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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甲子级访谈：冀朝鼎同志访问记录[1]
作者：冀朝鼎
冀朝鼎（1950年代）
关于五四时期清华学生运动的回忆
我是1916年进清华，1924年毕业的，这时〔指五四时期〕正好在清华。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清华部分学生受到它的影响。从此，清华学生开始在革命思想方面接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过程，我是经历了的。清华同学中参加党的，以1924为最早的一级，这不是偶然的。
十月革命后，学校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校内出现很多种书刊。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派的，有《新青年》派的，有孙中山的《新建设》派的等等。其中，以《新青年》的影响为最大。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对国家大事不关心，校内简直没有一点政治活动。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
五四运动由北大首先发起，清华参加得迟了一些，但同学们的热情却很高涨。当时我带着一个小队到西城宣武内城绒线胡同附近演讲，被军警拘捕，送往北大三院，关了三天。这三天虽然没有吃什么苦头，但同学们在里面激昂气愤极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们放出来。这次运动，清华是全力参加了的。
清华同学在这次运动中还看不出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但不久就开始形成两个方向、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大江学会”，另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唯真学会”。
“大江”的代表人物是罗隆基、何浩若[2]、时昭汉[3]、潘光旦、梁实秋[4]、闻一多[5]（后来进步了）……。他们标榜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昭汉就搬出黑格尔来压马克思），反对苏联。由于讲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反对国民党，但就是不反对帝国主义，颇有点像曾琦、左舜生的青年党，但不完全一样。
另一个组织是“唯真学会”，由我们发起，主要人物是施滉同志。
清华1920级以前的同学，不关心政治，学生中没有什么小团体。1921年以后的几级，才开始有组织的。所以“大江”的会员，多是1921、1922两级的，1923级也跟着他们走。“唯真”的会员，则全部是1924以后各级的。
“唯真”的核心人物是施滉、徐永煐（原外交部美澳司长，现因病休养，担任顾问）、章友江（国务院参事，群众）、我（指冀老本人）、右派分子梅汝璈等。主要观点是寻求真理，真理所在，即趋往之。至于别的革命组织，当时还不太明确。但由于寻求真理的关系，无形中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唯真”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大江”专搞政治，别的不管。我们则无论政治、社会、文化都搞。这一团体的另一特点是强调会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操守，每人给一块铜牌，实行“八不主义”：不抽烟、不酗酒、不赌、不嫖、不讲伪话、不贪污、不做军阀爪牙、舍私为公。
两个团体，一左一右，从那时起，形成清华学生运动中的两个核心，斗争多年，我们和罗隆基算是斗得很久的了。
“唯真”的核心有一个秘密组织，叫“超桃”（即超过桃园结义的意思），由八个人组成，即施滉、徐永煐、章友江、胡敦源〔元〕、梅汝璈、罗素书（现名罗静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司长，即冀朝鼎同志的爱人）、罗宗棠（罗素书兄）和我（指冀老本人）。“超桃”成立于1923年初，大家秘密宣誓要以政治救国。这是针对当时许多同学不搞政治，只讲科学救国（如周培源等）、农业救国等而发的。政治救国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是“超桃”的一项原则，另一原则是强调拥护孙中山，这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不尊重孙中山而发。（清华同学中不少北方官僚的儿子，也不把孙放在眼里，所以在校内也需要强调尊重孙中山。）“超桃”是个秘密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大家维持施滉为领导，一直存在到会员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为止。这个组织在当时清华学生的进步活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唯真”的前身是寒假（一说暑期）“修业团”，1918年成立，冀朝鼎为团长。出过《修业杂志》，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何永吉有篇主张用“牠”字（即“他”、“她”之外，再加一个中性的“牠”）的文章发表在上面。还翻译过托尔斯泰的文章。封面题签是到北大请蔡元培题的，可见已跳出清华的大门，到外面去找联系。这个刊物出了二、三期即停止。修业团在施滉加入后，就改组出“唯真学会”。“唯真”主张社会改造，“大江”是不主张社会改造的。就在文字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和他们不一致。
“唯真”发展的最高点是1924年。大家出国以后，所遇到的留学生中的情况与当时清华的同学不相同，热心于搞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分子较多。我是1924年到美国的，梅汝璈也同年去美国。我们有意识地留下徐、施、章、胡、罗[6]诸人在国内进行活动：施滉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我们认为一定要有人和他们取得联系才行。施到广东时，正是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时期，孙中山接见了他谈了一二个小时，热情得很[7]。此外，章友江到江西办中学，徐永煐到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英文（按：冀老的父亲当时是该校校长）。1925年大家都到美国后，我们在旧金山开“超桃”的全体会（1925.9，秘密会），我从芝加哥赶来参加。会上决定支持改组后的国民党和三大政策，强调要走共产主义的方向。这时大家还不明确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但已倾向于共产主义了。
