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记•三月

发表于 2009-09-04 10:44:04 类别：读书

 李文倩

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说：“人的本性倾向于福音。人的根本性处境是苦难。”而对于C.S.路易斯的长篇小说《裸颜》中的主人公奥璐儿来说，这种根本性苦难的来源之一，即是其丑陋的面容。她是王的女儿，但这丝毫不能改变现实。因此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选择戴着面罩生活。她骁勇善战，精通政务。在父亲死后，她像一个男人样料理着整个国家。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她走向了人生的暮年。小说的开篇，即以这个老女人沉痛的叙述开始。这段叙述，堪与杜拉斯的《情人》相媲美。奥璐儿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和平凡的人，他有三个女儿。其中小女儿赛姬不仅有着天使的美貌，更有一颗纯洁美丽的心灵。葛罗国是希腊的一个小国，尚未被希腊文明征服，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神：安姬。在女儿们的童年时代，一个希腊奴隶“狐”担任他们的教师，把希腊文明传授给了她们。在小说中，狐是希腊文明的代表，他崇尚理性、知识，不语“怪力乱神”。他有时对信仰心存疑惑，但很快就用理性来压制它。因此如赛姬所说，他“并不认识真理的全面”。小说中的大祭司说：“我们从神所得的是生命和力量，不是知识和言语。”小说中的狐，始终生活在神的世界之外。赛姬是真正的爱者，永恒的追求者。神在她那里，即爱的化身。后来她作为安姬神的祭品被处死，但她并没有真正死去。她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嫁给了爱神丘比特。奥璐儿见证了这一切。在一次恍惚的睡梦中，她看到了异象。但她违背了自己的心灵，拒绝承认这一切。刘小枫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一书中说：“西方文学的穿透力，绝非因为西方人比中国的受苦更为深重，而是因为，西方文学所倚赖的精神背景具有不同的审视痛苦的景观，和由之形成的言说个人实存的形式。”正是这种不同的精神质素，使小说具有极强的艺术穿透力。

译者曾珍珍在代序中引用C.S.路易斯（《批评试验》）的话说：“文学经验疗治伤口，却不会剥夺个人拥有个体性的权利。有些在聚会中感染到的群体情绪也可以疗伤，但往往会使个体性遭到破坏。在群体情绪中，不同个体原本分隔的自我融汇合流，我们全都沉浸回到无我（自我未产生前）的境界中。但在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时，我则变成一千个人，却仍然保有我的自己。这就像希腊诗中所描写的夜空，我以千万颗眼睛览照万象，但那用心谛听的仍是我这个人。在这里面，就像在崇拜中、在恋爱中、在将道德付诸行动中和在认知中一样，我超越了自己，却也从未这样实现自己。”这段话道出了文学阅读的真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们的文学阅读感受。

文学与哲学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也是我所思考的问题之一。高尔泰在《为“社会学的”评论一辩》中曾说：“人类一切活动的基本意义，都在于它能够创造价值。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就在于它创造了精神价值。作为精神价值的哲学发现必然性和普遍性，而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作为精神价值的文学侧重于通过发现偶然性和特殊性，而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所以文学不是哲学的图解，不是‘给思想以血肉’，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读书》1985年第11期，第78页）本月读怀特海的《思维方式》一书，发现他有类似的说法：“……优秀的文学作品避免显示质的范围广泛的哲学的一般性。它紧扣那种势必掩盖质的一般性的偶然的精确性。文学作品是默默地预先假定分析与反过来明确强调关于我们素朴的一般直觉的基本情绪的重要性的巧妙结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哲学想用一种方式“抓住”的东西，正是文学“不屑一顾”之所在。我们如果稍稍改变一下视角，从纯粹观念领域转移到社会语境中时，即可采用另一种表述方式。谢有顺说：“文学要获得永恒品格，就不应该重在表达一个时代的总体话语，而恰恰应该表达出自己这个个体和总体话语之间的错位和差异。也就是说，历史记住的人大家共有的集体记忆，而文学记住的只能是自己的独有的个人记忆。”（《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套用“后现代哲学”，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总结”：文学反对任何一种“宏大叙事”——不管它是哲学的逻辑系统，还是社会性的总体话语。在《思维方式》一书中，怀特海还对美学与逻辑做了区分：“逻辑和美学的不同在于它们所包含的抽象程度不同。逻辑注重的是高度的抽象，而美学则根据有限的理解的必要条件的允许而与具体的东西保持接触。因此，逻辑和美学是有限的精神部分地渗透到无限者中这个难题的两极。”

