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贤王雅量品德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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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贤王雅量品德与修养

 


文/王如良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自古探讨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一是取决于先天的生成,二是看平时生活中的修养。人生中如何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志向,这就显示了一个人的道德观念与修养成就。悠悠千古,人流如注,生老病死,次起彼伏,在 浩瀚的人流中有几人能名留史册呢!人生在世,由于各人的生活方式与追求有所不同,以至留给后人的印象也就各有所异。一个人如何给后代留有好的名声,如何让后人去崇拜他、敬仰他、效仿他,那就要看他道德品质的优劣。

   四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叶,官终光禄寺卿后又追封户部右侍郎的费县人王雅量,就是一位几百年来一直被后人称颂和敬仰的人物之一。王雅量虽没有战死杀场的赫赫战功,也不是官至极品的国公王侯。可他在看似寻常的现实生活中,做出了非凡的事迹,赢得了世人赞誉。当年,大明王朝的天启皇帝曾表彰他说:“朕以天下为车,以法度为衔勒,以纪纲之臣为之御,御得其人,则法度肃,而天下治;御不得不得其人,则法度废而天下不治。”从天启帝对王雅量赞赏的语句中不难看出当年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信誉。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月二十八日,王雅量出生在山东布政司费县一个世代从事教育事业家庭,父亲王慎曾官至天长县教谕。书香世家传统的儒家教育奠定和造就了他的人生。古老的费县,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先王遗化之地,它有着古代被人崇尚的文治。二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老夫子曾亲临费县大地。境内的闵子骞、曾参也曾经慕名拜他的为师。费县地处与曲阜比邻,儒家思想的氛围十分浓郁。王雅量幼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耳濡目染,儒家教育的氛围也就感应造就了他的人生观念。

    近年来,我们通过对费县疆域内的历史名人的探索研究,发现了以颜真卿为代表的“忠”文化,以闵子骞为代表的“孝”文化,以王雅量为代表的“廉”文化。然而,王雅量并非仅仅局限于“廉”的范畴之内。实际上王雅量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综合了颜、闵的“忠”与“孝”。

    一、
    首先,我们发现王雅量为官几十年始终保持着清政廉洁,以民为本的高风亮节,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们是很难做到这点的。明都御史宋鸣梧(临沂人)曾评价说:“王公历尹、台、卿、寺几十年,家仅中人产。”由此看,王雅量与历史上流传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廉在王雅量来说只显示了他高尚素质的一个方面。

    自古以来,考察官吏的政绩多从六个方面着手,所谓六考不同以廉为本。《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一曰廉能、一曰廉敏、一曰廉正、一曰廉法、一曰廉辩”。这就是说,一位政府官员不但要做到清正廉洁,然而更要有聪明才智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治国安民,促进社会的发展靠的就是既清廉又要有办事能力的人才。