在旧金山会议上决定一边念书，一边活动。我们先后分别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时我在中美，他们在西美华侨中进行支持国民党和北伐的活动。[8]这时，因为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变化，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标志着留学生政治上的分化，不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年在芝加哥举行留学生大会，罗隆基从纽约赶来参加，亲自领导“大江”派的活动，参加辩论，反对国民党，和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论战的结果他们失败了，会上三分之二的学生选举我为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
施、徐等在旧金山也在华侨中搞了一个支持北伐的运动。此外，在华侨中办了一份报纸——《国民日报》，由华侨出资，施、徐主持。但编辑却找了个黄凌霜（即黄文山）[9]。“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我们就把他赶走了。这份报纸一直维持到我们大部分人到苏联去为止。
这时，我去芝加哥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与美共发生了联系。一边念书，一边进行反帝和争取对中国革命同情的宣传活动。1927年2月，全世界反帝大同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我代表美国的反帝大同盟，同时也代表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左派国民党组织，在留学生中受到很广泛的支持，编辑过一些小册子，出了份报纸，叫《奋斗》）去参加。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廖焕星[10]同志（现在高级党校）和邵力子等。（当时印度代表团团长是尼赫鲁，印尼代表团团长据说是苏加诺，这一点我记不清了）会后接着召开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陈某是陈郁[11]同志的朋友，我替他做翻译，他告诉我当时蒋介石已经靠不住了，要革命就要靠共产党了。会后五、六天，我展开了思想斗争，看来这时形势已很明显，要革命就要和共产党一起搞，于是决定加入共产党。我是1927年2月入党的，介绍人是廖焕星同志。当时在巴黎有中共旅欧支部，由沙可夫[12]同志负责，我入党后就到巴黎和他取得联系，然后回到美国。
回芝加哥后我寄信给“超桃”的会友，告诉他们我已入党了，并说明如果这次错过机会，将来不易再找到旅欧支部的关系，所以来不及和他们商量就决定加入共产党，但觉得这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也不一定非等待他们的同意不可。不想他们在这时也先后加入了党。这是中国留美学生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支部[13]，由美共领导。入党以后，我们就宣布把“超桃”解散了（“超桃”中人，只有梅汝璈一人未入党）。
支部组成后，我们就在留学生中进一步展开革命活动。
关于留美学生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回忆
大革命失败后，留学生中的政治分化更激烈了。
1927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召开中国学生大会。接着又在旧金山召开全美的留学生大会。会上请了美国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来作报告。开会前一天，知道汪精卫叛变了，第二天李迪俊（又名滌镜，1901年生，湖北黄梅人，1925年获威斯康新文学士，五十年代末是国民党驻巴西大使）一上台讲话就跟着叛变了，真是一昼之间，判若两人。
当时北伐未完成，我们与留学生中的北洋派斗争也很激烈。我是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有一次代表芝加哥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留学生会成立大会，会上的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唱“国歌”（北洋军阀的“国歌”）。我和徐永煐坐着不动，他们叫道：“你们看，共产党连国家都不要了，卖国贼！”一边说一边就要打架，我立刻站起来说：“这不是中国的国歌，这是北洋军阀的歌，我们不站起来，是不尊重北洋军阀，不是不尊重中国。”我正说着，李效泌（现在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挽起袖子就要和他们打，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不敢动手了，他们扬言半夜要来打我们，结果也没有来。
国民党叛变后，留学生中右派的活动更猖狂。我们支援工农革命，他们支持上海方面的蒋介石。有一次在斯坦福开大会，事先右派学生和华侨就组织了一批运动员到会，企图用武力进行威胁。我正在发言的时候，大会主席潘大逵突然下令停止我发言，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把他们拉出去！”我马上大声说：“根据会议法，我没有讲完以前，你不能停止我发言，更不能把我拉出去。”徐永煐同志等六、七人马上围成一个圈子，把我围在当中，我继续发言，他们大声喊打，徐永煐人很瘦，但冲出去一下就打倒了三个，别的同志，也打得很英勇，生龙活虎，我赶快跳上凳子，对会场上的华侨用英文大声说：“你们看，我们要不是站在真理一边，为什么少数人竟这样英勇……”正在说着，潘大逵看台下打了起来，华侨又不动手，就一溜跑了。主席一跑，会也就散了。
以后，我们去旧金山开支部大会，决定派我和章友江回国参加“八·一”起义，这时章汉夫同志已到美（他是1926年赴美，27年入党的）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美国方面留学生会已由我们掌握，华侨大部分也掌握了。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就必须回国，大家都想回去，于是支部决定先派我们两人回国，这是经美共同意了的。我们路过柏林时，廖焕新同志正在组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参观团，有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后来总理（指周恩来）也去了。代表团需要翻译，我们替他们做英文翻译，王明等做俄文翻译。会后把我们送到中山大学去学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开会时又调出来做翻译，会后分配工作，当时参加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是邓中夏同志，我被分配做他们的秘书兼翻译，施滉分配到少共国际做秘书兼翻译。这时汉夫已到苏，他和章友江在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福斯特[14]到苏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看见我们，他问：“你们不是要回国去吗？怎么还在这儿？……”当时联共党正在进行反托派的斗争，党内知识分子中托派很不少，《工人日报》的编辑清除得只剩几个人了。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回国，就不阻止你们，要是留在这儿，不如回美国去办报。”我们和总理商量后，决定回美国参加《工人日报》的工作。于是我于1929年又回到美国去了。
