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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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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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连载重发，清爽版）
＝＝》极端评价中如何寻找真相？局势失控后如何挽救危局？＝＝》庚子年的混乱又何以成为清末新政的起点？＝＝》1900年的大事件，今天仍旧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空间。
（本帖为重发，因为之前那贴混杂了太多无关宏旨的讨论，以至于影响到主帖的阅读，因此集中再发一次）
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1896年春，某传教士在山东曹县、单县一带传教的时候，他在到路上看到很多人扛着红缨枪，成群结队的，人数众多，不知何为。该传教士向别人打听后，才得知这是一个名叫“大刀会”的组织，他们正前往单县等地唱戏聚友。据该传教士的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颇为古怪，说是“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因为这些成员自称“刀枪不入”的缘故，该组织又被人称为金钟罩、铁布衫或者无影鞭之类。（1）
这名传教士看到的情形确有其事。在1895年至1896年间，大刀会在曹县烧饼刘庄、单县曹楼和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三处召集会员，目的是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并向外界宣示力量。这位传教士看到的，是1896年三月初三在火神庙为大刀会祖师诞辰而举行的集会。这次大刀会大概来了五六千人，并在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据称，当时庙的四周都布满了红旗，大刀、红缨枪和铳之类的武器排成一列，并且不断有背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会员们威风凛凛的从附近地区阔步赶来。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瑞前来的时候，他骑着大红马，扬着大黄旗，气势非凡，前去迎接他的人也特别的多。
当地的民众对大刀会的活动并无恶感，在他们看来，大刀会是一个协助官府捉拿盗匪的民间武装团体，而且这次的力量展示活动也很有效，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附近的盗贼销声匿迹，菏泽、城武、曹县、单县一带“直无一贼”。（2）
读者或许会问，这个刘士瑞又是何许人也？
刘士瑞，山东曹县烧饼刘庄人（今属单县），当年四十四岁，已结婚生子，家里有田数十亩，在当地应该算是个富农，他也是这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刘姓村子的族长。刘士瑞年轻的时候读过书，曾有志于科举但运气不佳，连秀才也未曾得中，只在后来捐了一个监生。也不知何年何月，他跟从一名叫赵天吉的人学得金钟罩武术，由此搞起了大刀会。
对于刘士瑞的师傅，当时地方官府在报告中只说他是一个无名的游方道士，但根据近年调查的口碑材料证明，这个名叫赵天吉的人，虽然不知道是哪里人，但当时他已七十多岁，曾骑着一匹黑马来往于鲁西南及其交界地区秘密传徒。大概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赵天吉住到了刘士瑞家并将金钟罩武术传授给了他。随后，刘士瑞又将此术传给曹得礼等人，并开始在曹县、单县一带组织了大刀会。曹得礼是单县曹楼村人，他在拜刘士端为师后，首先使曹楼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大刀会，以后又帮助刘士瑞在单县各地扩大了大刀会的影响。单县大李集人彭桂林是刘士端的另一个重要徒弟，他算是个富户，其舅父是一个大地主，其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以“保卫身家”为口号开展收徒练武活动，参加的只有数十人，后来在协助官军剿除盗匪活动中立下功劳并日益壮大，随着徒子徒孙的不断加入，后来入会的成员竟发展到十几万人，光曹州府就有五万人，河南、安徽等地人数少一点，就徐州一带也有两三万人。
大刀会是以教习金钟罩武术为纽带的武术性组织，他们在活动的时候有一定的仪式。据江苏徐州道阮祖棠的报告，说大刀会“其习法时，贫者不收贽仪（学费），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艺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遍吹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三夜即能御刀，谓诵久即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仍饮刃也。愚民无知，惊为神术”。（3）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刀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入会有资格限制，有钱的要交学费兼入会费京钱六贯，贫穷的可以不收；二是行事神秘主义，他们习武往往在夜半时分，仪式也很神秘，包括诵咒焚符等；三是有固定的崇拜对象，要拜真武神、周公祖、桃花仙和铁甲仙等；四是练习的武术属于硬气功的一种，目的是能够排刀排枪，乃至刀枪不入。
大刀会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历史上，有不少反清的秘密教派争相传习金钟罩武术，如1774年发动起义的清水教和1813年发动起义的天理教等，他们当中便有不少人练习金钟罩，并声称通过吞食符箓，做功运气，就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当然，除了金钟罩之外，大刀会也会练习普通的拳棒和刀法枪术，其会员普遍携带的大多有大刀和红缨枪，这也许是“大刀会”名称的来源（正如上一章提及的长枪会）。
大刀会的兴起和当地的环境与不稳定的局势有很大关系。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曹州府（今菏泽地区）一带，因为地处数省之交界，官府管辖困难，加之这里的人脾气火爆好斗，当地习武成风，正如某传教士说的，“他们令人畏惧，因为他们具有喜好寻衅的气质和好斗倾向，争吵、喧闹和械斗是山东每天都有的事情，特别是在曹州府”。（4）和鲁西北地区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富豪士绅阶层，这可能和这里的私盐贩运及鸦片种植有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一地区的鸦片增长极为迅速，与之临近的徐州府也有近十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鸦片。（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的《单县遵札议办团练章程》中或许透露了当地治安混乱的部分原因：“单境富裕不如曹（县），然在同郡县中，终为殷实。惟富者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贫者无立锥。其富民惟务修夏室，建石坊，¬……不知义举。……有力之人，视贫族贫戚贫邻皆如路人，平日尺布斗粟，不通假贷，待佃户雇工尤刻。……为富不仁，激而生变，……（无地者）闻为贼之乐，安得不生歆羡”。（6）
孔子在《论语》中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句话用来解释当时鲁西南地区的治安问题最为恰切。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豪大户的土地“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而贫穷的农民却几无立锥之地。更有甚者，这些富人对穷人毫无怜悯之心，视同路人，为富不仁，加上当地的风气好狠斗勇，孔子说的“两乱”条件，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鲁西南地区一向就不太平。在太平军和捻军起事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枪会的组织从当地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当地官府相抗衡，而在1876年山东大旱的时候，有个名叫朱振国的人趁机宣称自己是明朝皇室之后，率领很多灾民揭竿而起。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当地下了一场透雨，许多参加起事的人一个个都散伙回家种田去了，朱振国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进入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后，鲁西南地区的匪患也是愈演愈烈。和梁山伯好汉们不一样的是，这些盗匪结股成队，使用新式快枪并大都骑马，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可谓是真正的山东“响”马。尽管清廷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剿捕，但盗匪却越治越多。1894年7月间，一股盗匪在抢劫巨野县龙堌集的时候，竟持洋枪击毙清军十几人，可见该地盗匪问题的严重性。再比如大刀会兴起的单县，当时记载称“抢窃案多或千余起，少亦数百起”，“单境遍地是贼”。
治安情况的恶化，主要责任在山东及其临界各省的地方政府，这也证明了当地官府对地方上控制能力的弱化。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加上如此恶劣的治安状况，那些毫无防备的乡民们不再相信地方官府，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由此，像大刀会这样的组织便应运而生，这和当年为协助官军剿除捻军等义军而兴起的团练及长枪会有着相通之处，历史总是变换着面目重演。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并不敢公开活动，这似乎与当年长枪会造反的历史有关，“官曹地者讳言团练”。但是，当地官府放弃地方团练组织的后果便是盗匪的日益增多，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火波及山东，前方战事吃紧，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的防营也开赴前敌。在地方上陡然失去了防营的震慑力量后，以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当地人称为“杆匪”的盗匪们更加猖狂，他们竟然成群结队的招摇过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刀会也是在1894年开始公开活动，特别在击败“岳二米”匪帮之后，大刀会更是声名赫赫，入会的成员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富农等。由于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不掠财奸虏”，“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因此“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绅士亦与来往”。（7）据后来调查的口碑资料说，就连当地的大地主也派自己的佃户雇农入会，以保护他们的庄园。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刀会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也对大刀会捕获贼匪送官一事表示了赞赏，“嘉其勇于捕盗，重犒鼓励，会中人均感之，乐于助官捕盗”。当时会中人还传说首领刘士瑞因此获得“三品顶戴”，这也反映了当时大刀会得到了当地官府认可的合法存在，正处于一个“官民合作”的阶段。
