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百年前的宪政努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39:27
百年前的宪政努力
□自由撰稿人，上海
......
革命派未必是主流
一直以来，人们对立宪派都颇有微词。比较有代表性的要算1906年至1907年两派关于革命还是立宪问题的大论战，传统的观点硬说立宪派失败了，革命派胜利了，革命观念由此深入人心云云。在侯宜杰看来，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双方基本上平分秋色，不能说谁胜谁败。紧随其后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涨就是最好的证明，相反，倒是革命党人的暴力行动，屡次失败，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
今日看来，以旧有的革命史观来衡量中国近现代史，显然不是纯粹学术力量影响的缘故。尽管当今几乎无人再奉此种史观为圭臬，但它的后续影响仍不可小视。比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或一般通史性著作，大多仍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为线，对于朝代鼎革，认为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权威统治的最终颠覆。实际上，此种观念或许是后人出于“政治正确性”的强加，若完全以此审视历史，无疑会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忽视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使事情原貌和真相难以呈现。
实际上，无论是武昌起义胎死腹中的《十九信条》，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都显示出有识之士用心良苦，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对绝对权力进行规约，确立民主、共和、宪政的根基。清末立宪运动也是如此，立宪派期望开设国会、限制财权、虚君共和，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了破坏容易建设尤难，大乱之后未必实现大治，才希望能避免暴力对中国的伤筋动骨，在革命之外寻找一个和平的解决之路。
通过侯宜杰对立宪派的构成和活动情况的描述，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那个时代，革命派在中国政治势力的构成中，未必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流地位。以职业革命家为主体的革命派，即使从广义上讲扩大到会党，不但其内部四分五裂，在国内的活动范围也非常有限。他们发动的诸次起义，亦不过规模极小，在清政府的严厉镇压下旋起旋灭。
而以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立宪派，创办报刊、致力文教、启蒙民众、发展实业、着手地方自治，是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最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使武昌起义后各省渐次独立，控制中央和地方局势，维持稳定的还是这些立宪派人士。尽管最后宪法仍然空置，立宪的举措没有真正继续推行下去，但这和民国之后战乱频仍，中央权威丧失，社会失去重心等等因素有关，不能将他们投入立宪运动完全说成是争夺权力，对他们在运动中的努力视而不见。
法虽善，和无法等
和张朋园在《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侧重从立宪派身上寻找立宪运动失败的原因不同，作者将失败的责任主要归结到清政府身上，认为是政府缺乏立宪的紧迫感、没有领导核心和腐败透顶。这种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稍嫌简单，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认为立宪举措和百日维新运动一样，步伐太快造成政府无法承担，致使暴力革命没能避免的也大有人在。
不过执着于此或许不是事情的关键。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立宪派和立宪缓行派之间的分歧，而不单单是改良和革命谁对谁错。
萧功秦在《从清末立宪之争看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说过，中国的立宪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原动力不足的问题，即立宪的兴起，是由于内忧外患的环境压迫所致，而不是出于民意的膨胀。我们也知道，开国会、定宪法，实际上和国家富强并不能构成对应关系(以上说法在当时也不鲜见，主要由于世枚等主张立宪缓进的人士阐发)，期望宪政达成，就能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国人民智未开，立宪时机尚未成熟，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奢侈。从事后来看，确立宪政的根基恰恰极端重要。纵观百年宪政史，或许问题就在于宪法究竟要如何立起来，在于如何培育宪政文化的基础，在于统治者是否对宪政心存敬畏，在于如何唤起公民的责任感。
百年间中国出台了不少宪法，可是在绝对权力的铁蹄下，如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说的那样“法虽善，和无法等”。或许只能怪历史的演进太过吊诡，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潮的狂飙，非但没有给一点一滴的宪政建设留下时间，连立宪派们温和的宪政改革也不能容忍，激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如脱缰之野马，载着本来就命运多舛的中国无目的地狂奔。 ============= 百年间中国出台了不少宪法，可是在绝对权力的铁蹄下，如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说的那样“法虽善，和无法等”。或许只能怪历史的演进太过吊诡，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潮的狂飙，非但没有给一点一滴的宪政建设留下时间，连立宪派们温和的宪政改革也不能容忍，激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如脱缰之野马，载着本来就命运多舛的中国无目的地狂奔。 __________________
呵呵,还是"民族主义",
没有办法,一个落后的国家及族群,没有了认同就凝聚力,连国家都不是了.呵呵,但有了认同又如何?就可以不落后了吗?
到最后,"民族主义"还不是成为某个利益集团达到某种目的的幌子与借口罢了?
在这里,"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任人粉饰的婊子.
