 483 次，朝聘盟会 450 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实际上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晋国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 [21] ，借此从小国那里榨取财物。以鲁国为例，春秋时期鲁君朝周仅 3 次，而朝齐、晋、楚竟达 33 次之多。小国通过“聘而献物”的办法乞免于大国的欺凌，所以小国在大国之间，总是“唯强是从” [22] ，“职贡不乏，玩好时至” [23] 。鲁叔孙穆子说：“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认者，犹惧有讨。” [24] 此外，小国人民还得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小国对于大国科到了“无岁不聘，无役不从” [25] ，战战兢兢，不敢“忘职”的地步！有时不仅向一个大国奉献，还要同时受几个大国的宰割，所谓“牺牲玉帛，待于二境”，“敬共（供）币帛，以待来者。” [26]
尽管春秋时代争霸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
第一，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这种集权趋势的加强，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第二，争霸战争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春秋时代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变革的过渡阶段，社会上存在着开始产生的封建制与日趋没落的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大国争霸战争，程度不同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贵族集团，为封建地主阶级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助于新势力的发展。春秋后期尤其如此。
第三，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春秋时代，居住在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袭扰中原；中原霸主也以“攘夷”相号召，与之进行斗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彼此犬牙交错，杂居共处，打破了各族间固有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前提，从而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如姜戎获得晋赐予的“南鄙之田”后，披荆斩棘，为晋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戎特有的“戎菽”（大豆），也因齐桓公山戎而“布于天下” [27] 。正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互通有无，相互通婚，相互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总之，争霸战争打破了列国的分野，逐渐泯灭了各族的界限，形成了南方以楚国，东方以齐国，北方以晋国、燕国，西方以泰国几个融合的中心。随着民族交往联系的频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先后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
第二节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冶铁业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新的生产部门。春秋晚期，我国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改革时，对犯罪的人罚之以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壤土。”这里所说的“美金”，即是铜；“恶金”所指的是铁，齐国至少自管仲改革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器了。
湖南长沙识字岭 314 号墓出土小铁锸一件，龙洞波楚墓出土铁匕首一件，窖岭 15 号墓出土重达 3.25 公斤的铸铁鼎形器，淅川下寺墓出土玉柄铁匕首。江苏六合桥、湖南常德德山西侯马西北庄等遗址都发现铁器，有铁锸、铁锛、铁铧、铁削、铁条等。铁已经用来制造铁农具，对社会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铁制品多数是“块炼铁”，另外还有一些生铁制品。
“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 ( 约 1000 ℃ ) 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炼成的比较洁净的铁。这种铁结构疏松，性质柔软，只有经过锻造，提高性能后才能制成可用的器件。如 1978 年长沙杨家山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发现一把钢剑，据检验是含碳 0.5% 的中炭钢制品，并经过退火处理。 [28]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块炼铁渗碳钢实物。
生铁是用铁矿石在炼炉中于高温液态下用木炭还原的产物，含碳量在 2% 以上。生铁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以生铁作为原料，可以直接铸造器件，同时，用炼炉冶炼，能大量生产较复杂的器物。
历史上，从发明锻铁，到发明铸铁，相隔很长时间。在欧洲，从发明块炼铁到使用生铁用 2500 年时间；我国使用块炼铁的时间比西方稍晚，但生铁制品的出现，却比外国早 1800 多年。 [29]
铁农具的使用不仅能大幅度地扩大耕地面积，而且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
与铁农具相辅而出现的是牛耕，牛耕的出现也应在春秋晚期。如《国语·晋语九》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关于牛耕的最早记载。另外，孔子有弟子姓冉，名耕，字子牛；晋国有一大力士，名字就叫牛子耕，这从另一角度说明牛耕已经出现。
牛耕的推广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自有了牛耕，秦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积聚更多的粮食，来支持旷日持久的兼并统一战争。
二、赋税制度的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藉田制度的破坏，新的赋税制度产生。齐国在管仲改革时，率先采用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方法。管仲采取“相地而衰征”的政策。
《国语·齐语》载：桓公曰：“伍鄙若何 ? ”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其中所说的“相地而衰征”，韦昭注曰：“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
公元前 645 年，秦、晋韩原之战，晋国失败，晋国为了应付失败给人民带来的失望，开始“作爰田”，就是把土地分给人民，承认土地私有，让人们按土地占有多少纳税。
《春秋经·宣公十五年》载：鲁国行“初税亩”，进行政治经济的改制。
关于“初税亩”，春秋三传皆有解释。《左传》曰：“初税亩者，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公羊传》曰：“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何休注曰：“时宣公
无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
《谷梁传》曰：“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者，非正也。古者
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三传对“初税亩”解释得非常清楚。西周以来，周王室及诸侯国实行井田制，这是一种劳役地租的形式。鲁国实行“初税亩”，打破公田与私田的界限，按亩征税，改劳役地租形式为实物地租形式，这是对古代田制和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这种改革可以刺激人民的劳动热情，对生产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鲁国对军事也进行改革。《左传·成公元年》载：鲁国“作丘甲。”丘，是地方基层组织作丘甲，即打破过去只有国人才能服兵役的限制，使“丘”中之民，皆可以当兵，大大地扩充了兵源。
公元前 548 年，楚蔿掩为司马，令尹“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人修赋。” [30] 杜注：“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赋税。”如前所述，大夫的采邑是不出或很少出赋税的，蔿掩大规模地进行土地调查，整理赋税，当是在县邑的土地上进行的。楚将灭国得来的土地以“量入修赋”、“赋车籍马”的形式交给当地人民耕种。这种以田出赋制，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变革。
三、个体工商业者的出现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继承西周以来的传统，对于手工业和商业进行管理，其控制也相对地强化。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很明显是不准迁业。《国语·齐语》说，百工之人，“群萃而州处”，按行业集中居住，以便管理；并使其“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故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操同一工种的人，聚族而居，对提高技术很有好处。“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官府设有管理人员“工正”、“贾正”、“市令”等。
春秋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个体工商业者。如《吕氏春秋·召类篇》记载：宋国的卿司城子罕南边邻家的墙挡在堂前，西邻家的水注于庭下而不止。有人问子罕为什么不将其迁走。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我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这里的“为鞔者”，很明显是个体手工业者。
春秋时期，郑国迁到中原地区，郑国国君曾与商人订立盟约。《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这里与郑桓公订立盟约的商人显然不受官府控制，可能是商人的集团。这个从事商业活动的集团竞与国君订立盟约，说明其有相当的实力，不可低估。
春秋晚期，出现了富至巨万的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载，“朱公以为陶 ( 山东定陶 ) 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晚年“遂致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这里的“陶朱公”，即越国有名的政治家范蠡。他在退仕后，从事商业而致富，显然是一个大私商。
孔子的学生子贡由于经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31]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32]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货币的大量流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货币的流通创造了条件。而货币的广泛流通又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节 新兴贵族的夺权斗争
春秋时期，齐、晋等诸侯大国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采取尊贤尚功的政策，使得一些军功、事功贵族获得世袭的采邑，其势力不断壮大。当这些贵族势力膨胀到炙手可热的程度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君权与族权的斗争。新兴贵族开始夺取诸侯国君的权力。
一、田氏代齐
齐自桓公以后，霸业中衰，再也无力振兴。然而在齐国世袭的采邑制度下，有一支大族陈氏在齐国兴起。齐庄公被权臣崔杼所杀。崔杼自立为相，立齐景公为国君。齐国形成了崔杼、庆封专政的局面。崔、庆又火并，崔氏之族被攻灭，庆封执政。而此时，陈氏联合栾氏、鲍氏、高氏等大族攻庆氏，庆封奔吴。陈氏又掩护齐景公安全回到内宫。从此，陈氏之族在齐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日益显要。
陈氏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齐桓公时期，陈国发生内乱，嫡庶争立，陈太子御寇被杀，公子完奔齐。齐桓公采取选贤任能的政策，任陈公子完为工正，即掌百工之官。公子完的后裔称陈氏，春秋末年又称田氏，从此在齐国发展起来。有如懿氏与敬仲结为婚姻时的占辞所言：“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33]
齐景公执政时期，聚敛无度，剥夺了齐国人民三分之二的收入。“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 [34] 齐国人民动辄得咎，处在极端的痛苦和贫困之中。
陈氏贵族在齐国日益显要，并进而掌握齐国的政权。陈氏采取争取民心的措施，以博得齐民的支持。陈氏向齐国民贷出粮食，以大量器贷出、小量器收回的办法施惠于民，以拉拢百姓。“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 [35] 当齐国百姓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陈氏的做法得到广大齐民的拥护。“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辞之 ? ” [36] 陈氏用此种方式与齐景公争民，得到齐民的拥戴，陈氏在齐国发展壮大。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景公与大夫晏婴坐于路寝。景公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 ? ”晏子曰：“敢问何谓也 ? ”公曰：“吾以为在德。”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 ? 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锺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唯礼可以已之。”面对日益发展的陈氏家族，齐景公、晏婴君臣只能无可奈何地悲叹，社稷江山将会为陈氏所有，而毫无反击之力，只好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唯礼可以已之。”
公元前 554 年，吴公子季札到北方观赏音乐，聘于齐，与晏婴为好。季札对晏婴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 [37] 晏婴把自己的封邑与手中所掌的权力通过陈桓子上交，而摆脱权力的纠葛，所以后来未及于难。陈氏的势力在齐国很快达到炙人的地步。
陈氏家族在齐国迅速发展，并博得齐民的支持。但齐国还有一些大族，如国氏、高氏、鲍氏等是国君的支持者。陈桓子懂得，只有消灭这些大族，才能孤立国君。
陈桓子首先拉拢鲍氏，并造出舆论，诈称栾施、高强欲攻陈、鲍。陈、鲍两家全副武装去攻打栾、高，而栾、高正在饮酒，全然不知此事。陈桓子对鲍氏说：这些传言虽是假的，但栾、高“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 ? ” [38] 于是陈、鲍发难，打败栾、高。栾、高战败奔鲁。陈、鲍分其室。
齐景公晚年，曾立子荼为国君，是为晏孺子，并托孤于齐国重臣国惠子、高昭子。国、高二氏在齐一直很有势力。陈乞就假装讨好国氏、高氏，另外又到处离间国、高与齐国诸大夫的关系，对大夫们说：“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 ? 作而后悔，亦无及也。” [39] 陈乞联合鲍氏及诸大夫以甲入以宫，遂灭国惠子、高昭子。晏儒子奔鲁。
陈乞乃派人召回了逃奔在鲁的齐公子阳生，立为国君，是为齐悼公。陈乞又借齐悼公之手杀死了在历次大族冲突中都和自己站在一起的鲍氏。在齐国出现了大族皆灭，陈氏独强的局面。
陈乞又派人暗杀齐悼公，立其子壬，是为简公。齐简公即位后，信任监止 ( 即子我 ) ，使子我为政。这当然引起陈氏的不满。
陈乞死后，其子陈常继立。公元前 481 年，陈常发动兵变，杀死监止，遂弑齐简公。陈常又立简公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陈常自以为相，以专齐国之政。
陈常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40] 《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临淄县以东十九里，古纪国之酅邑。”也就是说，自国都以东十九里处，直至海边的广大田野，即今之胶东湾，全部为陈氏所有。《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平公之时，齐自是称田氏。”自齐平公时，陈氏又称田氏，陈常称田常、田成子。田常为了夺取齐国之大权，必须尽诛齐国大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田常言於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於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田常利用所攫取的齐国刑罚之大权，为自己篡夺齐国政权铺平了道路。
齐平公在田常的专政之下，在位二十五年而卒；子积立，是为齐宣公。田常的儿子田襄子、孙子田庄子相继为齐宣公相。齐宣公在位五十一年而卒。齐平公、齐宣公在位期间没有任何权力，老老实实听任田氏摆布。齐宣公死后，其子贷立，是为齐康公。“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 [41] 田庄子的儿子田和将齐康公迁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42] 姜齐政权彻底覆灭。
田和乃自立为齐君，国号仍定为齐，史称田和为田太公和。田氏完全拥有了齐国。
公元前 386 年，田太公和请求魏文侯 ( 此时韩、赵、魏三家分晋，并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 ) 向周天子说情，请天子承认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允许，田和正式成为诸侯国君。田氏贵族在齐国代替了姜姓贵族的统治，完成了田氏代姜的大业。
二、三家分晋
春秋后期，晋国经过君权与族权，族权之间的较量，公室衰弱，政归六卿、即智氏、魏氏、韩氏、赵氏、范氏、中行氏，形成了晋政多门的局面。又经过一翻激烈的斗争，范氏、中行氏被灭，晋国还剩智、魏、韩、赵四大家族。
赵简子死后，立其贱妾之子为族长，即赵襄子。智伯看不起赵襄子，于是两家相恶。晋国智伯是晋国最强的家族，愈加骄纵无礼。智伯要求韩、赵、魏三家各割给他一个邑。韩、魏都给了他，但由于赵襄子与智伯有怨隙，不与智伯邑。智伯大怒，遂率韩、魏以攻赵氏，赵襄子乃逃奔晋阳以保。
智、韩、魏三家攻晋阳，引汾水灌城，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由于韩、魏是迫于智伯的压力来攻打赵氏的，如赵氏被灭，则韩、魏也难免为智氏所并，故韩、魏怀着惴惴之心，生恐赵氏灭族，自己也遭不测。赵襄子在城中也看到了韩、魏与智伯的矛盾，于是派张孟谈夜间坠城而出，私见韩、魏，三家共谋，内应外合以攻智伯。公元前 471 年，韩、赵、魏三家共杀智伯，尽并智伯之地。晋国六卿火并的结果，范氏、中行氏、智氏灭族，韩、赵、魏三家更为强大。晋国在火并范氏、中行氏之时，智、赵、韩、魏四卿不经过晋君，共分范、中行二族的采邑，智伯得的最多，引起了晋出公的强烈不满，但晋君根本没有能力干涉。晋出公使人告齐、鲁，欲以讨伐四卿的不臣之罪。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死于道路。四卿乃立昭公之曾孙骄，是为晋哀公。是时，晋国之政皆决于智伯，晋哀公根本无任何权力。