    1996年冬,《王雅量墓志铭》被发现出土。从该《墓志铭》的记载中,我们发现有“廉生公,公生明,明生断”的语句。这是当时王雅量初任山西阳城县令时,父亲王慎对他的教诲,后来,王雅量以此为箴言,为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对于王雅量所遵循的“廉生公、公生明、明生断”的官箴。历代也有类似的记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出:“惟廉能约己而利人”。永乐十二年(1414年),曹端的学生郭晟乡试中举,授西安府同知,临上任前辞别恩师并讨教为官之道,曹瑞对他说:“其公廉呼!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后来,此言成为官箴的流行语。明天顺(明代第八位皇帝英宗朱祁镇的年号)三年(1458年)秋,时任山东巡抚的年富(字大有,怀远人;本姓“严”,讹为“年”)曾在泰安官署设立过官箴碑。年富将曹端的名言做了些修改,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的警句。时隔四十二年后,弘治辛酉(弘治十四年),泰安知州周霖又重新刻制了一块石碑,其文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官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可见,明代对“公”与“廉”的关系是当时官场中的铭言与警句。时隔147年后,以教书育人为业的王慎对儿子涉入仕途的先期,告诫儿子的为官之道也是不独有偶的。王慎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廉生公,公生明,明生断”的铭句。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学的先驱荀子(约公元前325-约235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郇人,今山西临猗县境内)也曾经说过“公生明,偏生暗”。汉代董仲舒也提倡过“至廉而威”。秦代的《为吏之道》把“清廉勿谤”列为吏有五善之一。唐代武则天时的《臣轨》称:“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宋代苏东坡的“威不可立也,惟公则威;明不可作也,惟虚则明”。吕本中的《官箴》记载有“清、慎、勤”为居官之要诀。后来到清代的康熙帝曾御书此三字,刻石赐给内外诸臣作为座右铭。顺治帝即位诏书中也曾记载有“国家安危系官僚之清廉”。所谓“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民风必坏”。可见“廉”与“公”的关系一度被世人所重示。而王雅量则借鉴发展了前人的铭言,汇集了先人的精点,遵循了“廉生公,公生明,明生断”的唯物辨正法的哲学理论。又“廉”与“污”是相互对应的,污则难公,不公则难明,不明则难断。王雅量把为官之道放在首位的是廉。由此看廉成了生公、生明、生断的根本所在。那么,为官者只要廉,公、明、威、断就会相继而生,这就是廉占居其首位原因。假若,为官者不廉而贪,怎奈谈公、明、威、断呢?所谓皮之不存,毛将何以附焉!所以王雅量一生所始终遵寻的座右铭就是廉,而相继产生了公、明、威、断。因而他以廉为基础,所到之处才能弊绝风清。

   二、
   从现存的文史资料和轶闻中寻觅王雅量的人生之旅,我们发现他以“廉”为基础,对于“忠、孝、仁、义”也是值得探讨的。

 万历三十三年间,王雅量在任阳城县令时,有一命案错判且结案上报,后来在审理其它案件时发现上案判决有误,王雅量知情后决定改判。当时他的下属就劝解他说,“刑已成,将不可易,否则于之官声不利”。王雅量听后回答说:“吾身为阳城之父母,岂能为己之官声而弃他人生命于不顾呢!即言此罢归,是也心甘情愿”。后来王雅量冒着丢官的危险毅然改判,将后囚抵罪,无辜者释放。同期为官的王象晋,在《王廷尉平反传》中称他为官公正,不图私利。王雅量把他人利益放到首位,把自己的仕途命运看得是那么的轻微,实为可贵之处,因此也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

王雅量在阳城任职期间,审理诉讼案件时总是提倡原告、被告当庭对质,当庭结案。其结果,双方当事人叩首称是。就连临近县境内有讼事发生,都愿意请他一决是非。这充分显示了他廉、公、威、断的职能性。

阳城任职五载,由于他的精心治理,社会秩序安定,邪恶势力萎缩,匡扶正义,清明的政治氛围给他带来了世人的拥戴与留恋。

时外官考绩,上司给他的评语是:“仁明闾左归心,廉威豪右敛迹。”在他调离晋升京官的消息传出后,阳城父老倾巷相送,依依不舍,场面无不令人动容。为官清正,为官廉明,这便是他的为官之道,也是他的为人之道。在离开阳城几十年后仍与通信联系。王雅量阳城五载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在中国历史上“华、夷”之分是长期存在的一个难以解决的误区,由于多少年来偏见性的认识,它严重影响着中华大地各民族的凝聚和团结。明万历四十三年,王雅量授命巡抚辽东,面对的是女真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已拥有几万人的八旗军队,和几乎已侵吞女真族各部,接近公开与明廷对垒的局面。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达到统一女真各部的愿望,以各种借口掠取听命明廷的叶赫女真部。努尔哈赤把叶赫女真部聘女改嫁蒙古迁怒于明廷,辽东局势发展到最尖锐的阶段。作为巡抚使臣的王雅量,对辽东的局势采取了政治教化、加强守备、按抚为主的方针。使当时奴尔哈赤与明王朝的对垒得到了暂时的化解,缓和了辽东自万历十一年以来紧张的战争状态。和平相处的方针,使得边疆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免遭了战争铁蹄的践踏之苦。王雅量巡抚辽东三年,期间社会的安定,民众乐享太平。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划地立碑,誓言互不侵犯。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新宾县境内)建立后金,但仍向明朝通关纳款。这段和平的历史,被史学家们称为是“后金是为了养精蓄锐”。可王雅量离开辽东后到万历四十六年后金攻破抚顺,这段历史能是巧合吗?可见王雅量是一位能治国安邦、有胆有识、有远见的政治人才。

