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湖北自弃，武汉自杀!

湖北自弃，武汉自杀（上）

——家乡沉沦的悲痛

          离开武汉已经半年多了，但多年来形成的习惯还是改不了，我每天仍然通过点击武汉出版的各种报纸的电子版来阅读国内外的新闻，也常常关注湖北和武汉的一些时事，毕竟生在湖北，又在湖北受过这么多年的教育，要说对家乡的感情，是与生俱来的、不可移易的。

          今天打开荆楚网，一则《假如观念欺骗了你：一名湖北记者眼中的豫鄂之争》的新闻，强烈的冲击着我的视线和感情，很久以来，就想对这个在民间存在由来已久的话题，说上几句，因为身在外地，亲见他乡的发展一日千里，对湖北和武汉存在的问题早有动笔的冲动。

          长期以来，各地发展的速度、水平和模式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有时也跃入国家和地方主流媒体的视线，这篇《假如观念欺骗了你》就以很好的视角坐实了长期以来民间的议论，“欺骗”两个字生生地撞击着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承认并揭露湖北和武汉存在的问题是时候了！

            1998年，河南省GDP为2421亿元，而湖北已达到3054亿元；2008年，河南省GDP为18408亿元，而湖北省为11330亿元。从总量来看，十年前，河南GDP为湖北省的79%，而十年之后，河南是湖北的1.62倍！从增速来看，十年之间，河南GDP增长7.6倍，而湖北仅增长3.7倍，河南增速在湖北两倍以上！这组数字的对比再真实不过地说明了问题——湖北确确实实发展慢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不肖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比，就是与同在中部地区、过去困困重重的邻居河南相比，湖北的发展也慢多了。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组尴尬的对比，尴尬来源于湖北拥有的优势与它的缓慢地发展现状的鲜明对比，更来源于与一个曾经负面新闻缠身的省份相比，面对当今河南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湖北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后劲不足。再看，新一届全国百强县排行中，河南省有8县市上榜，湖北省一个也没有，而且湖北省已经连续好几届没有一个县上榜，我曾特意留心过，近几年的全国百强县名单出炉时，武汉的各大报纸都心虚得不敢报道，大概是怕报道出来市民面子上挂不住，某些领导面子上也挂不住。最新一届中部六省百强县排行中，河南省共有40个，占40%席位，而湖北省仅有11个，竟远低于各省应分配到的比例。作为湖北的居民、河南的邻居（我的家乡在广水，与河南信阳仅一山之陋，说是邻居一点也不为过），确实觉得无比的难堪。

              过去不作为地理概念、也不作为经济概念的内陆六省，2002年前后，在“中部”的旗帜下集合到一起，以“中部塌陷”作为向抱团国家争取区域政策的理由。如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为国家区域发展的宏观政策，提出来已经五六年了，中部的发展可以说不缺乏“问题意识”，然而，发展的结果却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更进一步地说，与同在中部的邻省相比，湖北的发展现状真是让人既心焦又愤怒。

             不是过去有一个观念在欺骗我们，而是我们一直缺乏承认自己落后的勇气，这篇《假如观念欺骗了你》如同当头一棒，自高自大惯了的政府和市民该醒醒了。

            知耻而无后勇，湖北的问题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平心静气地说，老体制“制造”出老观念，“二老”合围让湖北步履蹒跚。

              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资源的分配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划拨，而得到较多资源的时候，相应地行政权力的干预也比较多，当人们习惯于通过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时，就容易形成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这条法则已为其它地方的发展所证实——凡是过去国有企业比重比较大的地方，政府管制就较多，民营经济的发展就较慢。

               最典型的是东北和浙江，建国后国家许多重大项目安排在东北三省，在计划经济年代为国家作出许多贡献，一跃而成为“共和国长子”，然后，在民营经济活力显现的时代，国有企业用人机制、经营机制、管理体制僵化的弊端暴露无疑，靠行政垄断和行政干预行不通了，大批国有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不可阻挡的落伍形成了“东北现象”；相比，浙江省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投资，至今也几乎没有一家大型央企，然而正是由于没有国家重大投资和大型国企，使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受到的行政干预比较少，获得了在外省难以获得的良好环境，由于政府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可仰仗，扶持民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也比较大，例如，2009年，杭州一个城市的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的民企就占到81席，达到全国的16%，规模和比例十分惊人。东北和浙江犹如天壤的发展局面，正是体制和观念作用的结果。