哀公死，子柳即位，是为晋幽公。智伯已灭，晋国韩、赵、魏三家专权。幽公害怕，反而朝于韩、赵、魏三卿。晋公室只有绛、曲沃二个邑，绛为国都，曲沃为宗邑。晋国的大片辖地皆为韩、赵、魏三家瓜分。
晋幽公以乐慆忧，夜间外出，被盗所杀。魏氏宗族长斯自立为侯，称魏文侯。魏文侯又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 公元前 403 年 ) ，周王室正式册封魏文侯斯、赵烈侯籍、韩景侯虔为诸侯。
晋烈公死，又经过孝公、静公。静公二年，韩、赵、魏三家“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 [43]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统治者都看到民的作用，知道如果没有民的支持，贵族的统治就会崩溃。如卫懿公好鹤而轻民，封鹤为鹤大夫，让鹤乘只有大夫才能乘的华美的车子。公前 660 年，狄人政卫。卫懿公征发国人以御狄人。国人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 ” [44] 国人皆放下武器不战，狄人入卫，杀卫懿公。
有识之士看到民的力量，因此产生了重民思想和民本思想。《左传·桓公六年》云：“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功。”《左传·庄公二十七年》云：“诸侯非民事不举。”即国君如果没有民的支持将一事无成。《左传·成公十七年》云：“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 ?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秦史籍中记载有关民本思想的内容，比比皆是，说明春秋时期我国思想界已经把民看得高于神了。这种重民思想相对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当又是一个进步。
齐国的思想家晏婴，多次拒绝国君的赏赐和封邑。他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基本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如他住的地方离市场很近，喧闹嘈杂，齐景公想给他换一处住宅。晏婴说，由于地住的离市井近，了解物品价格的贵贱，知道“踊贵屦贱”，这是齐国刑罚太重的原因，劝齐景公省刑。 [45] 晏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 [46]
《国语·鲁语上》记载：长勺之战，曹刿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这些记载也表现出神是听于民的，“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是一种轻天、轻神、重民的思想意识。
《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用 曾阝 子 ( 小国 曾阝 之君 ) 为牺牲祭于次睢之社 ( 当是睢水之旁的社 ) 。司马子鱼批评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 齐桓公存三之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 ? 得死为幸。”司马子鱼认为，用人为牲去祭祀“淫昏之鬼” ( 指次睢之社神 ) ，是失德的。民才是神之主。宋襄公如此用人祭，是不会得到庇护的，而最后是难得善终的。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 ”人祭、人殉都遭到极大的遗责。
春秋时期，在有识之士眼中，民是重于神的。
民的地位也是高于国君的。齐国晏婴就认为社稷和民是重于国君的。大臣的工作是为了社稷和民，而不是为了国君个人。齐庄公因与崔杼之妻私通，而被崔杼杀死。
晏婴不从其死，说：“君民者，岂以陵民 ? 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 [47] 孟子亦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8] 把民看高于国君、高于社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民”的重视。民是国之本，这种民本思想是可贵的。
二、唯物辩证思想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地位下降，日益衰微，而诸侯大国迅速发展，成为霸主国，如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内的一些旧贵族也沦为下层平民，甚至奴隶。《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的贵族时说：“栾、 谷阝 、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录。”就是说，象栾、 谷阝 等大贵族，已经降为奴隶了。又如晋国出现了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现象，最终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后果。而齐国姜氏贵族权力丧失，发生了“田氏代齐”，江山改姓的悲剧。这些史实在思想家的头脑产生了极强烈的反映。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晋国史墨云：“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种思想具有朴素的辨证法因素。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生了疥，已经一年了，还不见好，并且由疥转成热虐。有人请诛祝、史，告诉齐景公说：“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晏婴认为，景公之病不能归罪于祝，史。今齐国之政腐朽不堪，“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於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 ? 君若欲诛於祝、史，修德而后可。”晏婴不相信景公的病是由于祝、史祈祷不力而致，一口气尽数齐之敝政，斩刈民力之罪，规劝齐景公为政以德、以仁，可谓用心良苦，也说明晏婴不相信鬼、神的唯物主义思想。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认为：“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祀河。 [49] 公元前 489 年，楚国又出现灾异之象，”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认为，这是“灾异”之象，要降到楚王身上，“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 ? 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 ? 有罪受罚，又焉移之 ? ”遂弗禜。 [50] 楚昭王不相信灾异之说，弗祭、弗禜。孔子曾赞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51]
公元前 516 年，齐国出现彗星。按照当时的说法，彗星出现，也是灾祸的象征。齐景公赶快使人禳祭。晏婴认为，假如国君有美好的德政，还怕什么彗星 ? 反之，如果国君象桀、纣一样暴虐，违大命而乱德，那么既使祈祷又有什么用处 ? [52]
春秋时期，无神论和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皆已产生。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个
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些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这些思想表明人们对事物、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代表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
三、巫术思想
春秋社会出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思想，但也同时存在着迷信的巫术思想。
祭祀在春秋时期非常盛行，号称“淫祀。”《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又云：“陈国，今淮阳之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信巫鬼，重淫祀，还是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主导意识。
《吕氏春秋·异宝》记载：“楚孙叔敖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这段意为，寝丘者，人们认为不利之地，名字也恶，楚越人迷信，故人不会争。因此可长保此地。
解放前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时期楚帛书，计有九百余字，分为《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这些篇的内容就是论述天象灾异的。楚国贵族将天象灾异的学说写在帛书上，并藏在墓穴中，说明战国时期楚国巫术思想的盛行。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有用羊判案的情况。《墨子·明鬼》记载：齐庄公有两个臣，一名王里国，一名中里徼。“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於是 氵出 洫， 扌恶 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槁之，殪之盟所。”中里徼从而败诉，并被触死。《论衡·里应》云：“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不触。”这种以羊断狱诉的做法，荒唐之至，应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陈公子完逃到齐国，齐桓公任之为工正。公子完请齐桓公饮酒，酒至酣。天已黑，桓公乃请以火继之而饮。公子完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公子完固然是不敢导国君侈饮而以“未卜其夜”而推辞，但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每逢大事之前要行占卜，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习俗。这种现象和习俗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而出现的。
四、道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老子
道家学派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对中国历代王朝起过重要的作用。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也。”《集解》引《地理志》云：“苦县属陈国。”春秋时期，陈虽为楚国所灭，但很快复国，故陈还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太史公所说的“楚苦县”，是按西汉人的地理概念写的，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一文中所说的“南楚”、“东楚”一样。
老子是陈国思想家。他掌管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是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不能算做楚国思想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治国方式。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有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53] 这是一幅原始公社复归的蓝图，老子不满意当时的社会现象，在反对大国侵略小国的基础上，产生了恢复原始公社的理想。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54] 统治阶级应无为，不要折腾老百姓，老百姓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老子主张天下“均平”，反对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分化，他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55] 老子反对上下尊卑贵贱的礼，主张人人平等。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56]
老子反对战争。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以得志於天下矣。”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 [57]
老子认为世界上有一个万物之源的本体“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 [58]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本来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法则。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源。道，是精神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老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59] 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60] 它揭示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深化的表现。
五、儒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儒家学说是先秦时期形成的。自西汉至清朝，它一直是封建王朝正统的理论和统治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之深、之长久都是空前的。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我国伟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理论。唐宋元明清时期，儒家经典是封建社会科举入仕的必考科目。孔子被历代封建王朝尊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 ( 今山东曲阜 ) 人，名丘，字仲尼。孔子的祖先是宋国 ( 今河南商丘 ) 人，其祖籍采邑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襄公的长子，没有继承国君位，让位给弟弟厉公。弗父何成为宋国的公室贵族。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在宋国被华督所杀。
孔氏在宋国衰落。孔父嘉生木金父，金父生夷，睾夷生防叔。防叔为避华氏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梁纥生仲尼。孔氏一家是避祸奔鲁的，在鲁国属低等贵族。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的青少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故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61]
孔子自少年热爱学习，又出生在礼乐之邦的鲁国，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孔子。孔子曾周游列国十四年，到过卫、宋、郑、陈、蔡等国，宣传他的学说和主张，晚年回到鲁国，讲学著书。 73 岁而终于鲁国。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人而不仁，如礼何 ? 人而不仁，如乐何 ? ”礼，仁皆孔子思想的核心。
礼，就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礼，是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在礼制的指导下，国君和臣下，贵族和平民都要人为地划出等级。根据这种等级身份地位的高下，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地位低下，自然就较少的占有社会财富。
《礼记·坊记》大约出自战国，记载不一定是孔子言论，但却反映了儒家思想。《坊记》曰：“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亦民有君臣之别也。”这段话正反映了礼的实质。
孔子主张以“仁”治国。仁者，爱人也。孔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仁政治国，反对苛政。《论语·学而篇》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 可谓仁乎 ? ”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 尧舜其犹病诸 !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是仁，简直达到“圣”的境地。
孔子主张选贤任能，主张廉政、仁政。这种仁政思想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具有民本主义因素。
孔子对道德有极深的理解和思想，他的许多有关道德的箴言成为我国几千年恪守的原则。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夫人之道，忠恕而已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等。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宽恕忠信、敬老爱幼、乐于进取，恭、宽、信、敏、惠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态和理想人格。孔子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激励着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去建功立业，英勇奋斗。孔子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使学移民间。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他所教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基本技能。孔子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是我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孔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六、兵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孙子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战争中，我国学者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战争的理论策略，这种学问叫做兵学。我国先秦时期研究兵学的理论有《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以《孙子兵法》最为有名，并具有代表性。