   关心百姓疾苦,解决百姓之难,是王雅量为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每当出现“千里旱蝗,野无青草,人食树皮,死者枕籍於沟壑”的惨状出现时,他都能放胆直言上疏皇帝,请求对百姓实行赈灾蠲免以解民困。王雅量巡抚辽东时闻听家乡灾荒,即上疏皇上请求赈济。复又驰书于费县知县张公,说:“闻听家乡灾情荒甚,一见报令人惊惶,恃有老父母官能为民请命。自古救荒无奇策,但能存心于民,于物、必能度过难关。这也是自古以来救灾的唯一方法。学生在任山西阳城知县时,也曾遇到这种情况。但那里的人有积蓄,一经劝借,乡绅、士大夫及义民各输粮百石,灾荒既已度过。家乡之人穷,就象我家,也称士大夫家,就连最亲的人都吃不饱,怎能够赈济乡里呢!那么在这里今天就难办了。总之,要提倡节省,提倡捐献,提倡防盗,控制大兴土木工程,禁止酿造,提倡保护贩运,提倡舟车运输,提倡储备草药救治瘟疫。所有这些是我以前所采取的措施。请将此作为粗浅的建议献给您,于以参考。然而,禁止强盗抢掠更为重要。不禁止抢掠,富人也都成了穷人,并且好人也都成了强盗。老父母自有方略。我暂将归属于北方人教越人驾舟的意思你只随意看一看罢了。”又寄书家中说:“我为官数年,虽家中无甚积蓄,怎么忍心坐视乡人饿死或流浪呢!而与之关系非常疏远呢!”他在信中命长子旌贤奉命搜金、括粟分别赈贷故乡饥民,救活李振德等数百人。王雅量居官在外不忘故土乡亲,为缓和灾情他不惜倾资捐赠,实为可贵。

   万历四十六年王雅量巡抚陕西,为赈济灾区,他曾婉言规劝皇上挪用库银采购粮食分发到灾民手中,并开设粥棚施舍流民。作为一臣子,无疑就是要勤政爱民,解决民众之疾苦正是为官者爱民的具体体现。

   明朝末叶官场腐败,奸臣摄权,皇帝不亲政,已屡见不鲜,王雅量急在心里。为社稷忧虑,他经常有理、有节、有分寸的奏请皇上,说明当时社会的危急。为了能讲清问题或不直接指责皇帝,他常借助《易经》、《洪范》等历史典故的书籍解释灾异之变。或以天、人合一的董仲舒之说,旁敲侧击,规劝皇帝施实仁政。这是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一种有效的手法。他曾上疏说:“饥民会斩木揭竿而起”,以此来提醒皇上。又说:“从古人之喘息呼吸未有不与天通者,而从古圣帝明王亦未有不克谨天戒者”。他用天道去说明拯救苍生的重要性。将自然灾异现象提到了重要位置,并说明其严重性,目的在于让皇上认识到大明基业的危机。促使皇上实行仁政,缓和阶级矛盾,稳固明朝已动摇的统治基础。对如何统治提出了:“惟有严保甲以缉奸邪,明乡约以消左道,惩贪墨以杜培克而又时赈济以恤饥寒”办法。这种“民为本”的思想在他的认识范围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继承。