            湖北的情况和东北比较相似，从“一五”时期，国家就安排了一些重大项目在湖北。湖北省的领导常讲，湖北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所谓的基础指的就是武钢、东风等几家大型国企，武汉市的媒体也常常拿几家“武字头”国企说事，很多年来，湖北省和武汉市地方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落户于本地的国有大型企业的经营状况，政府花大力气、大成本服务国企、捧国企，习惯于用行政权力解决问题，习惯于眼睛向上，对上级的依赖和“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2003年全国“两会”上，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敲着桌子追问温家宝“武汉在哪里？”这一事件曾被当地媒体反复正面渲染，我则认为，恰恰相反，其实这一事件再生动不过的反映了当地政府的主流观念——向上级要政策，二十一世纪还发生像这样的事情，说明观念真的十分落后。这种八十年代盛行的“等靠要”思想还发生二十一世纪，上级政府也不见得待见，温家宝曾经用外交辞令回应说，“武汉在哪里？武汉在中部崛起中。”依旧落得一场空，不想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要到什么呢。面对有心无力的阮市长和善讲大话的李宪生同志，我想对你说，“武汉在哪里，武汉在民营经济当中。”

            过去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带来的收益实在的，而与国企相伴而来的行政权力对市场体系的抑制和会公平市场环境的伤害也是实在的。国有企业主导的条件下，政府形成了设置和尽力保留行政审批的思维定势，流变为一些公务员过惯了“吃拿卡要”的生活，民营企业在政府的工作中不受重视，行政管制多，政府扶持少，或者根本不愿扶持，居民乐于进国有企业端“铁饭碗”、炫耀“身份”，拿“死工资”，社会上创业氛围稀薄，创业人才稀少，结果造成社会上创业成本太高，创业环境恶劣，民营经济发展阻碍重重。

            东星航空的昙花一现就很能说明问题，东星是第一家拿到航线经营权的民营航空公司，总部在武汉，金融危机条件下，东星陷入困境，省市两级政府不愿出手相救，最后坐视东星破产，品牌资源白白归零。东星破产事件说明湖北省市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其实在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品牌的民企的运营上，发展初期适当的给予补贴和援救措施不仅十分必要的，而且从长远来讲也是有巨大综合收益的，若以地方政府注资，参股重组，完全可以救活东星。政府不救的理由可能由千万种，但人们只会记得负面新闻带来的效果，何况媒体报道中，兰世立还曾亲口说过湖北的投资环境不好，其言语只会给投资者造成负面的印象，东星破产事件对湖北投资环境形成了极大伤害，其实政府不救，看不见的恶果最后还是得由政府承担。

            “光谷”是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另一个名字，被吹嘘得与北京中关村那般智力密集，而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企业至今也长不大，未出现一家大型的、有影响的上市公司。武汉邮科院1985年就掌握了制造光纤的技术，而同期的深圳华为名不见经传或者尚未成立，据说时至今日，武汉邮科院仍掌握着部分华为想得到的核心技术。如今，深圳华为年销售收入达到1000多亿，而武汉邮科院却不到50亿，前者成为我国民族企业的典型代表，而“武汉邮科院的一些人才，集体跳槽华为，领导急得跺脚”。武汉邮科院是中央领导视察武汉时必到的企业，被省里视为“掌中宝”，其体制僵化到连辞退40名清洁工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谈什么创新和市场呢？这不值得反思吗？众所周知，科技企业是最需要创新的，对市场反映最为敏感，商机稍纵即逝，而武汉光谷的一批民营科技企业，长期处于侏儒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在做什么呢？做了些什么呢？

             近十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民营企业成长缓慢，湖北省和武汉施的经济排名不断后移，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投资带来的辉煌旧梦逐渐破灭，然而依靠行政保护的方式过日子的思维流毒仍然随处可见，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只有湖北人喊叫“湖北人抽自己的烟，喝自己的酒，开自己的车”，可见行政保护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一县政府发红头文件指定使用武烟产品，不用则受罚；由于在全国两会上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讽刺，不惜血本、通过行政手段使已经倒闭十年的“黄鹤楼酒”，迅速“起死回生”；居民办理房产证复印几张纸居然要收116元，被外地媒体讽刺为“武汉纸贵”，这样“咬一口就死”、雁过拔毛式的作派盛行，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服务意识？这样的地方谁还敢来投资？好话说一千遍不及坏话说一遍，几张纸收116元这样的负面消息传播，省市政府首长说一千遍本地投资环境好人家也不会相信，等等事例，不一而足。