但是，大刀会毕竟是一个由富农为领袖、以村落为联结纽带的民间武装团体，它和当地官府并无隶属关系，也不受官方的掌控。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合作后，大刀会开始出现部分取代地方官府职能的倾向。据记载，大刀会在抓到盗贼后，“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8）从这段可以看出，大刀会到后来“获贼即杀，不复送官”，这已经是在执行官方的执法权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如此举动的原因是官府未能将那些盗匪全部杀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刀会对清朝律法的藐视。
在大刀会的兴起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大刀会的招牌“金钟罩”及其“刀枪不入”观念。从当时入会踊跃的情况来看，似乎这种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并没有受到挑战，而这也解释了“刀枪不入”这种观念对后来义和拳兴起的重大意义；二是当地官府对本地的控制能力正在弱化，以至于他们需要民间的武装团体来协助捕盗；三是大刀会这种组织并不受官方掌控。一旦当地盗匪减少，大刀会在失去了公开活动的前提后，必然会引发其他事端，而首先与之引发冲突的是教会的势力，这将在下一节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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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目录
失控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四、大灾荒过后的游民社会
第二章、“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一、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二、德国的正中下怀与清廷的忍气吞声
三、教会为何令人厌恶
第三章、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一、冠县十八村
二、玉皇庙之争
三、阎书勤与赵三多
四、梅花拳到义和拳的转变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第四章、从神拳到义和拳
一、降神附体
二、小朱子搞起了神拳
三、平原事件与森罗殿冲突
四、毓贤去职与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
失控中卷：义和拳与清廷及洋人的非对称冲突
第五章、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第六章、义和拳向直隶京津进发
一、直隶义和拳的发展
二、“涞水事件”与义和拳占领涿州
三、义和拳进入京津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第七章、失控的洋人与迫在眉睫的战争
一、使馆卫队入京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第八章、八国联军逼入京津
一、强夺大沽口炮台
二、天津之战
三、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失控下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与屈辱的和约
第九章、慈禧太后西逃后的全面失控
一、慈禧太后挟光绪西逃
二、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三、俄国借拳乱入侵东三省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自立军
第十章、《辛丑条约》及庚子赔款
一、艰难谈判
二、惩办祸首
三、庚子赔款
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
余论：义和拳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注释
参考书目
义和拳事件大事记
后记
作者简介
金满楼，专注于晚清民国史的通俗写作，2007年后陆续出版《晚清帝国回忆录》（07年）、《向康熙学习》（08年）、《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08年）、《大清野史之谜（09年）、《女人当国》（09年）等作品。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1896年2月初，时近年关，在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交界的太平集上，有个名叫郝和升的药铺商人按照年关收账的习惯，前去催促一个名叫吕登士的教民将赊欠药钱还清，吕登士想拖延还钱，结果两人发生口角，郝和升指责吕登士仗着洋教的势力赖账，而吕登士的族人吕莱（也是教民）则在一旁辱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在当时来说，“白莲教妖人”是侮辱人的话，弄不好是要被诬陷到官府去吃官司的---由此，双方的对骂升级，郝和升回敬吕莱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这话一石二鸟，既骂了基督教，又暗指吕莱曾经做过匪徒、后来为逃避罪行才入了基督教的“丑事”。不过，双方虽然情绪激动，但所幸的是这次口角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被辱骂了的吕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跑去找附近破楼角寨教堂的张连珠教师（准确的说，应该是布道事工，因为他尚没有达到教士这个级别）并声称郝和升辱骂了基督教，要求教会给他出气。张连珠本非好人，他听后便立即召集一伙基督徒，拿着家伙去太平集找郝和升算账，但到了太平集后却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第二天，附近的李海集正值赶集日，郝和升前去做买卖。张连珠得知后，便带着人马前去找郝和升的麻烦，不过郝和升提前得到了消息而躲了起来，而恰好大刀会的首领之一曹得礼这时也到了李海集，于是郝和升便跑去找曹得礼。在向曹得礼讲述了事情经过后，郝和升要求大刀会给予保护。曹得礼听后起了侠义之心，于是便满口答应了郝和升的要求，并随即召集了附近的大刀会成员，要和张连珠说说道理。
于是双方人马在一个药店碰到，正值剑拔弩张的时候，药店老板怕双方打架砸了他的店铺，于是赶紧把两个首领都请进药店，好生招待，温言劝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时，集上的人听说这里有人要打架，来围观的群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也只好偃旗息鼓，各自回家。
回到教堂后，张连珠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必须要讨个说法，于是他又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师那里求援，要求其带人前来助阵，并派人给曹得礼送信约期“理论”---其实就是准备再打一架。
曹得礼接到信后，便带着郝和升去见首领刘士瑞，刘士瑞同意曹得礼带人前去讲理。于是曹得礼便带着一大队人马去破楼角寨找张连珠，但张连珠不在那里，于是曹得礼又带着人去天宫庙。不料此时这事闹的动静很大，还没等曹得礼他们到达天宫庙，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长等人赶来劝阻，并约好日后为之调停，而这时连成武县的知县也被惊动，县太爷也亲自前来劝慰，曹得礼等人只好解散回去了。
在此之前，某德国传教士在宋清太营中听说了张连珠之事，于是便邀请另一位德国传教士去找张连珠并责怪他多事，随后两位德国传教士又请宋清太从中调停，双方互相和好，不再生事。
以上是根据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三位知县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联合报告所转述，这件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解决，但根据教会一方的记载，事情似乎还没有结束。据他们的描述，在调停当中，大刀会的人曾砸坏了他们礼拜堂的门窗和圣像，并警告他们不得引诱大刀会的弟子入教，也绝不能使太平集基督教化，否则的话就要开战。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符合中国逻辑，但三位知县对教堂被袭的事情也许是并不知情，至少他们在报告里只字未提此事。（9）
不管教堂有没有被砸，反正这个事情被搞大了，后来这里的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上书巡抚衙门，抗议大刀会拆毁教堂，诱拐教民，并要求予以惩处。不仅如此，德国公使海靖还为了此事特意跑到总理衙门去交涉。如此一来，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便在春节后发布公告禁止大刀会，随后曹州知府毓贤也颁布告示，悬赏捉拿会首头目。当然，这只是做给洋人看的表面文章，当地官府并没有人真正去抓捕大刀会的成员。
应该说，这次因讨账而引起的事情本是件极其微小的事情，却最终引发了大刀会和当地教会的一次冲突，虽然没有发生械斗伤人死人之事，但却让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教会认为他们受到大刀会的欺压，而大刀会却因此被官府禁止。在大刀会成员的眼中，教会包庇匪人（他们后来宣称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欺压良民，而他们则是乡民的保护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刀会和教会的对立，随着当地盗匪的日益减少反变得更加激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6年6月的时候，大刀会又在江苏砀山县（与山东单县接壤）与教会发生了更大的冲突。
要说起这个事情，还得从黄河改道说起。在江苏砀山县有个名叫东湍的地方，这里位于庞家林和刘堤头两个村之间，原本是曲阜孔府的鹅鸭饲养用地。这里因为靠近黄河，当时主要是一些不能耕种的湖地。在黄河改道后，黄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这里便形成了千亩良田。恰好这时因捻军等战乱，加之是黄河故道，这块地的所有权不明，因此附近的庞姓和刘姓两村的大户人家便一直为此发生争执。据后来被访的农民说，“附近谁有势力，谁就可以霸占耕种”，“农民租种，谁有势力就向谁交租”。（10）而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庞家在争斗中占据优势，当时他们的头领是一个名叫庞三杰的武生员，他箭术精良，家里有近三百亩的土地，而他当时还没有满三十岁，而且还是个光棍。
不过，这时刘氏家族加入了教会并在刘堤头修建了一个小教堂，他们以此为后盾来加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要求。1896年6月，刘堤头的地主刘荩臣派人到那块地里抢收麦子，结果冲突立刻爆发了。庞三杰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带着人前去兴师问罪，但刘荩臣很快藏进了刘堤头教堂，使得庞三杰等人无法攻击。受阻之后，庞三杰便跑到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的师傅智效忠，并在庞家林组织大刀会。
