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知识分子的“牢骚”与伟大领袖的“雅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0:25:35
知识分子的“牢骚”与伟大领袖的“雅量”
吴钩
标题中“牢骚”二字引自毛泽东诗词《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话说1949年3月，柳亚子应毛之邀，意气风发抵京“协商建国”，但仅过十天，柳却作了一首“感事”诗呈毛主席，其中有“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之句，引经据典向领袖“发牢骚”——出门“无车”，埋怨待遇不高；“谈经夺席”，不满被闲置一边。弦外之音，大有归隐之意。一个月后领袖答诗相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云：“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似富春江”，恳请柳亚子留京工作。其时毛泽东晋京未久，与知识分子交好，之间常有诗词一呈一答，执君臣之礼，也算其乐融融。及至5月，值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28周年纪念日，主席果然派秘书以双车迎接诗人拜谒孙中山灵堂，又赴主席家宴。知遇之恩，令柳大为感动，决心要“于毛公有所献替”了。不过，柳满腔热情不久又遭领袖冷落：自荐当政府顾问，毛未答应。诗人于是再次以诗遣怀：“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对诗人一发再发的牢骚，估计其时的毛泽东不过一笑置之。后来柳因“牢骚太盛”被斥责为“患得患失知识分子典型”，大概是他作诗之初怎么也想不到的。至于“未必牢骚便断肠”云云，显然也言之尚早，数年后的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划入另册；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遭受灭顶之灾，时人总算见识了何谓“牢骚太盛防肠断”。
不过严格说来，柳亚子进呈主席的“牢骚”，实在不似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所应有之“牢骚”，倒是有点类似自我感觉良好却未得宠的宫妇“幽怨”。相形之下，在“大鸣大放”中使55万知识分子惹火烧身的“牢骚”，或许更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本色——知识分子之所以“牢骚太盛”，并非因为个人遭遇上的“失宠”所致，而是源于对国脉民瘼的深切关注和沉重忧虑。当年的“大右派”究竟发了一些什么“牢骚”，这里择其要者而述之：“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危险的敌人”（章乃器）……至于更具体的右派言论，余生也晚，今天不容易读到了，不知到底怎么个“右”法，只知道正是这样的“牢骚太盛”，致使数十万知识分子不得不付出“断肠”的代价。二十年后执政党终于为“右派”平反，承认当年反右“扩大化”了，被打成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当中，只有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与林希翎未获平反，550000：6，也就是说，100000人中接近99999人被错划了，如此“扩大化”，也是世上少有。可见毛主席其时对待发牢骚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柳亚子呈诗之时的“雅量”。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自然理解不了领袖“引蛇出洞”的神机妙算，不懂得“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微言大义。
其实早在反右之前的1953年，毛泽东就曾对知识分子的“牢骚”表现出“不雅量”的一面。当年9月，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大发牢骚：农民生活太苦，与工人相差“九天九地”。这时候毛泽东对他就没有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相劝。毛说，“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无从辩解的梁夫子最后想必从古人关于君子修养的论述上得到启示，搬出“雅量”一词：“我就是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但毛主席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还想争辩，却被众人哄了下台，从此闭门思过。四年后“反右”，梁因一言不发（已无牢骚？），侥幸躲过一劫。有论者据此认为，毛泽东还是有雅量的，对梁的“不恭”没有追究。梁漱溟发牢骚之后的安危祸福，如此看来全靠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无“雅量”了。可是主席的“雅量”，真令人担心啊，梁漱溟当初在延安窑洞里跟他争论天下大事、各不相让时，主席很有雅量；1949年对“牢骚太盛”的柳亚子，主席很有雅量；1957年鼓动知识分子鸣放、“帮党整风”时，主席也是很有雅量。然而，“蛇”被引出洞后他就不雅量了；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不雅量了；1966年文革开始，老人家亲自“炮打司令部”，更不雅量了。领袖的雅量与不雅量，要如何揣摩呢？
有人说，诗人就是骚人，知识分子难免爱作“离骚屈子幽兰怨”，对待知识分子，没有一点“雅量”是不行的。然而，这个“雅量”，说到底，不外是孔夫子的“仁恕思想”，所谓“尊贤而容众”，这与现代宪政意义上的宽容、平等共处原则全然不是同一回事。中国知识分子屡屡因牢骚而获罪的历史根源，大概就在于国人从来只希望为人君者要有人格修养上的雅量，而恰恰缺乏宪政意义上的宽容、平等共处传统。
