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与“小惠”

周桂钿

    过去，常有人说儒家用小恩小惠来拉拢百姓。实际上，儒家虽然讲过对人民要施以恩惠，但并不是讲小恩小惠。例如，《论语·雍也篇》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何止是仁人，必定是圣人。尧舜还感觉难以做到。这里讲的是“民”“众”。对于民众能够博施，就是大德，不是小惠。孔子讲的“德治”，孟子讲的“仁政”，都是属于大德的范围。《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当子路提出：“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当子贡提出：“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做好政治，造福后代，是大德。他如果为公子纠殉难，那就不过是失大德而得虚名。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国家人民谋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是为齐国。后代人民受其赐，说明利于人民。利国利民的表现，就属于大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按这轻重顺序，背君而利国利民，有什么不可以呢？顺君而害民，则是轻重颠倒，失去“大德”。

   《孟子·离娄下》载：“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子产任郑国相，主持郑国政务。溱、洧是两条河，由于没有桥梁，人们不能过河。子产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中，让人们过河。（可谓方便群众。）孟子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惠”，即给一些人带来好处，还不能说真正知道“为政”即执政。周朝规定每岁十一月修筑小桥，十二月修大桥。（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这是农忙以后的时间。）发动并组织农民修筑桥梁，解决群众的过河问题。这件事做好了，人民就没有发愁过河的。所有群众过河的问题都解决了，就不必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全国有许多河流，国相有那么多马车吗？可见国相的马车所能解决的问题就非常有限。马车是当政者的工作需要，是为了减少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如果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影响了国相的用车，会影响政务。当政者只要做好政治，出门时，让路上行人避开，也是可以的。这样虽然给一般行人带来一些不便，却可以减少国相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孟子认为这也是需要的。哪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方便呢？那样的话，你的时间就不够用了。国相做不好政务，将会使百姓遭到更大的损失。不过，孟子讲的是道理，群众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些现代官员并非工作需要，也不是由于安全的考虑，而是为了讲排场、耍威风，前呼后拥，严重扰民，那是应该反对的。

    朱熹注这段话时说：“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惠，就是小惠，是指按个人的意思给少数人特殊的小利益。政，就是为政，执政，行大德的政治。为政就需要公平正大地实施纲纪法度，使全体人民都能得到好处。他的马车有限，需要渡河的地方很多，不能根本解决群众的普遍问题。朱熹注曰：“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同上）为政如果没有法度，规则，谁来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不按规定，破坏规矩，给他好处以讨他的喜欢。对这个人有了私恩，这叫小惠。他高兴了，如果人人都这样要求，就不能都给予满足。诸葛亮曾经说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答惜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文）要用大德治理社会，不能用小惠治理社会。诸葛亮讲的是赦的问题，即赦免罪犯。赦免犯人无罪，对于犯人来说，似乎施了恩惠，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却不是好事，使坏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诸葛亮提到匡衡、吴汉都不同意实行赦免。《汉书·匡衡传》载：汉元帝问以政治得失，匡衡上疏说：“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即使每年都实行赦免，也很难做到刑罚设而不用。后来他又上疏提到“不以私恩害公义”，仍然是这一思想。《后汉书·吴汉传》载：吴汉在弥留之际，跟皇帝说了最重要的话：“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只希望皇帝千万不要赦免。当时的现实是，政府经常赦免罪犯，皇帝以为做了好事，却成了东汉时代行政中的一大弊端。王符在《潜夫论·述赦》中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大恶之资，终不可化，虽岁赦之，适劝奸耳。”经常赦免犯人，只能鼓励坏人，伤害善良平民。损害人民利益最严重的就是频繁赦免罪犯。有的罪犯三番五次杀人，又三番五次地被赦免，赦免后没有改过的表现，反而更加疯狂地报复。有的已经杀了几十人，还被赦免，“身不死则杀不止”，都是因为赦免造成的。陈元方、郑康成经常与先帝即刘备讲到治乱的问题，从来未提及赦免的问题。刘表父子虽然每年都赦免一批犯人，对于治理又有什么帮助呢。朱熹认为诸葛亮的说法是正确领会了孟子思想的精神实质。小惠治世，老实人吃亏，爱哭的小孩多吃奶，爱吵的人占便宜。无原则地给少数人好处，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良百姓得不到保护。当政者不能出以公心，不能主持公道，不能“平其政”，不能公平地处理政务，特别是与群众有关的所有事情，就不能树立当政者的威信。总之，儒家主张实行“大德”，忌行“小惠”。这是君子之道。行小惠者，是小人之道。“执政为民”，就是要公平地处理政务，才能真正做到为民。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之道，是诸葛亮讲的“治世以大德”。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十章载唐太宗与群臣对话，是很有意义的政治对话。内容如下：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

    政治不好，社会不安定，百姓即使有一些财物，也保不住；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人拥有自己的财物，都能安心生活。做好政治工作，是对人民的大德。只给少数人赏赐，而做不好政治工作，那就是小惠。虽得小惠的人也保不住财物。魏徵以晋文公为例佐证唐太宗的看法。他说：“晋文公出田，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将安出？我且厚赐若。’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今君出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文公曰：‘善哉！’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礼于诸侯，内逆民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

    这里提到的“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就是当时人认为做好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政治做好了，渔者也能享受太平；政治做不好，天下大乱，一国流亡，渔者虽然得到厚赐，也保不住。做好政治是大德，厚赐渔者是小惠。这个渔者很有政治眼光，深明大义。史学家记载此事，也是深明大义的。有人想研究平民哲学，我不知道这个渔者的说法属于平民哲学，还是精英哲学？

   子产用自己的马车给行人渡河，晋文公厚赐渔者，东汉时代皇帝经常赦免罪犯，在儒家看来，都属于“小惠”，偶尔做一下，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以为这就是政治的全部，或者以为这就是最好政治的主要内容，那就错了。实行儒家所说的“大德”，就是首先要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其次要重视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与此同时，要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惩治罪犯，清除腐败，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历代儒家政治理论中所共有的观点，是孔子、孟子、贾谊、匡衡、桓潭、吴汉、王符、诸葛亮、魏征、武则天、朱熹、王夫之等历代政治思想家的一种共识。

    当然，有的官员借口行大德，不行小惠，实际上为自己捞好处，不关心群众生活，在他们看来，群众的利益都是小事，只有他的私利才是大事。经常用“人民”的名义，谋自己的私利，或者将自己的私利说成是公益事。制定政策时，首先考虑如何有利于自己和亲属、亲信。领导者如果常被这些下属所欺骗，爱提拔这样的下属，不是官僚主义者，就是贪污受贿者，一定不是称职的官员。有的传媒喜欢吹捧行“小惠”的官员，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