实事求是的说，这本是一件地主之间的普通土地纠纷，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块因黄河改道形成的田地，像这种事情，即使官司打到县衙门也是很难解决的。但是，由于一方加入了教会，另一方加入了大刀会，这件事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由于考虑到刘家可能会借用教会的势力把持诉讼，庞三杰便决定用实力来抗争，于是他随后便前往山东单县找刘士瑞请求增援。由此，庞三杰从山东带回了六十名大刀会的成员，将刘堤头教堂给大卸八块，焚拆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当地的传教士认为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和土地之争，他们并不打算介入其中，而是便按事前的计划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而当地知县得知此事后，也只是劝谕庞三杰安静下来，不要生事。
但是，庞三杰等人却并没有歇手的打算，他们随后又袭击了传教士在砀山县的主要驻地侯家庄（当时已无外国人），并将这里围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庞三杰等人不断到周围的村庄里对教民进行恐吓和劫掠，并声称如果山东的人马过来的话，这里会有更多的麻烦。庞三杰等人的活动使得当地的一些社会渣滓也参与了进来，当地的富户也只好向庞三杰等人奉献了食物、衣服、牲畜等。由此看来，庞三杰似乎是要想彻底清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
6月15日至24日，庞三杰等人对教会和教民的劫掠行为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在回到山东的路上，庞三杰又劫掠了单县的教民财产，并烧毁了天主教薛孔楼洋学。在这过程中，庞三杰的人马增加到上千人，在从砀山县到单县和丰县的路上，他们烧毁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随后又返回侯家庄并将那里的建筑付之一炬。（11）
这时，江苏的官员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随后调集了一只相当规模的军队前来镇压。庞三杰也显然知道这点，随后他又向刘士瑞请求增援，刘士瑞便派出弟子彭桂林前去领导山东大刀会的成员。但这支上千人的队伍因为夹杂了太多原本不是大刀会的人而变得纪律失控，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庞三杰和彭桂林只能对这些人的劫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官军还是贼军，当时打起仗来后勤问题总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庞三杰、彭桂林等人率大刀会围攻单县和砀山县交界的马良集，并于次日攻入后对集内的盐店、酒店、京货铺、杂货铺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进行了一番抢掠。这些人的举动激起了地方团练的愤怒，当时马良集的寨主便率领上千人与之对阵，并协助赶来的官兵一起进攻，最终大刀会失利，在死伤了八九十人后，首领彭桂林和智效忠分别被擒被杀，庞三杰侥幸逃命，余众则一哄而散。
庞三杰引发的事件被武力平息后，迫于德国和法国公使要求严惩凶手的压力，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为根除隐患，李秉衡分别向当时已经升任为山东按察使的毓贤及新任兖沂道锡良发布指令，要求将刘士端和曹得礼二人予以处决。李秉衡此举，似乎是有意要撇清与大刀会的关系，以免“包庇纵容例禁会匪”之嫌，而这两位新任的官员，看来也要对上司有所表示。
令人称奇的是，整个抓捕过程非常的简单而顺利。7月7日，曹县知县派民团首领曾广寰前去邀请大刀会首领刘士瑞赴会。曾广寰和刘士瑞是朋友，他们曾经在剿匪中长期合作过。也许是刘士瑞觉得自己并没有直接卷入六月份的事件，或者是他认为官府邀请赴会只是为了解散大刀会的事宜，总而言之，刘士瑞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便跟着曾广寰去了，结果很快遭到逮捕并经毓贤审问后斩首。在这个过程中，刘士瑞看来是如此的天真，不过这也反映了他们与当地团练及官府的信任合作关系，不然无法解释他何以会轻易赴会。大刀会的另一个首领，刘士瑞的大弟子曹得礼也被单县县令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诱捕，锡良则主持了整个审判和处决过程。
突然之间，大刀会便丧失了他们的两个主要首领，这使得当地的事态很快便归于平静。尽管在一个多月后，金乡县（临近单县）的大刀会众曾聚集五千人说要“报仇”，并计划进攻单县和曹县后进军北京，但这次同样因为后勤保障不足而计划搁浅，加上连日来突降大雨，这些人随后便解散各自回家了。
总而言之，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瑞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几乎销声匿迹，会众们停止了公开聚集演练其仪式和武术的活动，直到1900年北京朝廷公开容忍反洋教活动时，大刀会才在菏泽、郓城一带复活，但是，在大刀会发源的曹县及单县，这里却一直是风平浪静，正如刘士瑞之子所说的：“刘士瑞被杀后，大刀会便没有什么活动了”。（12）
至于那个在六月份的事件中逃命的庞三杰，他的结局更是戏剧化。很显然，他应该对这次的事件负主要责任，官方也随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搜捕。但是，官方力量在地方士绅的缓冲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当地官府将庞三杰的哥哥送进监狱，并且将他的大部分土地充公；随后，官方又组织了当地的士绅去参观那块有争议土地的毁弃，以表示庞三杰势力的消除。
尽管如此，官府并没有抓到庞三杰，虽然当地很多人包括县令在内，其实都知道庞三杰并没有逃逸，他在族人和朋友的庇护下一直隐身当地。最后，在多种压力之下，附近十八个村的庞姓长辈经过商议后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对策，他们向当地的法国神父多尔提交了一份印有四千多人名字的庞氏宗族族谱---他们要求全部加入天主教。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礼拜日里，多尔神父刚打开教堂的大门，庞氏家族的三四百人便涌进了教堂（其中还包括庞三杰的父母在内）。庞家的长者像对待当地官员一样，向教会提出几点要求以作为皈依的条件，其中就包括饶了庞三杰的命、放了庞三杰的哥哥并让他的家庭平安度日，他们答应将庞家的部分宗祠改做教堂或者洋学之用。
多尔神父显然被这事给吓坏了，他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这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格恩神父。格恩神父随后便去找道台，并称这样做比官府“砍掉有影响的头”的方法要好得多。（13）因为有抓捕并处死庞三杰的上谕严令，道台并不方便公开赞成这个建议，但他答应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并暗示庞三杰最好在一段时间不要露面，以便让这个事就慢慢过去。不管是息事宁人也好，姑息养奸也罢，这也是中国古代处理事变的一种传统方法，只要地方上风平浪静，地方官自然也乐得逍遥。
于是这次的事件便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庞三杰在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并逐步恢复了他的社会地位。令人称奇的是，庞三杰随后开始频繁的参与教会活动，在1897年秋天因“巨野教案”爆发而导致地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庞三杰还曾亲自前去保护耶稣会的江南主教通过这个教区。更有意思的是，庞三杰后来并没有参与义和拳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接触到山东的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活动，1936年国民政府还曾为他立碑。（14）
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教会并没有绝对的仇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纠葛，而教会干涉词讼并借以发展教民也是不争的普遍事实。至少从徐州教区来看，在庞氏家族皈依教会后，这个教区的教民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急剧的发展，1896年徐州教区入会人数只有3550人，1897年则达到10000人，而1898年是17000人，1899年甚至达到了26000人。（15）
在“解散胁从，惩治首要”的政策下，大刀会被一种“和平”的方式镇压了下去，但其种子并没有被彻底拔除，它的组织及成员与当地士绅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总体来说，这种组织形式对官府相对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地方士绅对事态进行控制，这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乡村政治形态所决定的。但在鲁西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士绅力量很薄弱，一旦起事，就会变得极为的复杂而难以掌控，这是后话。
至于在六月份事件中受损的教会和教民，他们也得到了官府的赔偿。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当地官府经查验后与德国主教安治泰达成协议，由当地官府赔偿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伤亡，就这点而言，大刀会显然是有意回避这种事件的发生，他们的用意似乎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而不是去故意伤害传教士和教民，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教会在这次的事件中似乎因祸得福，他们因成功的影响了当地官府而获得了胜利者的名声，这从皈依教民的人数增长可以看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他们在打破地方权力平衡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危害。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在上一节的内容中曾提到过黄河改道的事情，这件事对晚清后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影响甚大，这里有必要做一说明。
李白曾有古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诗固然可以豪情万丈，但黄河对于下游沿岸的百姓来说，却是百味杂陈，非一言所能尽。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后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最终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其水面落差达到4480米。