什么他妈狗屁"爱国".见鬼去吧!!!
□自由撰稿人，上海
......
革命派未必是主流
一直以来，人们对立宪派都颇有微词。比较有代表性的要算1906年至1907年两派关于革命还是立宪问题的大论战，传统的观点硬说立宪派失败了，革命派胜利了，革命观念由此深入人心云云。在侯宜杰看来，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双方基本上平分秋色，不能说谁胜谁败。紧随其后的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涨就是最好的证明，相反，倒是革命党人的暴力行动，屡次失败，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
今日看来，以旧有的革命史观来衡量中国近现代史，显然不是纯粹学术力量影响的缘故。尽管当今几乎无人再奉此种史观为圭臬，但它的后续影响仍不可小视。比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或一般通史性著作，大多仍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为线，对于朝代鼎革，认为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权威统治的最终颠覆。实际上，此种观念或许是后人出于“政治正确性”的强加，若完全以此审视历史，无疑会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忽视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使事情原貌和真相难以呈现。
实际上，无论是武昌起义胎死腹中的《十九信条》，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都显示出有识之士用心良苦，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对绝对权力进行规约，确立民主、共和、宪政的根基。清末立宪运动也是如此，立宪派期望开设国会、限制财权、虚君共和，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了破坏容易建设尤难，大乱之后未必实现大治，才希望能避免暴力对中国的伤筋动骨，在革命之外寻找一个和平的解决之路。
通过侯宜杰对立宪派的构成和活动情况的描述，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那个时代，革命派在中国政治势力的构成中，未必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流地位。以职业革命家为主体的革命派，即使从广义上讲扩大到会党，不但其内部四分五裂，在国内的活动范围也非常有限。他们发动的诸次起义，亦不过规模极小，在清政府的严厉镇压下旋起旋灭。
而以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立宪派，创办报刊、致力文教、启蒙民众、发展实业、着手地方自治，是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最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使武昌起义后各省渐次独立，控制中央和地方局势，维持稳定的还是这些立宪派人士。尽管最后宪法仍然空置，立宪的举措没有真正继续推行下去，但这和民国之后战乱频仍，中央权威丧失，社会失去重心等等因素有关，不能将他们投入立宪运动完全说成是争夺权力，对他们在运动中的努力视而不见。
法虽善，和无法等
和张朋园在《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侧重从立宪派身上寻找立宪运动失败的原因不同，作者将失败的责任主要归结到清政府身上，认为是政府缺乏立宪的紧迫感、没有领导核心和腐败透顶。这种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稍嫌简单，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认为立宪举措和百日维新运动一样，步伐太快造成政府无法承担，致使暴力革命没能避免的也大有人在。
不过执着于此或许不是事情的关键。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立宪派和立宪缓行派之间的分歧，而不单单是改良和革命谁对谁错。
萧功秦在《从清末立宪之争看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说过，中国的立宪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原动力不足的问题，即立宪的兴起，是由于内忧外患的环境压迫所致，而不是出于民意的膨胀。我们也知道，开国会、定宪法，实际上和国家富强并不能构成对应关系(以上说法在当时也不鲜见，主要由于世枚等主张立宪缓进的人士阐发)，期望宪政达成，就能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国人民智未开，立宪时机尚未成熟，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奢侈。从事后来看，确立宪政的根基恰恰极端重要。纵观百年宪政史，或许问题就在于宪法究竟要如何立起来，在于如何培育宪政文化的基础，在于统治者是否对宪政心存敬畏，在于如何唤起公民的责任感。
百年间中国出台了不少宪法，可是在绝对权力的铁蹄下，如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说的那样“法虽善，和无法等”。或许只能怪历史的演进太过吊诡，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潮的狂飙，非但没有给一点一滴的宪政建设留下时间，连立宪派们温和的宪政改革也不能容忍，激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如脱缰之野马，载着本来就命运多舛的中国无目的地狂奔。 ============= 百年间中国出台了不少宪法，可是在绝对权力的铁蹄下，如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说的那样“法虽善，和无法等”。或许只能怪历史的演进太过吊诡，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潮的狂飙，非但没有给一点一滴的宪政建设留下时间，连立宪派们温和的宪政改革也不能容忍，激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如脱缰之野马，载着本来就命运多舛的中国无目的地狂奔。 __________________
呵呵,还是"民族主义",
没有办法,一个落后的国家及族群,没有了认同就凝聚力,连国家都不是了.呵呵,但有了认同又如何?就可以不落后了吗?
到最后,"民族主义"还不是成为某个利益集团达到某种目的的幌子与借口罢了?
在这里,"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任人粉饰的婊子.
什么他妈狗屁"爱国".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