我走后，施滉同志于1930年回国，先在中央做翻译工作。1931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冯玉祥在张家口搞抗日联军，在这方面党的工作是由施滉同志领导的，后来冯失败后有个军事部长叛变，施滉同志因而被捕牺牲。
章友江在莫斯科被王明等开除党籍，章本人也有缺点。以后回国当教授，做民主人士。
徐永煐一直在美国办《奋斗》和《先锋周报》，并组织华侨参加古巴革命的斗争。
梅汝璈不久就叛变了。他原来被推做留学生月刊的总编辑，一直听徐永煐的话。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刊物上私自发表李迪俊叛变性的文章，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反苏反共，以后我们就和他断绝关系了。“超桃”中人入党时，梅说：“现在‘超桃’已走热，我还是不加入的好，我在外围继续支持你们。”但不久就叛变了。此人后投靠孙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找到乔冠华[15]等同志，因而做了民主人士，现在又成右派了。
清华学生运动的零星记忆
1924年时，清华学生会已归“唯真”分子掌握。当时的会长是施滉。这时清华政治气氛很浓厚，我们出国时留下几个“唯真”的会员，预备影响清华的斗争。这几个人是：李惟果[16]、包华国、李忍涛[17]、苏开明[18]。他们原来比较听施滉的话，后来不听了。李惟果后来到德国，与纳粹结上关系，回国当蒋介石的翻译和秘书，此人很能写文章。这时蒋正靠近希特勒，于是李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现在则在美国开牛奶馆。包华国后参加特务组织，是军统。李忍涛后来在宋子文的□□大队工作，做孙立人[19]的副手，孙调印度后留他接替大队长的职务，抗日战争时期因汽车肇事死去。
“唯真”后起的再一批会员，就是乔冠华他们一班的了。有一人不妨去访问一下，看他说些什么，叫吴半农[20]，班次在我们以后，冠华以前。1929年或30年前后是党员，这时正是党最困难的时期。此人后来成为罗章龙反党的左右手，已开除，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苏开明也是这时期在清华的人，现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翻译，已脱党。
“大江”与“唯真”的斗争，一是争学生会的领导权，二是在辩论中进行思想斗争。当时校内小组会、辩论会很多，大家思想很不一致，谈话就是经常的斗争方式之一。
王造时当时的思想与“大江”很接近，他想加入“唯真”，争取领导权，我们不要他。当时，支持哪个人就是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在和“大江”的斗争中，有许多光读书的好人是支持我们的，周培源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级毕业的有60多人，按惯例在最后一年大家都愿当级长，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目的是出洋时可当领队。我们选出施滉为级长，施表示愿当级长，但希望出国时由周培源来接替，因为他英文和应酬不及周培源，以此为条件，他愿当级长。周当时功课很好，有声望，是同路人。他也认为我们是好人，而罗隆基等人则是伪君子。
施滉同志对外活动不大喜欢，但却善于思考、分析问题和写文章。
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但思想活动只限于小部分人，未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潮流。五四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此人精明强干，毕业回国后搞银行贸易，后加入中国银行，为宋子文的左右手，与美国方面商业联系很多，现在是台湾中国银行的副总经理，在美国留学时期他也没有参加学生中的斗争，回国后对政治兴趣也不大）、何浩若等。至于乔万选，则搞了一百天就推病逃掉了。我是我们一级（当时是初三）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当时思想上进步的很难说有谁。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但思想内容都模糊得很，只知道反日、反二十一条，社会主义的因素很少，甚至没有。思想进步点的，还算阮胖子。
1924年出国以前，我代表我们的小组织去见李大钊同志，请他指出我们出国念书的方向。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不要学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我们事前用电话和他联系，地点约定在他家里。大钊同志对我们很热情、亲切。
出国以前，我们决定去请教几位专家。除大钊同志外，也去访问了当时的名流学者鲍民权，他对我们说：出国后不要只管读书，要以学习升官发财的门径为主，卑鄙极了。我们请教他法律和救国的关系，他说：法律和救国毫无关系，主要是学会一套处世的本事就可以了。此人后来成为北京新民学会的会长（日本人统治北京时），决非偶然。
我们也去访问过辜鸿铭[21]，向他请教如何学习英文。他拖着辫子，一进屋就问我们：“你们这几年学了点什么？”我一想，在清华几年，物理、化学学的也不深，就告诉他学了点英文。他说：“英文，你们懂吗？”我们一愣，只好说：“糙！”他顺手指着墙上的对联：“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问我：“懂吗？你把它翻作英文。”这一下可把我们难住了，真是不懂，结果他把我们骂了一顿。
施滉同志，云南人。出身贫苦，父亲姓赵，入赘施家。后来施家也贫穷了，母亲为人家洗衣，施滉同志从小则捡菜拾柴，生活极苦。曾在蔡松坡的军队中[22]当服务员，后考上清华。清华的学生由各省保送，其中有各省官僚的子弟，有北京大官的子弟顶替各省的名额而入学。当时梁（启超）的几个儿子同在清华，但却属于不同的省籍，大致梁思成是广东的，梁思永是新疆的……之类。各省名额中有一部分保送的官僚子弟，但也公开招考几个，因此也有贫穷人家的子弟入学，这一点和教会学校还有所不同。保送进来的官僚子弟，由于学校功课严格，很多都在中途开除出去了。山西和我同时入学的共六人，结果开除了五个，到毕业时只剩我一个了。
清华甲子级部分同学偕家眷合影（1950年？北京）站立者：左二冀朝鼎，左四罗静宜；右一徐永煐，右二黄育贤，右三周培源，右四熊淑忱；中蹲者张淑义
注释：
[1]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1916年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经济学博士。1927年加入中共（旅欧支部），翌年赴苏联学习，后再赴美工作。1941年回国，在国民政府财贸系统做党的秘密工作。
原文系手刻油印，落款“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1959年11月26日”，封面标有“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字样。结尾处标有“刘桂生整理。未经冀朝鼎同志过目，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字样。本书刊载时有删节。
说明：1.本文“（）”内文字，以及“……”均系油印原稿所有。2.原文不清处代以“□”。3.访谈中提到的清华甲子级同学及部分相关人物，凡见于《徐永煐同志访问记录》（一）（二）以及《清华学校甲子级同学名录》者，不重复注释。