众所周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黄河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入海；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的说法，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由此造就了著名的禹贡河（今已不存）。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大都流经现行河道的以北地区，通过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水利专家靳辅大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譬如道光前期，天下无事，物力丰厚，拨给河工的银子往往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的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而明代(1368—1644年)则是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自清以降，黄河的治理情况是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泥沙淤积、日长月累的缘故，当然也不乏河工贪腐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难频频，河患屡作。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841年到1851年出现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当时黄河的流经路线大体上是这样的：黄河水流经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随后进入山东的曹县、单县，再折入安徽的砀山、萧县，随即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进入黄海。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争论，清代后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提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再次详细阐述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16）。从理论上来说，黄河“北流顺下”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清廷不可能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除非黄河自然改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一夜之间，汹涌的黄河水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当时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便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也决定了目前黄河的走向。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后，铜瓦厢以东的数百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成为黄河故道，而原本穿过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在地图上踪迹全无。
河决之后，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17）。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直隶的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但受灾最严重的却是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地区。
黄河决口在当时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在铜瓦厢决口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堵口，但实际情况比清政府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会由此改道。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做了一次实地勘查，测得决口处东西坝距离达到一百七八十丈之宽。封堵如此巨大的决口，至少需用工几万至十几万人，需要花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银子，即使在和平繁荣时期，这也是项巨大的工程。
但对清廷来说，1855年不仅是多事之秋，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就这这一年，洪秀全、杨秀清建立的太平天国不仅控制了江南的大片地区，而且北伐军还曾一度打到北京附近。虽然北伐军最终被消灭，但半壁江山沦陷导致的财政危机和政权危机，迫使清廷要在镇压太平军和治理黄河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随后的上谕中，清廷特别强调了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因而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在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
清廷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财政紧张、军情严峻外，对于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的争论也使得清廷一时难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可了黄河改道北行的事实，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人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为保全当地民众，在朝中争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这次黄河决口，导致原本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这次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的头上。
毫无疑问，在这次黄河改道中受灾最重的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18）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黄河水浩浩荡荡，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加之鲁西北多为平原，几无屏障，各个村落很快便被冲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面对如此浩劫，灾民们只能纷纷逃离家园，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但这还仅仅是灾难的开始。黄河改道与一般的水灾不同，一般的水灾往往是短时期的，而黄河改道则经过若干年的冲刷和人为的约束才能形成新的河道，这个灾难延续的时间通常会很长。事实上，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基本修整完成的这30年间，除1861年、1862年和1876年这3年没有黄灾外，其余是年年黄水泛滥。即便是1884年黄河堤防修成后，仍是“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黄河改道后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滩和洼地，对蝗虫的繁殖和生长十分有利，由此造成的蝗灾也极为严重。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蝗灾重发区，这更是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苦难。不仅如此，黄河改道还对当地的水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据统计，晚清山东黄河行水共57年（1855年至1912年），有38年发生溢决，占行水年的67％，其中1883年、1884年、1885年和1886年分别决溢达到52次、40次、23次、19次。（19）
黄河改道对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其引发的灾荒更是时间长久、范围广阔，鲁西北地区的赤贫化与其不无关系。据《再续行水金鉴》卷上记载，当时沿黄海两岸的山东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20）。这些灾民为了生存，只能离开家园去逃荒，或者干脆沦为“盗贼”，咸同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改道而引发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清廷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忧虑。当年陈胜吴广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聚众修建大型工程，在当时各地民众反清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清廷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造反，将酿成弥天大祸。而朝廷中的“改道派”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特意夸大了黄水南流的危害，譬如翁同龢就提出：“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
黄河改道前给淮北地区造成了巨大危害并成为引发捻军起事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事实，但翁同龢可能有意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如果黄河改道北流，鲁西北一带的民众何尝不是“好勇斗狠”，梁山一带本就有出好汉的传统嘛。更要命的是，黄河改道之前，黄河本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鲁西南地区大都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由此长驱直入，山东由此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加上捻军的活动，由此也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如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清廷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而地方上为了赈灾和镇压义军，又需横征暴敛以筹集经费，当地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由此，河难、民变、苛政、兵患，四者叠加，苦难效应层层放大，终于将黄河两岸的人民卷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连载重发，清爽版）