孙子，名武，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是齐田敬仲完的六世孙，因其祖伐莒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乐安 ( 乐安，一说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一说在今山东省广饶县 ) 。后来齐田氏、鲍氏为乱，孙武奔吴，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赞赏。
孙子主张战争必须是有道之战，方能取胜。他认为，战争必须“唯民是保。” [62] 不用战争的方式，而达到和平，这是战争的最上策。《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即战争不以攻破敌的国家、歼灭军队为目的。战争的目的是通过战争达到和平，因战争中任何一方的伤亡都是“民”的伤亡。这种以民为本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孙子兵法》是一部具有成熟的军事思想的兵书，它揭示了战争的规律，有明确的主导思想，并且还含有丰富的哲理。孙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在战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63] 将帅在战争中，兵之所向，要向水流趋下一样，向敌薄弱处进攻。《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战争中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64] 孙子认为，战争是人的行为，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他说：“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65] 孙子不相信卦象卜筮，不相信鬼神，不相信类推，而只相信人。孙子的军事思想含有丰富的哲理，含有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七、春秋时期的史学及其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载。自从有文字开始，中国人就开始记载自己的历史，并追述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
春秋时期，诸侯国均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机构，同样也拥有了自己的史官系统。如齐国有太史、南史；晋有太史董狐、史墨等。又《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这条史料说明，当时诸侯国中的一些达官显贵亦有自己的“侍史。”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皆有自己的史官以记载本国历史。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
杌》，鲁国史书叫《春秋》。
《墨子·明鬼下》记载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等。是时周、燕、齐、宋皆有名为《春秋》的史书。《隋书·李德林传》记载：“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这个记载说明，当时诸侯各国皆有《春秋》。《管子·法法篇》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春秋之国史也。”《春秋》是记载历史的书。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应是诸侯各国的史书。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史书多已失传，当被秦火焚之。至今传下来的鲁国《春秋》，即今之《春秋经》。
中国史学有严肃的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但崔杼不愿有弑君之名，求太史不要在齐国史籍上记载此事。齐太史不听，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太史与其弟为了能写信史，接连死亡。史官为能续写信史，不怕杀头。崔杼面对史官们的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不得已才不杀太史的弟弟。与此同时，南史听说“太史尽死”，也准备前去续史，听说史书己续，才回去。中国史官这种不畏牺牲、不畏强暴，凭着史学家的良心，秉笔直书历史的真实，开后代直笔史书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也记载晋国大史董狐不畏晋国正卿赵盾的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君”，并“以示于朝。”孔子认为“董狐，良史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的撰写中，以信传信，以疑传疑。汉代的刘向、扬雄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66] 中国先秦时期至汉代的史学是严肃的，具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七、科技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而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天文学已有相当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采用三种历法，即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史记·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春秋时，晋国用夏历，其他各国都用周历。战国时，魏、赵、韩三国沿用晋的夏历。” [67]
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身体和疾病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在诊治疾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汉书·艺文志》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 ( 络 ) 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医经学派认为，病是由于自身的阴阳不调所起，但用箴、石、汤、火、药即可医好。
另外，《汉书·艺文志》还记载有“经方”，即疾病和治疗该病所用之“方”，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医经”与“经方”，是对先秦医学的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不仅已经认识疾病的原因，而且有了医治疾病的能力。《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求医於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 ”秦国医和是当时的一位名医，他已看到晋平公的病是淫侈而得，并且认为该病“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表明医和对待疾病的态度是科学的。
第五章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变法与兼并战争
第一节 战国初年的形势与诸侯各国的变法运动
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是时，历史上出现四个新的诸侯国——三晋和田齐。春秋争霸战争中，许多小国被兼并。战国时期，只剩下十几个诸侯国，其中魏、韩、赵、齐、秦、楚、燕七个诸侯国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另外还有宋、鲁、越、郑、卫、任、薛、邹、东周王朝等。
战国初年，三晋和田齐正式列为诸侯。这些新建的诸侯接受晋国和姜齐覆灭的教训，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任贤集权。为了防止军功、事功权贵势力的膨胀，新的统治者废除世卿世禄制，因此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一、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战国初年，魏国首先强大。本来三家分晋时，“赵北有代，南并智氏，强于韩、魏。” [1]
赵国得到的土地最多。但魏国分得原来晋国的主体部分，即今山西西南部，是所谓“表里山河”，生产发达、地势险要，有较好的经济、军事基础。更重要的是魏文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求贤纳士，完成一系列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魏文侯任用李克 ( 悝 ) 在魏国进行改革。李悝首先在任人制度方面进行改制，摒除世袭为官的现象。《说苑·政理》记载：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 ? ”
对曰：“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
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 ? ”
对曰：“国其有淫民乎 ! 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由此看来，李克的“夺淫民之禄”，就是要废除一世有功为官，万世皆荣的世袭制度，摒弃军功世袭大族对政权的把持。
李悝是魏文侯的相，人称法家之鼻祖。他集诸国之刑典，作《法经》。《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为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沈家本《唐律释文考》：“《法经》六篇：一盗法，今盗贼律也；二贼法，今诈伪律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李悝所著《法经》，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王者之政”，是维护王权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法经》原本虽然早已失传，但它曾由吴起从魏传到楚，商鞅传到秦。是我国后世封建法典的蓝本。
在经济上，李悝实行“平籴法。”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贱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勿伤而农益劝。”他提出在丰收之年，国家政府应籴入粮食，在灾荒欠收之年，再以平价卖给人民，这样就能使市场稳定。“虽遇饥馑之患，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李悝还提出“尽地力之教”，劝民努力生产，提高土地产量。这些措施和方法，“行之魏国，魏以富强。” [2] 魏国很快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吴起在魏国推行“武卒制。”武卒是选拔而得。荀子说：“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 革由 带剑，赢三日粮，日中则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3] 武卒中试者，则免其徭役，广其田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了武卒的热情，而且这些武卒又是精选而得，骠悍强壮，魏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在以“尽灭群公子”、“灭公族”等手段打击国君近亲势力、加强国君权力时，楚国才开始任用公子执政。公子执政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强化王权的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落后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其结果形成了王权旁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弊病。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
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任用吴起，实行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1) 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乃“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於天下。” [4]
另外，“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5] 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2) 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6] 。“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7] 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3) 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 [8] 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9]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10] 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11] ，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以想见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 70 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
楚自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12] 。江南归入楚国势力范围。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春秋时期，秦独霸西戎，主要是向西发展。尔后，秦做为一个强国跨进了战国时代。战国初年，魏国吴起攻占秦的河西地，使秦不敢东向。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是一个有为的国君，即位后就下令国中求贤，以修秦穆公之业。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13] 这时在魏受到冷落的公孙鞅来到秦国。
公孙鞅，卫国之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孙氏，其祖先本为姬姓。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称卫鞅；以后在秦封邑于商，故又称商鞅，或商君。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有奇才，” [14]
曾入魏求仕，但未受到魏惠王的重用，听说秦孝公求贤，乃西入秦。
商鞅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之，“语数日不厌。” [15] 秦孝公用商鞅以定变法之令，实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全面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颁布法律，实行连坐政策。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一家有罪，而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则十家连坐，皆有罪。商鞅用重赏和重罚的方法强行推行法令。如果不告奸者，腰斩；隐匿奸人者，与降敌同罚；如果揭发检举奸人者，与斩敌首同赏。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商鞅严明刑法，甚至轻罪重判。汉代桑弘羊《盐铁论·刑德》中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把盗窃马、牛者一律处死。
(2) 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制。商鞅制定二十等军功爵位，按军功大小，授爵位和俸禄。如果宗室没有军功，则削去宗室属籍。按功劳以明尊卑、爵秩和等级，从而确定占有田宅、臣妾的多少和服饰的等级。“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16]
(3) 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秦民如努力于本业，勤于耕织，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如从事商业而取利者，或怠惰以致贫困之人，官府收为奴婢。
(4) 发展小农经济。令民有二男以上者皆分家，如不分家，则让其出两倍的赋税。
(5) 为田开阡陌封疆，使赋税平。就是决开田中的阡陌封疆，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废除古老的村社井田制。《汉书·食货志》曰：“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倾邻国而雄诸侯。”所谓“坏井田，开阡陌”，《说文》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清人段玉裁注云：“秦孝公之制也，商鞅开阡陌封疆。”杜佑《通典》云：“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可知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就是扩大每亩的单位面积，把原来的每百步一亩改为 240 步一亩，以尽民力、地力，使赋税均平。
杨宽先生认为：“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 [17] 商鞅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刺激了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6) 普遍推行县制。把小的乡邑，聚为县，设置县令、丞等官吏，全国共设 31 个县。普遍设县后，加强国君对地方的行政领导。
(7) 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 [18] 桶 ， 《集解》引郑玄曰：“音勇，今之斛也。”
(8) 革除残留的较原始的社会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19] 建立文明的社会风俗。
(9) 迁都咸阳，建造宫室。商鞅将都城东迁至咸阳，为秦国的东进及后来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商鞅在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里进行变革，建立起赏罚严明的官僚政治体制 。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君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20] 秦国力大盛。
四、其他诸侯国的改革
赵国的改革
《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初年，赵列侯 ( 公元前 408 年—前 387 年 ) 任用牛畜，荀欣和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皆予以采用。这些政策都促进了战国初年赵的发展和巩固。