刘桂生（1930－）云南昆明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一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教学和研究。1985年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现已退休。
[2] 何浩若（1899－1971）字孟吾。湖南湘潭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参加北伐。1928年任教中央大学、金陵大学。1932年任庐山军官团政治训练研究班教务主任。后任湖南省、河南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外事局局长，三青团中央宣传处长，《中央日报》社长等。1945年授陆军少将。后曾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59年由美返台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等。
[3] 时昭涵（1998－1978）湖北枝江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业处专员，资委会驻美办事处负责人，中央化工厂筹备处副主任等。1949年后任职华东工业部，后调沈阳化工研究所。
[4] 梁实秋（1902－1987）浙江杭县人。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曾任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兼报刊编辑。是“新月社”主要成员。1948年后移居香港、台湾。
[5]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希多，字友三。湖北浠水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曾任《新月》杂志编辑，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 此处记忆有误。施滉实际上也于1924年秋赴美。
[7] 详见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八星期旅行生活》。参看《徐永煐生平年表》。
[8] “中美”，指美国中部。时冀朝鼎就读芝加哥大学。“西美”，指美国西部。时施滉、徐永煐等就读于位于加州的斯坦福等大学。
[9] 黄凌霜，又名文山。广东台山人。生卒年待考。中国无政府主义后期“正统派”首领。1920年曾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参与组织广州共产党小组，后退出。1930年代曾任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后不知所终。
[10] 廖焕星，湖南衡南人。1920年代在法国加入中共。后赴苏联，曾任《救国时报》主编。
[11] 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与发动广州起义。1930年9月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翌年赴苏学习。1940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省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建国后，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12] 沙可夫（1905－1961）浙江海宁人。原名陈维名。早年赴法国学习音乐，1926年加入中共。翌年去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曾任《红色中华》主编和教育部副部长。1937年到延安，负责筹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副院长。后曾任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联秘书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3] 即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
[14] 福斯特，Foster，William Z（ebulon）（1881－1961），美国共产党领袖。1924－1932年间，3次竞选总统。后因心脏病，使党的领导权落入白劳德手中。1945年任美共中央主席，1957年任名誉主席。 [15]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日本、德国。1939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文化工作，曾任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研究室主任、副部长、部长，对外友协顾问等职。
[16] 李惟果（1905－？）贵州开阳人。清华学校1927级。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17] 李忍涛（1904－1944）云南鹤庆人。清华学校1926级。毕业后赴美留学，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再赴德国入参谋大学。回国后参与创建防化兵部队。抗战初参加凇沪战役，晋升少将。继被任命为军政部防化兵部队总队长兼防毒处处长。1942年率部参加驻印度中国远征军。1944年10月视察部队时所乘飞机被日军击落而殉职。
[18] 苏开明（1904～1988）又名弗兰克·苏开明。河南汲县人。清华学校1927级。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192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任《先锋报》编辑，坦普尔大学讲师。1949年回国，任职中国建设杂志社等。
[19]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清华学校1922级。毕业后赴美留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回国后任职中央政治学校。抗战时期历任师长、军长。1948年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警备司令、陆军司令等职。1955年被诬“兵变”被撤职，后被长期软禁。
[20] 吴半农（1905－1978）原名祖光。安徽径县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委员会专门委员，盟军总部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等。1956年回国，曾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
[21] 辜鸿铭（1857－1928）福建厦门人。名汤生，以字行。自幼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精通多国文字。曾为张之洞、周馥幕僚。民国初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22] 指1915年底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云南护国军。