＝＝》极端评价中如何寻找真相？局势失控后如何挽救危局？＝＝》庚子年的混乱又何以成为清末新政的起点？＝＝》1900年的大事件，今天仍旧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空间。
（本帖为重发，因为之前那贴混杂了太多无关宏旨的讨论，以至于影响到主帖的阅读，因此集中再发一次）
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1896年春，某传教士在山东曹县、单县一带传教的时候，他在到路上看到很多人扛着红缨枪，成群结队的，人数众多，不知何为。该传教士向别人打听后，才得知这是一个名叫“大刀会”的组织，他们正前往单县等地唱戏聚友。据该传教士的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颇为古怪，说是“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因为这些成员自称“刀枪不入”的缘故，该组织又被人称为金钟罩、铁布衫或者无影鞭之类。（1）
这名传教士看到的情形确有其事。在1895年至1896年间，大刀会在曹县烧饼刘庄、单县曹楼和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三处召集会员，目的是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并向外界宣示力量。这位传教士看到的，是1896年三月初三在火神庙为大刀会祖师诞辰而举行的集会。这次大刀会大概来了五六千人，并在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据称，当时庙的四周都布满了红旗，大刀、红缨枪和铳之类的武器排成一列，并且不断有背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会员们威风凛凛的从附近地区阔步赶来。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瑞前来的时候，他骑着大红马，扬着大黄旗，气势非凡，前去迎接他的人也特别的多。
当地的民众对大刀会的活动并无恶感，在他们看来，大刀会是一个协助官府捉拿盗匪的民间武装团体，而且这次的力量展示活动也很有效，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附近的盗贼销声匿迹，菏泽、城武、曹县、单县一带“直无一贼”。（2）
读者或许会问，这个刘士瑞又是何许人也？
刘士瑞，山东曹县烧饼刘庄人（今属单县），当年四十四岁，已结婚生子，家里有田数十亩，在当地应该算是个富农，他也是这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刘姓村子的族长。刘士瑞年轻的时候读过书，曾有志于科举但运气不佳，连秀才也未曾得中，只在后来捐了一个监生。也不知何年何月，他跟从一名叫赵天吉的人学得金钟罩武术，由此搞起了大刀会。
对于刘士瑞的师傅，当时地方官府在报告中只说他是一个无名的游方道士，但根据近年调查的口碑材料证明，这个名叫赵天吉的人，虽然不知道是哪里人，但当时他已七十多岁，曾骑着一匹黑马来往于鲁西南及其交界地区秘密传徒。大概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赵天吉住到了刘士瑞家并将金钟罩武术传授给了他。随后，刘士瑞又将此术传给曹得礼等人，并开始在曹县、单县一带组织了大刀会。曹得礼是单县曹楼村人，他在拜刘士端为师后，首先使曹楼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大刀会，以后又帮助刘士瑞在单县各地扩大了大刀会的影响。单县大李集人彭桂林是刘士端的另一个重要徒弟，他算是个富户，其舅父是一个大地主，其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以“保卫身家”为口号开展收徒练武活动，参加的只有数十人，后来在协助官军剿除盗匪活动中立下功劳并日益壮大，随着徒子徒孙的不断加入，后来入会的成员竟发展到十几万人，光曹州府就有五万人，河南、安徽等地人数少一点，就徐州一带也有两三万人。
大刀会是以教习金钟罩武术为纽带的武术性组织，他们在活动的时候有一定的仪式。据江苏徐州道阮祖棠的报告，说大刀会“其习法时，贫者不收贽仪（学费），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艺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遍吹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三夜即能御刀，谓诵久即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仍饮刃也。愚民无知，惊为神术”。（3）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刀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入会有资格限制，有钱的要交学费兼入会费京钱六贯，贫穷的可以不收；二是行事神秘主义，他们习武往往在夜半时分，仪式也很神秘，包括诵咒焚符等；三是有固定的崇拜对象，要拜真武神、周公祖、桃花仙和铁甲仙等；四是练习的武术属于硬气功的一种，目的是能够排刀排枪，乃至刀枪不入。
大刀会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历史上，有不少反清的秘密教派争相传习金钟罩武术，如1774年发动起义的清水教和1813年发动起义的天理教等，他们当中便有不少人练习金钟罩，并声称通过吞食符箓，做功运气，就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当然，除了金钟罩之外，大刀会也会练习普通的拳棒和刀法枪术，其会员普遍携带的大多有大刀和红缨枪，这也许是“大刀会”名称的来源（正如上一章提及的长枪会）。
大刀会的兴起和当地的环境与不稳定的局势有很大关系。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曹州府（今菏泽地区）一带，因为地处数省之交界，官府管辖困难，加之这里的人脾气火爆好斗，当地习武成风，正如某传教士说的，“他们令人畏惧，因为他们具有喜好寻衅的气质和好斗倾向，争吵、喧闹和械斗是山东每天都有的事情，特别是在曹州府”。（4）和鲁西北地区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富豪士绅阶层，这可能和这里的私盐贩运及鸦片种植有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一地区的鸦片增长极为迅速，与之临近的徐州府也有近十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鸦片。（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的《单县遵札议办团练章程》中或许透露了当地治安混乱的部分原因：“单境富裕不如曹（县），然在同郡县中，终为殷实。惟富者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贫者无立锥。其富民惟务修夏室，建石坊，¬……不知义举。……有力之人，视贫族贫戚贫邻皆如路人，平日尺布斗粟，不通假贷，待佃户雇工尤刻。……为富不仁，激而生变，……（无地者）闻为贼之乐，安得不生歆羡”。（6）
孔子在《论语》中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句话用来解释当时鲁西南地区的治安问题最为恰切。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豪大户的土地“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而贫穷的农民却几无立锥之地。更有甚者，这些富人对穷人毫无怜悯之心，视同路人，为富不仁，加上当地的风气好狠斗勇，孔子说的“两乱”条件，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鲁西南地区一向就不太平。在太平军和捻军起事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枪会的组织从当地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当地官府相抗衡，而在1876年山东大旱的时候，有个名叫朱振国的人趁机宣称自己是明朝皇室之后，率领很多灾民揭竿而起。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当地下了一场透雨，许多参加起事的人一个个都散伙回家种田去了，朱振国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进入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后，鲁西南地区的匪患也是愈演愈烈。和梁山伯好汉们不一样的是，这些盗匪结股成队，使用新式快枪并大都骑马，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可谓是真正的山东“响”马。尽管清廷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剿捕，但盗匪却越治越多。1894年7月间，一股盗匪在抢劫巨野县龙堌集的时候，竟持洋枪击毙清军十几人，可见该地盗匪问题的严重性。再比如大刀会兴起的单县，当时记载称“抢窃案多或千余起，少亦数百起”，“单境遍地是贼”。
治安情况的恶化，主要责任在山东及其临界各省的地方政府，这也证明了当地官府对地方上控制能力的弱化。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加上如此恶劣的治安状况，那些毫无防备的乡民们不再相信地方官府，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由此，像大刀会这样的组织便应运而生，这和当年为协助官军剿除捻军等义军而兴起的团练及长枪会有着相通之处，历史总是变换着面目重演。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并不敢公开活动，这似乎与当年长枪会造反的历史有关，“官曹地者讳言团练”。但是，当地官府放弃地方团练组织的后果便是盗匪的日益增多，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火波及山东，前方战事吃紧，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的防营也开赴前敌。在地方上陡然失去了防营的震慑力量后，以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当地人称为“杆匪”的盗匪们更加猖狂，他们竟然成群结队的招摇过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刀会也是在1894年开始公开活动，特别在击败“岳二米”匪帮之后，大刀会更是声名赫赫，入会的成员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富农等。由于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不掠财奸虏”，“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因此“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绅士亦与来往”。（7）据后来调查的口碑资料说，就连当地的大地主也派自己的佃户雇农入会，以保护他们的庄园。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刀会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也对大刀会捕获贼匪送官一事表示了赞赏，“嘉其勇于捕盗，重犒鼓励，会中人均感之，乐于助官捕盗”。当时会中人还传说首领刘士瑞因此获得“三品顶戴”，这也反映了当时大刀会得到了当地官府认可的合法存在，正处于一个“官民合作”的阶段。