   王雅量在故乡积极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培养社稷人才。中华民族有重视教育事业,并积极发展的优良传统。在他致仕还乡期间,以他进士的名誉和为官的良好声誉,主持重修县学明伦堂、县学宫等。将原来破旧而频于坍塌教学之所,经他倡议,谋资赞助后修葺的焕然一新。他在《重修学宫碑记》中他说:“费自某鼎新泮者而士予自濯砺,洒然追古”。莘莘士子从此积极投入到学习文化热潮中,他的办学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王雅量所探讨的是儒家学说。“儒学” 的核心除“仁”“爱”外,“孝”成了儒家思想另一灵魂。自孔子倡导以来,经曾子和其他弟子如闵损实践及发展,“孝”与“不孝”几成判断人性的客观标准。无论在古代中国或现代中国,如果每人取得不了“孝”的美誉,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为人的。王雅量因父母年迈不便远行,他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留妻、儿在家侍奉双亲,为官几十年不带家眷。在父丧,妻亡,仅有寡母一人时,因担心老母寂寞,他五上《乞养亲疏》奏请回家伺候母亲。他说:“母病妻亡,侍养无托,忧思疾沉,五疏哀鸣;恳乞,妻亡无人照顾母亲,自己身体逐日消瘦,因腹内有病块,乞休致以伺母”。又说:“尔家尚有儿女,犹可慰母,不知平日问安之子孙可以分甘娱目,若披麻号天之孙,更以触感伤情耳!此臣之日夜摧心,而且自廑性命之忧”。

    万历四十五年冬,王雅量巡抚辽东期满,四十六年又奉命巡抚陕西,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忽闻母病几殆,遂即日草疏请告,又即日缴印缴批,日夜兼程而行。掌院代他奏请皇上说:“本官出按辽左,屡以恩亲成疾;见告而按秦命下之处,陈情控辞,尤为恳切。值母无恙之日,尚恋恋于慈帏;而一旦危症偶闻,安得不遑遑于子舍;惟是风烛之系念,岂复绣斧之撄心;合令回籍侍母,以成今日之孝,移作后日之忠。”王雅量回到故乡,天天守侯在母亲的身边,亲自喂饭喂药,渐渐的母亲病好转。这时皇上下圣旨升他为广东参政,他回说:“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吾奚忍远事岭表乎!”上疏坚辞不赴。王雅量虽忧国忧民,但他认为为母尽孝犹重于三公之位。王雅量伺母心切之情溢于言表,认真行孝又是他高尚品德的反应。王雅量是继曾、闵之后,费县的又一位孝子的楷模。 

