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glish[ZT]

英语离开英国本土后就再也不是英国人的专利了，它和新技术一样可以被其它民族所利用，成为信息交流的载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乔·洛德在1996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拒绝网络英语》的文章将网络英语称为“高附加值语言”，认为这种几乎可以与计算机程序语言相媲美的英语表达方式，本身没有任何领土与生物进化背景的网络英语，不仅使全球化进程得以加速完成，也可以使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劣势的后殖民地区和人群迅速获得平等。作为试验，2003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在对2185组网络即时交流信息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谈话的高度趋同性可以使交流者本身的种族与文化背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平均每个句子的长度只有5.4个单词，22%的信息只包含一个单词或图像表情，各种缩略语被大量使用。似乎这一切都在证明半个世纪前诺·维纳就在他那本《控制论与社会》中所宣称的: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接近最适当的信息分布形式。
全球化对法律教育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语言影响。经济全球化和科技普及化使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英语在国际交流中，已经被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科技交流、计算机网络技术语言和国际大众传媒领域所接受，成为通用工作语言。英文作为国际工作语言，已经不再单纯是文学与文化意义上的语言，而是国际工作时间交流信息的工具。例如，在WTO总部，各国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使用英文交流。一出办公室，就转为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了。所以，培养人才掌握母语和英语，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
这类情况如印度、新加坡、加纳、以色列、菲律宾、香港等地的法学院，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当前的发展需求，长期以英语为主，母语或地方方言为辅开展教学。我国法学院教学以母语中文为主，英语被当作“外语”，而没有当作国际工作语言来对待。所以，学生的英语考试水平较高，但是，实际应用能力与交流能力不如前面列举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当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我国部长级官员，站在国际讲坛上用英语发表讲话时，有两种评价：对英语流利者，感到他是语言天才，他真是了不起。对于不流利者，我们为他捏一把汗。而在国际论坛上，英语只是工作语言，如同开汽车一样，只是教育和训练的结果，与天才无关。
第二，是国际互联网络影响。互联网络将地球的空间与时间改变了，将人们交流方式改变了，甚至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人们在什么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拥有接入网络的途径。
第三，经济的全球化是以生产的全球化为基础的，贸易与投资也全球化，人们在全球中走动越来越频繁。法学教育也必然受到全球交往活动频繁化的影响。航空与汽车工业的发展，新航线的开辟与高速公路的网络化，使出门、出差、外地开会、外地讲学，成为校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授和研究生们正在更多地成为“运动中人”。少则每周或每月，长则半年或一年，总要“运动”到外地去，甚至到外国去。同时，外地或外国的教授和学生，也会“运动”到本地来。借助移动电话、便携式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视、互联网络等技术发展，人们在“移动状态中”或“在外地”或“在外国”，可以像在本地一样照常接受与处理每时每刻的信息。人们在运动状态中，也能够继续做原来只有坐在家里才能做的事情。“本地人”成为“全国人”或“国际人”，反之，“全国人”或“国际人”成为了“本地人”。人们地缘的相对性，使得法学院变得更加开放。
第四，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学习终身化趋势的影响。由于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学习不再是阶段性的任务，而正在形成终身任务。过去大学校园里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校园内的中年人成为多数。过去校园里的学员脱产学习为主，现在越来越多的学员是不脱产或半脱产来学习的。
第五，人才市场与教育市场的竞争加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人才成为商业市场竞争的对象。教育本身也正在成为全球教育服务市场竞争的对象。教育如同其他服务业一样，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的一个方面。我国居民每年投入子女海外教育的外汇，占我国外汇外流总额的比重越来越大。
也许，在将来，也许，应该说现在，法学院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话，它也要适应上述五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做出适当的战略调整。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法学院面临多种选择：一是，继续保持传统法学院的发展模式，着重培养解决国内法律问题的专业人才。二是，改进法学院原有的教学模式，对变化了的外界情况做适应性调整。三是，全面采纳国际通行的教育方式，研究方式，甚至采用国际工作语言，面对全球化发展与竞争目标，培养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人才。上述三种发展模式，各自都有一番道理，采取何种途径进行调整，要看具体情况。
在2002年的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外大学校长达成三句话共识。第一，任何世界一流大学，包括哈佛、牛津、麻省、斯坦福等也不是所有专业都是一流的；第二，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有一大批学科专业位居世界一流，而且在人才培养、重要科技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以及科技成果等方面都有重大成就；第三，任何学校都要制定好发展战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集中精力建设有自身比较优势的学科，通常叫有特色的学科。
（二）我国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我国实施双语教学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英语水平，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
1、英语教学费时较多，收效却不明显。我国历来非常重视外语，始终把它作为语文、数学、外语三大核心课程之一。与其它学科相比，许多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最多的。但是，外语教学费时较多，收效却不明显。很多学生经过8年或12年的外语学习，却不能比较熟练地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尤其是听不懂、讲不出，难以与外国人直接交流。
2、英语是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目前，许多非英语国家在开设外语课程时，都不约而同地首选英语，在实施双语教育时，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母语/英语双语教育。其重要原因在于英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承认不承认英语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这是目前的现实决定的，而不是感情可以决定的。正如DavidCrystal在《英语即全球通用语言》一书所说的那样：“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言，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人们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3、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不可否认，世界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在美国和欧洲。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的传播方式从来就是从中心向边缘地带扩散。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必须加强英语学习，才能够较快地学习和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
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软件大国，科技人员总数仅次于美国而居全球第二，其信息技术知识产权出口以年均35％的高速度增长。其原因之一在于，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英语纯熟。这个实例提醒我们，外语教育质量的优劣会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4、满足地区未来发展的需要。目前，双语教学似乎出现了“捷报频传，四面开花”的局面，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双语教学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辽宁省等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或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大连、青岛、南京、杭州等国际交往频繁的大中城市。这是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需要。