            内陆思想观念的开放本身就比沿海要困难，如果没有强力的推动，封闭观念就会顽强的存在，绝不会自动清除，许多时候，指导望现有的人解放思想根本不行，必须靠换人才能带来思想的解放。可惜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主政者视官场为传舍，谋短期的政绩，谋任期内治下的稳定，思想保守，运作“保本”，行动“保位”，鲜有开风气之先、大有作为的地方官，这让湖北人总是怀念当年缔造近代汉口辉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当年“咸安改制”的主导者宋亚平，在咸安干满一届之后被匆匆调到省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明明是帅才却被用作谋佐之才，使当时被媒体誉为与仇和齐名的“四大改革家”失去了用武之地，人事安排上的明升暗降让一颗新星闪亮的划过湖北的天空之后，瞬间就归于无涯的沉寂，如今仇和和宋亚平的不同命运，其实就是思想保守与开放的鲜明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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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自弃，武汉自杀（下）

——家乡沉沦的悲痛

          内陆的自然封闭和旧体制的塑造二者的原因不同，而结果却是一样的，就是束缚经济发展。湖北的媒体喜欢用“抢滩”一词，在外地资本纷纷涌来，只见外地资本和品牌来抢占市场，而少见本地企业出击到外面攻城略地。湖北省曾经有种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曾经有的几个名牌不是破产就是被兼并，逐渐陷落无闻了，只是在怀念过去的时候才被当地媒体提起来一下，如今，湖北省和武汉市对外已经没有一个拿的出手、说得出口的产业，甚至产品，社会流通工业品总值在全国的比重不断下降，城市品牌不断流失，甚至出现了一些“逆淘汰现象”，一些武汉本地的服装企业生产的高档服装，远道香港去注册，甚至不敢宣称自己是“汉派”服装，以免降低了自己的产品品位。汉口有一座全市最高的大楼“民生银行大楼”，在建十年至今仍为完工，引得各大媒体纷纷关注，其间有无公务员“官本位主义”作祟、办事效率低下、吃拿卡要等事，外界不得而知，外界只看“权力叙事”的结果，用网友的话说，这一速度最能代表“武汉速度”。

          武汉长江隧道本是万里长江上第一个报批、第一个开工、第一个通车的江底隧道，早在2008年年底已经建成通车，而且为了争这个第一，武汉市政府还曾下大力气，抢抓时间施工，好让这个“万里长江长一隧”定址在武汉，好与武汉长江大桥这个“万里长江第一桥”相互辉映，不料今年8月，南京长江隧道仅刚刚双线挖通尚未通车，南京媒体和全国一些媒体就纷纷报道称南京长江隧道为“万里长江第一隧”，一时间引得武汉市民和媒体纷纷鸣不平，明明是武汉多项第一在先，南京长江隧道并非人们常说的时间上的第一，而实为技术上的“第一”，媒体却大肆宣传、渲染后者。其实，有什么必要抱怨媒体和钱七虎院士呢，这就是城市品牌在起作用，城市影响力下降了，城市里所发生的事件没人理你，不受外界重视，要怪只怪自己品牌资源流失得太严重，武汉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地位下降，怪不得其它，原因只能找自身，试想，如果这个“第一隧”最先挖通在上海，那还有媒体、还有地方再敢称是“第一隧”了吗？

          城市与企业一样，是有品牌效应的。政府就是这个品牌的拥有者，政府为这个品牌做了什么，就能从品牌经营中得到什么，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做，就只能坐吃山空，坐待前人遗留下的老本慢慢耗散。民间会不自觉地进行各个省份、各个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也会把它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作纵向比较。可惜的是，在湖北省和武汉市，过去城市发展积累的家底被用来“逆比较”，不肯老实承认现今的衰落事实。在官方，政府常常以自己被列入15个副省级城市而自居（大有精神胜利法之嫌，如果把前面四个直辖市加入进去，武汉市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已远落20名之外），却对自己日渐式微的经济、文化影响力视而不见，在各类榜单的排名上位次逐渐下滑，不仅没有激励起奋发之势，反而自甘人后，得过且过。今年春，有沿海一城市的以副市长带队到武汉推广农产品，武汉一副处长却说，“沿海受金融危机影响大，财政收入下滑很快，他们才主动来汉搞产品推广”。这名公务员没有学到别人主动作为、应对危机的顽强精神，却把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只说不做，养成了武汉的政府公务人员夜郎自大、安于现状、破罐破摔的坏脾性。

