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不同政见不是宽容而是明智

中国历史上惟一善待不同政见的故事发生在唐朝李世民时代。魏征曾经是皇帝李世民政敌——他的兄长李建成的“帮凶”。李世民为人说实话还是有点狠，为了夺取皇位，兄弟都可以杀。如果有仁慈之心，在玄武门政变中只是把两兄弟逮住，他同样可以达到目的。玄武门政变虽然他有被逼的情节，但给不给亲兄弟一条活路却在于他的决定，这取决于他心中善的程度。政变成功，李世民如愿做了皇帝，魏征这些李建成的“帮凶”他反而给了活路，并成功使魏征等人为己效命。

李世民是聪明之人，不是由于宽容而是明智。他明白魏征这类人有才华，可以帮助他治理国家。魏征也真不含糊，把批评皇上当作个人职责和爱好。别人不说的话他都敢说，有时甚至话都说过了头。有一次，魏征就惹得皇上极度愤怒，李世民回宫在长孙皇后面前发狠话说恨不得杀了这个“田舍翁”。“田舍翁”是李世民对魏征的蔑称。经长孙皇后劝说，李世民才转怒为喜。后来爱提意见的魏征先于李世民离开人世，李世民为之痛哭，说下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其实在李世民当政时，政府中有30多位谏官如魏征一样老说着皇帝不爱听的话。李世民并不真是很喜欢那些人，也不是对人有多宽容，但他明白了良药苦口的道理。万一那种人是对的，自己错了，他可以改正，这有利于他的王朝长治久安。因此，历史才有了贞观盛世的辉煌。

2009年7月16日，美国黑人教授盖茨出远门回家，因为没有钥匙无法进门，便请黑人出租车司机一起破门而入，邻居以为有人闯空门报警，警察随即赶到。盖茨出示哈佛大学教授证件，并说明自己是屋主，白人警察克劳利要求盖茨出示有住址的证件，引起盖茨不满，向警察咆哮。克劳利几次警告之后，将他铐上手铐带到警局处理，4小时后才放人。这引发美国一场政治风波。黑人社团认为白人警察处理此事有点过分，有种族歧视嫌疑。盖茨教授已经出世身份证明，克劳利一定要其他证件是多余，再将盖茨教授拷到警局达4小时之久就更过分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听说此事也很气愤，批评白人警察“愚蠢”，又引起舆论对奥巴马的反批评。就算警察有过错，总统也不可以如此公开污辱人家。

奥巴马思量自己的话也有些过分了，先是公开道歉。2009年7月30日，奥巴马做了一件让人不得不服的事。他在首都华盛顿白宫的玫瑰花园做东，美国副总统拜登一块把黑人教盖茨、白人警察克劳利一块请来喝啤酒，化解矛盾。新闻界称奥巴马举办了一场“啤酒峰会”。奥巴马很低调，说只是几个人一块喝点啤酒聊聊天。这次风波，他认为三个人即教授盖茨、警察克劳利和他本人都有错。美国社会有复杂的种族问题，一些事如处理不当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冲突。这时，具有强势政治资源的政治人物如果明智，懂得尊重他人，倾听不同意见，一些矛盾或危机即可化解。

人是群体动物，其社会问题往往变得比较复杂。几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因各人的修养、成见、世界观、利益和对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而产生歧见。尤其西方的媒体、国会、学界等，每天都在不停地争吵，简直是莫衷一是。但自由的表达度被看作人类的文明标志。一个国家只能尽可能允许不同见解存在，才是健康的。大家都有说话的权利，最后社会很自然的就能达成妥协性的综合的主流意见。这样的社会，不会过分偏激和偏执。