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为了国家边防的急切需要，进行“胡服骑射”的改制，放弃华夏人“博衣大带”的衣着，改穿短衣、窄袖、小裤，以便骑马，发展骑兵。赵国士卒经过胡服骑射的训谏，兵强马壮，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先进的军队。
韩国的改革
公元前 335 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提出以“术”治国的主张。申不害的“术”，主要是授宦任贤的原则。他提出：“循功劳，视次第。”“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申不害的“术”，就是因任而授官，另外则是以权术统治。
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史记·韩世家》云：“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申子之术，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世帝王在其统治政策中，也或多或少地用申子之术去治御臣下，从而加强帝王的权力。
齐国的改革
太公和在取代姜齐建国后，经桓公午时期的发展，齐国已经相当强大。齐威王即位，正值魏国霸业强大之时，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让国中所有的人进谏，指出时弊，以求革新。《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威王下令国中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齐国经过一翻整顿，政治修明，人人思进。
齐威王发现朝中有人在他面前攻击即墨大夫，而盛誉阿大夫。他便派人到即墨和阿地进行查访，发现即墨地区广大良田被开辟，人民富足安宁。阿地，土地荒芜，人民贫困，赵、卫不断骚扰边境，而阿大夫混然不知。齐威王马上明白这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贿赂他的左右，才招致奸佞的诽谤。但阿大夫贿赂朝臣，让他们在威王面前赞誉他。齐威王於是“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烹之，”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齐威王面对一些赞美或诽谤进行分析，不听一面之辞，从谏如流，使齐国逐渐走上战国时期的盛世。
燕国的改革
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把国君位禅让给子之。这种做法遭到太子平的反对。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太子平即位后，是为燕昭王。他把齐人对燕国的劫掠视为奇耻大辱。
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燕昭王为了表明自己招纳贤能之士的心迹，“为郭隗筑宫而师之”，於是天下贤士闻之，皆趋燕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共甘苦。” [21] 燕昭王以勾践栖会稽的精神鼓舞自己，决心报复齐国。燕昭王经过二十八年的准备，励精国治，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燕国民殷国富，成为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几乎灭掉齐国。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经过变法改革，社会经济和文化日益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五、诸侯国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自魏国开始，各国都进行改革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废除世袭制，采取任用贤能的政策。国君世袭，而军功、事功大臣不世袭，这本身就是对国君权力的加强。战国时期，诸侯各国还用限制封君，限制贤能之士，控制军权、法律等形式加强国君的权力，从而使诸侯国的王权走向专制。
春秋时期，以晋、齐为主的诸侯各国曾经实行任用军功贵族的政策。军功贵族得到大片的采邑，成为世袭的采邑主。采邑主拥有采邑上的一切权力，包括土地、人民和武装，采邑主享受采邑上的赋税收入，在采邑上组织自己的私卒家兵。而国君不拥有采邑上的权力。采邑主对国君只有跟随征战的义务。当采邑主权力达到威胁压倒国君的时候，他们就会对国君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春秋时期的晋、齐、楚等都有采邑主权势炙人，尾大不掉之弊病。
战国时期，晋国六卿，齐国田氏专权的现象给各诸侯国君的心中投下长长的暗影。为了杜绝权臣的出现。他们采取了废除世袭的制度，并进而对封君权力进行限制。
战国时期的封君在封邑上的权力很少，只“衣食租税”，而无任何行政、军事权力，而且封君的权力是不世袭的，如楚国“功臣二世而收地”、绝禄，正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加强诸侯国集权的措施。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对军权也严格控制，废除了封君在封邑上组织家兵士卒的权力，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兵符是我国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战国时期，魏王亲自掌握兵符，表明魏王对军队的控制。魏公子信陵君将兵打退秦国，救赵以后，使魏将军将兵还魏，他自己留赵十年。后秦国日日出兵伐魏，魏派使者请信陵君回国。魏王“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 [22] 魏王害怕信陵君名声太大，又加上秦国的反间，于是派人代替信陵君为将，夺去了信陵君的兵权。魏王可以使大臣为将，交与兵权；亦可夺去兵权，废其将军之职。魏国将军对军队的使用调动必须通过魏王，军权牢牢控制在魏王手中。
秦国破楚时，王翦将兵六十万以伐楚。王翦临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至函谷关时，又派使者回到咸阳以请田宅。有人认为王翦如此请田宅太过分。王翦说：“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 ” [23] 秦王对军队严格控制，对武将疑心重重，武将稍有不慎，则有杀身之祸。
临时命将，保证了秦王对军队的绝对权力。由大臣推荐的将领，则必须由推荐人担保。这样就使秦国王权空前强化，对军队的严格控制是秦国王权向专制主义发展的基础。
六、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的产生
春秋时期，县制普遍形成。楚国最早出现了县邑。县邑的收入用来提供军队给养、王室消费等。国君在县邑上直接征兵，并控制着县邑的土地，从而使国君在政治军事上保持绝对的优势。
春秋晚期，郡、县两级制就出现了。但最初是县大郡小。如《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在作战动员时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郡逐渐成为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下面以楚国为例试析中国郡、县二级地方行政机构的形成。
春秋时期，楚灭国为县，在边境设立“赋皆千乘”的大县，使之成为对抗敌国的军事重镇。楚县具有极强的军事性质，县邑军队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春秋末年，楚国曾发生两次边境县公叛乱夺权的事件。一为陈、蔡公弃疾以陈、蔡之师发动叛变弑灵王而自立，即位为楚平王；另一为白公胜发难以入郢都的事件。这两次边境县公拥兵发难的严重事件引起了楚国君的严重警惕。楚王开始注意削弱县邑的力量，缩小县邑的规模，改变县邑的性质。战国以后，楚县的军事性质向行政性质转变。
楚国内地县邑长官普遍地向行政管理转化，但楚国边邑的县令还是要负责军事的。如秦楚边境有新城令，宛地的宛守，楚梁边境的楚令等。 [24] 这些县邑处在御敌边境，故有重要的军事性质。
战国时期，楚县的规模普遍缩小，难以应付战国时期激烈的兼并战争。这样，楚往往在战争紧急的情况下，联县为郡，即把几个县联合起来，组成郡一级的组织，以应付战争的需要。
楚郡设在边境，是在边事紧急的情况下临时设立的。楚国的新城县邑地处秦楚边境，力量弱小；而且新城距离楚的另一个边邑上梁又太远，有五百里路程。如果秦人进行夜袭，上梁太远，无法救援，楚国的整个边境就可能被敌人突破。周人城浑为新城县令请于楚王，申明情况，楚王乃以新城为主郡。 [25] 又楚考烈王时期，以春申君黄歇为相，赐淮北十二县。十五年后，黄歇对楚王说：“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 [26] 乃献淮北十二县，请改封之江东。淮北十二县是在边事紧急的情况下，联县为郡的。
公元前 306 年，楚人灭越，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是通岭南之要路。楚为了防止岭南越人的袭击，而在厉门设立江东郡。见于文献记载的楚郡还有汉中郡、巫郡、黔中郡等，这些郡多设在边境，带有军事性质。
此外，如魏国文侯时设有上郡，李悝曾为上郡守；设河西郡，吴起曾为西河守。韩有上党郡，赵有代郡，燕有上谷郡，秦昭王时设有陇西部、北地郡。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都设立了郡，县二级地方行政组织。郡县制的产生对我国国家行政机构的形成和中央集权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无疑加强了国君对地方的控制，国君通过郡长官管理县级长官，而郡令又无地方实权，县令权力又太小，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
第二节 战国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一、水利工程的兴修
战国以后，水利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魏文侯曾任用西门豹治邺。《史记·河渠书》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西门豹治理漳水，使邺地的盐碱地得到改良。至魏襄王时，任用史起为邺令，又引漳水对河内地区进行灌溉，使邺地的土地上能够生长稻梁。《汉书·沟洫志》载有：“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说明水利兴修在邺的重大成就。
当时，各国之间通渠挖沟，并利用原来的河道，组成水利网。《史记·河渠书》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 ( 鸿 ) 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这些水利网的开发和利用，既便利交通，又可用于灌溉和排除水患，给生活生产带来颇大的好处。
战国时期，各国均开始了对黄河的治理，大量地修筑堤防。《汉书·沟洫志》载：“盖堤坊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弱自其宜也。……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战国时期，位于黄河两岸的诸侯国都开始治理自己境内的那段黄河。黄河东岸的齐国与河西岸的赵魏各筑堤距河 25 里。由于黄河中有大量的泥沙，只有距河岸较远的地方修筑河堤，才能有效地适应黄河河床不稳、滚动的特点，这种堤防是科学的，是根据黄河的特点而修筑的。由于黄河水距堤较远，人们还可以在河滩种植庄稼。这说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了解黄河，并掌握治理和利用黄河的科学的方法。
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还有李冰父子领导修筑的都江堰。岷江是四川境内一条大河，发源于四川西北部，经常泛滥成灾。秦克巴蜀后，四川成都平原尽入秦国版图。秦孝文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守，以治水患。李冰是魏国人，战国后期投奔秦国。他通晓天文地理，到四川后，与儿子一起沿岷江实地考察，对岷江进行系统治理，组织人民在灌县修筑都江堰。李冰将灌县西边的玉垒山凿一大缺口，把岷江水分为两股。缺口被称为“宝瓶口”；玉垒山被分出来的石堆叫“离堆”；通过宝瓶口的一股江水叫内江；岷江本流叫外江。都江堰具有调节水流的功能。《史记·河渠书》云：“蜀守冰，凿离堆，壁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又《华阳国志·蜀志》卷三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名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李冰父子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泽被后世，变水患为水利，使成都平原千里沃野，成为“天府之国”，而且还可以通航以行舟船。当地人民修庙纪念李冰父子，称为二王庙，历代香火不断。
秦王政元年 ( 前 246 年 ) ，秦国并吞天下之心已暴露无遗，而韩国则为首受其害之国。韩为延缓自己的灭亡，派出水工郑国西入秦，建议秦国兴修水利，被采纳。郑国乃从今陕西泾县西北引泾水至瓠口 ( 今陕西泾阳县 ) 并通北山，进入洛水，全长 300 多里。在施工过程中，秦发现了郑国的目的是为了“疲秦”，欲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27] 秦王以为很有道理，于是继续修渠。《史记·河渠书》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西门豹引漳水治邺、李冰父子治都江堰以及郑国修建的郑国渠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对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有重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在水利兴修方面亦有很大成绩。在楚大夫子思的主持下，修建芍陂 ( 今安徽寿县西南 ) 。芍陂是淮南地区著名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水经注·肥水》卷三十二：“ ( 肥水 ) 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故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芍陂方圆约百里，受益范围约三百多里，灌溉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间数万顷土地。后世称芍陂“水旱之所不害。”楚国东迁之后，芍陂的兴建与楚国后期的经济繁荣有重要的关系。
《越绝书》卷二曰：“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泻西野，去县二十五里。”《大清一统志》云：“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寻，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对吴越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楚不仅利用了原来夫差所沟通的江淮之间的运河，而且利用江南丰富的水利资源，因地制宜，整治陂田堤堰，发展水利。
战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开发、兴修和利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人民有了更稳定的生活条件，对当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春秋晚期，铁器出现了。如前所述，铁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工具，铁器的出现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战国中期以后，铁制生产工具更加普遍。迄今发现的上千件先秦铁器中，有斧、锛、凿、刀、削、犁、钁、锸、耙、锄、镰等，铁器的品种和数量增多了，使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不少地方的战国墓中都用铁农具作为随葬品，甚至在墓穴的填土之中也能发现废弃的铁农具。如郑州二里岗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十多件铁农具；石家庄市庄村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农具占 65% 。 [28] 河南辉县战国时期的魏墓中，出土 58 件铁农具。河北兴隆县发现的战国后期的燕国冶铁遗址，有铸铁的范 87 件。
有的诸侯国还设有管理铁业的职官。《管子·海王》记有：“今铁官之数。”铁官就是管理铁的官员。
齐国临淄故城发现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 6 处，小城两处，大城 4 处。其中小城西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150 米，东西约 100 米；小城东部的炼铁遗址，范围南北约 70 米，东西约 60 米。大城西部的炼铁遗址，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大城南部炼铁遗址，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东北部炼铁遗址约 3-4 万平方米。齐都临淄发现的 6 处炼铁遗址，总面积共有 90 余万平方米， [29] 反映了齐国冶铁业的发达和兴旺。临淄故城还发现有铁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犁铧、钁、铲、锸、凹形铁口锄等。
河南新郑的冶铁遗址中还发现有鼓风管、炼渣以及铸铁铲、铁刀、铁钁的陶范等遗物。 [30] 登封的铸铁遗址也发现了熔铁炉、鼓风管和铁器等遗物。
东周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各种铁农具的使用，对于垦辟荒地、改良土壤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铁工具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斯曾把铁器时代称为“英雄时代”，也就是说，铁器的产生和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农业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遍可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产四倍，即六石；中熟三倍，即四石半；下熟一倍，即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七斗，大饥只收三斗。 [31] 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市亩，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市石，即二市斗。如果折算起来，现在三分之一市亩的土地，那时候可生产合今三市斗的栗，最好年成可以生产四倍，合今一市石二市斗。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合今三分之一亩的土地，生产粮食合今一市石二市斗八市升。这在 2000 多年前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三、商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商人非常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32] 只要能赚到钱，他们不避艰难险阻，到处经商，出现许多富商大贾。
赵国的卓氏、宛地的孔氏皆以铁冶致富。赵国富商吕不韦玩弄权术，帮助秦公子楚，搞政治投机，从而使子楚继承秦国王位，他自己出任相国，攫取秦国的最高政治权力，可见当时商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白圭。在楚国，鄂君启率领的庞大的商队，每次行商可出动商船 150 艘，或货车 50 辆，或马牛 500 匹，或肩挑背负的脚夫 1000 人。 [33]