摘自徐绥之博客
作者：冀朝鼎
冀朝鼎（1950年代）
关于五四时期清华学生运动的回忆
我是1916年进清华，1924年毕业的，这时〔指五四时期〕正好在清华。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清华部分学生受到它的影响。从此，清华学生开始在革命思想方面接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过程，我是经历了的。清华同学中参加党的，以1924为最早的一级，这不是偶然的。
十月革命后，学校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校内出现很多种书刊。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派的，有《新青年》派的，有孙中山的《新建设》派的等等。其中，以《新青年》的影响为最大。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对国家大事不关心，校内简直没有一点政治活动。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
五四运动由北大首先发起，清华参加得迟了一些，但同学们的热情却很高涨。当时我带着一个小队到西城宣武内城绒线胡同附近演讲，被军警拘捕，送往北大三院，关了三天。这三天虽然没有吃什么苦头，但同学们在里面激昂气愤极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们放出来。这次运动，清华是全力参加了的。
清华同学在这次运动中还看不出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但不久就开始形成两个方向、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大江学会”，另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唯真学会”。
“大江”的代表人物是罗隆基、何浩若[2]、时昭汉[3]、潘光旦、梁实秋[4]、闻一多[5]（后来进步了）……。他们标榜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昭汉就搬出黑格尔来压马克思），反对苏联。由于讲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反对国民党，但就是不反对帝国主义，颇有点像曾琦、左舜生的青年党，但不完全一样。
另一个组织是“唯真学会”，由我们发起，主要人物是施滉同志。
清华1920级以前的同学，不关心政治，学生中没有什么小团体。1921年以后的几级，才开始有组织的。所以“大江”的会员，多是1921、1922两级的，1923级也跟着他们走。“唯真”的会员，则全部是1924以后各级的。
“唯真”的核心人物是施滉、徐永煐（原外交部美澳司长，现因病休养，担任顾问）、章友江（国务院参事，群众）、我（指冀老本人）、右派分子梅汝璈等。主要观点是寻求真理，真理所在，即趋往之。至于别的革命组织，当时还不太明确。但由于寻求真理的关系，无形中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唯真”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大江”专搞政治，别的不管。我们则无论政治、社会、文化都搞。这一团体的另一特点是强调会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操守，每人给一块铜牌，实行“八不主义”：不抽烟、不酗酒、不赌、不嫖、不讲伪话、不贪污、不做军阀爪牙、舍私为公。
两个团体，一左一右，从那时起，形成清华学生运动中的两个核心，斗争多年，我们和罗隆基算是斗得很久的了。
“唯真”的核心有一个秘密组织，叫“超桃”（即超过桃园结义的意思），由八个人组成，即施滉、徐永煐、章友江、胡敦源〔元〕、梅汝璈、罗素书（现名罗静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司长，即冀朝鼎同志的爱人）、罗宗棠（罗素书兄）和我（指冀老本人）。“超桃”成立于1923年初，大家秘密宣誓要以政治救国。这是针对当时许多同学不搞政治，只讲科学救国（如周培源等）、农业救国等而发的。政治救国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是“超桃”的一项原则，另一原则是强调拥护孙中山，这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不尊重孙中山而发。（清华同学中不少北方官僚的儿子，也不把孙放在眼里，所以在校内也需要强调尊重孙中山。）“超桃”是个秘密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大家维持施滉为领导，一直存在到会员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为止。这个组织在当时清华学生的进步活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唯真”的前身是寒假（一说暑期）“修业团”，1918年成立，冀朝鼎为团长。出过《修业杂志》，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何永吉有篇主张用“牠”字（即“他”、“她”之外，再加一个中性的“牠”）的文章发表在上面。还翻译过托尔斯泰的文章。封面题签是到北大请蔡元培题的，可见已跳出清华的大门，到外面去找联系。这个刊物出了二、三期即停止。修业团在施滉加入后，就改组出“唯真学会”。“唯真”主张社会改造，“大江”是不主张社会改造的。就在文字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和他们不一致。
“唯真”发展的最高点是1924年。大家出国以后，所遇到的留学生中的情况与当时清华的同学不相同，热心于搞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分子较多。我是1924年到美国的，梅汝璈也同年去美国。我们有意识地留下徐、施、章、胡、罗[6]诸人在国内进行活动：施滉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我们认为一定要有人和他们取得联系才行。施到广东时，正是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时期，孙中山接见了他谈了一二个小时，热情得很[7]。此外，章友江到江西办中学，徐永煐到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英文（按：冀老的父亲当时是该校校长）。1925年大家都到美国后，我们在旧金山开“超桃”的全体会（1925.9，秘密会），我从芝加哥赶来参加。会上决定支持改组后的国民党和三大政策，强调要走共产主义的方向。这时大家还不明确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但已倾向于共产主义了。
在旧金山会议上决定一边念书，一边活动。我们先后分别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时我在中美，他们在西美华侨中进行支持国民党和北伐的活动。[8]这时，因为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变化，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标志着留学生政治上的分化，不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年在芝加哥举行留学生大会，罗隆基从纽约赶来参加，亲自领导“大江”派的活动，参加辩论，反对国民党，和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论战的结果他们失败了，会上三分之二的学生选举我为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