但是，大刀会毕竟是一个由富农为领袖、以村落为联结纽带的民间武装团体，它和当地官府并无隶属关系，也不受官方的掌控。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合作后，大刀会开始出现部分取代地方官府职能的倾向。据记载，大刀会在抓到盗贼后，“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8）从这段可以看出，大刀会到后来“获贼即杀，不复送官”，这已经是在执行官方的执法权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如此举动的原因是官府未能将那些盗匪全部杀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刀会对清朝律法的藐视。
在大刀会的兴起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大刀会的招牌“金钟罩”及其“刀枪不入”观念。从当时入会踊跃的情况来看，似乎这种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并没有受到挑战，而这也解释了“刀枪不入”这种观念对后来义和拳兴起的重大意义；二是当地官府对本地的控制能力正在弱化，以至于他们需要民间的武装团体来协助捕盗；三是大刀会这种组织并不受官方掌控。一旦当地盗匪减少，大刀会在失去了公开活动的前提后，必然会引发其他事端，而首先与之引发冲突的是教会的势力，这将在下一节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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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目录
失控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四、大灾荒过后的游民社会
第二章、“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一、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二、德国的正中下怀与清廷的忍气吞声
三、教会为何令人厌恶
第三章、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一、冠县十八村
二、玉皇庙之争
三、阎书勤与赵三多
四、梅花拳到义和拳的转变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第四章、从神拳到义和拳
一、降神附体
二、小朱子搞起了神拳
三、平原事件与森罗殿冲突
四、毓贤去职与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
失控中卷：义和拳与清廷及洋人的非对称冲突
第五章、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第六章、义和拳向直隶京津进发
一、直隶义和拳的发展
二、“涞水事件”与义和拳占领涿州
三、义和拳进入京津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第七章、失控的洋人与迫在眉睫的战争
一、使馆卫队入京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第八章、八国联军逼入京津
一、强夺大沽口炮台
二、天津之战
三、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失控下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与屈辱的和约
第九章、慈禧太后西逃后的全面失控
一、慈禧太后挟光绪西逃
二、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三、俄国借拳乱入侵东三省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自立军
第十章、《辛丑条约》及庚子赔款
一、艰难谈判
二、惩办祸首
三、庚子赔款
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
余论：义和拳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注释
参考书目
义和拳事件大事记
后记
作者简介
金满楼，专注于晚清民国史的通俗写作，2007年后陆续出版《晚清帝国回忆录》（07年）、《向康熙学习》（08年）、《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08年）、《大清野史之谜（09年）、《女人当国》（09年）等作品。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1896年2月初，时近年关，在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交界的太平集上，有个名叫郝和升的药铺商人按照年关收账的习惯，前去催促一个名叫吕登士的教民将赊欠药钱还清，吕登士想拖延还钱，结果两人发生口角，郝和升指责吕登士仗着洋教的势力赖账，而吕登士的族人吕莱（也是教民）则在一旁辱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在当时来说，“白莲教妖人”是侮辱人的话，弄不好是要被诬陷到官府去吃官司的---由此，双方的对骂升级，郝和升回敬吕莱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这话一石二鸟，既骂了基督教，又暗指吕莱曾经做过匪徒、后来为逃避罪行才入了基督教的“丑事”。不过，双方虽然情绪激动，但所幸的是这次口角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被辱骂了的吕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跑去找附近破楼角寨教堂的张连珠教师（准确的说，应该是布道事工，因为他尚没有达到教士这个级别）并声称郝和升辱骂了基督教，要求教会给他出气。张连珠本非好人，他听后便立即召集一伙基督徒，拿着家伙去太平集找郝和升算账，但到了太平集后却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第二天，附近的李海集正值赶集日，郝和升前去做买卖。张连珠得知后，便带着人马前去找郝和升的麻烦，不过郝和升提前得到了消息而躲了起来，而恰好大刀会的首领之一曹得礼这时也到了李海集，于是郝和升便跑去找曹得礼。在向曹得礼讲述了事情经过后，郝和升要求大刀会给予保护。曹得礼听后起了侠义之心，于是便满口答应了郝和升的要求，并随即召集了附近的大刀会成员，要和张连珠说说道理。
于是双方人马在一个药店碰到，正值剑拔弩张的时候，药店老板怕双方打架砸了他的店铺，于是赶紧把两个首领都请进药店，好生招待，温言劝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时，集上的人听说这里有人要打架，来围观的群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也只好偃旗息鼓，各自回家。
回到教堂后，张连珠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必须要讨个说法，于是他又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师那里求援，要求其带人前来助阵，并派人给曹得礼送信约期“理论”---其实就是准备再打一架。
曹得礼接到信后，便带着郝和升去见首领刘士瑞，刘士瑞同意曹得礼带人前去讲理。于是曹得礼便带着一大队人马去破楼角寨找张连珠，但张连珠不在那里，于是曹得礼又带着人去天宫庙。不料此时这事闹的动静很大，还没等曹得礼他们到达天宫庙，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长等人赶来劝阻，并约好日后为之调停，而这时连成武县的知县也被惊动，县太爷也亲自前来劝慰，曹得礼等人只好解散回去了。
在此之前，某德国传教士在宋清太营中听说了张连珠之事，于是便邀请另一位德国传教士去找张连珠并责怪他多事，随后两位德国传教士又请宋清太从中调停，双方互相和好，不再生事。
以上是根据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三位知县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联合报告所转述，这件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解决，但根据教会一方的记载，事情似乎还没有结束。据他们的描述，在调停当中，大刀会的人曾砸坏了他们礼拜堂的门窗和圣像，并警告他们不得引诱大刀会的弟子入教，也绝不能使太平集基督教化，否则的话就要开战。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符合中国逻辑，但三位知县对教堂被袭的事情也许是并不知情，至少他们在报告里只字未提此事。（9）
不管教堂有没有被砸，反正这个事情被搞大了，后来这里的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上书巡抚衙门，抗议大刀会拆毁教堂，诱拐教民，并要求予以惩处。不仅如此，德国公使海靖还为了此事特意跑到总理衙门去交涉。如此一来，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便在春节后发布公告禁止大刀会，随后曹州知府毓贤也颁布告示，悬赏捉拿会首头目。当然，这只是做给洋人看的表面文章，当地官府并没有人真正去抓捕大刀会的成员。
应该说，这次因讨账而引起的事情本是件极其微小的事情，却最终引发了大刀会和当地教会的一次冲突，虽然没有发生械斗伤人死人之事，但却让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教会认为他们受到大刀会的欺压，而大刀会却因此被官府禁止。在大刀会成员的眼中，教会包庇匪人（他们后来宣称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欺压良民，而他们则是乡民的保护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刀会和教会的对立，随着当地盗匪的日益减少反变得更加激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6年6月的时候，大刀会又在江苏砀山县（与山东单县接壤）与教会发生了更大的冲突。
要说起这个事情，还得从黄河改道说起。在江苏砀山县有个名叫东湍的地方，这里位于庞家林和刘堤头两个村之间，原本是曲阜孔府的鹅鸭饲养用地。这里因为靠近黄河，当时主要是一些不能耕种的湖地。在黄河改道后，黄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这里便形成了千亩良田。恰好这时因捻军等战乱，加之是黄河故道，这块地的所有权不明，因此附近的庞姓和刘姓两村的大户人家便一直为此发生争执。据后来被访的农民说，“附近谁有势力，谁就可以霸占耕种”，“农民租种，谁有势力就向谁交租”。（10）而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庞家在争斗中占据优势，当时他们的头领是一个名叫庞三杰的武生员，他箭术精良，家里有近三百亩的土地，而他当时还没有满三十岁，而且还是个光棍。
不过，这时刘氏家族加入了教会并在刘堤头修建了一个小教堂，他们以此为后盾来加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要求。1896年6月，刘堤头的地主刘荩臣派人到那块地里抢收麦子，结果冲突立刻爆发了。庞三杰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带着人前去兴师问罪，但刘荩臣很快藏进了刘堤头教堂，使得庞三杰等人无法攻击。受阻之后，庞三杰便跑到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的师傅智效忠，并在庞家林组织大刀会。
