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化的道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

人类社会在近代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世界各民族和国家都经历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之兴衰荣辱，成败起落；或波澜壮阔，或迂回曲折，无不令人感慨万千。如今各国或富强，或贫弱；或已发达，或正发展；似有天壤之别。
有人云：凡崛起者皆因开放，衰落者皆开放不足也，故全球化乃第一发展要务。然细思之，此论谬矣！凡贫弱或衰落之国，并非皆对外开放不够，却多毁于开放中之重大失误。如晚清、民国时之中国，二十世纪末叶之拉美、东南亚、俄罗斯等皆此类也。
日本明治维新是对外开放，晚清洋务运动也是对外开放。其中日本经济主权皆操诸己手，决不开放给外人。而晚清海关、金融、工商产业乃至大宗土产贸易皆由外人掌控，岂非比日本更加开放？然中日之开放何以一兴一衰？一成一败？一荣一辱？皆因日本将发展开放之命运握于己手，而晚清洋务运动则因腐败产生内外勾结之买办权势，将国家民族之命运私授他人主宰。
对外开放，无非扩大商品、科技、文化交流，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利双赢。但能否互利，还须利益对立之双方意愿能彼此制约，惟此才有最基本之公平，在此公平基础上才会有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产生，即有对立才有同一，有公平才有效率（利益）。如商品交换，双方俱各谋己利，自古未有靠对方为己谋利之事。而因腐败导致的买办化开放道路，乃自废自弃国家意志而任由他人意愿主导，他人所谋何人之利？其结果只能利益尽归他人，而成本、代价、风险、屈辱、穷困、动乱、分裂、败亡则留给自己。以此腐败之买办方式对外开放，开放愈甚则衰亡愈速。此乃死路！古今概莫能外。
一国崛起与否，总有其道理依据。任何民族要崛起须先有其主观条件，即要有奋发振作之精神意志。因此须有爱国精神凝聚为国家民族魂魄，还须由教育宣传使其深入人心，浸透每一国民之思想意识，方能有民族崛起之国家精神意志。一国国民之爱国精神愈普遍愈强，其主宰掌握自己命运之国家意志也愈强，也愈能抵制开放中谄媚迎合外人损害民族权益之买办化路线。凡民族自尊心，爱国精神强烈之国，均不能容忍权贵勾结外人而走买办化道路。德国、日本就是例证。虽此二国民族主义过分发展使其走上对外侵略之路，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但凭其强烈民族意识，尽管两国在世界大战中均遭大败（其中德国败了两次），一、二十年后也仍能东山再起。因此，民众的爱国主义是凝聚国家崛起意志之首要精神条件。也无疑是对买办化道路的有力制约。尤其已走上买办化道路及一切受外国欺辱之国，爱国主义更属国家民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而抑制狭隘民族主义过分发展害人害己，则是日本等意图对外扩张的富强国家必须正视的历史课题。
买办化道路根在腐败，因此凡是在开放中能有效抑制腐败的社会条件均有利于避免国家发展的买办化路线。
政府权力自上而下有效维持的法纪环境是制约腐败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对腐败的社会制约（包括民意）最终都要落实到政府的法纪条件上来。
任何腐败及其造成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转嫁给最无权势的民众，由人民群众承受痛苦。因此民众是天然的爱国者和坚定的反腐力量。凡是民意公开表达的程度可有效制约腐败的国家都不可能走上买办化道路。
因此，凡是避免了买办化开放道路的国家，或是存在集权有效维持的法纪，或是民意得以公开表达，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样效果最好）。

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发展道路
日本国家意志所主导的民族崛起之路
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同受西方列强欺辱，两国有识之士都主张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但两国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民族英雄高杉晋作在上海亲眼目睹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之惨状，因而产生强烈忧患意识，励志保国自救。于是回国组织攘夷运动，组成77人骑兵队起事，后夺取了长州藩政权，在人民支持下联合萨摩等藩举行倒幕起义，并联络、拥戴明治天皇号令天下。爱国的武装和人民及有为的君主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推翻了幕府，然后大刀阔斧革新――强化皇权，废除封建领地（“奉还版籍”“削藩置县”），研究“兰学”（西学），普及教育，改革兵制，发展军工，“殖产兴业”，建国立银行，君主立宪……
倒幕后明治维新的日本，已完全是一民族主义主宰的国家。不仅政府官员、军队、民众是“尊王攘夷”的基本力量，就连受政府鼓励的商人也大都是曾参加“尊王攘夷”的爱国者。因此其开放改革完全是在为国家民族谋利益，凡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就引进、采纳、保存，反之就拒绝、革除。民族崛起的国家意志无处不在。
明治政府的忧患意识十分强烈，并且锲而不舍。 经过短短一、二十年的努力，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工业体系，不论是军事还是民用工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军事工业还为民用工业制造了大量机器设备。这是真正在富国强兵。
尤其应指出的是，不论是军工还是民用，国营还是民营企业，明治政府都非常重视一个原则：“日本领导者们恐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是他们认为，通过聘请外籍人员的办法来输入外国技术是没有危险的，于是用高薪聘用了外籍人员。在法律、军事、经济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聘请的外籍人员。”“大力引进技术、设备而不是资本和商品，或许是日本明治维新与清朝后期洋务运动之间的最主要区别。”（见《盛世之毁》）
这是皇权独揽的国家，却又有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推动明治政府君主立宪而使民意得以表达，（颇得《墨子?尚同》“一同天下之义”须“得下之情”之真谛。）在野党也常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一再倒阁，迫使政府频繁改组。日本国内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矛盾，也同样存在腐败。但高度的集权和民意的制约及其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将腐败限制在不可能产生买办势力的程度内，而且使朝野一致认为对外扩张是转移解决国内矛盾的良方。集权、民意，及其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制约了腐败，这使日本避免了买办化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但是却在国势强盛后使日本缺乏自制而走上对外侵略并最终将带来灾难的道路……（日本民族现在仍还需要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像德国那样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