由于商业交往的活跃和频繁，“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江南金锡”等，远销北方，北方的器物也运到南方。《楚辞·招魂》载：“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楚与各国经济往来非常密切。考古发掘还证明，楚国的帛通过中原远销到今西伯利亚一带。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中发现的刺绣丝织物，无论质地、花纹 ( 龙凤纹 ) 风格、丝织工艺 ( 锁绣 ) ，都与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战国楚墓中的龙凤刺绣相同。 [34] 这些丝织物很可能是当年楚国、郑国，或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携往北方出售的。
西周时期，贸易主要还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如裘卫以毛皮、堇章等与矩伯交换田地。战国初期，农学家许行所戴的帽子，所用的炊具、农具都还是“以粟易之。”《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刀币，是从工具刀而演变的，主要流通于齐、燕等国。
布币，其形状像耒耜。主要流行于三晋，即韩、赵、魏等国。
圆钱，有孔 ( 方孔或圆孔 ) 。极有可能是仿古代的纺轮发展而来
的，主要流通于秦和东周。
蚁鼻钱，亦称为铜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面有文字，多不可识。如“各六朱称鬼脸钱。这是楚国的钱币。
春秋时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银币。 1974 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楚国的银币，有空首布和实首布两种。实首布又有短、中、长三型。空首布和短首布约在春秋中、晚期出现。中、长实首布可能在战国时期出现。
楚境盛产黄金。《诗·鲁颂·泮水》有所谓“南金。”《管子·轻重甲》曰：“楚有江汉之黄金。”《战国策·楚策三》载：“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这为楚国使用和流通黄金货币提供了物质条件。
楚国的金币在河南扶沟、湖北江陵、安徽等地均有出土。出土的有方形的金板和圆形的金饼，上有“郢爯”、或“陈爯”的字样。
1979 年，湖北江陵雨台山 410 号墓出土一件铜环权 ( 即砝码 ) ，时代在春秋中期。湖南长沙、常德、衡阳等地也多次出土称量“郢金”的天平和成套的铜环权。环权量值以倍递增，从一铢、二铢以至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黄金价值较高，在交换中要求称量准确，天平和砝码都是适应黄金货币在商业上的流通需要而产生的。考古材料中还多见春秋战国楚墓有天平、砝码随葬。从应用到随葬需要一个过程，可见楚使用天平砝码的时间较早。由此也可推知楚国似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使用金币。 [35]
战国时期，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当时的粟已用货币作价，每石值 30 钱。 [36] 官府征税亦有刀、布之敛。 [37] 刀、布已经是一种贮存财富的手段。 1954 年山西长子县出土一窖战国货币，重 200 多斤。在战国墓中往往能发现几百几千个刀币，说明战国时期货币在生活中已占重要的地位。
四、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当时，东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和山东定陶都被称为“天下之中”，乃诸侯四通、货物交易的繁华之地。
齐国的都城临淄，据说有 7 万户人家，能征 21 万兵卒。《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踢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些语言虽有纵横游说之士夸张的成分，但也不是虚构。考古发现，当年的临淄城有 11 座城门 ( 《齐记补》记载 13 座 ) ，城内有 10 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与城门相通。 7 条大道，宽 10 余米至 20 米。可以想见，当年临淄城的规模。 [38]
楚国也出现一些商业贸易城市，如郢、陈、寿春、长沙等。这些城市规模都很大，江陵纪南城现存的战国时期的古老城垣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城内发现铸造作坊遗址和多处址水井遗迹。这些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郢都人口非常稠密。桓谭在《新论》中说：“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郢都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楚顷襄王时，秦人攻破郢都。楚东迁到陈，“陈在楚夏之交，通渔盐之货。”是一个政治经济、商业交通的中心。长沙、衡阳曾是楚国集散黄金的市场，长沙一带出土的大量的天平砝码可做旁证。楚失去郢都后，把江北的豪华之气带到江南，长沙亦成了一个大的城市。以后，楚又迁都寿春。“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39]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是列国都城遗址中较大者，一般认为营建于燕昭王时 ( 公元前 311 年左右 ) 。城东西长 8 公里，南北宽 4 公里。城内北部一线排列着高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其中以南端的“武阳台”和北端的“老姥台”最大，都是 100 米见方，高 11-12 米。东北、东南和西南，又有一些建筑群，形成燕下都的宫殿区。地下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城外有古运粮河和壕沟。宫殿区以西，分布着铸造兵器、钱币的作坊和其他手工业遗址。 [40] 《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下都是北方商业交通的枢纽和重镇。
三晋地处“天下之中”，其繁华景象更胜一筹。魏国的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 [41] 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阳翟、魏国的大梁，是战国文人学士、纵横家、政治家聚集的地方。土地肥沃，人文会萃，也是当时官员权贵和富商享乐的消费都市。
周的都城洛阳，自周公东征后营建；周平王东迁至此，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中心。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王朝，但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42] 仍是一个人文和经济的中心。
工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从而出现了这些大的都市、都会。城市的形成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第三节 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用于战争的武器更加进步，矛、戟、剑等逐渐改为铁制弩机、云梯、钩拒皆是新的武器品种。在兵种方面，战车部队退居次要地位，而步兵、骑兵，成为先进的兵种。战争的方式规模也逐渐升级，如魏惠王包围邯郸达三年之久，赵武灵王以 20 万军队攻打中山，五年才结束战争。一次战争往往投入数十万军队，“旷日持久数岁”， [43] 才结束。
战争的加据，使诸侯各国更加注意边境的防卫。各国都修建了长城。秦的长城筑在今甘肃、东北、宁夏东南、陕北等边地。赵的长城筑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向西沿阴山山脉，直到内蒙乌拉山西段。燕的长城西起今河北怀来县，东到今辽宁省辽阳市。
战国时期，战争的特点不再是争霸战争，而是对土地的兼并，以割城灭国为目的。因此，这个时期的战争是兼并战争。
一、魏国独霸中原时期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吴起推行武卒制，等改革之后，国力迅速增加，开始向外扩张。
魏国强大以后，魏文侯欲伐中山，向北扩张。公元前 408 年，魏文侯命乐羊为将，越赵国而伐中山。公元前 406 年，魏灭中山。但是中山国与魏国的国土不能相连，中间隔着赵国，魏文侯就使太子击守中山，以赵仓唐为傅。 [44] 《说苑·奉使》载：“魏文侯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 ( 太子 ) 乃遣仓唐緤北犬奉晨凫献於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魏文侯召回太子击，改派少子挚驻守中山。《史记·魏世家》云：“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太子击即位为魏武侯。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曾为魏相。《战国策·魏策四》云：“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中山由于与魏境土不接，但关系密切，故中山恃齐、魏而轻赵，结果赵亡中山。《战国策·魏策四》鲍彪注：认为齐、魏代楚就在这一年，即楚襄公十八年 ( 公元前 290 年 ) ，郭人民先生的《战国策校注系年》，亦同此说。说明中山国因恃魏轻赵，最终为赵所亡。
魏国在灭中山的同时，又向西发展。公元前 409 年攻占秦的河西地。《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曰：“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吴起曾为魏将，以守河西之地。据《吴子·图国》记载：吴起“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魏国团结韩、赵两国，三晋相联，乘齐国内乱以伐齐。三晋在廪丘 ( 今江苏徐州一带 ) 大胜齐国，“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 [45] 把齐军士兵的尸体堆成“二京”，即两个大的尸丘。三晋迅速向外扩张，韩灭郑国，占领了河南中部；赵攻取了卫国的 50 多个城邑，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三晋败齐军后又南攻楚。魏武侯五年 ( 前 391 年 ) ，三晋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 [46] 魏国攻占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及其外围襄陵 ( 今河南睢县 ) 。公元前 371 年，魏武侯又攻占楚国鲁阳 ( 今河南鲁山 ) 。魏国占领了河南中部之地，拥有绝对的优势。
另外，田齐之所以名列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魏文侯、魏武侯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不过，魏所领导的这些国家 ( 韩、赵、齐等 ) ，已与春秋小国不同，魏不能取得贡纳聘享的利益。所以，《吕氏春秋·举难》说：“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魏惠王为了便于统治东方，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霸业，于公元前 362 年 ( 一说前 365 或前 353 年 ) 迁都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 [47] 故魏惠王又称梁惠王。这个时期，齐、秦虽渐次兴起，但还不足与魏国抗衡。如《战国策·齐策五》载：“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魏文侯在位 50 年，武侯在位 26 年，魏惠王承祖父之业。在战国初期的 60 年内，魏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当时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皆受魏之攻击。公元前 353 年，魏攻破了赵之邯郸，并连续占领两年，目的是想统一三晋，作霸主，继承齐桓、晋文的事业。《史记·魏世家》《索隐》云：魏惠王十四年 ( 公元前 356 年 ) ，“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
魏惠王二十六年 ( 前 344 年 ) ，魏惠王召集 12 国诸侯在大梁北边的逢泽会盟。《战国策·秦策五》曰：“梁王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史记·秦本纪》曰：秦孝公十八年 ( 即魏惠王二十六年 ) ，“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史记·赵世家》载：“肃侯四年，朝天子。”
逢泽大会是魏国霸业发展的顶点。魏惠王打着“朝天子”、“尊王”的招牌召集诸侯盟会，实际是以霸主自居。
二、齐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
魏国自魏惠王开始，三晋关系破裂，力量大大分散。《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即位的次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 [48] 三晋关系由团结一致到相互攻伐，大大削弱魏国。
魏国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人才的摒弃。魏文侯选贤任能，使魏国出现了独霸中原的强盛局面。魏文侯死后，自魏武侯就开始了对贤能之士的排斥。此时魏国相继走了吴起、商鞅、孙膑等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到了其他诸侯国后，成为魏国强大的对手。
《孟子·梁惠王上》云：“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 ”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魏惠王连连败于齐、秦、楚等强国，但他并不知道原因何在。其实，魏国摒弃人才的政策，当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魏国迁都大梁以后，地处中原，无险可守，魏国遂成为天下之兵的攻击目标。而此时，齐国经过齐威王的改革发展壮大，开始成为魏国的强敌。
魏齐争霸战争实际上在魏惠王的逢泽之会以前就开始了。公元前 354 年，赵国为了扩张，占领了卫国的刚平之邑，卫臣服于魏。次年，魏号令诸侯以伐赵国，攻破邯鄣。赵国在国都被占领的情况下，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以救赵国。孙膑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对兵法有极深的研究。孙膑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即齐军以兵攻魏之襄陵，魏
军虽然攻破邯郸，但却不得不紧急收兵保卫魏国，以击齐兵。魏、齐二国军队在桂陵 ( 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 相遇。魏国从邯郸至桂陵已行军几百里，长途跋涉使魏军士兵疲备不堪。齐军则早已至此，以逸待劳。两国交兵，齐国一举打败魏军，重创魏军。
桂陵之役魏国虽然被齐打败，但仍有一定实力，于是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韩国竟然没有参加此会，这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战国策·韩策三》云：“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勿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九里”，鲍彪注曰：“九重 ( 当作里 ) ，谓王城，欲城之，先盟其众。”缪文远先生《战国策考辩》认为“魏王为九里之盟”，与魏王的“逢泽之会”当为同一事件，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344 年。由于韩不参加会盟，因此，魏惠王在逢泽会后大举攻韩。《水经·渠水注》引《纪年》：“穰苴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韩国战败以后向齐求救。“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 [49] 齐威王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率军攻魏救韩。魏惠王也派将军庞涓和太子申率领 10 万大军迎战。庞涓素来骄傲自大，孙膑利用庞涓这一弱点，令齐军佯做逃遁，采取“减灶”的策略，引诱魏军深入。孙膑则在马陵 ( 山东荷泽一带 ) 的险要地带设下埋伏，全歼魏军，庞涓自杀，孙膑从此显名天下。魏国元气大伤，独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而齐国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以大国的姿态登上战国的政治舞台。
三、秦国的崛起
春秋时期的殽之战后，秦在强大的晋国的打击下，不能东向，转而向西发展，独霸西戎。
三家分晋之后，强大的魏国又进一步攻取秦国最肥沃险要的河西地，使秦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秦孝公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50] 魏国的强大不仅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严重地损害了秦国的利益。如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 ? 魏居邻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51] 秦、魏之间的斗争，水火不能相容。
当魏国全力与东方的齐、赵等国斗争的时候，日益强盛的秦国当然不会放弃侵袭魏国的机会。商鞅将兵以伐魏，魏派公子卬以迎敌。两军对垒，商鞅派使者对公子欢说：“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52] 魏公子卬信之，前去与商鞅会盟，商鞅暗伏甲士以虏公子卬，遂破魏军。
秦还攻陷了魏的河西重镇少梁 ( 今陕西韩城县 ) ，又渡河攻陷魏旧都安邑，严重地打击了魏的西部地区。《史记·商君列传》云：“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魏国在秦国的打击下，被迫迁都大梁。从此在与秦国的斗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商鞅也因此封于商 ( 今陕西商县东 ) 。但此时，秦国的力量还不足与魏抗衡，只是利用魏在东方与齐、赵战争之机，对魏袭击。而当魏稍得喘息，认真对付秦时，秦国立即讲和，认为“以一秦抵大魏恐不如”，并即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主持的逢泽之会。
秦孝公死后，惠文君即位。惠文君立后，车裂商鞅，以泄私愤。商君虽死，但其法仍施行于秦。公元前 330 年，秦公子邛在雕阳 ( 今陕西 鹿阝 县 ) 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斩首 8 万，迫使魏国献出河西地。次年，秦军又渡过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 ( 今山西河津西 ) 、汾阴 ( 今山西荣河北 ) 、焦 ( 今河南陕县南 ) 和曲沃等地。秦惠文君与魏惠王相会于应 ( 今河南鲁山 ) 。魏慑于秦的压力，于公元前 328 年纳上郡 ( 今陕西绥德一带 )15 县于秦。至此，秦终于打败魏国，扫清障碍，向东发展。
四、合纵连横格局的出现与五国伐秦的失败
秦惠文君十年 ( 前 328 年 ) ，魏人张仪来到秦国，被任为秦相。公元前 325 年，秦惠文君称王 ( 是为秦惠王 ) ，并于公元前 324 年改元称元年。这时秦国国力昌盛，有“并吞八荒”之心，张仪入秦，奔走呼号，大倡连横之说，拆散东方诸国联盟，游说各国事秦，声称这样才能免受秦国的威逼征伐，以求安宁。张仪是自商鞅以后，对秦国的发展扩张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是并行的。魏人公孙衍，号犀首，乃是合纵的倡导者。合纵，即号召山东六国联合，以抵抗秦国的蚕食和吞并。