当年德国希特勒把国家带进纳粹主义，就是在希特勒利用政治权谋，让社会渐渐只剩下纳粹的声音。进入专制国家的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神化某个政治领袖，要民众对其效忠，山呼“万岁”、“万万岁”。中国从夏启开始，就是走的一条专制之路。后来有人把夏商周三代与秦汉之后的王朝分割开来，说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秦汉到满清是封建社会。但从夏商周到满清，本质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专制的。周王朝后期，中央政权积弱，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分封国渐渐向独立国演变。这时候，分封国的国界不像现在被控制得很严密，国人可轻易从一国跑去另一国。这使得中华大地对自由表达的控制变得无效。于是，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期。各种学派并起，其中以儒、道、法三家最为突出。各学派最后的思想碰撞点，其实都在政见上。正是百家争鸣才真正构建了中国文化的基石。中华地域的文明自秦汉起到满清中前期大大领先于世界，就是当年百家争鸣的惠泽。遗憾的也正是从秦汉开始，中国专制不断朝压制言论自由的方向走，李世民的那种开明政治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极短的一种社会政治生活状态，这令中国消耗完百家争鸣的惠泽之后，变成老大难帝国，落到被西方列强欺侮的地步。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体上说是建立了共和制，但专制的魔影仍然很有势力，并放慢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时期，虽然军阀乱政，但中国却有了一段小百家争鸣时期（严格地说，要是从晚清开始西学东渐的文化碰撞开始算起）。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小复兴，不过，这次小文化复兴时间有些短，有些病态，也有些盲目。让一味崇洋的思想占据了上风。要知道，五四时期的各种“主义”都来自西方，且都与中国的专制文化形成结合。但是，这次小文化复兴同样带来中国社会的新气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虽然千疮百孔，但却是经济、科技和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1920年6月3日，江南造船所建造的第一艘出口万吨轮“官府”号下水。1919年,福建船政局制造了我国第一批飞机。1929年辽宁迫击炮厂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20世纪30年代是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在初步起飞。中国的一些现代工商业在江浙沪一带繁盛，纺织、机械、船运等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上海跃升为世界都市。中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文化大师如胡适、陈寅恪、梁实秋、林语堂等，在那个时代“集体出山”。后来台湾、中国大陆经济的先后崛起，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新文化运动。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又与20世纪80年代思想大解放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史走到21世纪，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头。在思想自由表达方面，现在比过去宽松很多，但一些传统专制的压迫思维仍然存在。有些官员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政见。中国大陆在整体思想体系上，是偏左的。这样的社会，来自所谓右的意见就更弥足珍贵。比如当初马寅初、梁漱冥、费孝通、顾准等人的意见，历史就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中国被称作“右派”的很多人，在西方社会多属于左派。如果全社会头脑发热，胡乱批判、打击这些人的自由思想表达，最终伤害的是中华风骨，破坏的是中国未来发展。道理很简单，把正确的东西当作有害的“毒草”加以压制，社会必须走向偏失的歧路。种种主张经过思想交锋，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利于把握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多歧见，才不会走歧路。有人取笑美国两大党，主要政见渐渐相差无几。这其实正是思想自由表达带来的重要文明成果，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观通过争吵得到确认，国家大政的走向就不容易产生重大错失。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首先出大问题，一度给人的感觉十分严重。时至2009年夏，美国已出现全面复苏迹象。再有一句话，多歧见的社会是一个较为明智的社会，自我修正错失的能力会比较强。

允许不同政见存在，有人以为这取决于当权者的宽容。一些领导干部恩赐了，就可以让人多说话，哪怕说些出格的话。这种认识就有些偏差。允许不同政见存在，需要的是明智而不是宽容。自由表达权不应来自某些的赏赐而应来自文明的觉醒。为了防止某些当权者不能自动觉醒，人类现代文明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是在用宪法规定公民拥有自由表达权。中国的宪法也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人的自由表达权会受到压制甚至打击报复呢？很明显，在未完全消亡的专制魔影笼罩下，有人以一些名目、谎言公然违宪。那些公然违宪的人，说到底是置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发展大业于不顾，为一己之私或小集团的眼前利益侵犯他人的自由表达权。他们是国家的蠹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