         还有湖北随州行政升级运动很能说明湖北人关注的东西不是商而是官、不在地方发展而在个人升官，官本位思想流毒极广。1979年，从老随县析置设立县级随州市；1983年县级随州市与随县“市县合并”；1994年升随州市为省直管；2000年，随州市设为地级市、成立曾都区；2009年析置曾都区、重设随县。三十年来不断的升级、升格运动，使1979年的一个随县，凭空自造出一个曾都区和一个地级随州市，当地经济发展未见有明显的起色，三十年来官僚机构却增加了两倍。随州三十年来前赴后继不断折腾，搞政府升级、官僚扩张，你们对得起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全部靠天吃饭的260万农村父老乡亲吗？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你们何德何能“生造”地级市，把一个小小260万农民逼到山穷水尽？！

            在民间，当地媒体动不动就称某某项目为“华中”最大、“中西部”最大等等，如称龟山电视塔为“华中桅杆”、80万吨乙烯项目为“中西部最大”等等不一而足，殊不知，当今天社会，市场条件下，“大”不代表效益，“大”的实际价值已经大大减弱了，而“强”则受到重视。当地媒体在宣传时，有意对别人的强项隐去不言，而对自己的略微比较优势大书特书，造成了本地市民盲目自大、目空一切的“坏民情”。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河南的强势的食品工业，号称“中国人的大厨房”；湖南有强势的文化产业，“文化湘军”势不可挡；江西有运作成功的旅游产业，“红色旅游”正当其时，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各地政府多年培育而成的地方品牌，这么多年过去了，湖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或者退一步说，湖北有什么呢？

           提到湖北就不能不说湖北的高校群，湖北确实有比较多的高校，在汉大学生达百万之巨，而且其中有七家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整体实力较强，但这些较好的大学是国家的资源，国家将这些大学办在武汉，本身并不是湖北省自身的资源，更不是湖北努力创造出的资源。所谓湖北高校群体，如果除去七家部属高校，其实的实力都很弱，省属高校中没有一个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甚至没有一个院士在校，这是人的共知的事实，也是郭生练副省长亲口之言。如果拿省属高校与外省相比，不仅会落在河南之后，也会落在很多西部省份之后，几十年来建设仍是这样的现状，仍然是吃老本，还有什么底气呢？

          这么多年来，湖北人乐于宣称本省有多少大学和大学生，也常常宣传湖北具有人才优势，这又是湖北人自造的一个“伪概念”，所谓的人才优势，应当指毕业生高度聚集的地方，湖北要说确实可以说是“人才家园”，每年毕业三十多万人，这么多毕业生，每年真正有多少毕业生留汉工作了呢？前些年博士极少，武汉每年培养的博士只有1%留汉工作，一个地方引以为骄傲的应该是创造环境吸引了多少毕业生来工作、来创业，而不是培养了多少毕业生，培养的人才随时可以会到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应当说，“惟楚有材”一说确实有它的道理，湖北的很多地方都相当重视孩子的教育，制造了“黄高神话”这样的教育界奇迹，但“人才家园”不等于“人才乐园”，“人才高地”不等于“人才高原”，实际上三十年来，武汉人才外流已经十分严重，只不过高校数量多掩盖了这一潜流。