合纵、连横的轴心之国是魏国，魏国都于大梁，地处各国之间，交通便利，是各国攻伐征战的必经之地。魏只有依靠与诸国合纵才能生存，而秦只有拉住魏国，建立连横，才能抽去合纵的核心而拆散合纵，所以魏国始终是合纵、连横的焦点。 [53]
张仪来到魏国，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境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韩、楚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最初，对张仪的游说，魏襄王不肯听，认为“秦岂能有爱于我哉 ? 兵不来除道，何为以说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迷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无忧哉 ? ” [54] 张仪见此，暗暗使人到秦国，让秦攻魏，魏国大败。于是魏国“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魏献上郡 15 县于秦。魏、秦连横，张仪相魏。张仪相魏，实利秦国，欲一摇而动天下，使各国仿效魏国与秦连合。
与此同时，公孙衍、陈轸等主张合纵的政治活动家也积极地策划于密室，奔走于廊庙，大倡合纵，以制张仪抗强秦。他们代表各国的利益，纷纷登场，往来于六国之间，游说各国国君合力以抗秦。他们陈明观点，晓以利害，使这些国君知道只有联合抗秦，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生存。合纵与连横，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秦国逐渐发展强大后，对山东六国构成威胁。在公孙衍、陈轸等人的奔走组织下，齐、楚、韩、赵、魏五国联合起来，以伐秦自保。
“五国攻秦”之役，由于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所以当三晋联军打到函谷时，秦出击，三晋战秦不胜退回。次年，秦庶长樗里疾与三晋联军战于修鱼 ( 今河南原阳 ) ，秦大败三晋联军，消灭 8 万多人。
第一次五国合纵伐秦，由魏国发起。楚怀王虽为五国合纵伐秦的纵长，但在攻秦战役中并不卖力，合纵攻秦的五国心又不齐，各怀私心，所以这次五国伐秦之役以失败告终。
五、楚国由盛而衰
“五国伐秦”之役以后，秦国对韩、魏加紧进攻。公元前 313 年，秦在雕阴击败魏将龙贾的四万五千士卒，魏的河西地尽入于秦。次年，秦又攻取了魏之汾阴、皮氏和焦。魏的上郡 ( 丹、鹿阝延、绥等州北至固阳 ) 尽入于秦。同年，秦又与韩发生了岸门 ( 今河南许昌西北 ) 之战，大败韩国，迫使韩国向秦屈服，秦、韩、魏结成暂时的联盟。
“五国伐秦”之役中，齐、楚并未积极参战，在韩、魏被迫向秦靠拢时，齐、楚也相应地结成了联盟。
秦国在逐渐强大之时，开始有并吞天下之心。特别是当秦攻灭了巴蜀之后，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认为必须拆散齐楚联盟，方能打击、削弱楚国。为了离间齐、楚关系，秦派张仪前往楚国。秦假意要把侵占的楚的商於之地六百里归还于楚国，其条件是楚必须闭关绝齐。商於之地是秦、楚之间的军事要冲之地，楚怀王听说无举兵之劳而复得商於之地，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到齐去宣布绝交，另外派使者到秦接受土地。
楚使者跟随张仪到达秦国后，张仪佯装从车上跌下来受伤，称病三月不出，楚使者不能得到土地。这时，楚国仍然没有意识到已受秦国的欺骗。楚怀王道：“以吾绝齐为尚薄邪 ? ”乃派一勇士宋遣前往齐国以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彻底与楚绝交，并与秦结成盟国。
当秦得悉这一情况后，张仪才出见楚使者。秦国毁约赖地，对楚使者说：“子何不受地，
从某至某，广袤六里。” [55] 楚使者将此消息归报楚王。楚怀王才知受骗，但与齐绝交，且辱齐王，绝之甚深，楚悔之已晚。楚怀王大怒，在毫无准备、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对秦发动进攻。在丹阳 ( 今汉中地区 ) ，秦人大败楚军，斩甲士 8 万，生俘了楚大将屈、裨将军逢侯丑，楚“通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尽发全国之兵袭秦，战于蓝田 ( 今陕西蓝田县境 ) ，又大败。秦国完全占领了南郑、汉中地区。
接二连三的疆场惨败，使楚国闻风丧胆。公元前 299 年，秦昭王在连破楚军后，又投书楚怀王，要与其会于武关 ( 今陕西西安东南 ) ，以结盟好。楚怀王见秦王书，犹豫不决，前去，恐见欺；不去，又恐秦怒。大臣昭睢说：“王勿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大臣屈原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勿行。”只有楚怀王的一个庶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欢。”於是，楚怀王怀着恐惧的心理前往武关会秦王。 [56]
秦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冒充秦昭王，待楚怀王一到，则闭武关，劫持楚怀王西至秦都咸阳。秦昭王态度傲慢，对待楚怀王如同藩臣，威胁他割巫、黔中二郡与秦。楚怀王想先结盟，秦则要胁他先割地后结盟。楚怀王大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遂坚决拒绝秦国。秦国也因此扣留了楚怀王。
楚国无主，国内不安。公元前 298 年，楚将昭睢赴齐接太子横。齐湣王与其相乘机要胁楚国，如接太子，需割送楚的下东国 ( 今淮北一带 ) 与齐国。昭睢答应了齐国的条件，迎回太子横，立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秦得地不成，而郢都又立新王，使秦的企望破灭。秦昭王大怒，即刻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 5 万，攻取楚国的析 ( 今河南内乡西南 ) 等 15 城，秦国逼近了南阳盆地，这是一个直通楚郢都的要塞地区，楚国一片恐慌。
次年，楚怀王从秦逃出。秦立即派兵封闭通往楚的各条道路。怀王从山路绕道赵国，赵不敢收纳。怀王又想往魏国，被秦兵捉回秦国。楚怀王悲愤交加，遂发病，客死于秦。
公元前 280 年，秦将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鄢邓二城，公元前 278 年，白起又攻取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县），继而攻破了楚国的郢都（今湖北荆州）。秦以郢为中心，建立南郡。
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战。楚国贵族除一小部分通过水路退居江南长沙等地外，大部分贵族随楚顷襄王仓皇逃往陈城 ( 今河南淮阳 ) ，迁都于陈，故陈城又称郢陈。
这一次战争，楚国失去国都以及江汉流域的故地领土。楚国的上国之兵及保卫国都的王室主力被击溃，楚遭到沉重地致命打击。从此，楚国的盛世成为历史，楚国开始走上衰败灭亡的道路。
六、燕国破齐
当秦把楚当做进攻的重点时，而把齐当做拉拢的对象，采取与齐连横的政策。因当时诸侯国君皆称王，因此王号就不那么尊贵了。公元前 288 年，秦与齐相约称帝。秦昭王在宜阳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后来，在诸侯国的激烈反对之下，秦、齐又被迫放弃帝号，说明秦尚未有压倒诸国的力量，称帝条件还没有成熟。
燕国在发生“禅位子之”事件而内乱时，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劫掠了燕国宝物重器和城池，使燕臣事于齐。燕昭王即位后，思欲报仇。他一方面招纳贤士，任用乐毅、剧辛等，另外又派出苏秦到齐国去做反间，游说齐国攻宋，而放弃对燕国的注意，即“代燕不如代宋之利。”
恰逢宋国的末代国君偃荒淫暴虐，“淫于酒，夫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桀宋。” [57] 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与楚、魏伐宋。腐朽而虚弱的宋国不堪一击，宋王偃出逃，死于温。齐、楚、魏三分宋地，齐国得到的最多，占有宋的大部分领土，齐国势力大大增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齐似乎有吞并天下之志，诸侯各国都感到威胁，天下共同攻齐的形势出现了。
公元前 284 年，秦、魏、韩、赵、燕五国伐齐。燕国经过 28 年的准备，民殷国富，士卒勇战。五国攻齐之时，燕乐毅率兵参战，并成为战争的重要指挥者。齐军很快被击溃，各国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秦得定陶，魏占故宋，赵取济西，楚国也得到了淮北之故地。各国相继罢兵，而燕国遣返了诸国军队，率师长驱进入齐国都临淄，尽取齐国之重宝，焚烧齐之宫室宗庙。《战国策·燕策二》云：燕国的“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於元英，故鼎反於历室，齐器设於宁召。蓟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元英、历室，燕宫殿名。半年之间，燕攻下齐国 70 多座城市，除聊、莒、即墨外，齐城皆属燕国。齐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六年之后，齐国在将军田单的率领下，进行反攻，一举赶走燕国军队，恢复了齐国。齐虽复国，但复国后的齐元气大伤，永远失去了强国的地位。
七、秦与韩魏的伊阙之战
秦昭王时期，魏国贤士范睢在魏受到迫害，几至於死，逃到秦国以见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范睢说秦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
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於韩乎 ? 王不如收韩。”又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因举兵而伐之。” [58] 秦昭王任范睢为相，开始进攻韩、魏。
公元前 294 年，秦昭王首先派将军向寿伐韩，攻取了韩的武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河北邯郸县西南 ) ；派左更白起攻新城 ( 今河南伊川西南 ) 。在此时，魏亦感到恐慌，于是派军队与韩一起守卫伊阙 ( 今洛阳市南 90 里，即龙门 ) 。公元前 293 年，秦将白起与韩、魏大战于伊阙，斩韩、魏士卒 24 万。韩、魏惨败。秦俘获了魏将公孙喜，并攻获魏国五座城池。
伊阙之战，秦斩杀了 20 多万韩、魏的精壮之士，韩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史记·魏世家》云：“ ( 魏昭王 ) 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新垣，曲阳，皆在今河南济源县一带。伊阙战后，魏国把河东四百里割给秦。秦在战国初年曾得到河西地，而至此又得到了河东，而且还攻拔魏国的众多城池。从此，魏国开始“以地事秦”，即对秦国割让土地以求苟安的政策。秦攻拔了魏国的怀、郪丘。继而“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以继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 [59] 魏国灭亡之势已成。
伊阙之战，韩国同样遭受惨重的打击。《史记·韩世家》云：“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以后，秦攻战韩的城皋、荥阳、上党郡。韩国已沦入秦的掌握之中。
伊阙之战，韩、魏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在秦国的猛烈进攻之下，韩、魏毫无还手之力。大量城池被秦攻占，韩、魏只好割地求和以苟延残喘。
八、秦、赵长平之战
赵惠文王时 ( 公元前 298 年～前 266 年 ) ，赵任用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赵奢为上将，君臣和睦。其士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成为当时诸侯各国中最先进的军队，可谓兵强马壮，成为秦国兼并过程中最强的敌手。赵“尝抑强秦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 [60] 公元前 270 年，赵在阏与 ( 今山西和顺 ) 大败秦军，大大挫伤了秦国的锋芒。秦国意识到，如果想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击败赵国。
公元前 262 年，秦攻取了韩的野王 ( 今河南沁阳 ) ，把韩的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隔绝开来。韩国恐惧，割上党郡向秦求和。上党郡守不愿降秦，反把上党 17 县献与赵国。
秦国因上党郡守不降秦而降赵，大怒，派白起、王齕进攻赵国。赵派廉颇迎敌。秦、赵双方在长平 ( 今山西高平西北 ) 展开了自战国以来空前的大战。廉颇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家。秦、赵在长平相持三年，秦军终不敢前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回了廉颇，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一反廉颇的军事布置，更换军吏，对秦军全面出击。秦将白起佯装败走，然后纵奇兵，绝粮道，两路夹击赵军，赵军被围，绝食四十多天。赵军数次出击，均不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作战，被射死。公元前 260 年，赵军 40 多万士卒败降于秦。由于赵军曾经受过胡服骑射的训练，多为英勇善战之士，白起害怕赵卒复为赵国所用，于是灭绝人性地将 40 万赵卒活埋。赵国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国力大大地削弱了。
长平之战，秦国的损失也是惨重的，“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 [61] 而秦王却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于公元前 259 年，又兵围赵都邯郸。赵国经长平之战，赵人之死者不得救，伤者不能疗，涕泗相哀。秦坑赵卒 40 万，赵人对秦国再也不存任何幻想。当秦军攻伐邯郸之际，赵国人民作了英勇的抵抗。与此同时，魏国信陵君无忌窃兵符以救赵国，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将军景阳率大军救赵。在赵军、魏军、楚军的夹击下，秦军大败。秦将郑安平以 2 万人降赵，这是秦自阏与之战后的又一次大败。
邯郸之役的胜利，使战国晚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战役把各国又联系在一起，使秦国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进攻，减轻了山东六国的压力。但山东六国并没有乘强秦的暂时失利而休养生息，励精图强，而是又隐入互相争战之中。楚向北灭鲁，魏乘机灭卫，燕国认为“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于是起二军，车二千乘以伐赵。“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赵又起用廉颇为将，破杀燕军，虏燕将军乐间、卿秦。 [62]
秦、赵战争，使兼并战争后期唯一能够对秦起抑制作用的赵国被削弱，再也无力与秦抗衡。
九、秦统一中国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即位，是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63] 名义上的周天子也不存在了，秦国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事在必然了。
山东各国也已清楚地看到，秦攻伐不已，自己迟早会被灭亡的。公元前 241 年，山东各国又相谋合纵，为了保护自己，再做一次努力。这次合纵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负责具体的指挥。
然而，此时山东诸国的情况已不能与战国前期相比了。秦在与诸国战争中采取杀伤有生力量的措施，使诸侯各国元气丧失殆尽。公元前 293 年，秦与韩魏伊阙大战，秦将白起斩韩魏士卒 24 万，并攻占 61 座城，魏割让河东地四百里，韩割让武遂地 200 里。公元前 274 年，秦攻至魏国大梁城下，斩魏卒 4 万，攻占四城。公元前 273 年，秦攻三晋，斩首 15 万。
公元前 312 年，秦与楚有丹阳之战。秦人败楚，轩楚甲士 8 万，俘虏大将屈丐等。公元前 300 年，秦复攻楚。楚军死者 2 万。公元前 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为了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经过胡服骑射训练的赵卒不再为赵所用，坑杀赵降卒 40 万。在前后 30 余年的时间里，就大战被斩首山东壮年男子将近 100 万，如果连同小型战争计算在内，则 100 万之多，严重地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有生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诸侯列国的合纵伐秦，犹如群羊围攻猛虎，其失败是必然的。当诸侯兵至函谷关时，秦国出兵，山东各国也就不战而退，相继败走了。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 22 岁，在雍蕲宫举行加冕礼，亲政。他就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秦王政、肃清了嫪毐、吕不韦等内部的反对势力，把政权完全控制自己手中，为秦国荡平宇内，并吞八荒扫清了道路。
秦的统一战争始于灭韩。公元前 230 年，秦派内史腾进攻韩，俘虏了韩王安，尽收韩地。秦国得韩地而置颍川郡。
公元前 229 年，秦派大将王翦、杨端和率兵伐赵，这时赵国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如李牧、司马尚均为名将，而且赵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故秦军攻赵不下。秦人乃使反间计，贿赂赵国宠臣郭开，诬李牧、司马尚将要反叛，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及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急赵国之所急，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兵权，赵王竟然让人杀掉李牧，废除司马尚。公元前 228 年，秦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赵公子嘉率其族人数百奔代郡，自立为王。代王与燕联合以自守御秦。
公元前 227 年，秦军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六国，燕国君臣一片惊慌。燕太子丹派出刺客荆轲，前去刺杀秦王。荆轲带上秦国逃亡将军樊于期的人头 ( 樊于期自刎，将首级献上，以助荆轲 ) ，还加上督亢 ( 今河北涿县东南 ) 的地图为礼，以秦午阳为辅，前去秦国，共行大计。结果，荆轲行刺未遂被杀，计划落空。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公元前 226 年，秦王大举攻燕。秦大将王翦破燕都蓟城 ( 在今北京市一带 ) 。燕王及太子丹率其余兵走保辽东。秦大将李信追之，燕王被迫杀太子丹以献秦。当时正值辽东大雨雪，秦军无法前进，于是退兵。
公元前 225 年，秦大将王贲包围魏都大梁，掘开圃田泽水以灌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出降，魏国灭亡。
秦在灭了三晋、燕以后，挥兵南向，进兵楚国。公元前 225 年，秦王政问大将李信曰：“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 ? ”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又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不可。” [64] 秦王政认为王翦年老力怯，于是令李信及蒙恬率 20 万军队伐楚。李信攻平舆 ( 今河南省平舆县 ) ，蒙恬攻寝 ( 今河南省固始县寝丘 ) ，楚军在淮北败走，但当李信与蒙恬在城父 ( 今河南省郏县境 ) 会师时，楚人摄其后，“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大败。 [65] 由此说明楚国还具一定的有生力量。