   王雅量为朋友敢于仗义执言,不惜自己的得失。朝臣刘光复是他在京的同僚,只因在明末东宫案发期间,高声陈述触怒万历皇帝,受到严惩。当时王雅量正巡抚辽东,在获悉此消息后,毫不犹豫的上疏规劝皇上,替刘光复讲情。他在奏折中写到:“臣闻宋代程颐曾劝谏他的君主,在春季不要轻易折柳,其意是,春季和谐,万物生长,无故不可轻易折枝。说是草木虽无知觉,也应当珍惜它的生命,古人拿植物比喻其目的是引导君施行仁政。况且是有血气的生灵呢?植物都为了保全生命以求珍惜保护,又何况是人呢。”王雅量又比喻说:“我读《虞书》中记载皋陶事奉虞帝,皋陶大声而迅速的说话,有时也激怒虞帝,虞帝并非怪皋陶。我不掌管国家法禁,不知刑部中如何处理此事,而只觉的案情可疑。但只知刘光复得罪我皇上的原因是因为他说话声高,定罪他狂吠,我怎能为他辩解。皇上若以高声说话称“狂吠”,而定刘光复的罪,以我寻思,犬之狂吠,无非为了它的主人,光复的狂吠,不知欲要陈述什么?想来无非是为孝敬君主之心。光复犯罪,犯在失仪态、失序之条款。光复之心无非事奉皇上象尧舜一样,而竭犬马之赤心,其情本来可以原谅。不然的话,东西南北之人,对于光复有何德行而上书为他讲情申辩。有谁甘愿亵渎皇上而犯不测之罪!总之,各自尽其心,以求不负于皇上,惧其有愧于光复,而并非是为了光复。我窥视皇上有好生之大德,光满天下。譬如每讨论一案件,就说,恐株连无辜的人,以致损伤天地之和气,天下的百姓互相传说赞美叹息,怎么能只对一光复一人而耿耿于怀呢!无非是因为光复轻躁,稍微以此惩创一下,让他醒悟,就可去掉对他的制裁也就是了。但是刘光复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冬到春,中间酷寒盛暑,困顿忧思之苦,光复在监牢之中全尝到了,似这样的惩罚已不算不久了。我听说光复寡母已近八旬,早晚哭泣,只有一息尚存。我等受皇上爵禄之荣光,竟思念远方的老母,登山遥望故乡的方向,不由得凄然泪下。何况光复如失母之小鹿,在羁押之中。光复之母,如失子之猿,啼鸣在岸上,其悲切更是怎么样呢?皇上将孝心赐给人类,应不忍心光复母子坐以待毙吧!刘光复上有八十老母,正等待他回家侍候,虽上疏言辞不妥,不致于构成犯罪,乞请皇上念其平日业绩,网开一面,放光复回家侍母致孝。光复母子的死活,关系到皇上一念之转变,而天下己颂扬皇仁浩荡无边,如嘘枯吹槁,远近享受太和之气了。何况光复也要感激皇上再生之大恩,将以变犬变马相报,又当何如呢?因此我说,赦过宥罪,就是这样”。王雅量冒险以非常婉转的语言规劝皇上,想比他为同僚、朋友是诚心诚意的。这是他重情感讲义气的又一重要体现。

    王雅量在任大理寺少卿时,正置宫廷斗争激烈,宦官魏忠贤权威显赫一时,朝中乌烟瘴气,大批的东林党人士及维护朝政的忠贤之仕被诬陷入狱。为维护正直朝臣的权益,王雅量不畏权贵,勇于纠察冤假错案。历来的宫廷斗争涉及到的人多,党派多,且与皇帝内亲外戚多有关联。为此,政治风向难以把握,正义和非正义,正确和错误难与分辨,王雅量处在这种夹缝之中,如果不以锐敏的政治眼光去分析问题,将会陷在这种无益斗争中而成为牺牲品。王雅量以他的聪明和智慧,克服了种种困难,妥善处理了诸多问题。他坚持正义,讲究义气,又讲究斗争艺术,这正是他为人处事的高明之处。

    公元1622年春,白莲教头目徐鸿儒等谋反,迅速占领了滕县、峄县、邹县、郓城,声言破费县后进入蒙山作为巢穴。这年正好王雅量为母亲守孝在家乡。他对这突发的战争屹然镇定,以安定群众之心,与邑侯确订守御计划,倾其家私捐金招募壮士五百多人,堵截各处要害。自披甲胄,亲自巡视。杀牛斟酒,犒赏勇士,数日如此,人人振奋鼓舞,逆贼闻到吃惊,相互告戒不敢偷入费县地界。他又呈书上报于兖东道说:“战火连天,危在旦夕。这时侯,如上奏给天子知道,始下命令,选将征兵,大将军受命而出发,按日行六十里,至大兵到来不知多长的时间。而山东一带,将保不住。山东一旦失守,或者下江南,或攻冀北,天下事就难办了。我琅琊杨大将军,为当代名将,上马能击贼,下马能写檄文,贼人听到都吓破胆。今天不敢向东进攻的原因,他们是惧怕将军现在琅琊隐居。只要天子一但授权给他,杨公刻期布阵,所率将士,又是在自己的家乡作战,叛逆贼子如穴中蝼蚁,难道能逃脱得了吗?”兖东道徐从治非常赞同他的说法,接着行文上奏。命令下达,不几天杨肇吉大将军统兵向西反攻,前后二十余战,号称二百余万的白莲教徒很快被控制住。人们都以为是杨大将军的功劳,但不知道杨将军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谁在运筹帷幄的。对于此事件的成功,王雅量不但不邀功自居,反而把功劳都归功与兖东道御史徐从治和临沂名将杨肇吉的名下,还倡导费县人为他们建立了生祠,歌颂他们的政绩。