          从发展上说，湖北不是富有人才，而是最缺人才，尤其缺高端人才，因为一个高端人才往往决定了一个产品、一个企业、一个产业的兴衰，而一群高端人才则决定了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高度、文化影响力的厚度、经济竞争力的强度。湖北向来重官不重商，重国企不重民营，这种思维的实践后果就是重官抑商、重公抑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地方思维的定势问题，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才问题。湖北省对人才作用的认识是很浅层的，仅把人才当工具，其实，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是虽由官方推动，却由当地的经济英雄直接创造的，政府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经济英雄还是那些人，应该说经济英雄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的统治者，应当把人才客人待、当主人用！湖北省每年评选经济风云人物，年年选来选去还是那几个国企的负责人占主导，排前位，鲜见有民营经济的黑马涌现，表面上是民营经济活力不足，实质上是人才短缺的外在表现。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因为没有那一方面的高端人才，该方面的工作就打不开局面，出不了成绩，形成不了影响。湖北表面上人才多，但因为不重视人才，各方面的高端人才流失殆尽，湖北盛产人才，但又缺乏人才，或者说真正的人才不能当其位、不能发挥作用，这是湖北现象的又一表现。其实，人才群体的高度决定了城市的高度，人才是发展的先导，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竞争比其它任何产品的竞争都要激烈，别的地方大张旗鼓提供优厚待遇吸引人才，武汉从来岿然不动，眼看着高端人才巨量流失无动于衷，从来不主动向外引才，造成了守着人才没人才的怪象。政府用人常常凭关系搞“自体循环”，用自己人，没有优秀人才输入的源头活水，久而久之，就陷入了平庸，庸才当位，还能发展吗？还有创新吗？湖北的滞后、武汉的摆尾，原因有千条万条，归结到一条，就是缺乏人才，而人才何以缺乏，就是不重视人才。

             产业的兴衰背后一定是人才的聚散，因为没有人才，或者说不重视人才，湖北总是在失去机会，第一次失去机会，没有看清汉口当年因何而兴，没有在它最兴盛的时候实现转轨。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内需经济时代，地理优势会成发展的契机，汉口居汉江、长江交汇处，大量的货物依靠水路由此北入山陕、南入川黔，带来茶叶、药材、食盐、日用等产品交易、转运的繁盛，当时汉口只作转运贸易，没有人推动汉口贸易商品就地工业化生产，如今汉正街的商品很少是本地生产的；第二次失去机会，是在八十年代国有企业比较兴盛的时期，管得过死，没有留下由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型的体制缝隙，思想观念僵化，民间积累不足，导致国有经济比重太大而又活力不足，民营经济都块头太小而又发展环境不佳，同时面临外地民营经济的不断冲击的局面；第三次失去机会，在九十年代以来，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硬通货”时代，用国有企业的旧体制来管理最需要变革创新、最需要高端人才的高科技产业，不敢推行高科技企业民营化战略，致使光谷的许多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已经沦为传统产业，所谓的高科技已经全国遍地开花，已被超越，又一次坐失良机。湖北人慢的不是半拍，慢的是一整个产业从规划、勃兴到衰落的时代！

            人才是一个地方保持活力的先决条件，有人才而不能用、不主动吸引人才，是为自弃；用庸废良，劣币趋良币，逼走人才、赶走人才，是为自杀，湖北和武汉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自弃和自杀的行径，这样的省份和城市，难道不出现人才亏损吗？失去了人才就失去了机会，失去了机会还会有人再给机会吗？“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人才流失了，他乡生根，还会再回来吗？

           而我，当年那个毕业后踌躇满志、声言要留汉“楚材楚用”的武大学生，也已离开武汉了，是不是人才，不能靠自说自话，需要靠别人评价，如果我是人才，只能说明武汉没有采任何取措施吸引我；如果我不属于人才之列，正好为其它人才腾出位置。

          再看一遍《假如观念欺骗了你》，仍然心急，最可怕的不是家乡的沉沦，而是它的继续沉沦，且不知要进行到何时，而看不到前面的火光，最让人扼腕长叹。一次我在杭州火车城站买票回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售票员，竟然一头懵懂又一本正经的说“武昌在哪里啊”，也许这个姑娘是头一天上岗，也许是她本人没有上过高中，头一次听到这样的发问，我真是对自己的家乡的衰落感到愤懑无语了，面对一个笑盈盈的小姑娘，我生不起气来，我只能问自己：“武汉还是那个有五国租界、十里帆樯、彻宵灯火、万商云集的武汉吗？武汉还是那个曾爆发武昌起义、引领辛亥革命、“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武汉吗？武汉还是个两度出现过国民政府、召开过八七会议、设立中央长江局、毛主席畅游过长江的武汉吗？”

          谁能告诉我，大江之滨、蛇山之巅的白云黄鹤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