秦王政听到李信失败的消息，立即亲自去请王翦。王翦率大军 60 万南伐楚国，楚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到楚国后坚壁而守之，养精蓄锐，不肯出战，任楚军挑战，终不出。楚国只好引兵而东，于是王翦派兵追其后，大破楚军，攻取了陈城以南至平舆的地方，俘虏了楚王负刍，秦王也随即亲到郢陈以庆胜利。
楚将项燕立昌平君为楚王，反秦于淮南。秦又派王翦、蒙武攻楚，在淮南大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秦国乘胜略定楚国城邑，平楚地以为郡县。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国，设立九江郡、长沙郡。秦又以楚地为基地，南征百越之君。公元前 222 年，秦降服越，设立会稽郡。
公元前 222 年，秦又派王贲率大军进攻燕，俘虏燕王喜，燕亡。王贲回军途中，攻代，俘虏了代王嘉，赵国最后灭亡。次年，秦兵挥军向南攻齐，俘齐王建，齐国灭亡。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从秦灭韩起，共用 10 年时间，秦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战国封建割剧局面结束，一个新的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秦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一、学术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周天子东迁雒邑，地位衰微，诸侯霸主国兴起。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相继改制变革，以谋求富国强兵。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转变更为残酷和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诸侯各国都争用贤能之士。
诸侯国君的礼贤下士，无疑给贤能之士一个上升的机会，并造成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诸侯国君为了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他们不惜重金，招纳天下的贤能之士为自己所用。知识分子成为诸侯国君最欢迎的人物，於是一些下层的“士”，开始刻苦攻读，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著书撰文，陈明自己的观点，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代表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发表演说，以求他们政治理想得到实现。我国思想史上的出现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在这个时期，先秦思想家们从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到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深刻的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其博大精深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墨家和墨子
墨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墨子。《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又《荀子·修身篇》唐人杨倞注曰：“墨翟，宋人，号墨子。”这些记载云墨子是宋人。《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云墨子为鲁人。现有学者认为墨子，“鲁人”之“鲁”，是鲁国 ( 今山东省邹县 ) ；亦有学者认为“鲁”，是今河南省鲁山县。
墨家学派是先秦时期很有影响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
墨家学派是手工业者利益的代表。墨家学说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要人与人互相亲爱，不要互相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66] ? ”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67] 墨子反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攻伐。当楚国将要攻宋时，墨子“裂裳裹足，十日十夜不顿舍”， [68] 亲到楚国去说服楚王不要攻宋，并亲派弟子为宋守城，使楚王不得不放弃这场战争。墨子有尚同的思想，“即令民与上同意也。” [69] 墨子还要求尚贤。墨子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70] 墨子所尚的贤，不分贵贱，包括“农与工肆之人”，代表了下层小手工业者的呼声。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节乐，反对厚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厚葬表示不满。《墨子·节葬下》云：“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墨子·节用上》云：“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作为一个平民阶层的学者，对贵族收括民财以奢侈享用，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对事物的认识方面，墨子提出“三表法。”《墨子·非命上》云：所谓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祭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提出的“三表法”认识论是客观的，唯物的，就是用古代圣王治国治民的史实，用国中百姓对国君所实施政策的看法，并观察现行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利，来判断政策的正确性。“三表法”，就是判定事物的三个原则。他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提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道家和庄子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曾为漆园吏。”庄子象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庄子》的《马蹄》、《胠箧》皆是论述其“无为而治”思想的。在《马蹄》一篇中，庄子以马为例，指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这皆是马的自然之性。而一些称善治马者，如伯乐，将马蹄“烧之，剔之，烙之，连之以羁挚，编之以皂栈，”结果许多马因不堪其苦而死，这是因为马失去了自然之性。如果想让马活得很好，很健康，就一定顺马之本性。同样对待人民也要顺其本性，让他们纺织而衣，耕作而食，无党无私，就是“素朴”，“素朴则民性得矣。”只有无为而治，顺民之自然，才能使民繁荣发展。 庄子鄙视富贵，对上层贵族统治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挞。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71] 庄子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明晰的思辩，他把先秦时期的唯心主义发展到高峰。他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道，道是万物的本体，但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的。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出于一个源。一个物被破坏，但它又成为一个新的物体。而每当一个新物体形成，它必将破坏一个旧物体。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 [72] 即事物的成与毁，皆归于一，但是，只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的变化。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复通为一，而没有看见事物的发展，这是庄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老子和庄子皆是代表小国贵族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侵略，鄙视富贵，主张均平，反对压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主张小国寡民，公社复归，并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不尚贤，反对儒家提倡的礼制。从主流上说，老子、庄子都是反封建压迫的哲人。在哲学思想上，老子、庄子都认为天下万物出于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他们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庄子是我国最早提出完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学者。
儒家与孟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鲁国邹 ( 今山东邹县 ) 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受业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是孔子的四传弟子。孟子一生与孔子有相似之处，他 3 岁丧父，是在慈母仉氏的教育下成长的。 孟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即王道政治。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73] 孟子主张给百姓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 [74] 让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孟子反对战争。他说：“春秋无义战。” [75] 又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76] 孟子认为，那些热衷于战争者都应受刑。 《孟子·尽心下》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之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把民看得最重，其次为社稷，再其次为国君，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把“民”看得高于国君，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灿烂的火花。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是继孔子以后儒家学说的奠基人，被后世尊为“亚圣。” 儒家学说以等级为内容的礼制思想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是维护王权的理论；但其主张仁政治国及王道政治，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除孔、孟外，先秦早期儒家，还有孔子弟子曾子的仁孝思想，子思的中庸思想及以诚为本的思想，亲亲尚恩的思想，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荀子
荀子本是儒家学派的后裔分支。《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其中的“孙氏之儒”，就是荀子一派的儒家。“荀”改为“孙”，是后人为了避汉宣帝刘荀之讳。 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法家学者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承儒启法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曾三次为“祭酒”，是当时地位很尊的学者。他晚年在齐受谗，至楚国，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令，终死在兰陵。 荀子认为，礼、法都是治国治民的根本。《荀子·强国篇》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 [77] 他认为一国之内，君主必须实行集权，不准有分散国君权力的情况出现，他说：“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78] 又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79] 荀子主张以礼治国，隆一而治，王权集中，天下必分贵贱之等级，这正是礼制的内容，并带有法家思想的倾向。 荀子主张尚贤，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80] 荀子具有民本主义思想。他认为对待百姓，应“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君人者，爱民而安。” [81] 荀子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 [82] 荀子认为，以民为本，才能国富君安。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 荀子思想最光辉的是其唯物主义思想。《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也就是说，在世界上先有天地等物质，才有礼义等制度和道理。物质是形成万物的基础。 荀子认为，天，即大自然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83] 天之规律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但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去改造自然。荀子说：“从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84] “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的又一个光辉的哲学命题，表现人类战胜自然的意志和魄力。荀子不迷信，不相信灾异，认为天行有自己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这种规律，使之为人服务。这在战国时期是最进步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认为，认识事物必先用目、耳、口、鼻、体等得到最初的感性印象；然后再用心去综合分析这种感性认识，从而得到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在综合分析时，要不受故、欲、恶、始、终、远、近、古、今、博、浅等现象与感觉的蒙蔽干扰，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
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 [85] 在对事物的观察、了解过程中，从学习到参与，才能真正了解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荀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科学的。
法家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战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多是政治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在诸侯国中为卿为相，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政治制度的实施。战国中期，法家思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韩非子是这种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韩国公子，曾与李斯师事荀卿，善著书。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见之，甚悦，乃急攻韩，索取韩非，韩王乃使韩非使秦。但是在秦国，韩非遭李斯、姚贾的谗害而死。 韩非子主张，国君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保证这种权威，韩非子提出国君驾驭臣下的“七术”，指出威胁国君权有“六微”和“八奸。”韩非子认为刑、德之权必需掌握在国君手中，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86] 也就是说，国君必须牢牢握住生杀予夺之权。 韩非认为赏、刑必须严格依法。《韩非子·定法》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刑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法皆是国君统治必须掌握的工具。《韩非子·有度》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认为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国君用法，要不阿贵，不挠曲，使智者不能开脱，勇者不敢争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法家的理论，虽然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但是有些理论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在哲学思想上，韩非子与老子有共同之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子与老子一样，认为天下万物之本是“道。”韩非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87]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88]韩非子赋予“道”更多的政治性。如《韩非子·主道》云：“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89] 韩非子研究“道”，是为了让国君以知“万物之源”、“善败之端。”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对世界的认识论方面是唯物的辩证的。他反对龟卜蓍筮。如《饰邪》一篇记载，赵国攻燕，“凿龟数筮，兆曰大吉。”赵国取得胜利。燕攻赵，亦卜筮大吉，但是却遭到失败。韩非说：“龟筮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然而持之，愚莫大焉。”“用时日，事鬼神，信小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90] 韩非子认为，把复杂的事物比较分析，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韩非子·杨权》云：“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还说：“智术之土，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91]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92] 如何把对事物的认识转移到对人的认识，韩非子提出，国君必须烛私明察，不要只听其谈，而要观其行，责其用，全而考察，才能真正地得到人才，他的认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其特点是与政治结合。