陈嘉映在《思远道》一书中，有好几篇文章讨论语言哲学的问题。但因缺乏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我在此无法多做介绍。而在本人的其他一些小文中，对其观点也多有引述，故这里不再多谈。《昨日书香》一书展示了作者龚明德扎实的考据功夫，其板凳要坐十年冷式的严谨学风，更是令人感佩。书中还原了不少历史的真相，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都应通读此书。三月份感冒了几天，读完的书只有以上四本。另外读了一些论文，下面摘录、评点一些我认为重要的内容。

二〇〇七年，我和朋友一起到阿坝茂县的松萍沟的去玩。正值冬天，万木萧疏，白雪皑皑。我们住在当地一个农民的家中。那家的老太太，脖子上吊着个大袋子。这是缺碘的典型病症。这种病的“奇异”之处在于：因为匮乏，反而呈现出肿大的特征。而这种病症，在不少中国学者身上展露无遗：根本不了解前沿学术研究的情况，便夜郎自大地编织自己的“体系”。 徐友渔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是无知者无畏”。在与张宏杰的对谈录中，他还指出：“思想的早熟不见得是好事，它很可能形成一种封闭，把你早早地固定。后来我把这个看法推演，认为理论上的早熟一样也是不好的。”（《徐友渔：思想的长跑者》）保持一种理论上的开放性，是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在《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略论政治思想中的德国传统》一文中，徐友渔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制度安排提供原理和标准，不是作概念游戏，所以判断其价值的依据只能是实际作用，是对促进实际进步的理论贡献，而不是某些特殊的、神秘的心理满足。”与此问题相关，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第六章“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中指出：“浪漫主义的人格崇拜这种内在的犬儒主义（inherent cynicism）知识分子中使某些现代态度得以确立。”“只要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潮流同时发生，它们就只不过是逃避政治现实的临时手段。”

在《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一文中，徐贲说：“专制统治的暴力和恐怖把社会毒化为一个人与人不能互相信任，人与人互相冷漠隔绝，相互出卖、猜忌和仇恨的反伦理秩序。”此段论述，应该是最明白不过的常识。但因有人缺乏对“政治”的敏感，常常将一种被迫性的行为认作“自主选择”，类似的提醒自然不算多余。《群众与“人民文革”》一文的主要内容，我曾在天堂桌子读书会上向朋友们做过介绍。作者认为：“局部经验既是‘人民文革’的特色所在，也是它的局限所在。个人经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但对‘真实’经验的意义阐述却并不一定就可靠。”

因为上课的缘故，读了十来篇张桂权的论文。在《维特根斯坦与宗教》一文中，他引用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话说：“任何痛苦的呼喊都不会大于人的呼喊。或者说，没有任何痛苦会大于单个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因此，人可能处于无限的痛苦之中，从而需要无限的帮助。基督教仅仅针对那些需要无限帮助的人，也就是那些经历了无限痛苦的人。整个地球所遭受的痛苦不可能大于一个人心灵所遭受的痛苦。”这段论述，可谓深得我心。故抄录于此。

科学哲学是我感兴趣的领域。在一篇论文中，美国学者C﹒W﹒丘奇曼认为：“在范围不断扩大的科学管理问题域中，伦理问题是中心问题，即使原始问题是泥蜂的性行为问题。”“在生产真理的部分过程中，科学方法是价值中立的；但是，科学管理却负载着价值。”作者认为，科学哲学转向科学管理，是大势所趋。白彤东在《科学哲学》（《世界哲学》2008年第2期）一文中对波普尔大加贬斥，并认为其简直是“浪得虚名”。 作者认为：从逻辑上讲，“证实”和“证伪”具有同样的难度。有关哲学，白彤东说：“哲学是提供正当性或辩护（justification）的终点，或者倒过来讲，为我们的知识、实践提供最终辩护的叫做哲学。”在此文中，尤具启发意义的是此段论述：“欧陆哲学，尤其是诸如德、法后现代哲学，有其自身社会的社会建构。而它们在中国当今学界的流行也许有同样糟糕的原因。比如，我们喜欢它也许是因为其对西方传统的批判满足了我们中国人的虚荣，也许是因为它的宏大架势与我们对中国迅速重新崛起或重新暴发的期望相呼应，或与中国在巨大变革下的浮躁相吻合。宏大体系与宏大解构常常掩饰的是学术上的不严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分析哲学或是科学哲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