实事求是的说，这本是一件地主之间的普通土地纠纷，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块因黄河改道形成的田地，像这种事情，即使官司打到县衙门也是很难解决的。但是，由于一方加入了教会，另一方加入了大刀会，这件事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由于考虑到刘家可能会借用教会的势力把持诉讼，庞三杰便决定用实力来抗争，于是他随后便前往山东单县找刘士瑞请求增援。由此，庞三杰从山东带回了六十名大刀会的成员，将刘堤头教堂给大卸八块，焚拆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当地的传教士认为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和土地之争，他们并不打算介入其中，而是便按事前的计划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而当地知县得知此事后，也只是劝谕庞三杰安静下来，不要生事。
但是，庞三杰等人却并没有歇手的打算，他们随后又袭击了传教士在砀山县的主要驻地侯家庄（当时已无外国人），并将这里围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庞三杰等人不断到周围的村庄里对教民进行恐吓和劫掠，并声称如果山东的人马过来的话，这里会有更多的麻烦。庞三杰等人的活动使得当地的一些社会渣滓也参与了进来，当地的富户也只好向庞三杰等人奉献了食物、衣服、牲畜等。由此看来，庞三杰似乎是要想彻底清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
6月15日至24日，庞三杰等人对教会和教民的劫掠行为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在回到山东的路上，庞三杰又劫掠了单县的教民财产，并烧毁了天主教薛孔楼洋学。在这过程中，庞三杰的人马增加到上千人，在从砀山县到单县和丰县的路上，他们烧毁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随后又返回侯家庄并将那里的建筑付之一炬。（11）
这时，江苏的官员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随后调集了一只相当规模的军队前来镇压。庞三杰也显然知道这点，随后他又向刘士瑞请求增援，刘士瑞便派出弟子彭桂林前去领导山东大刀会的成员。但这支上千人的队伍因为夹杂了太多原本不是大刀会的人而变得纪律失控，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庞三杰和彭桂林只能对这些人的劫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官军还是贼军，当时打起仗来后勤问题总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庞三杰、彭桂林等人率大刀会围攻单县和砀山县交界的马良集，并于次日攻入后对集内的盐店、酒店、京货铺、杂货铺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进行了一番抢掠。这些人的举动激起了地方团练的愤怒，当时马良集的寨主便率领上千人与之对阵，并协助赶来的官兵一起进攻，最终大刀会失利，在死伤了八九十人后，首领彭桂林和智效忠分别被擒被杀，庞三杰侥幸逃命，余众则一哄而散。
庞三杰引发的事件被武力平息后，迫于德国和法国公使要求严惩凶手的压力，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为根除隐患，李秉衡分别向当时已经升任为山东按察使的毓贤及新任兖沂道锡良发布指令，要求将刘士端和曹得礼二人予以处决。李秉衡此举，似乎是有意要撇清与大刀会的关系，以免“包庇纵容例禁会匪”之嫌，而这两位新任的官员，看来也要对上司有所表示。
令人称奇的是，整个抓捕过程非常的简单而顺利。7月7日，曹县知县派民团首领曾广寰前去邀请大刀会首领刘士瑞赴会。曾广寰和刘士瑞是朋友，他们曾经在剿匪中长期合作过。也许是刘士瑞觉得自己并没有直接卷入六月份的事件，或者是他认为官府邀请赴会只是为了解散大刀会的事宜，总而言之，刘士瑞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便跟着曾广寰去了，结果很快遭到逮捕并经毓贤审问后斩首。在这个过程中，刘士瑞看来是如此的天真，不过这也反映了他们与当地团练及官府的信任合作关系，不然无法解释他何以会轻易赴会。大刀会的另一个首领，刘士瑞的大弟子曹得礼也被单县县令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诱捕，锡良则主持了整个审判和处决过程。
突然之间，大刀会便丧失了他们的两个主要首领，这使得当地的事态很快便归于平静。尽管在一个多月后，金乡县（临近单县）的大刀会众曾聚集五千人说要“报仇”，并计划进攻单县和曹县后进军北京，但这次同样因为后勤保障不足而计划搁浅，加上连日来突降大雨，这些人随后便解散各自回家了。
总而言之，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瑞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几乎销声匿迹，会众们停止了公开聚集演练其仪式和武术的活动，直到1900年北京朝廷公开容忍反洋教活动时，大刀会才在菏泽、郓城一带复活，但是，在大刀会发源的曹县及单县，这里却一直是风平浪静，正如刘士瑞之子所说的：“刘士瑞被杀后，大刀会便没有什么活动了”。（12）
至于那个在六月份的事件中逃命的庞三杰，他的结局更是戏剧化。很显然，他应该对这次的事件负主要责任，官方也随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搜捕。但是，官方力量在地方士绅的缓冲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当地官府将庞三杰的哥哥送进监狱，并且将他的大部分土地充公；随后，官方又组织了当地的士绅去参观那块有争议土地的毁弃，以表示庞三杰势力的消除。
尽管如此，官府并没有抓到庞三杰，虽然当地很多人包括县令在内，其实都知道庞三杰并没有逃逸，他在族人和朋友的庇护下一直隐身当地。最后，在多种压力之下，附近十八个村的庞姓长辈经过商议后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对策，他们向当地的法国神父多尔提交了一份印有四千多人名字的庞氏宗族族谱---他们要求全部加入天主教。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礼拜日里，多尔神父刚打开教堂的大门，庞氏家族的三四百人便涌进了教堂（其中还包括庞三杰的父母在内）。庞家的长者像对待当地官员一样，向教会提出几点要求以作为皈依的条件，其中就包括饶了庞三杰的命、放了庞三杰的哥哥并让他的家庭平安度日，他们答应将庞家的部分宗祠改做教堂或者洋学之用。
多尔神父显然被这事给吓坏了，他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这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格恩神父。格恩神父随后便去找道台，并称这样做比官府“砍掉有影响的头”的方法要好得多。（13）因为有抓捕并处死庞三杰的上谕严令，道台并不方便公开赞成这个建议，但他答应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并暗示庞三杰最好在一段时间不要露面，以便让这个事就慢慢过去。不管是息事宁人也好，姑息养奸也罢，这也是中国古代处理事变的一种传统方法，只要地方上风平浪静，地方官自然也乐得逍遥。
于是这次的事件便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庞三杰在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并逐步恢复了他的社会地位。令人称奇的是，庞三杰随后开始频繁的参与教会活动，在1897年秋天因“巨野教案”爆发而导致地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庞三杰还曾亲自前去保护耶稣会的江南主教通过这个教区。更有意思的是，庞三杰后来并没有参与义和拳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接触到山东的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活动，1936年国民政府还曾为他立碑。（14）
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教会并没有绝对的仇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纠葛，而教会干涉词讼并借以发展教民也是不争的普遍事实。至少从徐州教区来看，在庞氏家族皈依教会后，这个教区的教民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急剧的发展，1896年徐州教区入会人数只有3550人，1897年则达到10000人，而1898年是17000人，1899年甚至达到了26000人。（15）
在“解散胁从，惩治首要”的政策下，大刀会被一种“和平”的方式镇压了下去，但其种子并没有被彻底拔除，它的组织及成员与当地士绅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总体来说，这种组织形式对官府相对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地方士绅对事态进行控制，这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乡村政治形态所决定的。但在鲁西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士绅力量很薄弱，一旦起事，就会变得极为的复杂而难以掌控，这是后话。
至于在六月份事件中受损的教会和教民，他们也得到了官府的赔偿。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当地官府经查验后与德国主教安治泰达成协议，由当地官府赔偿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伤亡，就这点而言，大刀会显然是有意回避这种事件的发生，他们的用意似乎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而不是去故意伤害传教士和教民，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教会在这次的事件中似乎因祸得福，他们因成功的影响了当地官府而获得了胜利者的名声，这从皈依教民的人数增长可以看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他们在打破地方权力平衡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危害。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在上一节的内容中曾提到过黄河改道的事情，这件事对晚清后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影响甚大，这里有必要做一说明。
李白曾有古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诗固然可以豪情万丈，但黄河对于下游沿岸的百姓来说，却是百味杂陈，非一言所能尽。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后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最终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其水面落差达到4480米。