其他学派
阴阳学派的鼻祖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十余万言。”由此可见，邹衍因诸侯国君“淫侈，不能尚德”，才创立阴阳学说，企图惊动帝王，为帝王服务。《盐铁论·论邹》云：“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比喻王公列士。”
邹衍提出了“五德转移”的学说。他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93] “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所演绎的德行，即《尚书·洪范》所说的“五行。”邹衍把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与朝代兴衰相附会。
邹衍认为，五德相胜相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五德的相胜，
是从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的转变。每一种新的物质都在旧的物质中孕育产生，从量变到质变，逐渐代替母体，形成新物质。这实际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但是邹衍把五德相胜相克的理论与人世间王朝的更替变化相附会，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转移受五德转移相胜说的制约，从而使之具有了神秘的色彩，把“五德”相胜说推向了唯心主义。
名家是一个探讨名、实关系的学派。他们“控名责实，参伍不失，” [94]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95] 名家研究名、实关系，具有丰富的思辩性和逻辑性。名家最有名的学者是公孙龙。公孙龙、赵国人。公孙龙反对战争，主张偃兵，兼爱天下。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暴政，具有儒家思想倾向。
公孙龙最著名的是“白马非马”的论点。《公孙龙子·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里是指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指一般的马，包括黑马、红马、白马、黄马。而白马，则专指白色的马。故可以说：白马非马。
公孙龙的另外一个哲学命题是“坚白论。”公孙龙认为，一个又坚又白的石头，人之目只见其白，手只能拊其坚。他说：“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不可谓无坚，不可谓无白，其异任也。其无以代也。坚白域于石，恶乎离 ? ” [96] 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石头的坚、白性质，要目、手共同感觉，才能得出“坚白石”的结论。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鄄之间 ( 约当今山东荷泽一带 ) 。司马迁《史记·孙子列传》中认为孙膑是继孙武的后代子孙。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宾法》和《孙膑兵法》。孙膑曾为齐威王之军师。他创造的“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军事方略，显名于世，并著有《孙膑兵法》。其兵学思想与孙武相似，具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孙膑更重视战争中的阵法、士气、选卒、维护军令的威严等。孙膑是继孙武以后我国历史上留下兵学理论的优秀军事家。
许行，战国时期楚人。他假托“神农之言”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许行，史书记载不多，《孟子·滕文公》记载了一些有关许行的思想和活动。许行代表农民提出“君民并耕”的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孟子·滕文公》记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以自养也，恶得贤 ? ”许行要求君民并耕，国君与民同耕才是贤君，而滕国有府库，则是收括聚敛而来，故滕君不算贤明的君主。
在商业贸易方面，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 [97] 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对富商大贾欺行霸市，渔取重利的不满，反映了农民要求公平的市场交易的愿望。
许行主张君民并耕，反对不劳而获，表现了下层农民要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理想。许行希望有一个贤明的国民，实施仁政，来实现他君民并耕的思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许行为代表的农家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是世外桃源式的幻想。但许行的社会理想，主张均平，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思想，闪耀着平等思想的火花，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可贵的。
二、史学和文学艺术
《左传》是春秋战国史学的伟大成就。有人认为《左传》为春秋时期的瞽史左丘明所做。《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研究者有认为《国语》，是诸侯各国语，即《左传》。徐中舒先生认为：“《左传》出自左丘明的传诵，……由子夏一再传弟子收集更多的文献，排比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 [98]
杨宽先生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依据各国瞽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一种‘传‘的。” [99]
《左传》成书年代在战国，记载了上始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468 年 ) 计 255 年的历史。《左传》史实丰富，文辞优美、生动，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必读书籍。
《国语》亦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战国时成书。《国语》包括《周语》、《晋语》、《楚语》、《郑语》、《齐语》、《鲁语》、《越语》、《吴语》等。该书偏重于记载各国贵族的言论，属于《语》一类的书。
相传《国语》亦是丘明所著，《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它保存了不少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国语》的成书亦在战国。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西汉刘向校勘整理。该书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的不同写本，皆是西汉宫廷藏书。刘向根据这些不同的写本，删去重复，重新编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即今流传之本《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两种重要史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纪年》记载了自黄帝至魏襄王二十年之事，成书在战国。《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之事。书中说周穆王西游曾到过中亚，曾在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此书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仍是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诸子都是优秀的散文家。诸子的文章，思想开阔，语言生动，文辞多采，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庄子的文章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荀子语言生动，说理透彻；韩非子峻峭尖刻，锋芒毕露。如庄子用“望洋兴叹”的故事来比喻见认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用“守株待兔”来比喻政治上的保守派。这些寓言寓意深刻，有极强的感染力。
战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所作。屈原是楚怀王的左徒，“博文强志，娴于辞令，”很得楚怀王的信任。其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免去屈原的官，将其流放。屈原被流放，初在汉北，后又放逐江南。楚国政治日益腐败，他悲愤之极，於旧历五月五日，投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放逐中，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二十五篇。其作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离骚》、《远游》、《渔父》、《卜居》、《九章》，是写作者被放逐后的苦闷心情，表现作者对故国强烈的热爱。第二类主要是《天问》，是作者在流放中，对自然界、古代史迹发问的诗篇。作者提出一百多个问题，诗中保留了古代的传说和史料，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第三类作品《九歌》，是作者利用楚地的神话、民歌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歌。
《楚辞》以其磅礴雄伟的气势，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清新的文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太史公说：“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00] 屈原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之后，宋玉的《九辩》亦是抒情诗歌的文学杰作。《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战国时期，以《离骚》、《天问》、《九歌》为代表的楚国辞赋确实形成一个文学的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土有编钟、石磬等乐器。这个时期的贵族家庭多有乐器，称为“钟鸣鼎食”之家。这些现象表明音乐已经走进了许多贵族的家庭，成为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战国策·齐策一》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荀子·乐论》云：“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管龠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荀子道尽了所有的乐器象征的意义，说明荀子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
《礼记·乐记》是一篇研究音乐的文章。该文研究了音乐的起源，是“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论述了音乐的作用、种类、意义等。《乐记》及《荀子·乐论》皆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学术著作。
先秦时期，凡有大事皆需行礼作乐。如战争有军乐，婚庆有喜乐，丧有哀乐等。《史记·孔
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中国自古就是诗书礼义之邦，音乐是先秦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部门。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我国的天文历法有进一步发展。
周烈王时，即公元前 370 年左右，我国出现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四分历规定一年为 365 又四分之一天，十九年之中置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古罗马公元前 46 年曾创造《儒略历》，与我国的《颛顼历》相同，但要晚 300 多年。《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101]
在制定历法的同时，人们还注重气候和物候的变化。战国时期，根据黄河流域气候的变化，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如冬至、夏至、雨水、惊蛰、霜降、春分、清明等。这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杰出创造，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开始对天空星辰星象的观察与研究。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东椁室出土一个漆箱盖。箱盖中心有用毛笔写的一个大的篆字“斗。”围绕“斗”一圈是用篆字写的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名称按顺时针排列：角、亢、氐、方、心、尾、箕、斗、牛、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委女、胃、矛、毕、此 ( 隹 ) 、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这里不仅记载了二十八宿的名称，还记载了星宿在天空中的方位。
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记载，及《吕氏春秋·有始览》都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二十八宿的记载。
战国时期，有专门研究天象者。《史记·天官书》云：“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甘德，或曰鲁人，或曰楚人；《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曰：“《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则是魏人。后人二人的书合在一起，称之为《甘石星经》。该书测定恒星 120 颗，记录了这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并绘成星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1973 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一部《天文气象杂占》，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该书绘有二百五十幅云气、彗星、恒星的图象，其中有二十九幅是绘有各种形状的彗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已有很高的成就。史书上不仅记载了天象、灾异等，并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都有了一定的研究。
医学
战国时期的扁鹊，号称神医。扁鹊是齐人，曾师事长桑君，得长桑君秘传禁方，能知人体中五脏之症结。《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过虢时，虢太子暴卒，体温尚存。扁鹊让弟子子阳拿来针和砥石，针灸虢太子的穴位三阳和五会。过一会，太子复苏。扁鹊又让弟子子豹配药，以温湿巾拭药熨太子胁下，虢太子起坐；又服两剂药，虢太子康复。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扁鹊起死回生之术的故事。
《扁鹊列传》云：“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是一个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全能的医生。
扁鹊还是我国中医脉胳学的创始人。他重医不重巫，“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102] 扁鹊所创立的中医学是科学的，他的“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至今仍是我国中医诊断的重要手段。扁鹊过秦时，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及扁鹊，派人杀了这位绝世名医。扁鹊死后，他的医术传给后人，对我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被总结，并上升至理论，结集成学术性的著作。
《周礼·冬官·考工记》就是记载周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著作。根据《考工记》的记载，当时的生产部门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攻木之工”，详细地记载了车的制作方法，对车轮、车舆、车床、衡、车辕等各部件的长、宽、高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和科学的分析；各部件必须有科学的比例，才能使车子协调，运转轻快。如“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谓之叁称。”就是做车，轮高、车宽、衡长，三者的尺寸相宜，谓之“叁称。”《考工记》还介绍了作车轮木料的选材、及烘干技术等。
“攻金之工”，介绍了青铜合金配比的知识。制造不同的青铜器，所用的铜锡配比也不相同。《考工记》云：“金有六齐 ( 剂 ) ；六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里介绍了制造钟鼎、斧斤农具、兵器戈、戟以及削、杀和铜镜等各种器物的合金配比。合金配比不同，表现出的硬度、韧性，光泽也不相同。《考工记》总结了正确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经验的科学总结。
《考工记》还介绍了“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等技术经验，对当时和后代的社会生产又有指导作用。
墨家学派是小手业者及小商人的代表。在生产中，墨家已总结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保留在《墨子》中。
《墨子·经上》云：“体，分于兼也。”体是部分，兼是整体，其意为部分是从整体上分出来的。又“圜，一中同长也。”中，孔也；此谓一圆，从孔向周围各处量皆同长。“方，柱隅四驩也。”四方体具有等面等边等角的性质，这些记载是几何学的知识。
《墨子·经说下》云：“方石去地尺，关石於其下，悬丝於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这段记载对力的性质、运动、平衡皆有认识，体现当时人们的力学知识水平。
《墨子》还反映当时人们的光学知识水平，这是《墨子》最精彩的部分。《经说下》云：“鉴者近中，则所鉴大，景亦大；远中，则所鉴小，景亦小。”这段记载反映了光的直进性质，平面镜中物和象的关系，光源和影的关系等。
《墨子》记载了许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包括对力学、光学、几何学都有所认识，并对这些现象和学问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这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表明了我国先秦时期的科学水平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