施、徐等在旧金山也在华侨中搞了一个支持北伐的运动。此外，在华侨中办了一份报纸——《国民日报》，由华侨出资，施、徐主持。但编辑却找了个黄凌霜（即黄文山）[9]。“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我们就把他赶走了。这份报纸一直维持到我们大部分人到苏联去为止。
这时，我去芝加哥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与美共发生了联系。一边念书，一边进行反帝和争取对中国革命同情的宣传活动。1927年2月，全世界反帝大同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我代表美国的反帝大同盟，同时也代表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左派国民党组织，在留学生中受到很广泛的支持，编辑过一些小册子，出了份报纸，叫《奋斗》）去参加。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廖焕星[10]同志（现在高级党校）和邵力子等。（当时印度代表团团长是尼赫鲁，印尼代表团团长据说是苏加诺，这一点我记不清了）会后接着召开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陈某是陈郁[11]同志的朋友，我替他做翻译，他告诉我当时蒋介石已经靠不住了，要革命就要靠共产党了。会后五、六天，我展开了思想斗争，看来这时形势已很明显，要革命就要和共产党一起搞，于是决定加入共产党。我是1927年2月入党的，介绍人是廖焕星同志。当时在巴黎有中共旅欧支部，由沙可夫[12]同志负责，我入党后就到巴黎和他取得联系，然后回到美国。
回芝加哥后我寄信给“超桃”的会友，告诉他们我已入党了，并说明如果这次错过机会，将来不易再找到旅欧支部的关系，所以来不及和他们商量就决定加入共产党，但觉得这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也不一定非等待他们的同意不可。不想他们在这时也先后加入了党。这是中国留美学生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支部[13]，由美共领导。入党以后，我们就宣布把“超桃”解散了（“超桃”中人，只有梅汝璈一人未入党）。
支部组成后，我们就在留学生中进一步展开革命活动。
关于留美学生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回忆
大革命失败后，留学生中的政治分化更激烈了。
1927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召开中国学生大会。接着又在旧金山召开全美的留学生大会。会上请了美国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来作报告。开会前一天，知道汪精卫叛变了，第二天李迪俊（又名滌镜，1901年生，湖北黄梅人，1925年获威斯康新文学士，五十年代末是国民党驻巴西大使）一上台讲话就跟着叛变了，真是一昼之间，判若两人。
当时北伐未完成，我们与留学生中的北洋派斗争也很激烈。我是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有一次代表芝加哥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留学生会成立大会，会上的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唱“国歌”（北洋军阀的“国歌”）。我和徐永煐坐着不动，他们叫道：“你们看，共产党连国家都不要了，卖国贼！”一边说一边就要打架，我立刻站起来说：“这不是中国的国歌，这是北洋军阀的歌，我们不站起来，是不尊重北洋军阀，不是不尊重中国。”我正说着，李效泌（现在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挽起袖子就要和他们打，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不敢动手了，他们扬言半夜要来打我们，结果也没有来。
国民党叛变后，留学生中右派的活动更猖狂。我们支援工农革命，他们支持上海方面的蒋介石。有一次在斯坦福开大会，事先右派学生和华侨就组织了一批运动员到会，企图用武力进行威胁。我正在发言的时候，大会主席潘大逵突然下令停止我发言，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把他们拉出去！”我马上大声说：“根据会议法，我没有讲完以前，你不能停止我发言，更不能把我拉出去。”徐永煐同志等六、七人马上围成一个圈子，把我围在当中，我继续发言，他们大声喊打，徐永煐人很瘦，但冲出去一下就打倒了三个，别的同志，也打得很英勇，生龙活虎，我赶快跳上凳子，对会场上的华侨用英文大声说：“你们看，我们要不是站在真理一边，为什么少数人竟这样英勇……”正在说着，潘大逵看台下打了起来，华侨又不动手，就一溜跑了。主席一跑，会也就散了。
以后，我们去旧金山开支部大会，决定派我和章友江回国参加“八·一”起义，这时章汉夫同志已到美（他是1926年赴美，27年入党的）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美国方面留学生会已由我们掌握，华侨大部分也掌握了。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就必须回国，大家都想回去，于是支部决定先派我们两人回国，这是经美共同意了的。我们路过柏林时，廖焕新同志正在组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参观团，有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后来总理（指周恩来）也去了。代表团需要翻译，我们替他们做英文翻译，王明等做俄文翻译。会后把我们送到中山大学去学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开会时又调出来做翻译，会后分配工作，当时参加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是邓中夏同志，我被分配做他们的秘书兼翻译，施滉分配到少共国际做秘书兼翻译。这时汉夫已到苏，他和章友江在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福斯特[14]到苏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看见我们，他问：“你们不是要回国去吗？怎么还在这儿？……”当时联共党正在进行反托派的斗争，党内知识分子中托派很不少，《工人日报》的编辑清除得只剩几个人了。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回国，就不阻止你们，要是留在这儿，不如回美国去办报。”我们和总理商量后，决定回美国参加《工人日报》的工作。于是我于1929年又回到美国去了。
我走后，施滉同志于1930年回国，先在中央做翻译工作。1931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冯玉祥在张家口搞抗日联军，在这方面党的工作是由施滉同志领导的，后来冯失败后有个军事部长叛变，施滉同志因而被捕牺牲。