   三、
   王雅量平时经常告戒、教育族人亲戚,不要败坏法度而去以身试法。他说:“我不能为了私情关系,乱了国家的法度。”而他对于贫穷不能输徭、税、婚、葬者,总是倾装相助,从无吝色,所做好事不计其数。王雅量生活简朴,时常是粗茶淡饭,布衣蔬食,所用器皿不求镂刻,苫屋的椽子不求砍削。王雅量的住宅在县城灵应街(清为弦歌街今为民主路)东,每月的初一、十五日县令拜谒城隍庙时,要经过他的宅旁。王雅量一闻鼓乐声,必定起立。有人说:“中外相隔,何必这么恭敬。”王雅量回答说:“知县吾父母官,怎敢因一墙之隔,就安然自得地不尊敬吗?”后来县令得知此事,再过其宅时,命令不要鼓乐传唱。一日,王雅量请县令到家吃酒,忽一人促忙从堂下走过,他见之急忙起立。县令问:“什么人?”王雅量回答说:“我的祖父,他是本地的里长。”县令闻后深感惊讶,认为王雅量素质高尚自愧不如。 

   王雅量清闲就到乡下探望同族乡亲,乡下的父老们总是率子弟侯在道边迎接。他见到后便急忙下马,扶父老说:“我不能直接到家吗?怎敢烦你们到村口迎接呢!”村里的乡亲们竞相请至家中招待。那些穷的,一只鸡一杯酒,他必高兴地赴宴,吃饱了才回家。 一次,家人王照拆人家的闲墙,以补自家的院墙,众人告知,王雅量大怒,当时就令撤回。并以旧石垒补原墙,且令坚固完好。

   王雅量虽官居高位,从不依势欺人,对族人的要求也是如此。亲戚及家人有时向他诉说别人欺负自己,他回答说:“你不欺侮人家,人家敢欺侮你么?”说的家人无言以对。

   费县每年派往德州、临清两大粮仓的谷物及支援辽东的米面等,运送的人往往因途中输送不慎而引起赔偿,导致家庭破产。有些狡猾的人为设法逃脱,祈免差役,就请王雅量代为讲情,王雅量听后说:“如果免了你,出现偏累怎么办?”为此事他协助县衙,合理审编均徭,搭配丁役,使曹士儒等数十家免遭赔累。

   费县故宦魏公济大夫的宅子,紧紧靠着王雅量的住宅,魏公的后人衰落不振,准备卖掉它。王雅量知道后说:“魏氏世代与我们为邻,又是缙绅的后代,为什么不保住先人的住所呢?有困难可以相互周济一下就是了,何必非要卖掉宅子呢!”魏氏感到不好意思,接着要卖给他姓,且给价不适未能成交,后来王雅量以倍价买了过来。宅中有魏氏祠堂欲迁到别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场所,悲伤不忍,使仍存留年余,任凭照常祭祀。魏氏后人叔侄因迁祠之事产生了矛盾,但确实没有恰当的处所。后来在祠堂的门联上写到:“魏氏辱先荡家产,王公怜我存祠堂”之句,以示对王雅量的感激之情。

   王雅量这位进士出身的文人,一生留给后人的文墨颇多,代表作有《长馨轩集》及其诗赋等,一直被后人堪称佳作。

   他一生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尊敬故土的父老乡亲,而他更珍惜自己的诚信与诺言。官居高品位列九卿,而他始终以一位普通的乡民而自居。从他人生的轨迹上可透露出,他本身具有许多有益于后代的道德品质与良好的性格修养。为官清正廉明,为民请赈,为朋友仗义,为父母致孝,为故乡发展教育事业,这些良好的品德,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