众所周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黄河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入海；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的说法，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由此造就了著名的禹贡河（今已不存）。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大都流经现行河道的以北地区，通过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水利专家靳辅大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譬如道光前期，天下无事，物力丰厚，拨给河工的银子往往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的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而明代(1368—1644年)则是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自清以降，黄河的治理情况是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泥沙淤积、日长月累的缘故，当然也不乏河工贪腐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难频频，河患屡作。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841年到1851年出现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当时黄河的流经路线大体上是这样的：黄河水流经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随后进入山东的曹县、单县，再折入安徽的砀山、萧县，随即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进入黄海。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争论，清代后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提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再次详细阐述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16）。从理论上来说，黄河“北流顺下”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清廷不可能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除非黄河自然改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一夜之间，汹涌的黄河水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当时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便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也决定了目前黄河的走向。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后，铜瓦厢以东的数百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成为黄河故道，而原本穿过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在地图上踪迹全无。
河决之后，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17）。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直隶的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但受灾最严重的却是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地区。
黄河决口在当时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在铜瓦厢决口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堵口，但实际情况比清政府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会由此改道。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做了一次实地勘查，测得决口处东西坝距离达到一百七八十丈之宽。封堵如此巨大的决口，至少需用工几万至十几万人，需要花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银子，即使在和平繁荣时期，这也是项巨大的工程。
但对清廷来说，1855年不仅是多事之秋，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就这这一年，洪秀全、杨秀清建立的太平天国不仅控制了江南的大片地区，而且北伐军还曾一度打到北京附近。虽然北伐军最终被消灭，但半壁江山沦陷导致的财政危机和政权危机，迫使清廷要在镇压太平军和治理黄河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随后的上谕中，清廷特别强调了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因而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在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
清廷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财政紧张、军情严峻外，对于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的争论也使得清廷一时难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可了黄河改道北行的事实，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人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为保全当地民众，在朝中争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这次黄河决口，导致原本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这次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的头上。
毫无疑问，在这次黄河改道中受灾最重的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18）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黄河水浩浩荡荡，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加之鲁西北多为平原，几无屏障，各个村落很快便被冲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面对如此浩劫，灾民们只能纷纷逃离家园，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但这还仅仅是灾难的开始。黄河改道与一般的水灾不同，一般的水灾往往是短时期的，而黄河改道则经过若干年的冲刷和人为的约束才能形成新的河道，这个灾难延续的时间通常会很长。事实上，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基本修整完成的这30年间，除1861年、1862年和1876年这3年没有黄灾外，其余是年年黄水泛滥。即便是1884年黄河堤防修成后，仍是“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黄河改道后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滩和洼地，对蝗虫的繁殖和生长十分有利，由此造成的蝗灾也极为严重。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蝗灾重发区，这更是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苦难。不仅如此，黄河改道还对当地的水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据统计，晚清山东黄河行水共57年（1855年至1912年），有38年发生溢决，占行水年的67％，其中1883年、1884年、1885年和1886年分别决溢达到52次、40次、23次、19次。（19）
黄河改道对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其引发的灾荒更是时间长久、范围广阔，鲁西北地区的赤贫化与其不无关系。据《再续行水金鉴》卷上记载，当时沿黄海两岸的山东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20）。这些灾民为了生存，只能离开家园去逃荒，或者干脆沦为“盗贼”，咸同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改道而引发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清廷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忧虑。当年陈胜吴广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聚众修建大型工程，在当时各地民众反清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清廷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造反，将酿成弥天大祸。而朝廷中的“改道派”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特意夸大了黄水南流的危害，譬如翁同龢就提出：“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
黄河改道前给淮北地区造成了巨大危害并成为引发捻军起事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事实，但翁同龢可能有意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如果黄河改道北流，鲁西北一带的民众何尝不是“好勇斗狠”，梁山一带本就有出好汉的传统嘛。更要命的是，黄河改道之前，黄河本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鲁西南地区大都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由此长驱直入，山东由此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加上捻军的活动，由此也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如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清廷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而地方上为了赈灾和镇压义军，又需横征暴敛以筹集经费，当地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由此，河难、民变、苛政、兵患，四者叠加，苦难效应层层放大，终于将黄河两岸的人民卷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