章友江在莫斯科被王明等开除党籍，章本人也有缺点。以后回国当教授，做民主人士。
徐永煐一直在美国办《奋斗》和《先锋周报》，并组织华侨参加古巴革命的斗争。
梅汝璈不久就叛变了。他原来被推做留学生月刊的总编辑，一直听徐永煐的话。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刊物上私自发表李迪俊叛变性的文章，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反苏反共，以后我们就和他断绝关系了。“超桃”中人入党时，梅说：“现在‘超桃’已走热，我还是不加入的好，我在外围继续支持你们。”但不久就叛变了。此人后投靠孙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找到乔冠华[15]等同志，因而做了民主人士，现在又成右派了。
清华学生运动的零星记忆
1924年时，清华学生会已归“唯真”分子掌握。当时的会长是施滉。这时清华政治气氛很浓厚，我们出国时留下几个“唯真”的会员，预备影响清华的斗争。这几个人是：李惟果[16]、包华国、李忍涛[17]、苏开明[18]。他们原来比较听施滉的话，后来不听了。李惟果后来到德国，与纳粹结上关系，回国当蒋介石的翻译和秘书，此人很能写文章。这时蒋正靠近希特勒，于是李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现在则在美国开牛奶馆。包华国后参加特务组织，是军统。李忍涛后来在宋子文的□□大队工作，做孙立人[19]的副手，孙调印度后留他接替大队长的职务，抗日战争时期因汽车肇事死去。
“唯真”后起的再一批会员，就是乔冠华他们一班的了。有一人不妨去访问一下，看他说些什么，叫吴半农[20]，班次在我们以后，冠华以前。1929年或30年前后是党员，这时正是党最困难的时期。此人后来成为罗章龙反党的左右手，已开除，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苏开明也是这时期在清华的人，现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翻译，已脱党。
“大江”与“唯真”的斗争，一是争学生会的领导权，二是在辩论中进行思想斗争。当时校内小组会、辩论会很多，大家思想很不一致，谈话就是经常的斗争方式之一。
王造时当时的思想与“大江”很接近，他想加入“唯真”，争取领导权，我们不要他。当时，支持哪个人就是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在和“大江”的斗争中，有许多光读书的好人是支持我们的，周培源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级毕业的有60多人，按惯例在最后一年大家都愿当级长，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目的是出洋时可当领队。我们选出施滉为级长，施表示愿当级长，但希望出国时由周培源来接替，因为他英文和应酬不及周培源，以此为条件，他愿当级长。周当时功课很好，有声望，是同路人。他也认为我们是好人，而罗隆基等人则是伪君子。
施滉同志对外活动不大喜欢，但却善于思考、分析问题和写文章。
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但思想活动只限于小部分人，未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潮流。五四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此人精明强干，毕业回国后搞银行贸易，后加入中国银行，为宋子文的左右手，与美国方面商业联系很多，现在是台湾中国银行的副总经理，在美国留学时期他也没有参加学生中的斗争，回国后对政治兴趣也不大）、何浩若等。至于乔万选，则搞了一百天就推病逃掉了。我是我们一级（当时是初三）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当时思想上进步的很难说有谁。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但思想内容都模糊得很，只知道反日、反二十一条，社会主义的因素很少，甚至没有。思想进步点的，还算阮胖子。
1924年出国以前，我代表我们的小组织去见李大钊同志，请他指出我们出国念书的方向。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不要学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我们事前用电话和他联系，地点约定在他家里。大钊同志对我们很热情、亲切。
出国以前，我们决定去请教几位专家。除大钊同志外，也去访问了当时的名流学者鲍民权，他对我们说：出国后不要只管读书，要以学习升官发财的门径为主，卑鄙极了。我们请教他法律和救国的关系，他说：法律和救国毫无关系，主要是学会一套处世的本事就可以了。此人后来成为北京新民学会的会长（日本人统治北京时），决非偶然。
我们也去访问过辜鸿铭[21]，向他请教如何学习英文。他拖着辫子，一进屋就问我们：“你们这几年学了点什么？”我一想，在清华几年，物理、化学学的也不深，就告诉他学了点英文。他说：“英文，你们懂吗？”我们一愣，只好说：“糙！”他顺手指着墙上的对联：“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问我：“懂吗？你把它翻作英文。”这一下可把我们难住了，真是不懂，结果他把我们骂了一顿。
施滉同志，云南人。出身贫苦，父亲姓赵，入赘施家。后来施家也贫穷了，母亲为人家洗衣，施滉同志从小则捡菜拾柴，生活极苦。曾在蔡松坡的军队中[22]当服务员，后考上清华。清华的学生由各省保送，其中有各省官僚的子弟，有北京大官的子弟顶替各省的名额而入学。当时梁（启超）的几个儿子同在清华，但却属于不同的省籍，大致梁思成是广东的，梁思永是新疆的……之类。各省名额中有一部分保送的官僚子弟，但也公开招考几个，因此也有贫穷人家的子弟入学，这一点和教会学校还有所不同。保送进来的官僚子弟，由于学校功课严格，很多都在中途开除出去了。山西和我同时入学的共六人，结果开除了五个，到毕业时只剩我一个了。
清华甲子级部分同学偕家眷合影（1950年？北京）站立者：左二冀朝鼎，左四罗静宜；右一徐永煐，右二黄育贤，右三周培源，右四熊淑忱；中蹲者张淑义
注释：
[1]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1916年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经济学博士。1927年加入中共（旅欧支部），翌年赴苏联学习，后再赴美工作。1941年回国，在国民政府财贸系统做党的秘密工作。
原文系手刻油印，落款“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1959年11月26日”，封面标有“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字样。结尾处标有“刘桂生整理。未经冀朝鼎同志过目，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字样。本书刊载时有删节。
说明：1.本文“（）”内文字，以及“……”均系油印原稿所有。2.原文不清处代以“□”。3.访谈中提到的清华甲子级同学及部分相关人物，凡见于《徐永煐同志访问记录》（一）（二）以及《清华学校甲子级同学名录》者，不重复注释。
刘桂生（1930－）云南昆明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一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教学和研究。1985年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现已退休。