（曾发《杂文月刊》）
吴钩
标题中“牢骚”二字引自毛泽东诗词《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话说1949年3月，柳亚子应毛之邀，意气风发抵京“协商建国”，但仅过十天，柳却作了一首“感事”诗呈毛主席，其中有“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之句，引经据典向领袖“发牢骚”——出门“无车”，埋怨待遇不高；“谈经夺席”，不满被闲置一边。弦外之音，大有归隐之意。一个月后领袖答诗相劝：“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云：“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似富春江”，恳请柳亚子留京工作。其时毛泽东晋京未久，与知识分子交好，之间常有诗词一呈一答，执君臣之礼，也算其乐融融。及至5月，值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28周年纪念日，主席果然派秘书以双车迎接诗人拜谒孙中山灵堂，又赴主席家宴。知遇之恩，令柳大为感动，决心要“于毛公有所献替”了。不过，柳满腔热情不久又遭领袖冷落：自荐当政府顾问，毛未答应。诗人于是再次以诗遣怀：“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对诗人一发再发的牢骚，估计其时的毛泽东不过一笑置之。后来柳因“牢骚太盛”被斥责为“患得患失知识分子典型”，大概是他作诗之初怎么也想不到的。至于“未必牢骚便断肠”云云，显然也言之尚早，数年后的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划入另册；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遭受灭顶之灾，时人总算见识了何谓“牢骚太盛防肠断”。
不过严格说来，柳亚子进呈主席的“牢骚”，实在不似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所应有之“牢骚”，倒是有点类似自我感觉良好却未得宠的宫妇“幽怨”。相形之下，在“大鸣大放”中使55万知识分子惹火烧身的“牢骚”，或许更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本色——知识分子之所以“牢骚太盛”，并非因为个人遭遇上的“失宠”所致，而是源于对国脉民瘼的深切关注和沉重忧虑。当年的“大右派”究竟发了一些什么“牢骚”，这里择其要者而述之：“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危险的敌人”（章乃器）……至于更具体的右派言论，余生也晚，今天不容易读到了，不知到底怎么个“右”法，只知道正是这样的“牢骚太盛”，致使数十万知识分子不得不付出“断肠”的代价。二十年后执政党终于为“右派”平反，承认当年反右“扩大化”了，被打成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当中，只有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与林希翎未获平反，550000：6，也就是说，100000人中接近99999人被错划了，如此“扩大化”，也是世上少有。可见毛主席其时对待发牢骚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柳亚子呈诗之时的“雅量”。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自然理解不了领袖“引蛇出洞”的神机妙算，不懂得“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微言大义。
其实早在反右之前的1953年，毛泽东就曾对知识分子的“牢骚”表现出“不雅量”的一面。当年9月，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大发牢骚：农民生活太苦，与工人相差“九天九地”。这时候毛泽东对他就没有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相劝。毛说，“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无从辩解的梁夫子最后想必从古人关于君子修养的论述上得到启示，搬出“雅量”一词：“我就是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但毛主席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还想争辩，却被众人哄了下台，从此闭门思过。四年后“反右”，梁因一言不发（已无牢骚？），侥幸躲过一劫。有论者据此认为，毛泽东还是有雅量的，对梁的“不恭”没有追究。梁漱溟发牢骚之后的安危祸福，如此看来全靠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无“雅量”了。可是主席的“雅量”，真令人担心啊，梁漱溟当初在延安窑洞里跟他争论天下大事、各不相让时，主席很有雅量；1949年对“牢骚太盛”的柳亚子，主席很有雅量；1957年鼓动知识分子鸣放、“帮党整风”时，主席也是很有雅量。然而，“蛇”被引出洞后他就不雅量了；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不雅量了；1966年文革开始，老人家亲自“炮打司令部”，更不雅量了。领袖的雅量与不雅量，要如何揣摩呢？
有人说，诗人就是骚人，知识分子难免爱作“离骚屈子幽兰怨”，对待知识分子，没有一点“雅量”是不行的。然而，这个“雅量”，说到底，不外是孔夫子的“仁恕思想”，所谓“尊贤而容众”，这与现代宪政意义上的宽容、平等共处原则全然不是同一回事。中国知识分子屡屡因牢骚而获罪的历史根源，大概就在于国人从来只希望为人君者要有人格修养上的雅量，而恰恰缺乏宪政意义上的宽容、平等共处传统。
（曾发《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