以上海为例。未来5年至10年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国际大都市初级阶段的基本标准是：每两天就有一个国际性会议召开；40％的居民能用英语与外国人交流；半数市民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每天有13万旅客从天上“着陆”；每年入境游客要占本地人口数量的40％；平均每位居民一天能赚12美元，等等。能否确保40％的居民能用英语与外国人交流，这直接关系到上海能否达到国际大都市初级阶段的基本标准。
5、满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科研工作、获取信息、出国深造都离不开高超的英语水平。过去人们常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人们常说“掌握英语和计算机，走遍天下都不怕。”尽管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但是精通英语已经成为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素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出现了科技与商务国际化的端倪，这种需要呼唤着国际通用语言的出现。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英语实际上发挥了国际通用语言的作用。技术与商务国际化的趋势“要求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为了消遣与特权，而是为了掌握通向国际商务与技术的大门的钥匙而学习英语[3]。在此之前，关于外语学习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只把外语学习作为通才教育的组成部分。“由于英语成了为世人接受的国际通用的商务与技术语言，一代新的外语学习者诞生了，这些学习者目标明确”（同上）。到本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初国际石油危机的出现，加速了专门用途英语时代的到来。随着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要求的日益高涨,学者们开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专门用途英语进行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贯彻到大纲设计、教材编写与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从70年代开始，各种专门用途英语教材相继问世，各种实用英语课程随之出现，诸如工程师英语、空中小姐英语、旅店服务英语、司机英语，名目繁多几乎涉足到本世纪现代社会分工的各个领域。由于当时的中国尚处在文革时期，国际上有关专门用途英语的学说只在外语学术界传播，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一学术思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院校相继开设了科技英语、外贸英语等专业。可以预示，随着中国的入世，一个更大规模的以实际需要为目标的外语学习的热潮就要兴起。
美国英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和统治全世界的“语言帝国”,据统计,当今世界上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0%的电子邮件用英语传递,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 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
德国海德堡11岁的伊沃·罗韦坎普说：“如果我想对一个法国人说话，我不得不说英语。”——这是美国《商业周刊》在去年第9期发表的《英语分水岭》提到的一个细节。文章指出：“只有高级经理才需要说英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公司全球化及大众化的发展，公司食物链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学习一门公共语言的压力。”
在21世纪的“地球村”，英语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美国当代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财富》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英语是全球经济的语文——做生意必须使用某种通用语言或媒介，没有其他语言拥有如此庞大而广泛的必不可少的交流对象和受众。
统计表明，目前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
英国《经济学家》曾经发表文章把英语称为“语言帝国”，因为在世界60多亿人口中，3.8亿人的母语是英语，2.5亿人的第二语言是英语，10多亿人在学英语，20亿多人在接触英语。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一半人口的英语水平会达到熟练程度。
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主导语言或“霸权语言”。
这个“霸权语言”霸道到了何等程度呢?请看几个事实：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60％是从英语翻译成其他文字的，而美国英语著作又占其中80％以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英语或法语的，只占2.4万种翻译作品的5％。
在第三世界，作家要想获得国际承认，要么用“大国语言”(主要是英语)写作，要么首先得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大国语言”在西方出版。中国作家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不是中国作家写不出好的作品，而在于汉语没有很好地翻译成英语。在非洲，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已经基本不存在。根据英国文化委员会调查，全世界以英语为母语的共3．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并能流利使用者为4．5亿人，以英语为官方或半官方语言的国家有70多个，这些国家总人口为14亿；目前，全世界3／4的邮件用英语书写，全世界2／3的科学家能读英语资料，全球80％的电子信息用英语储存，到2000年，全世界将有10亿人学英语。这就是说，英语实际上已经成了世界语言，这就大大方便了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
在因特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英语就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霸权语言。那么，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将可能导致更多国家的民族语言萎缩，导致英语成为世界性的通用语言。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言：“世界已越来越离开依靠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中，他们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征服和控制世界的目的。”
自从1969年美国加州的六位科学家用相距千里的两台计算机筑起一个无形的网络世界以来，今天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好几亿人像染上毒瘟一样疯狂地奔腾在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上。(数字化生存)一书作者尼葛洛庞蒂狂言：“在互联网络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英语将成为标准。”由于英语不仅是全球计算机通用语言，而且它是目前计算机技术最发达国家的语言，而且还因为它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语言，它承载着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文化。目前，美国是Intenet用户最多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拥有电脑最多的国家。因此，“只要一进入国际互联网，你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英语，你进入的讨论组大多数是美国人发起的，讨论的题目是他们想出来的，你看到的广告几乎全是美国产品的广告。一句话，进入交互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进入了美国文化的刀花筒”。正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说的那样：“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语言不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它还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是该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你接触到某种语言时，也就接触到其中蕴涵的文化。然而，对于非英语国家而言，已经面临着“殖民文化”的“侵略”。如今在互联网络上，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占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5％。不仅电脑操作和网络操作的命令是英语，而且绝大部分信息也是用英语发布的，它对于使用国际互联网的非英语民族和国家来说，长此下去，必将导致驾驭、运用本国民族语言能力的下降，促使世界语言由多秤化变为趋英语化。
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998--1999年冬季一期上，著名学者乔舒亚·菲什门发表了(世界语言的新秩序)一文，讨论全球化对英语霸主地位的影响。菲氏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英语已经传播至全球各个角落，你尽可以把它斥责为“语言帝国主义”，然而，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网络向受众连续不断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不可抗拒地影响受众对其的感受和价值判断。久而久之对同一文化理念的传递、接受，会使受众产生亲近感，信任感，最后认同、依赖，与此同时对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将松动其存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