[2] 何浩若（1899－1971）字孟吾。湖南湘潭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参加北伐。1928年任教中央大学、金陵大学。1932年任庐山军官团政治训练研究班教务主任。后任湖南省、河南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外事局局长，三青团中央宣传处长，《中央日报》社长等。1945年授陆军少将。后曾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59年由美返台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等。
[3] 时昭涵（1998－1978）湖北枝江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业处专员，资委会驻美办事处负责人，中央化工厂筹备处副主任等。1949年后任职华东工业部，后调沈阳化工研究所。
[4] 梁实秋（1902－1987）浙江杭县人。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曾任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兼报刊编辑。是“新月社”主要成员。1948年后移居香港、台湾。
[5]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希多，字友三。湖北浠水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曾任《新月》杂志编辑，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 此处记忆有误。施滉实际上也于1924年秋赴美。
[7] 详见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八星期旅行生活》。参看《徐永煐生平年表》。
[8] “中美”，指美国中部。时冀朝鼎就读芝加哥大学。“西美”，指美国西部。时施滉、徐永煐等就读于位于加州的斯坦福等大学。
[9] 黄凌霜，又名文山。广东台山人。生卒年待考。中国无政府主义后期“正统派”首领。1920年曾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参与组织广州共产党小组，后退出。1930年代曾任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后不知所终。
[10] 廖焕星，湖南衡南人。1920年代在法国加入中共。后赴苏联，曾任《救国时报》主编。
[11] 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与发动广州起义。1930年9月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翌年赴苏学习。1940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省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建国后，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12] 沙可夫（1905－1961）浙江海宁人。原名陈维名。早年赴法国学习音乐，1926年加入中共。翌年去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曾任《红色中华》主编和教育部副部长。1937年到延安，负责筹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副院长。后曾任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联秘书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3] 即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
[14] 福斯特，Foster，William Z（ebulon）（1881－1961），美国共产党领袖。1924－1932年间，3次竞选总统。后因心脏病，使党的领导权落入白劳德手中。1945年任美共中央主席，1957年任名誉主席。 [15]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日本、德国。1939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文化工作，曾任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研究室主任、副部长、部长，对外友协顾问等职。
[16] 李惟果（1905－？）贵州开阳人。清华学校1927级。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17] 李忍涛（1904－1944）云南鹤庆人。清华学校1926级。毕业后赴美留学，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再赴德国入参谋大学。回国后参与创建防化兵部队。抗战初参加凇沪战役，晋升少将。继被任命为军政部防化兵部队总队长兼防毒处处长。1942年率部参加驻印度中国远征军。1944年10月视察部队时所乘飞机被日军击落而殉职。
[18] 苏开明（1904～1988）又名弗兰克·苏开明。河南汲县人。清华学校1927级。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192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任《先锋报》编辑，坦普尔大学讲师。1949年回国，任职中国建设杂志社等。
[19]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清华学校1922级。毕业后赴美留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回国后任职中央政治学校。抗战时期历任师长、军长。1948年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警备司令、陆军司令等职。1955年被诬“兵变”被撤职，后被长期软禁。
[20] 吴半农（1905－1978）原名祖光。安徽径县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委员会专门委员，盟军总部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等。1956年回国，曾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
[21] 辜鸿铭（1857－1928）福建厦门人。名汤生，以字行。自幼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精通多国文字。曾为张之洞、周馥幕僚。民国初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22] 指1915年底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云南护国军。
摘自徐绥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